专家解答丨选择低碳消费会影响生活质量吗？

气候变化带来的威胁和挑战，没有一个国家和个人能够置身事外，需要社会“大合唱”。公众的低碳消费选择，将如何影响未来的碳排放和社会绿色转型？四川又该如何推动普及双碳理念和行为？四川日报记者采访了中科院成都文献情报中心党委书记、研究员曲建升，四川省环境政策研究与规划院院长罗彬，自然资源保护协会可持续城市项目主任潘支明，一起来看看专家们的解答。

一个共识

每个人的低碳消费选择将推进整个社会的绿色转型

记者：公众参与碳中和的社会“大合唱”，为什么那么重要？

潘支明：我们分两个层面来理解。首先，公众为什么需要参与碳中和？

碳中和不只是一个宏大的愿景，它和老百姓的生命财产安全直接相关。人类活动引起的气候变化，导致极端天气频发，类似郑州“7·20”特大暴雨这样的灾害已直接威胁到公众的生命财产安全。

空气污染和碳排放同根同源，减碳工作做得好，还能改善空气污染。生态环境根本好转，每个人都能切身感受到。

上月底，国务院印发《2030年前碳达峰行动方案》，提出的“碳达峰十大行动”中就有“绿色低碳全民行动”，可见公众的作用不可忽视。

另一层面，公众参与对碳中和目标的实现有何帮助？

在我国，居民能耗的增速连续多年超过工业能耗增速，居民能耗占总能耗的比重基本维持在20%以上。因此公众在减排方面也能发挥很大的作用。

罗彬：居民消费是生产端产品和服务需求的最终主体，其直接消费和间接消费都对碳排放产生着重要影响。

低碳消费本身能够直接带来碳排放量减少。此外，消费者价值观念和消费行为的变化，可以倒逼生产领域的绿色转型，从而对整个社会的绿色转型产生巨大带动力。这是一个相辅相成的关系。

曲建升：居民生活水平的提升，与能耗物耗总量直接相关。根据我们的调查，我国城镇居民的居家生活消费物品的人均年碳排放量为2.6吨，欧美发达国家大约是15吨。居民生活碳排放是维持生活的刚性需求。从发达国家碳排放演进的规律看，发展中国家也会迎来居民碳排放的快速增长期。

中国人口众多，实现全面小康后，居民的消费规模、生活质量还将大幅提升，我们需要找到将生活质量提升与碳排放量增长脱钩的关键技术和机制，这也是应对气候变化挑战的关键问题。

一个误区

低碳消费并不意味着生活质量降级与美好幸福生活也不是对立面

记者：个人践行低碳生活和生活水平提升，是否存在矛盾？

曲建升：公众一定要避免认识上的片面性。不能让减碳工作和社会的普世价值追求相对立，而是要将低碳理念春风化雨般地融入经济社会的发展和人的发展，建立全新的低碳社会运行体系。

此外，我们要避免把低碳消费理念推上道德制高点，把一些高消费行为或人群推到对立面去，这不仅对减碳工作无益，更对经济社会发展有损害。人类社会正是因为有不断追求新生活、不断接受新事物的自我调适能力而魅力无穷，有时候需要一个过程：认识走快了，需要等等技术；技术走快了，需要等等认识。

罗彬：把低碳生活和美好幸福生活放到对立面来看是相对偏激的。

在一定的阶段，居民生活水平的提升意味着碳足迹的增加，的确是正相关的关系。但是低碳并不代表着要大家“回归原始社会”。它是希望人们在日常生活中购买、使用和处置低碳产品及服务时，尽可能节约资源、保护环境并且选择降低能耗的节约型消费。

这个问题应该从两方面着手解决。从供给侧来看，要增加低碳产品的供应，通过供应侧的技术进步和产业推广，把工业系统、建筑系统、交通系统等逐渐改造成一个低碳的基础设施体系。

从消费侧来看，下一步可以通过对市场和社会政策的设计，形成社会风尚，引导高收入群体进行碳资产的披露。

潘支明：我们的生活质量整体水平会是逐步提升的状态，但浪费型的消费是应该被旗帜鲜明地反对和限制的。当然，要避免居高临下的道德批判，而应提倡引导。

我们在测度的时候经常用到的一个指标——城镇家庭平均用电。中国的普通家庭一年平均用电量为2000度左右，但是一些高耗能的家庭，一年甚至超过5000度。美国一些家庭耗能超过1万度，这是不应该学习的坏榜样。

这跟家庭里的一些高能耗设备有关，比如说空调、恒温酒柜等；也和日常用能的方式有关，人不在家，电器设备也长期开着，就造成不必要的浪费。

随着公众低碳生活理念真正树立，公众开始自觉自愿节约用能、选择低碳消费，你会发现生活质量、幸福感的提升，并不是一定都要采用高碳的生活方式。

另外，碳排放量的差异，也不能完全按照收入来划分。比如普通收入家庭也可能存在食物浪费，而食物从田间到餐桌消耗了大量的能源。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曾经做过调查，我国餐饮业人均食物浪费率达11.7%，大型聚会浪费率达38%。

应该说，实现双碳目标，需要每一个人的努力。

一个现象

公众普遍存在“认知度高、践行度低”情况低碳产品供给不够多、激励机制不完善

记者：双碳理念和行为目标向微观生活领域的普及，有哪些重点和难点？

潘支明：过去我们说，减碳工作存在“上热中温下冷”的局面，这就反映出公众意识层面上的问题。

从政府的角度，对问题的紧迫程度把握更到位；但越往下越“冷”。因为碳达峰碳中和对普通人来说是一个比较新的领域；相比环境污染问题，气候变化问题在过去并不突出，公众的感受不那么直接。
　　当然，随着双碳目标的提出，这样的局面在逐步改善。当前的重点是要把绿色低碳变成新时尚，引导公众将意识转化为实实在在的行动。

曲建升：针对认知和行动存在的鸿沟，主要还有以下几个层面的原因。

首先大家对气候变化和双碳工作的紧迫性有一定感知，但是由于对气候变化的系统认识不足，很少把气候变化应对工作，与绿色低碳消费产品的服务联系起来，也容易与自身生活的低碳化调适脱节。

第二，目前与居民生活紧密相关的低碳技术和产品仍处于起步阶段，在推广方面还存在消费理念、消费习惯或消费意愿的脱节，这需要加强技术和产品的“亲民”设计优化。

第三，目前低碳消费还受到消费水平的制约，部分低碳产品和服务还比较昂贵，这里蕴含着技术研发的需求和市场的机会。

记者：在公众践行低碳生活方面，四川有什么特点？

曲建升：四川的人口总量大，但居民人均排放量还比较低，这意味着我们为绿色低碳做了很多贡献，也意味着将来的碳排放增长空间会比较大，压力也可能会非常大。

罗彬：我们在9月完成了一项“四川省公众生态环境保护行为调查评估”，在全省21个市（州）回收了646份有效问卷。样本量不大，但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调查发现，一方面，四川公众普遍对环保工作的重要性、长期性、艰巨性有较为理性科学的认知。数据显示，有72.8%的公众愿意为保护生态环境承担一定的成本和代价；近九成公众认同关注环保信息、环保监督举报和参与环保志愿活动等环保参与行为的重要性。

但是，在不同领域的实际参与方面却存在明显差异性，特别是在绿色消费、关注环保信息以及参与环保监督、环保志愿等行为方面普遍存在“认知度高、践行度低”的情况。

另外，我们从目前的试点和公众活动来看，四川引导公众践行低碳生活是很积极的。广元市利州区芸香社区，成功入围全国首批绿色低碳典型案例。此外四川还有“碳惠天府”机制、“点点碳中和”平台等探索。

存在的问题是，公众参与低碳消费、践行低碳生活的场景较少、低碳产品的供给不够多、激励机制不完善。

一个建议

率先试点排放的科学核算标准为全国公众低碳生活打造一个范本

记者：四川想要唱好这个“大合唱”，有没有切实可行的建议？

罗彬：首先要完善基础设施，加大绿色基础设施的供应。比如交通领域的充电桩、高速铁路、地铁等设施的供应。

举个例子，数据显示，成都平原城市群的铁路公交化后，每年要减少接近2000万人次的机动车出行。就是因为有了城际铁路的供应，方便了大家，按每人次平均50公里来算，降碳效果就很好。

第二，要加快完善绿色制造、绿色供应链。关键一点是要开展碳标签的推广。就像买冰箱要看能耗，对老百姓来说，如果越来越多的产品有了碳标签，就有直观的概念和比较，可以有选择地购买低碳产品。

第三，要完善激励机制。对居民消费行为，要综合利用税收、补贴和价格政策等经济手段，引导其减少高碳消费。这类可开发的场景很多，比如个人低碳行为可转换为积分，兑换成商品。

第四，要让低碳生活成为一种新时尚，让全国人民都成为发展低碳经济的真正主体，积极支持和参与低碳经济建设。

曲建升：首先要加强低碳技术的供给。如今，我们正享受着数字技术、智慧技术、新能源技术等带来的巨大福利，在提升我们生活质量和便捷度的同时，也具有积极的减碳贡献。可以预见，更多具有低碳意义、时髦的新技术、新装备、新生活方式将加快进入我们的生活。

其次要设计一份低碳生活行为指南，清晰明了地告知公众，为什么要选择低碳生活，什么样的消费行为是低碳消费，什么样的生活方式既能满足追求美好生活的需要，还能够实现低碳目标。需要通过现实案例引导人们主动选择低碳消费。

潘支明：我认为还得多调动社群的力量。绿色低碳生活方式的引导，不是把公众视作孤立个体，而是应借助大家所在的各类社群组织，比如骑行俱乐部等社群，可以更有效地带动更大群体的认识转变，远超自上而下的单向宣教。

宣传也很重要，这就要更好地从社区层面了解大家的诉求，从基层了解起，有针对性地设计激励手段。

此外，还要解决一个底层的技术问题，绿色行为的碳核算。刚才两位提到了精细化的碳行为指南和个人碳交易，这都要以碳核算为标准。碳核算的科学性对全社会践行绿色低碳生活有很大影响，目前还缺少统一的算法标准。四川想要成为双碳排头兵，可以积极在地方层面、重点行业率先试点研究科学的核算标准，为全国的公众低碳生活排放核算打造一个范本。

来源：四川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