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北经济成这样啦？想象力不够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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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微摘：

从乔四爷发迹，到赵本山没落，30年间，东北从老大哥变成了老大难。

东北的衰退，远超想象，堪称惨烈！

1978年东北三省10大城市全国排名：

1、长春，GDP51亿，全国第5

2、哈尔滨，GDP45亿，全国第6

3，沈阳，GDP44亿，全国第7

4，GDP大连，42亿，全国第9

5，鞍山，GDP32亿，全国第14

6，吉林，全国第27位

7，大庆，全国第31位

8-10名，没查到数据，估计是齐齐哈尔、本溪、抚顺，应该也在全国前50名之内。

1978年全国前十大城市，东北包揽4个，长春强的令人发指，居然高居第5，堪称一线城市！哈尔滨比沈阳大连厉害，大连在东北四大金刚里排名最后。鞍山居然第14，吉林、大庆都是很强的二线城市！

2016年东北三省10大城市全国排名：

1、大连，GDP8150亿，全国第17

2、沈阳，GDP7644亿，全国第19

3、哈尔滨，GDP6270亿，全国第27

4、长春，GDP5860亿，全国第30

5、大庆，GDP4350亿，全国第40

6、吉林，GDP3001亿，全国第70

7、鞍山，GDP2988亿，全国第71

8、松原，GDP1800亿，全国第124

9、齐齐哈尔，GDP1325亿，全国第169

10、营口，GDP1300亿，全国第172

到2016年，东北风光不再，全面惨败，不仅没有一座城市进入全国前十，最高的大连也只排名第17，也许过几年前20都没有东北的身影了。

鞍山从第14下滑到第71，堪称最惨烈的崩盘。

吉林市也从中国二线城市，沉沦成四线城市。

东北第8大城市居然连全国前100都进不去。

从真实的数据可以看出，东北的衰退远比想象的更严重！

事情怎么会到这一地步？值得反思！

没想到，等来的是这种反思，围绕着林毅夫的吉林药方，经济学界来了一场持久大撕逼！讨论的焦点无非是大政府和小政府。

不用宏达叙事，谈件小事，通过美女颜值问题，就可看清东北的塌陷和明天。

美女颜值降落 东北经济塌陷

1、美女越多的地方经济越繁荣

东北老了。无论是街道上还是公交车上，老年人的数量往往都要多过年轻人。除非是重要的节假日，在东北一些中小城市的大街上，很少会看到年轻漂亮的女孩，甚至很少能够看到30岁上下的女子，因为她们大都去了更加繁华的都市。

 
越是经济繁荣的地方，年轻漂亮的女孩越多；越是经济萧条的地方，年轻漂亮的女孩越少。用美女多少来衡量经济繁荣程度，应该是一个简单直接的方法，似乎可以称其为美女指数或美女经济学。 
东北之老，表现在人口老龄化上。数据反应出来的问题是直观而残酷的。东北地区2015年的中位年龄为43岁，比全国的38岁高5岁，相当于全国2027年的水平。这导致东北养老负担沉重。2015年东北地区企业养老保险抚养比为1.55，远低于2.88的全国平均水平。其中辽宁为1.79，吉林为1.53，黑龙江为1.33，全国最低。最重要的原因是，大量的年轻人选择逃离东北而造成的年轻人口比例偏低。不但新毕业的东北籍大学生毕业不再回来，一些已经在东北工作的年轻人也大批离开东北。

东北地区外流人口特点，和其他人口净流出地区有一个明显的不同：四川、河南等传统人口流出大省，外流人口以农民工为主，但在东北地区的外流人口中，高学历、高技能、高素质的人才占相当高的比例。东北地区的医生、教师、企业管理者和技术人才成批地流向经济发达地区。高素质人口的流失，不仅影响到东北经济的发展活力和后劲，甚至导致东北的整体人口素质和社会文明程度发生退化，其修复难度和成本都非常巨大。 

2、东北经济衰退导致人口外流，而人口外流又加重衰退

哈尔滨、沈阳、长春、大连都曾经是让全国人向往的大城市。但这些都已经成为让东北人既骄傲又辛酸的历史。现在的东北，已经变成了一个不受年轻人待见和稀罕的地方。 东北之老，病根在观念和心态上。官本位现象在东北三省表现得极为明显。官多是造成官气难改的主要原因。有笑话说，在南方扔下一个砖头，砸到10个人，其中有9个是老板。那么在东北扔下一个砖头，砸到10个人，就会有9个是“官”。尽管这种段子不免有些夸张，但还是形象地说明了东北体制僵化的真实原因。 根据中央巡视组的通报，仅黑龙江一省，超配干部就达1万多人。如果深究，因人口外流造成干部比例过高的问题更加严重。在一些人口外流严重的地区，原来人口八、九万的县级单位，只剩下三、四万人，但因为行政级别没有改变，干部指数也没有减少。另外，东北地区国有企业的比重在全国最高，大量国企高管也被看作是官员，由于缺乏指数约束，其超配问题要甚于政府部门。这么高比例的官员都在维护自己的地位、利益和形象，并且其在资源和利益分配中拥有决定性的话语权，已经形成了一个庞大且关系复杂的利益共同体。如果没有强大的外力进行干预，仅靠自我改造机制实现改变，基本没有任何可能性。  “官文化”和“圈子文化”严重损害了社会公平性，这和年轻人追求平等的理念格格不入。“买官卖官”的现象，在不同地区都有，但在东北已经发展到买卖工作岗位。由于民营经济不发达，当地人普遍认为只有进入机关事业单位或者是国企，才算是“正式”工作，未来才有保障。因此，买卖各种工作机会就成了一种生意。一般来说，一个职位会在几万到几十万之间不等。在一些中小城市，找工作差不多完全是靠“拼爹”，所有热门职位基本上都被有权、有钱人家的孩子或亲属垄断了。 3、一切以领导为中心在东北发展到极致
工作机会的稀缺导致潜规则盛行，年轻人追求自由的天性受到极大压抑。年轻人好不容易进入的机关事业单位或是国企，在父母看来是进了保险箱，但其自身的感觉却是被关进了笼子。由于这些单位的工作机会极为难得，对于大部分人来说，离职后再找一个类似的工作机会可能性极低。所以，必然是对领导和上司言听计从，否则不但没有升职和加薪的机会，甚至会被穿小鞋，受到排挤和压制。 自由是平等的前提，用脚投票是比用手投票更基础的权利。在北上广这样的大城市，如果不喜欢一个单位可以很容易地找到另外的工作，所以没有人会对上司产生依附和畏惧，反而是领导更担心优秀员工的流失。但在东北中小城市的热门单位中，每走一个员工，可能都意味着管理者又多了一个送人情或者是卖职位发财的机会。除非是上面有更厉害的角色做靠山，很少有人敢得罪领导。因为即使你再理直气壮，也没法面对“一把赢，把把输”的结局。在这一类单位里，潜规则可能比演艺圈里还严重，只是作为普通人不会有意像明星那样公开自己的隐私，也没有受到诸多“娱记”的关注而已。 先别说经济景气不景气，赚钱的机会多不多，单单是这种社会风气和文化，就难免让人感到压抑和不爽。因此，那些有本事又不堪忍受这种环境的人，大多是远走天涯，到大城市或者是沿海发达地区去寻找自己的事业空间和机会了。留存东北中小城市的大概有三类人，第一类是职业或收入非常优越的人，比如官员或企业家；第二类是能力和勇气都不足，不敢到外面闯荡的人；第三类是拖家带口，能力勇气都有，却想走也走不开的人。 “东北病”目前受到了整个中国乃至世界的关注，热衷于给东北开药方的人士也不少。最近，有关部门就决定再给东北一大笔银子，数量有1.6万亿元之巨。虽然“东北病”的表象是经济发展乏力，似乎加大投资能够改善其症状，让东北经济能够重振雄风。但如果东北的人文环境不变，即使投入再多钱，不是便宜了既得利益群体，就是减肥了一群懒汉。 改革开放后30多年中，中国经济之所以能够取得让全世界震惊的奇迹，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解放和发展了生产力。能够让中国经济释放出巨大潜能的，就是两个字：自由。哪里有了更大自由，哪里就能创造出让人意想不到的奇迹。 
4、自由是经济发展中最重要的因素 

30多年前，深圳还只是一个小渔村，面对突然涌入的远远超出当地原住民的数十万人口，深圳政府根本没有能力管理。与缺少管理相对应的一个词，就是自由。数万、数十万的年轻人就冲着自由两个字，从四面八方投奔而来。对被单位卡住档案不放的人，深圳给重新建立档案；对因离开生源地拿不到学历证书的大学生，深圳承认其学历。自由给了那些追梦者没有极限的成长空间，华为、腾讯们在这里成长为世界级的企业；任正非、马化腾们在这里成长为世界级的企业家。

有着浓重“官本位”色彩和计划经济色彩的东北，最缺乏的就是市场经济的自由基因。而年轻人最崇尚和喜欢的也是自由。金钱既买不来自由，也创造不了自由。创造自由的办法是减少管制，减少管制的前提是大规模削减机构和官员，不过这也是最困难的问题。在反腐败和改造庞大且惯性强大的官僚机构之间，后者的任务显然更加艰巨。

 年轻人是未来的希望，哪里年轻人多，哪里就充满着生机和活力，哪里被年轻人所遗弃，哪里也将被历史所遗弃。对于年轻人，特别是对于创新创业人才，自由和机会是最宝贵的资源，也是有吸引力的诱惑。什么时候东北城市中飞舞的红裙子多起来，什么时候东北经济的活力就会迸发出来。

东北经济的发展方向在哪里？文：王会成，来源：微投行

任何一个真正做过北方市场调研的人都会给出这个结果：

那就是北方经济的改革完全取决于国企能否改革，而国企改革短期来看几乎是道无解题。

唯一能维持现状的方案只有一个，那就是持续的政府投资，中央为东北输血（这也是目前社会上言论最激烈的地方）……  

单就这种输血式的解决方案～目前看，政治上没想法、经济上没必要、增加的包袱对这个民族的发展非常不利…… 

其实在我个人看来，任何对北方经济的抨击其实没任何意义，至于贪腐的问题，更是这个区域发展的阶段性产物，一些只有哲学能解释的问题实际上根本没有可操作性，所以我只谈解决方案……

建国以来北方就是重工业、国企的重点发展区域，也是社会初级发展阶段最直接的受益者，直至第一次全员下岗，才缓慢拉开北方国企改革的序幕。当时的情况可以用吃人来形容（没经历过的绕行吧），所以不可能再有一次大规模的下岗情况发生，这也就是慢慢发展成北方国企根本没法改革的一个问题，因为在中国，稳定压倒一切……

延续如今，就形成了这些文字～既得利益、积重难返、思维退化、贪腐……

变革，需要本质上的改变，如果强施压力会加剧内部的抵抗，还可能会触及人性禁区，这谁也不想看到。治大国如烹小鲜也就是这个道理…… 

既然都清楚这个现状，那怎么解决呢？

一个是慢慢的用时间去消亡这些问题（拖字决……），其实～就是等北方70-80这两代人都挂掉，区域经济会有好转。条件是，人口减少、社会财富增加、让人才外流。到时北方完全可以作为后方梯队进行社会化经营，再通过把农民从农村推向城市 （这个很简单），政府可以用很低的成本回收土地，同时解决了城镇化问题。

到这儿之后，后面北方经济如何走向就不重要了，是做后方还是生态经济就看之后的社会定位了。好处是政府负担轻了、整体的社会稳定性也提高了，这句就是谁都愿意得到、又非常想看到的结果……

另一个方法是需要把现在北方人的思维转变过来，让其接受新兴的市场化（这个更不可能）。 十年树木百年树人…… 时间！

既然在东北本土很难改变的问题，那就采取疏导的方式（上古治水就这么干的），用温和的、持续的方式让东北人才外流，开辟一个全新的、完全可以容纳北方创新经济的区域（例如熊安）。  

这么做可以将创新一代的力量转至政府想要的区域，即能控制北方人才的流向，又能把北方多年的财富积累找个相对安全又利于国家发展的区域妥善安置。

个人更看重同时用以下两种～符合实际情况的方式来解决东北问题。

一个是用“拖”来处理北方经济问题，灵活运用各种情怀、回家、文字振兴来做宣传性发展，稳定人性。

同时用小东北，重农业，降纬度，转熊安，空置化…… 

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来源：历史探索与发现

1952年3月下旬，上海市举行了规模空前的“五反”动员大会，会场设在天蟾舞台，广播电台转播了大会实况，各商店、临街的住户把收音机置于窗口收听。陈毅市长作动员报告时，会场内肃静无声，会场外连马路上的行人都驻足倾听。上海的资本家都感觉到一股寒气由四面八方袭来，都感受到新政权强大的震慑力。

“五反”并不是一场单纯的经济运动，而是新政权对资产阶级展开的一场殊死的政治斗争。我家一位邻居的亲戚是上海某大纱厂“五反”工作队的队长，他多次向我们讲述了上海“五反”运动中许多鲜为人知的残酷景象。

上海市政府抽调国家干部和工人、职员中积极分子，组成一千多个“五反”工作队，经短期培训后，进驻私营工厂、商店。工作队进驻后，进行调查情况，搜集材料，对私营工商业户分类排队，确定重点。

运动一开始，工作队发动工人、职员，对资本家进行揭发，控诉不法资本家的罪行。上海沪江纱厂的老工人秦妈妈，这样控诉总经理徐义德：“我们工人劳动一个月，只拿那么一点点工佃（钱），住的是草棚棚，穿的是破布衣，饥一顿饱一顿。可是徐义德这个资本家呢？住的是花园洋房，吃的是山珍海味，自己不劳动，还整天动脑筋剥削我们。资本家和工人，到底啥人养活啥人！”在工作队的启发下，几乎所有的工人都认为，资产阶级是一帮专吸工人血汗的剥削者、寄生虫。

经排查，上海有各类工商企业十六万户，列入“五反”运动的资方对象多达六十余万人，列为犯有“五毒”行为而被整治的工商户比例高达八成五以上。

“五反”运动期间宣布了“十大纪律”：私营工商企业的资方必须彻底坦白交代其“五毒”罪行，不得借故停工、停业、停薪、停伙，不得威胁工人、店员，不得借故抽逃资金、隐藏物资、烧毁账簿，搞攻守同盟。

工作队与职工代表一起，通过清查财务账目，查缴“五毒”证据；又成立了检举联络站，发动员工检举揭发资本家的罪行；在声势浩大的群众攻势下，大多数资本家不得不坦白交待了自己的“五毒”行为。同时，工作队也召集同行的资本家一起开会，让资本家互助互评、互相检举揭发。

对于有问题的人，还要采取隔离审查。有一位金城银行沪行经理，在金城大楼七楼穿着单薄的衣衫裤，在初春的严寒日子里，被审问和拷打了五天五夜，也在地上跪了五天五夜，精神上和肉体上受到了极大的折磨。

运动进入到高潮，政府逮捕和法办了一批拒不坦白交代的资本家；当工作队采用抄家、吊打、连续审问等过激行动后，一些资本家吓破了胆，在工作队员面前全身发抖。很多人实在受不了凶残的斗争，在运动中走上绝路。

这一年的三、四月，上海出现了资本家喝硫酸、饮毒药、跳楼、投江、上吊等自杀高潮，也出现了资本家中风、发神经病的高潮。这是因为除了“五反”以外，还要催逼交纳一九五一年度所得税，跑马厅七层楼公寓，有一对夫妇同时跳楼自杀，就是为着交不清欠税。所谓“反偷税漏税”是从光绪年间上海开埠算起，资本家倾家荡产也交不起“税”。

在那恐怖的几个月里，老百姓天天都在传说着上海资本家自杀身亡的消息。

南京路上的冠生园食品店，原是上海几十年的老店，老板冼冠生是爱国资本家，他因受不了“五反”运动的折磨，就从该店楼上跳下，毙命在南京路上。还有一位绸缎庄老板，自知难逃法网，就在上海国际饭店享用了最后一餐，从二十四层的屋顶花园上跳了下来，以图一死了之。

但是，当他跳下来时，不偏不倚，正好跌落到一辆在等客的三轮车的软垫上，这位从天而降的胖子，其冲击力把三轮车夫弹了起来，撞上国际饭店大理石墙面，立时脑袋开花，一命呜呼；而这位要自杀的老板却并没有死掉。据说当时上海高楼两侧无人敢行走，怕突然被上面跳下来的人压死。

面对如此情景，上海市长陈毅有一次在广播里不解地说：“我搞不懂，为什么许多资产阶级，愿意跳楼自杀而不肯坦白？！”当时，陈毅经常询问：“今天又有多少空降兵？”指今天又有多少资本家跳楼自杀。

短短几个月，被逼自杀的上海资本家竟然多达好几千人，几个火葬场来不及烧化自杀者的尸体，整个上海滩一片恐慌。为防止自杀蔓延，政府采取了紧急措施：马路两侧的高楼顶上均派人站岗；在公园及僻静处，均派兵巡逻；黄浦江岸口偏僻之处，均有解放军防守，黄昏之后即不准行人走近江边。

仅仅用了不到四个月的时间，上海的“五反”运动就取得了全胜。十一月，人民政府在私营企业中分批建立了工人监督，并且开展了民主改革、生产改革和工时改革。

“五反”运动中，全上海的资本家甚至包括一些小店主，几乎是人人过关，个个挨整。“五反”运动后，所有的资产阶级都被整得“灰溜溜、臭哄哄”，“有钱人”、“私有财产”、“资本主义”，已成了罪恶的代名词，变得遭人唾弃。

资本家不得不由反抗、惧怕转变为服从、认命，不得不由抵触、抵制转变为接受改造，资本家的地位也变为低人一等，由此开始了其漫长而苦难的岁月，他们凄凉地说：“国家前途光芒万丈，个人前途暗淡无光”。中国民族资本主义从此一蹶不振，走向了衰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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