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开启警戒！武汉新型冠状病毒泰国日本共确认三例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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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1月19日）凌晨0点43分，武汉卫健委官网发布公告，1月17日，新增17例确诊病例。之前一天（1月16日），新增4例。

武汉新型冠状病毒（1月12日，世界卫生组织将其命名为“2019新型冠状病毒”，简称2019-nCoV）感染的肺炎疫情还在延续，新认定的确诊病例突然增加了。

截至1月17日24时，武汉累计报告2019-nCoV肺炎病例62例，已治愈出院19例，在治重症8例，死亡2例。

武汉之外，泰国和日本一共出现三例确认来自武汉的2019-nCoV肺炎病例，泰国的两例患者之间发病并无相关性。

另外，中国香港特区、越南、新加坡等地也出现了疑似病例，但均未确认和2019-nCoV有关。香港疑似病例最多，截至1月18日中午12点，共90例，其中76例已出院，未出院的均为1月14日后才报告的病例。

海外病例的新增，给内地即将踏上旅途的人们带来了疑惑，内地除武汉以外的城市都没有收到疑似病例的报告，这真实吗？

曾从事SARS研究的北京大学免疫学系副主任王月丹接受媒体采访时说，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很可能是中国其他地区没有对该病毒进行检测。

截至目前，已经有两名确诊感染的患者死亡。

较早死亡的患者61岁，因呼吸衰竭、重症肺炎入院，同时患有腹部肿瘤及慢性肝病。2020年1月9日晚心跳停止。

后一名死亡患者69岁，于1月4日转入武汉市金银潭医院救治，入院时患有严重心肌炎；肾功能异常；多脏器功能受损严重；胸部CT提示肺纤维病灶及胸水、胸膜增厚，考虑有肺结核、胸膜结核疾病，于1月15日凌晨因抢救无效死亡。

尽管如此，毕竟不能排除有限人传人的可能，在没有官方信息的情况下，诸如“1月18日一家香港媒体报道称深圳和上海已经发现了疑似病例，消息尚未得到证实”，“急诊科医生穿上SARS期间的防疫防护服接诊”等等信息，还是有可能让春运中的旅客感到忐忑。

根据国新办的预测， 2020年春运期间，中国旅客发送量将达到约30亿人次。

△ 日本确诊病例的通告，图片来源：日本厚生劳动省官网截图

泰国日本共确认三例患者

美国开启最初级警戒

1月19日凌晨，武汉市卫健委官网连发两条公告。

公告称，在规范预检分诊和发热门诊工作的基础上，采用优化后的检测试剂盒，对全市发热门诊隔离治疗的不明原因肺炎病例进行采样监测，共检测出新型冠状病毒核酸阳性17例，患者发病日期在2020年1月13日前，其中重症病例3例。

而1月18日也是凌晨发布两条公告，1月16日新增4例，病情稳定，无危重症。这些患者的发病时间集中在1月5日至8日，均在华南海鲜市场休市以后。

此前，香港大学“新发传染性疾病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管轶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冠状病毒最长潜伏期是15天，内地自1月3日以来再没出现过新增病例。如果接下来几天不再出现新感染病例，可以判断此次疫情已经得到控制。

话音刚落，事与愿违。

18日的公告提到，泰国和日本各出现一例来自武汉的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病例，其中日本患者为一名居住在神奈川的30多岁男子，此前曾到过武汉，目前已经康复出院。泰国病例为一名61岁的武汉籍中国游客，女性，目前正在当地医院治疗当中，病情控制稳定，预计近日即可出院。

根据泰国公共卫生部官网1月17日的消息，泰国已经出现了第二例武汉肺炎病例，患者为一名74岁的中国女性，该乘客于1月13日从武汉飞赴曼谷，同样是在机场被检测出疑似症状后确诊感染新型冠状病毒。目前，该患者也在泰国当地接受治疗，病情稳定。

世界卫生组织西太平洋分部近日表示，对于中国以外地区确诊武汉肺炎病例并不感到意外，未来不排除会进一步扩大影响，并告诫各国做好疾病防控准备。但基于目前情况，世卫组织仍然不建议限制地区贸易与旅行。

周五（1月16日），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宣布，纽约、旧金山和洛杉矶的机场将开始对来自武汉的乘客进行筛查，但警戒级别仍停留在1级，即采取通常的预防措施（按轻重程度共分3级，其中2级为警戒，采取加强预防措施；3级为警告，避免不必要出行）。

世卫组织传染病建模合作中心17日发表了一篇报告，通过海外通报的感染者数量，结合疾病模型分析，推算出截至1月12日武汉市感染者的数量在427人到4471人之间，精确数字为1723人，远远高于目前的确诊人数。

世卫组织发言人则表示，推算数据不代表官方立场，但他们仍然欢迎此类分析，因为模型分析有助于他们为部分国家或地区提供更有针对性的防控建议和工具。

根据世卫的数据，截止到03年7月，中国大陆共有非典病例 5327，死亡 348。

北京人民医院有九十三名医护人员感染非典，急诊科六十二人中二十四人感染，两位医生殉职。

5月27日，急诊科的护士王晶与非典抗争40多天后，永远合上了双眼，年仅32岁。陪她离开的除了一束束鲜花，还有一套她生前最喜爱的护士服。

前央视著名主持人柴静曾经在自己的书里提到过SARS的经历。

2003年，柴静知道制作人张洁在做非典的选题会，她毫不犹豫地说：“我想做”。

我已经憋了很长时间。之前几个月，“非典型肺炎”已被频繁讨论。

到了四月，我家楼下卖煎饼的胖大姐都沉不住气，车把上挂着一塑料袋板蓝根，见了我从自行车上一脚踩住，问：“你不是在电视台工作吗，这事到底怎么着啊?”

我哑口无言。将来我要有个孩子，他问我：“妈，非典的时候你干嘛呢？”我说：“你妈看电视呢。”这话实在说不出口。

她决定直奔医院现场。

录音笔，不能带；摄像机，不能带，因为这些机器通通不能消毒，柴静只身走进病房。

那几个月前线采访的队伍都不能回家，只能找家酒店住下来。白天往医院和病房里冲，晚上回到酒店，大家都默不作声。

“像是《卡桑德拉大桥》里头的感觉，火车正往危险的地方开，车里的人耳边咣咣响——外面有人正把窗户钉死。”

那群在第一线经历、触摸甚至近距离嗅到死亡气息的人，冲在死神前面的医护人员，踏进前线的新闻工作者，都经历过最无言的沉痛。

当看到医院里一片狼藉后，柴静问，你们都靠什么防护？

他们指了指胸前，“我们靠精神防护”。

十余年后，我们不仅需要精神防护，也需要拿起真正的防御武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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