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社专访上外学者汤蓓：勿让全球防疫出现“双输”
“这次疫情再度证明，地球虽看似被主权国家分割成一块块的领土，但在全球公共问题面前不分国界。”
这句话，上海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副研究员汤蓓计划待疫情结束、恢复教学时，用在向本科生开授的课程“全球治理”上做开场白。
汤蓓是一名长期研究全球卫生治理的学者。6日接受中新社记者电话专访时，她将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置于全球公共卫生的坐标系里进行解读。
不理性防疫将造成“双输”
PHEIC是“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英文缩写。1月30日，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塞将中国的疫情宣布为PHEIC。
据汤蓓观察，尽管世卫组织声明此举并非对中国投下“不信任票”，但从近一周时间来看，已对中国产生正反两方面影响。积极影响是中国防疫工作得到国际社会的充分肯定，不少国家和国际组织对华提供援助。然而，陆续有国家和地区背离世卫组织的建议，采取旅行或贸易限制措施，甚至借疫情对中国、华侨华人以及亚裔群体进行毫无理由的攻击，造成负面影响。
截至5日统计，有21个国家政府和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向中方捐助了疫情防控物资。有人伸出援手，也有人落井下石。个别西方媒体或政客使用“东亚病夫”“中国病毒”“黄色警报”等歧视性语言，令人不齿。
对于上述“消极声音”，汤蓓表示，自2007年《国际卫生条例》生效以来，在这次疫情以前有5起PHEIC，一些国家采取旅行或贸易措施也是普遍现象。究其原因，或是因为部分国家“病急乱投医”——国内没有能力应对疫情，以为“封门”就可以把病毒挡在外面；或是政府部门出于“做点什么，给国民有所交待”的目的。
基于以往经验可知，采取限制国际人员流动措施的防疫效果极其有限，也无益于防疫全局。第一，这将打击相关国家经济，影响底层人民的生计；第二，于采取措施的国家而言，将让民众产生“虚假的安全感”；第三，将影响国际援助的到位。
更重要的是，这些措施为发生疫情的国家造成额外的经济打击，可能引起一些国家的担忧：如果公布疫情，是否也会遭遇同样的待遇？显然，这对于保证全球公共卫生信息的透明是很有害的。
中国以身作则没有“独善”
“中方行动速度之快、规模之大，世所罕见。”这句话，是谭德塞在疫情暴发以后来到北京、面对中国最高领导人所说的。令汤蓓印象深刻的是，2009年H1N1甲型流感疫情结束时，时任世卫组织总干事陈冯富珍评论称“人类侥幸过关”。
汤蓓继续以H1N1甲型流感疫情与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做对比。前者被宣布为PHEIC时，疫情已扩散至75个国家，全球范围内确诊病例近两万。而据世卫组织统计，截至北京时间6日14时，除中国外，全球共24个国家和地区确诊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病例216例。
中国战“疫”负重前行的同时也在对那些防疫能力更为薄弱的国家施以援手。
汤蓓认为，当前也是展示中国负责任大国形象的一个重要窗口。以向他国捐赠为例，短期来看固然会加剧物资紧张，但从长远来看，这有利于在更大范围内消灭疫情。因为病毒不需要签证，即便在国内打赢了疫情防控阻击战，倘若周边国家疫情暴发，中国也难以“独善其身”，将面临更复杂的防控局面。
事实上，世卫组织5日宣布启动全球应对计划协助“最脆弱”国家抗击疫情。谭德塞也公开指出一些发达国家在共享疫情数据方面“远远落后”。
此“疫”留给全球哪些反思
汤蓓表示，当前各国的首要任务是达到世卫组织在宣布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构成PHEIC时提出的建议，包括加快研发疫苗、遏制谣言和错误信息传播、制定应对预案等。“比如那些疫情输入性风险较高的国家是否已形成社会动员、有没有进行应急演练，为可能到来的疫情做好准备。”她说。
各方在抗击疫情的同时也在进行反思。对于公共卫生治理，汤蓓强调有三点。
其一，人才培养。不仅要有公共卫生治理设施，也要储备方方面面的人才。她援引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全球公共卫生高级研究员黄严忠的话说，建议组建中国的“公共卫生部队”。
其二，伦理评估。“非典”疫情后，中国国务院颁发《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传染病防治法也得到完善。汤蓓认为，当公共卫生事件突发时，无论是调配有限的物资，还是对社区成员分层管理，都应基于法律体系之上进行伦理评估。
第三，应该对以世卫组织为代表的全球公共卫生治理体系的权威性与有效性进行检验。成员国违背世卫组织的建议时怎么办？在定为PHEIC和不定为PHEIC之间能否有中间地带？怎样做才能让国际社会采取共同行动？……疫情过后，将留给人们更多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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