区域国别学@SISU｜杨成：国别区域全球知识的重构与中国崛起的世界知识保障

编者按：2014年，上外前瞻提出要在人才培养和学术研究上重视国别区域课程建设和学术研究。2016年，学校第14次党代会正式将学校的办学愿景确立为“建设成在国别区域全球知识领域特色鲜明的世界一流外国语大学”。作为国内首个将国别区域研究作为学校发展战略的高校，近年来，上外围绕理念创新、实践创新、话语创新，在国别区域全球知识供给、人才培养和学科建设等领域先行先试，阶段性成果初显。

近期，官微将通过推出学者观点、人物故事、新闻简讯等多种形式，刊发系列报道，立体展示学校多语种广覆盖的国别区域研究布局，强语言、重特色、厚基础的卓越国际化人才培养模式以及卓有成效的智库建设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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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 者观 点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构成了讨论中国在新时代更新有关外部世界的知识体系的逻辑起点。“变”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国际失序正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全面展开。表面看，1990年代以来通过全球化使各国得以巩固信任、加强合作的，那条被阿克赛德罗称为促进人类合作的“长互动链”近年来加速消解。冷战终结了，但冷战思维反而以“制度竞争”“制度对抗”等话语和形式回归，全球范围内的信任赤字不断滋长。深层看，国际新失序标志着又一轮全球转型的开端。当今世界的基本面貌是由以工业化、理性国家建设和“进步”意识形态等三要素为内核的19世纪全球转型所导致的深刻变革塑造的。某种程度上人类还处于“超长的十九世纪”之中。但西方主导的发展模式现已走到极限并暴露出其日益难以克服的弊端。工业社会开始向后工业社会转变，理性国家逐渐被民粹主义、极端民族主义绑架，进步主义意识形态日益极化。从历史长时段看，在“东升西降”的“势变”作用下，过往数百年由西方主导的“中心—边缘”格局开始日益“去中心化”。

第二，中外互动呈现颠倒或双向的“冲击—反应”模式。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化，中国从由西方主导的国际体系中的客体变成了主体，从受动者变为施动者，从所谓“自由国际秩序”的参与者转型为改造方。换言之，中国正在从对标、接轨西方标准的“国际化”，向基于自身主体性和本土经验、逐渐向国际上推广“中国方案”的“化国际”转变。至此，中国完成了从主动“融入”国际体系，到将自身发展经验“嵌入”其中，以及开始用中国方案“引领”世界发展的功能性转换，“东西平视”是其自然结果。现在已经到了中国可以并且愿意为人类做出重大贡献的历史性时刻。

西方冲击-东方回应模式

“东升西降”的“势变”、“东西平视”的“量变”和改变“西强东弱”局面的“质变”预期，都要求中国更为全面、系统、深入地理解整个外部世界。而且，当外部世界对中国为全球治理提供替代性路径有较高期待时，如何确保用更公正、科学、合理的中国方案引领整个世界从“破”到“立”，不仅需要勇气、责任、担当，更需要中国智慧和中国远见。如果不能及时并精确更新我们的国别区域全球知识体系和话语体系，中国稳步从“走近”到“走进”世界舞台中央的成本和难度将大大增加。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实现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设，在相当程度上取决于我们对国别区域全球知识的掌握水平。

然而，相较于其他大国，中国的区域国别研究起步较晚，学科建制化发展也相对较弱，不足之处比较明显，与现阶段国家的战略需求还存在较大差距：

第一，轻视学科和理论方法，过度强调特殊知识供给。传统上，区域国别研究基本是其他学科理论的“消费者”，而难以成为某种理论的“生产者”，因而在整个知识生产体系中往往被视为材料的“搬运工”。在以学科为中心的学术研究和人才培养体系中，区域国别研究多被鄙视为“有待解释对象但没有解释”的“伪科学”，居于“不入流”的位置。这个问题无论国内国外，至今都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与西方日益重视理论和中国国际关系研究界自1980年代中后期以来所发生的理论转向相比，中国的区域国别研究似乎长期对理论予以相当程度的漠视。

第二，轻视中小国家，过度聚焦大国研究。过去中国国力有限，只有“对大国外交”而在相当程度上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大国外交”，因此研究中出现了“重大国，轻小国”“重核心，轻边缘”的路径依赖。受现有学术体制重项目获取与核心期刊论文发表的考核“指挥棒”影响，中小国家尤其是小国研究几乎无人问津。即便偶有涉及，也多将其视为大国博弈的客体而不够重视。大国研究也长期主要集中于美欧等少数西方发达国家，对俄罗斯等国的研究力量较少。

第三，轻视微观研究，过度着眼宏观和战略性研究。学界多将少量精细研究视为西方主导的“碎片化”知识生产模式在中国的重现，因而从“学术殖民”的高度加以批评和贬斥，更为推崇宏观的“战略研究”模式。问题在于，西方的自我批判并不是说微观研究不重要，而是针对普遍缺少宏大视野的偏颇而言。作为国别区域全球知识生产的“后来者”，我们在超克西方中心主义种种弊端的同时，要掌握好平衡。在微观研究稀缺的情况下，在中国亟须根据不同国家和地区的特殊情况进行有针对性的政策设计时，构建足够精细的基础研究极为重要。

第四，轻视在地知识，过度拘泥于本本主义。作为主要体现为特殊知识的区域国别研究成果，国内相关研究多数情况下是从文本到文本、就理论谈理论，更多像是合理推测，缺乏足够的一手材料加以比对佐证。有的区域国别研究专家从没到过研究对象国或地区，没有任何当地生活、交流的经验。即便组织到研究对象国或地区进行田野调查，也往往走马观花，未能深度融入当地并汲取更为全面可靠的地方性知识，难免造成知识生产上的扭曲。

第五，轻视多语能力，过度依赖单一外语。每一种语言背后都有一套信息体系、知识偏好和叙事倾向。依靠单一语言去研究任何区域国别问题，都容易被锁定在一种“中心主义”的认知框架内，从而很难客观、准确地把握相关知识。多语能力的占有实际上包含着多种主体性的认知特定国家和地区的方式，研究者更容易避免长期被一种隐含价值取向的知识所左右。一般而言，研究某个国家或地区的专家学者，都会对研究对象有不同程度的“偏爱”。想要获得更多的客观性，多语言、多视角、多主体性是更优选择。

第六，轻视学术研究、基础研究，过于重视政策研究。梁启超曾说：“泰西之政治，常随学术思想为转移；中国之学术思想，常随政治为转移。”区域国别研究作为“大国之学”，政策研究是其重要内容，这一点体现得更为明显。王逸舟曾形象地将学者的权力背景与其思想和学说的影响及社会地位之间的紧密关联戏称为“基辛格症候”。与此相关，国内的区域国别研究大多过于重视热点问题的追踪和分析，而对很多冷门但可能产生长期影响的选题关注不足。举例来说，从事阿富汗问题研究的学者屈指可数，但当2021年美军撤离阿富汗时，一下子冒出来无数专家大谈特谈。2022年2月俄罗斯和乌克兰爆发军事冲突以来，同样出现“人人皆谈此中事”的现象。应该注意到，学术研究才是政策研究之本。没有好的基础性研究，所谓的策论就失去了根基。“有学术的政策研究”和“讲政治的学术研究”二者不能偏废，一定要基于扎实的学术研究提出有针对性的政策建言。

目前，在国际失序加速的情况下，中国在相当程度上将成为影响世界未来走向的关键，国际社会和中国自身对此都抱有很大期待。同时，中国的区域国别全球知识生产仍然呈现出一种双重“边缘性”特征，并因而面临导致崛起成本增加的知识困境。

第一种边缘性体现在国内维度。在以普遍性知识生产为核心的学科框架内，以特殊性知识为主要追求的区域国别研究自然被赋予了边缘性地位。另一种隐性的鄙视链体现在区域国别研究内部，即大国研究对小国研究有优越感，大国中研究发达国家的又不太看得上研究欠发达大国的。其共同点都是基于对聚集资源能力的评判，没有真正对接国家的战略需求。

第二种边缘性体现在国际维度。1980年代，我国有关苏联和东欧的研究具有很强的国际影响力。普林斯顿大学教授罗兹曼曾经强调中文应该是从事苏联东欧研究继英语、俄语之外的第三门有效工作语言。但现在中国区域国别研究的从业人员数量、成果发表、国际展示等各方面，整体而言都比较弱，能够参与国际学术界平等对话的机构和人员少之又少，国际顶级学术会议参会率也一直较低。这说明中国区域国别研究的国际话语权还很小。

那么，如何克服国别区域全球知识供给与我国日益增强的国际存在及由此不断增长的知识需求之间的张力？如何才能解决现有的各种问题？如何才能在真正意义上实现对美国及其知识生产模式的超越？ 

苏联解体后，与冷战结束以及随之甚嚣尘上的“历史终结论”的盲目乐观认知相关，国别区域研究1990年代在欧美知识界一度遭到冷遇。美国基于“新帝国”和“单极时刻”的自信，一度以追求普遍性知识生产的学科，取代以特殊性知识生产为内涵的区域国别学，作为在全球层面推进政治民主化和经济全球化的主要支撑。而彼时全球化的迅猛发展也在一定程度上带来了经济和政治秩序上的“去区域化”和“去民族国家化”，从而进一步弱化了区域国别研究的价值。但美国很快吞下了苦果。一方面，无论是推进政治上的民主化，还是经济上的全球化，缺少区域国别知识的支撑，意味着必然只能按某种“统一药方”，而不是一国一策、一地一策，最终必然遭到各种挫折。另一方面，“9·11”恐怖袭击在某种程度上唤醒了美国，让其意识到区域国别研究的终结时刻远未到来。所以，美国教育部2014年宣布通过5类资助项目，向全国269家高校机构投资，加强区域国别研究，培养“拥有覆盖全球所有地域的坚实文化知识和语言技巧的专业人才”，以“强化美国在世界市场、全球介入和知识领域的领袖地位”。

问题是，美国虽号称要将本国作为世界的一部分而非例外者，要平等对待非西方世界的研究对象并站在其主位上进行思考，但实际上，“西方中心主义”作为一种思维方式和逻辑从未改变。这种区域国别知识生产的弊端是显而易见的。作为成长中的新兴全球大国，中国显然不能走美国的老路，这不仅应该是中国学界的理论自觉，也应该是一种文化自觉。中国一直强调，无论是现代性，还是力量中心，都是多重的、复数的，因而主张基于文明对话而非文明冲突的逻辑，致力于构建一个以“人类命运共同体”为内核的“美好的世界秩序”。

近年来中国社会科学的“中国中心主义”转向，与挑战西方学术霸权、消解知识殖民和追求学术自主的旨趣有关。作为中国逐渐“走近”世界舞台中央的第一步，在知识生产领域破除对西方学术霸权的迷思，具有足够的合理性。但要想稳稳地“走进”世界舞台中央，成为比美国更成功的国际事务引领者，就不能简单地用“中国中心主义”取代“美国中心主义”，而必须建立起超越“中国中心主义”的全新知识生产模式。因此，中国不能再以“中心—边缘”的二分法作为逻辑起点，来组织国别区域全球知识的生产。同样，不能基于“中西二分”的逻辑，来推动区域国别全球知识生产的范式转换，否则顶多是一种历史循环，而难以实现真正的优化。

在新的时代变局中，进行世界知识体系更新，需要既突出中国的国家性、主体性，又把全球性囊括于内，使中国的主体性嵌入到全球性中。也就是说，在从事区域国别知识生产时，既要从民族国家的视角来看，又要始终确保一种世界眼光。需要将研究对象和研究者置于平等的地位，把美国和西方当作一种可以对话的知识来源，基于一种普遍主义的逻辑和路径，推动构建关于外部世界的整全知识体系。这是中国知识界应有的视野和雄心。

具体而言，中国的国别区域全球知识体系重构可考虑从以下几方面推进：

第一，在时间层面上打破历史和现实间的藩篱。当下的区域国别研究过于重视现状研究，有关特定国家和区域的历史研究相对而言较为边缘化。这就导致了时间上的断裂，也使得本就主要利用不对称文献资料的研究充满了可能偏离事实的“猜想”。把历史带回区域国别研究的现场，至少可以提供基于历史路径依赖的、相对更为可靠的知识供给，使研究论断更具洞察力和穿透性。

第二，在空间层面上贯穿大中小国家以及不同类型的地区。面对已成为全球性大国并且必将在未来全球治理中发挥更为关键作用的新兴力量，中国需要调整过去知识供给上往往由国际权力分配和研究资源获取的视角定义的优先方向，找回被歧视、被忽略甚至被忘却的传统意义上的“边缘”国家和地区，实现真正的“无盲点”“无死角”“全覆盖”。

第三，在“人间”层面上，不仅关注抽象的国家和地区、关注全球治理的领域，也要下沉到以人为中心的议题。区域国别研究的“以人为本”，旨在对以民族国家为绝对中心的当下范式予以适度纠偏。这涉及两种不同的知识生产逻辑，一种强调国家主导，一种强调超越国家的“超国家”“次国家”以及附着于其空间的人的行为。二者同等重要，不可偏废。在民族国家依然是国际关系核心行为体的情况下，我们不可能抛弃国家利益的研究起点；但在此过程中，又不应将其本质化、同质化、单一化，而需要把人的因素带回研究现场，使得区域国别研究变成一种“有温度”的学问，而不是仅被视为一种权谋、算计的艺术。

第四，在方法论层面上推动真正的跨学科研究。以美国为例，其并未把“area studies”当作学科来建设，而更多是将其看成一种知识生产的组织形态。1947年以降美国的主流做法是设置各类区域国别研究项目或平台，主要研究人员在身份上归属各个不同学科所在科系。根据来自国家或非国家组织的知识订货，平台组织相应的专家团队展开研究，项目终结即退出平台。这种基于议题结成的权宜学术联盟，既能保证平台的生产能力，又因非固定编制而降低了运营成本。但其弊端同样明显，即始终难以将相关研究科学化，而只能一次次地根据专家的经验主义获得马赛克式的特殊知识。中国即将把区域国别学当作交叉学科门类下的一级学科来建设，学科化问题注定绕不开。

我认为，参照比较政治学的学科构建路径，以方法定义区域国别学是可以实现的，即各独立学科下都可以开展相应的区域国别研究，但在交叉学科中跨学科、学科交叉融合是题中应有之义。对于区域国别学而言，历史学、地理学和人类学是必不可少的支撑学科，三者构成了时间—空间—人间的基本结构。由此出发，在将历史学—地理学—人类学内化为一种认识论和方法论起点后，再根据研究议题辅之以其他学科，在多语言知识体系和多主体性的保障下，一种理想的客观、均衡、可靠的区域国别全球知识才会生成。

总之，中国已经到了走进世界舞台中央的关键时刻，也亟待相应的区域国别全球知识加以支撑。为解决区域国别知识生产的供需严重不匹配的难题，根据时代的背景调整和中国国际地位的变化来恰当地更新世界知识体系，我们需要重构区域国别研究观念与方法，走出一条属于自己的道路。

作者

杨成，上海外国语大学上海全球治理与区域国别研究院执行院长、教授

来源

《探索与争鸣》2022年第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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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探索与争鸣》

编辑 | 康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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