聚焦泸县少年坠亡案丨党报：公断才能服众，对媒体的严防死守导致“塔西佗陷阱”
今日大案：
【头条】追踪丨泸州市委接手调查泸县学生死亡案 盘点可能被追责的领导干部
【二条】聚焦泸县少年坠亡案丨党报：公断才能服众，对媒体的严防死守导致“塔西佗陷阱”
【三条】锐评丨陈东升：法官有判案的权力 公众有评论的自由
【四条】关注丨高校“辅导员”疑涉借贷骗局：40余名学生背黑锅，遭“花样”逼债
泸县太伏中学学生死亡案 党报：公断才能服众
作者：红拂
来源：浮生拂思 2017-04-06
泸县太伏中学学生死亡案在网上持续发酵，昨日，人民日报官微发表评论，提出公断才能服众。
红拂深以为然，特意综合与此案有关的一些疑点，以便帮助当地政府早日实行“公断”。
疑点一：当地政府究竟在防范谁
“严密防范让记者感觉到无形压力，所到之处都有人“陪同”。当记者提出采访死者母亲时，县政法委书记李盛春表示找不到人，问手机说没有死者母亲电话，问地址说不清楚地址。
4月4日，记者好不容易突破制约跑了20多公里村道前去采访死者的爷爷奶奶和同学时，被跟随的“尾巴”招来一批镇村干部，实施各种暗示威胁干扰，迫使采访对象不敢说真话。而记者被当地的种种电话骚扰则更是到了无法忍受的地步。
记者从侧面了解到，警方正在积极做死者母亲工作。不给记者提供方便，或许另有隐情。”
这是新华社记者《拿出澄清谣言的事实需要多久 ——三问四川泸县校园死亡事件》采访报道的原文。
新华社，是新华通讯社的简称，是中国的国家通讯社，法定新闻监管机构，同时也是世界性现代通讯社。
当年伟大领袖毛泽东同志曾经要求新华社“把地球管起来，让全世界都能听到我们的声音”，这么一个“可以把地球管起来”的国家通讯社派出记者去小小的泸县采访，居然遭受无法忍受的骚扰与严密防范，令人不由生疑：当地政府究竟有什么“隐情”，严重到了连新华社记者都得防范、都敢防范？
新华社是党的喉舌，他们防范的究竟是谁？
疑点二：不让死者母亲露面，究竟是否受控制
新华社记者欲采访死者母亲，县政法委书记说找不到人、没有联系方式。这个回答很（不）能考验人们的智商。
这是平安泸县4月3日发布的公告，显示公安机关正在与家属沟通，所谓的家属应该是指死者父母。找不到人、没有联系方式，如何与家属沟通？
显然，泸县政法委书记与泸县公安二者之间，必有一方在撒谎。到底谁在撒谎，为什么要撒谎，这是值得思考的问题！
这不得不让人想起网上流传的一张微信截图，该截图显示：死者母亲游小红已被当地政府控制。这张截图是真是假，红拂无法判定。不过，红拂前天与今天两次拨打过截图中的手机号码15182506705，接通后均无人应答。通话记录显示地址为四川泸州。
其实，在新华社记者采访时，爽快地联系上死者母亲，让她在公众面前亮个相、说几句、走几步，传言不攻自破。
但连新华社记者都没能采访到死者母亲，客观上让传言变得可信。同时也会让公众进一步思索：假如死者父母被控制，那么为什么要控制死者母亲，是想达到什么目的？控制死者母亲，有什么法律依据？
疑点三 为何急于排除他杀，且前后公告措辞不一
上面分别为平安泸县4月2日和3日的公告，2日的公告中泸县公安表示“现有证据排除他人加害死亡”，3日公告则改为“无证据证明死者系他杀”。
先后发出两个公告，措辞却前后不一致，3日的公告是否证明泸县公安并无证据排除他人加害死亡，从而证明此案有“他人加害死亡”的可能性？在无证据的情况下，泸县公安为何匆匆发出公告，表示“现有证据排除他人加害死亡”？
公安机关的公告，岂是儿戏？在无证据的情况下，这么草率地给案件定性下结论，叫死者父母亲属如何信服，叫当地群众如何信服，叫全国人民如何信服？毕竟，此案涉及到未成年人保护问题，怎能儿戏视之。
这就怪不得此案会由一件本不应该复杂的突发事件引变成为举国关注的公共事件了。
结语
这件学生死亡案，当地政府本来可以通过及时准确的信息公开来破除各种传言谣言，避免陷入塔西佗陷阱。但他们却做了一切与常识相违背的事，采取了一系列高压维稳措施，白白浪费了大量的警力物力，大大增加了办公成本，换来的却是公信力的彻底丧失。
公众对此案的关注，无非是基于对此案处理中涉及的地方政府执政逻辑的担忧：不体谅民心、不尊重民意、不尊重法律程序、政务不公开透明、拒绝接受舆论监管、拒绝接受群众监督，维稳大于一切。
此案真相到底如何，疑点重重之下，诸般失措之后，我们且看当地政府后面如何处理应对。
泸县少年坠亡事件，对媒体的严防死守导致“塔西佗陷阱”
作者：李牧
来源：晓看2017-04-07
这六天里，泸县给我们展示了一个社会公信力崩塌的最坏场景。
泸县太伏中学生意外坠楼事件，在谣言与反谣言的博弈中，盼星星盼月亮，终于盼来一个权威的新闻发布会。
4月6日下午，泸州市有关部门召开新闻通气会，中共泸州市委书记蒋辅义，泸州市公安局、泸县政府等相关负责人出席向媒体通报了该起事件的有关情况。
此时，已经是事件发生之后的第六天。这六天里，泸县给我们展示了一个社会舆情崩塌的“塔西佗陷阱”：无论官方采取什么举措，哪怕说得是事实，哪怕依法处置谣言，都得不到人们的信任。造谣的抓了一个又一个，政府公报发了一个又一个，社会情绪却依旧激昂，谣言却依旧满天飞，仿佛谣言成为整个事件的主角，政府所做的辟谣努力，都在从反面强化了谣言的力量。
简单回顾一下事件本身，在几个关键的时间点，政府的处理是比较失当的。
4月1日，泸县宣传部公号“泸县发布”称：“当日上午6时左右，泸县太伏中学一学生（赵某，男，14岁，初二学生）在住宿楼外死亡。”
4月2日，官方微信“泸县发布”得出结论称：“死亡学生赵某损伤符合高坠伤特征，现有证据排除他人加害死亡。”正是这段关于排除“他杀”的描述令人产生了怀疑，在短短一天不到的时间，政府急于给事件定性的姿态，给谣言提供了生存的土壤。
一时间，赵某被五个收保护费的校园恶霸打死的消息在网上发酵。这个谣言称打人者有当地领导的子女，并且配有视频，事后证明，这视频来自其他地方。
与此同时，官方动用大量警力，对太伏镇周围采取了封路管制措施。媒体记者遭到严防死守，新华社记者在距离太伏镇数公里外，车就被拦下，两辆警车拦住路口，禁止一切车辆进入。记者迂回步行数公里才进镇，在太伏中学门口看见街上站满了人，一排戴着头盔的警察将人隔开，学校大门两边有上百名警察将人隔开。
谣言当前，官方不是迅速澄清事实，而是动用国家强力机构抓人、封路，强硬的姿态进一步刺激了民众的情绪，民众对官方的信息都采取了否认的态度，反正你说什么我都不听。在新华社记者的采访中，当地居民愤怒追问：“宿舍监控录像调出来看了吗？尸体你们说是从高楼坠落身体的位置与伤口是否吻合？这些你们不去做，警力全用去封路了？”
这时候，最需要媒体以客观中立的姿态对真相进行报道。然而，在应对媒体这件事上，官方再一次犯下大错。新华社作为友军，本来是奔着澄清事实而来，而政府此时最需要的就是第三方发布的消息，只有这样的消息，才能让社会舆论得以平复，让谣言不攻自破。然而，面对送上门的机会，当地官方设置了种种障碍，记者的亲身经历是这样的：
严密防范让记者感觉到无形压力，所到之处都有人“陪同”。当记者提出采访死者母亲时，县政法委书记李盛春表示找不到人，问手机说没有死者母亲电话，问地址说不清楚地址。
4月4日，记者好不容易突破制约跑了20多公里村道前去采访死者的爷爷奶奶和同学时，被跟随的“尾巴”招来一批镇村干部，实施各种暗示威胁干扰，迫使采访对象不敢说真话。而记者被当地的种种电话骚扰则更是到了无法忍受的地步。
记者从侧面了解到，警方正在积极做死者母亲工作。不给记者提供方便，或许另有隐情。
在这种高压姿态下，记者未能完成采访，只好发表了“拿出澄清谣言的事实需要多久——三问四川泸县校园死亡事件”一稿，这三问其实是采访中未能得到正面回应的提问，只能在公开的报道中继续追问。正是这篇稿件，使得泸县事件从一个区域性的舆情事件，成为全国关注的焦点。
通气会上，泸州市公安局长讲了许多个性化的语言，他说，“我老家离这里300多公里，来泸州当公安局局长才4个月多，在这里无亲无故，也没有任何人为这个事情跟我打任何招呼。”并担保“绝对依法、公正调查。相关调查是在我的组织、指挥、监督下进行的，不会隐瞒任何真实情况，绝对没有任何私人情形在里面。”这是一个很善于表达的领导，讲得很动情，很有感染力，早这样多好。
通气会上，许多细节第一次得到官方正式披露，澄清了事实。比如，泸州市公安局刑侦支队长毛汉东介绍说，3月27日晚自习后，赵某翻墙出校，后被校方通报家长，接到父亲电话后，情绪一度低落；赵某3月28日起感冒，31日起病情加重并开始发烧。当天夜里赵某睡觉时曾发生梦魇，叫喊声惊动了同宿舍同学；4月1日凌晨，生活老师还曾探望过赵某。
通过对赵某三位同学的调查，没有发现赵某被欺凌的问题；其爷爷奶奶也表示，没有听说赵某被收保护费的情况。
通报还称，网上说，欺凌赵某的5名校霸学生，有县长的儿子、校长的儿子和老师的儿子。据调查，校长、德育处长有一个女儿在学校读初一，跟赵某不认识，没有关系。泸县县长、太伏镇镇长、派出所领导的孩子也没有在学校读书。所长的女儿在大学读研究生，副所长的女儿才两岁。
这些事实，足以让谣言不攻自破。然而，这些本来很善于与人沟通交流的领导，却下了决心严防死守。不仅不通气，还表现得很强硬，对于媒体记者也很不友好，对采访不仅不配合，还制造种种障碍，连国社记者都难以接近真相，更何况其他媒体。
当地官方的这种做法，实际上构建了一个舆论公信力坍塌的社会。他们以为，只要采取高压的姿态，就能把事态控制在小范围之内，并在很短的时间内平复。所以他们严格掌控了话语权，对太伏镇实施了封路，让媒体记者远离事件中心，对记者实行人盯人干扰，并严厉打击网络谣言和扰乱社会秩序的闹事者。
对信息绝对管控的做法激化了官民冲突，在老百姓看来，那么多的人力都出动了，却不肯给社会一个交代，这里面一定有问题。加上这些年，百姓对于阶层固化有很深的恐惧感。谣言恰好切中了这一点，自己这一代做老百姓倒也罢了，连自己的后代也要被官二代欺负，于是激起了群体性事件。
在群体性事件中，如果有客观公正的第三方作为缓冲，事态还可以得到缓解。然而当地官方对信息掌控的努力，使得媒体机构本来可以发挥的作用化为乌有，于是只能陷入官方辟谣抓谣，老百姓反复传谣，说什么都不听的死循环中，冲突就此发生。
过去一段时间以来，做硬新闻似乎日渐式微。然而每逢大事，社会最大的感受却是那些披露真相的硬新闻太少了，以至于受众不得不从社交媒体上获取零星的、碎片化的信息，而这些信息又带有传播者强烈的个人情绪和观点，从源头上就不可能做到公正客观，人们只会选择性的相信那些他们愿意去相信的所谓的“事实”，从而导致真相的缺失。
这种情况是非常危险的，一个直接的后果就是社会情绪的撕裂，这从每一次的突发事件报道中，都可以看到受众强烈的立场倾向，不同的立场之间争论相当激烈，而几乎所有的参与者，都仅仅从自己的角度出发，抓住一点，不及其余。在立场不同的群体与群体之间，就需要媒体作为第三方进行公正客观的报道，这是媒体天然的社会职能。
不同的记者有不同的角度，能在多大程度上接近真相是个水平问题，让不让参与是个原则问题。参与的记者越多，就越能识别真相。泸县事件警示我们，如果社会缺失了媒体的介入，谣言就会失去制约，社会情绪将变得像脱缰的野马，谁也无法主导其走向。尤其是，当官方用最简单粗暴的方式，不让媒体发声，后果就是社会公信力的坍塌。
昨日大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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