锐评丨陈东升：法官有判案的权力 公众有评论的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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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陈东升
来源：法制洋葱头 2017-04-06
舆论监督替代不了司法审判。
法官有判案的权力，公众有评论的自由。
司法审判应符合公众正义直觉，不能违背天理人情。
这些本来都是常识。
之所以要写此文，是因为在于欢案讨论中，法律实务界有人撰文反对舆论监督司法审判，说什么“未亲历审判无权评论案情。”说什么“在舆论与法院判决之间，我只相信法院判决。”说什么“要把评判的权力交给专业的人去做，公众不要对法院判案说三道四。”说什么“不亲历庭审就定性的专家既无良又无耻。”
如此奇谈怪论、歪理邪说，违背常识，混淆是非；如果任其传播，危害甚大。所以有必要予以明辨反驳，以正视听。
没有人怀疑法官应依法独立公正审判。
都说司法是维护公平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在正义邪恶、是非对错之间做出泾渭分明、不偏不倚、不赢不损的正确判断，法官所面临的工作神圣而又艰难，当然不是所有的人都可以胜任。
百官之中，唯有法官难做。依法独立行使审判权，它需要法官受过专门训练、具备独立审案素养，需要法官铁面无私、公正廉明，需要控辩双方举证，需要审查证据材料，需要庭审调查，需要察言观色，需要甄别真伪，需要独立判断。
概而言之，任何诉讼案件，未经人民法院终审判决均不具法律效力，依法独立公正审判案件是法律赋予法官的法定专有权力，即使谁想替代，也是替代不了的。
既然如此，为什么司法审判还需要舆论监督呢？
这是因为，舆论监督是宪法赋予公民的基本权利。
我国宪法第二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第三十五条规定，“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第四十一条规定，“公民对于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有提出批评和建议的权利”。这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当然也包括人民法院和法官，公民对他们自然有提出批评和建议的权利。
这是因为，舆论监督是推动错案纠正的重要力量。
有人作过统计，从赵作海案到陈满案，从呼格案到聂树斌案，近年来我国纠正的二十起重大刑事错案，都离不开当事人或家属的不断申诉，律师、记者的锲而不舍、奔走呼吁，公众的舆论监督、声援呐喊。问题在于，那些为错案纠正奔走呐喊的家属、律师、记者、公众基本上也都没看过案件卷宗，也没有亲历审判，如依“未亲历审判无权评论案情”之逻辑，那么，这些错案又该如何纠正呢？从中央到地方，各级法院顺应舆情民意而纠正对这些大案要案的错误判决，莫非都纠正错了？
这是因为，司法公正需要司法公开保障。
在连和尚都往往把持不了的今天，司法界也早已非净土。从黄松有到奚晓明，司法腐败之所以接连不断，一是因为法官位高权重，容易成为被诱惑、被腐蚀的重点对象。二则因为司法公开透明不够。铁幕重重，为党政领导干部干预司法、为法官权钱交易、徇私舞弊、贪赃枉法留下了隐蔽空间。遏制司法腐败的重要对策是司法公开，它需要公众参与，更需要公众监督。
这是因为，正确判决需要内部纠错、外部监督。
且不说贪赃枉法，即便在正常状态，法官审案也需要内部纠错、外部监督。美国著名法官伦尼特·汉德一生听讼、公正无私，成绩卓著、深受敬重。但他谈到当法官的感想时，却坦诚地说，我对诉讼的恐惧，远胜于死亡和纳税。
这确是肺腑之言，个中道理，是因为世事之复杂，事物之多变，人心之不可测，连神都难以把握，作为普通人的法官，更有可能把握不准，判断失误。
如果说，我国诉讼法律所设定的二审、再审及法律监督是对法官不正确判案的制度救济与纠正。那么，公众评论则是法院体制之外的舆论监督力量。近年来，人民法院推出的庭审过程公开、司法文书网络公开等新制度，其目的就是请人民群众监督，依靠舆论监督力量使我国司法更趋公平公正。
从本质上说，司法审判是对社会正义的再分配，法官审案要最大程度地追求法律正义，但也需要兼顾社会普遍正义。如最高人民法院常务副院长沈德咏5日在山东调研时所言，天理、国法、人情是扎根于人们心中的正义观念，法官判案，要听取民意，要尊重人们普遍的基本的道德诉求，要符合公众正义直觉，而不能违背人之常情。受诉法院要准确把握依法独立公正行使审判权和尊重民意的关系，独立审判与尊重民意并不矛盾。
据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去年，我国地方各级法院受理案件2303万件，审结、执结1977.2万件。在这么多案件中，于欢案之所以引起公众关注，是因为它触及母亲被辱愤而伤人这一基本伦理问题。还因为在当今社会，司法腐败带来司法不公的事例并不罕见，人们普遍缺乏法律安全感，为于欢案一审判决明显违背社会共同认可的价值判断而焦虑，担心对一个人的不公就是对所有人的威胁，期望通过舆论监督呼吁正义公平回归。
据统计，于欢案舆情高发期，公众发表评论多达上亿条。正是在舆论监督力量的推动下，各级司法、执法、纪检监察机关积极回应民意，从善如流，迅速介入案件再调查、再审理，并通过网络桥梁，通过沟通对话、解惑释疑，使人民群众内心的焦虑不安得以缓解，使滔滔舆情得以逐渐趋理性、平稳。从这个意义上说，于欢案堪称民意助推法治、司法舆论良性互动之典型案例。
在我看来，法官有判案的权力，公众有评论的自由。要实现司法审判与舆论监督良性互动，法官、公众双方都需要努力。
于法官而言，在新媒体环境下，审判案件首先要坚持依法独立公正审判的司法原则，遵守法律和法律程序，保持理性、客观、冷静的司法定力，不轻易为舆论所左右。另一方面，也要时刻注意倾听公众评论，自觉接受公众监督，预判案件法律文书公布后外界舆论对它的可能反应，从而审慎行使司法审判权。
于公众而言，发表评论的边界是法律。公众有评论的自由，但这种自由，是符合法律规定、负责任的言论自由，不是以偏概全，不是借机泄愤，不是道听途说，不是无中生有，不是诋毁谩骂，不是诬告陷害。我国法律规定有诽谤罪、诬告罪，在法治社会，言论一旦越过合法边界，也应受到法律制裁。
司法审判不是谁家的私家后花园。在中央一再强调要规范司法行为，加强对司法活动的监督，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的大气候下，还说什么“未亲历审判无权评论案情，”这往轻里说，是狭隘司法；往重里说，是司法专制主义、司法神秘主义的沉渣泛起，是打着依法独立公正审判的幌子反对司法公开，反对民主法治。这些奇谈怪论，违背天理，违背人情，既不讲法理，也不讲政治，值得引起警觉，予以反驳澄清。
至于“不亲历庭审就定性的专家既无良又无耻”之说法，限于篇幅，不再展开批驳。古云，一日为师，终生为父。陈兴良等二十余名法学专家既是中国法学界权威人物，也是法学教育界的杰出代表，他们根据于欢案的判决书而对此案该如何判决发表学术观点，恰恰体现了学者的良知与正义感。估计某些人也受过高等法学教育，由于法学专家评论此案，就如此公开谩骂昔日老师“既无良又无耻”，只能说明在当今法律实务界，某些人既缺法律良知，也缺做人道德，把“既无良又无耻”这一说法送给他们，倒最合适不过。
2017年4月6日于温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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