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日报5月19日消息：去年，年过六旬的张伯在老伴去世后，跟随打工的儿子定居广州。“平时也没什么事情，有空的时候就大家聚在村口的凉亭一起打牌。打牌的赌注大约也就是一元左右，最高不过8元。”可15日下午，他和两名同龄老人在瑞宝村口附近的凉亭玩扑克牌时，被民警发现带走，并以赌博为名拘留了两日。
几位老人在消磨时光时搞点“小刺激”，原本无伤大雅，也不会影响家庭生活质量，更不会对社会构成危害，纯粹是“老有所乐”，警方却按照《治安管理处罚法》对其进行处罚，让人无语。相信若严格按照这个标准执法，广州的拘留所必须百倍、千倍地扩建，不然放不下嘛。因此，每次看到类似令人匪夷所思的新闻，我都很自然地对事件发生地公安产生两个印象，一是当事警员综合素质差，二是当地公安肯定“警力不足”。
先说说当事警员综合素质差问题。两年前，8名大学生在山东泰安游玩后，回宾馆内玩起了一元一把的“炸金花”。因为吆喝声太大，其他房间的住客报了警。闻讯赶来的民警在房间内收缴赌资920元，给予了8人治安拘留15天、罚款3000元的“顶格处罚”。笔者曾撰文《》对其进行过抨击。
笔者之所以敢于公开批评“刀把子”，肯定是有法可依。因为最高院、最高检《关于办理赌博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05]3号）第九条规定，不以营利为目的，进行带有少量财物输赢的娱乐活动，不以赌博论处。
2005年1月20日，在公安部打击赌博违法犯罪专项行动办公室举行的发布会上，公安部治安管理局佟建鸣处长介绍说，打麻将、玩扑克等娱乐活动，不以赌博行为查处。区分标准主要从四个方面来把握：一、从主观方面来看,是否以营利为目的。普通群众的娱乐活动主要以消遣为目的；二、从主体参与人员来看,家庭成员或亲朋好友之间逢年过节以消遣为主要目的的娱乐活动如打麻将、玩扑克等不算在其中；三、看是否从中有抽头获利。一般老百姓家里或棋牌室里的娱乐活动都不存在此问题；四、看彩头量的多少。由于个人、地区间经济状况存在一定差异，衡量标准主要参考当地公众平均消费水平。
应该说，上面的文件规定得够明确的，上峰的解释也是够具体的。可一些基层警察却依然不时地制造此类绝对有损于警方形象的事，如果不是部门或个人利益作怪（这种蛮干也是素质差的表现），就是当事民警个人素质差，甚至借机发泄私仇。
笔者注意到，近几年基层公安机关不断“晒”自身低素质的举动还包括举行召开公开处理大会、集中返还赃款赃物及随意查黄片、随意查身份证等“警权任性”行为。
笔者再来谈一谈“警力不足”问题。
一方面，警员素质差，办事效率肯定低，这是导致“警力不足”的一个重要原因。如广州警方、山东警方对玩“1元牌局”的实施行政拘留处罚，无疑需经过一定的审批程序，包括必须经过法制办审核。那么，法制办审批者及批准处罚的领导，素质肯定也不会太高。如此“瞎忙”的团队，不断给社会添乱，配备再多的人肯定依然是“警力不足”。
另一方面，警察管了太多不该管的事，增加再多人也照样是“警力不足”。几年前，笔者在《》中曾提到，正是在这种利益驱动下，中国警察“扫黄”的热情成了破案的万倍。不但屡屡发生情侣拥抱遭警方罚款的咄咄怪事，甚至出现“夫妻在家看黄碟，丈夫被刑拘”的荒唐事。而这个地球上最为荒诞的事，莫过于警方制造的“处女卖淫案”和“处女嫖娼案”了。从众多“扫黄、罚款、扣物、不开票”甚至“钓鱼执法”案例中，笔者分明看到了“警力不足”的虚伪性。
还有一个绝非个案的新闻。几年前，河南项城市公安局纪委副书记曹兴军、督察大队教导员徐铭等4名民警在夜总会找“三陪女郎”至凌晨时分，因“吃霸王餐”不成而打砸夜总会。我就在想，这些警察的老婆孩子一定认为他们在值班甚至是在忙着“抓坏人”呢，怎么也不会想到他们不愿意在家待着，是为了去夜总会“搂小姐”。
正因为不断出现不该有的警力消耗，笔者虽然了解也同情基层警察很辛苦，但对警方某些超出正常思维的“苦逼宣传”仍是不以为然。如“青岛45岁刑警追嫌犯连续工作30天，劳累过度殉职”、“沈阳民警为十八大安保连续工作30小时身亡”、“浙江一警察3个月累计加班800小时后因车祸牺牲”、“山西民警连续工作60小时突发脑梗，曾孩子病危不回家”，等等。
窃以为，对一贯守法的普通百姓实施行政拘留，会造成被处理者一生的耻辱。如果处置不当，必然引发其对警方的不满，甚至会造成连同亲戚朋友乃至知情人共同“仇警”，引发被处理者对具体执法者的仇恨。因此，警方在行使限制人身自由权的时候，必须慎之又慎，千万不要过分迷恋手中暂时的权力。
作者：周蓬安
十一届民盟中央社会委员会委员，民盟十一大代表，芜湖市政协常委，“裸体做官”一词首创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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