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大故事】忆我的父亲王桂五教授
开栏语
1952年，在毛主席和周总理的亲切关怀下，由王震将军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步兵学校的基础上创建了八一农学院（后更名为新疆农业大学）。七十年来，一代代农大人扎根边疆，在艰苦卓绝的环境中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求真务实、开拓进取，屯垦戍边办大学、稳疆兴疆育人才。值此新疆农业大学建校70周年之际，我们开设“农大故事”专栏，忆往昔、寻初心，讲好农大故事，汲取奋进力量，让红色基因于薪火相传中绽放芳华。
本文原载于《桑榆》杂志
2012年12月30日第3期，2013年3月30日第1期，2013年6月30日第2期
原文有改动
忆我的父亲王桂五教授
亲爱的爸爸妈妈：
你们好！眨眼间，你们离开我们已经二十年了。我们无时无刻都怀念着你们，不知你们过得好不好？爸爸受伤的髋关节和妈妈的类风湿关节炎还常常疼吗？你们两人的腿脚都不好，一定要搀扶着慢慢走，牵着的手千万不要松开，我们会在每年的清明和十月初一纪念你们，你们一定不要像以前那样节省，千万要记得给自己买御寒的衣服哦！
虽然现在我们都是五六十岁的人了，各自的孩子也已长大成人、成家立业了，可是逢年过节、清明，还是会不由自主地想到你们，尤其是自己生病或心情不好时更是想和你们聊聊天、说说话。父母的家永远是我们心中停泊的港湾，而爸爸妈妈永远是我们的依靠和精神支柱！
在我们子女的心中爸爸妈妈是最勇敢、最高尚、最无私、最让我们敬佩的人！尽管你们是普普通通的百姓，是最不会说“多余话”的，“傻到家”的知识分子。
记得1952年，新疆刚刚和平解放，王震司令员受中央委托亲自到北京、上海等地动员疆外高级科技人员支援边疆建设。当时爸爸在北京华北农业科学研究所作物系任技正兼主任。听了王司令员的动员报告后当场决定举家赴疆，建设八一农学院，为新疆的农业发展贡献力量。爸爸，您可知道您的这一决定惊吓了多少人：妈妈是1946年才随您从陕西农业试验站回到北京的，生活刚刚安定下来，你们有4个嗷嗷待哺的幼儿（大女儿刚刚六岁，二女儿四岁，三女儿两岁，小弟才十个月），妈妈娘家的亲人（外公、外婆、舅舅、姨姨等）都定居在北京；更让众多人不可理解的是，您当时已年满四十五岁，又体弱多病，人很瘦弱……然而您全然不顾同事和亲友的劝阻，毅然决定到祖国最偏远的地区去，到一个刚解放、生活和工作环境均完全不能和北京相比的贫穷落后的少数民族地区去！我们至今都不能完全理解您当时的举动，但绝对佩服您的胆量和勇气！王震司令员也没想到您一位瘦弱的、从美国留学回来的棉花博士能果断地做出这样决定，他对您的举动大加赞赏，尊称您为“王老”（虽然王司令只比您小一岁），而您则像他的战友一样亲切地叫他“王胡子”，你们就此成为肝胆相照的朋友。
王桂五一家
爸爸，您的这一决定苦了妈妈一辈子！妈妈离开北京时才三十出头，那时她身体健康，为了追随您和您的事业妈妈含泪告别了在京的父母兄弟姊妹和亲朋好友，怀抱弟弟，拉扯着我们登上飞往乌鲁木齐的飞机，这一去就是27年，直至1979年带着一身重病（肾型高血压、类风湿所致身体关节变形）回到北京。
刚到新疆，爸爸就为筹建八一农学院的事忙碌起来。一次他和几位叔叔去老满城勘察院址，顺便带我们去了。我清楚地记得下汽车后出现在眼前的是一派荒凉的景象：几间土房残垣断壁，一大片白茫茫的空地上偶尔冒出一丛丛干枯的杂草，除此之外什么都没有了。第一次见到这种情景，我非常好奇，问妈妈这满地像棉花一样白色刺眼的东西是什么？妈妈告诉我这是“雪”。那时是三月，雪很厚，有我半人高，我们三姊妹高兴地在雪里玩捉迷藏，塞外边疆的生活就此拉开序幕。
开春后爸爸把我们安顿在八一农学院临时招待所，然后就和王震司令员一起乘吉普车去新疆各棉区进行实地考察。从4月至7月，爸爸一直奔波在全疆各棉区。我曾在爸爸书桌抽屉中看见一张揉皱了的黄纸，上面是爸爸用铅笔画的当年去棉区考察的路线和地名，隐约记得写有：吐鲁番、鄯善、托克逊、库尔勒、阿克苏、库车、英吉莎等地。2008年我和家人去新疆旅游，当我们的越野车行驶到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时，遇到几十公里的翻浆路。路面坑坑洼洼，十分颠簸，这时我不由就想到爸爸。五十年代新疆的公路极其破旧，不是盐碱就是翻浆，大家把那时的公路叫“搓板路”。那时爸爸跟着王司令乘辆旧吉普车南北疆到处跑，每一个能种棉花的地域都留下了他们的足迹。他们怀着对未来的憧憬，认真规划着全疆的植棉基地。爸爸，那么远的搓板路您是怎么挺过来的？那些年爸爸一年外出好几趟，或调研或指导或讲课培训，可从来没一次听您说起路上遇到的麻烦和难处，也从来没听到一句埋怨的话，总是匆匆走匆匆来。只记得每次回来您满头满身都是土，妈妈都要端个大铝盆到小水沟边给您洗好几天衣服。河沟里的水（山上下来的雪水）又冰又凉，妈妈常常在那为全家人洗衣服，日积月累，她患上了严重的类风湿关节炎，此病痛折磨了妈妈一辈子。
当年八一农学院的临时招待所是盛世才的旧兵营，我们住在一间铺有灰色旧地板的房子里。春天雪化了，外面一片泥泞，我们人小，一出去脚就陷在泥水中拔不出来，经常丢了鞋还弄得满身是泥，所以只好蹲在门口等待爸爸下班。当爸爸踩着泥水回来时我们都立即扑上去，争着看爸爸是否带回好玩的东西。而爸爸那双能套在皮鞋外面的大雨鞋让我们羡慕不已。熬过化雪的泥泞日子，最让我们害怕的还是下雨天。记得有次下大雨家里到处漏，妈妈叫我们把所有漏雨的地方都放上盆接水。一会儿地上成了盆的世界，我们姊妹负责把接满水的小盆拿到门口倒掉。直至晚上雨还没停，家里漏雨的地方越来越多，连床上也放满了接水盆。为了让我们睡觉，爸爸妈妈将一个木床架到另一个木床上，又在上面的木床上盖了块覆漆的厚雨布，雨布上再放上接水的盆。半夜我被头顶滴滴答答的水声吵醒，睁开眼睛透过朦胧的夜色看见爸爸坐在床尾，妈妈靠在床头，原来这张床只够我们姊妹四人头脚错开睡，而爸爸妈妈只能坐在床边打盹！这一幕永远定格在我脑海中！爸爸，还告诉您一件可能妈妈至今都没告诉您的事：又是一个下雨天，您出差没在家，傍晚我和姐姐趴在桌边，刚上一年级的姐姐在写作业，我在一边玩。家里又漏雨了，妈妈一边用盆接雨，一边用拖把拖地上的积水，告诫我们“千万别碰电灯，会走火！”谁知妈妈的话音没落，淋湿的电线真的起火了，火苗顺势窜上屋顶，我和姐姐吓呆了，大声哭。妈妈一面拉着我们朝门外跑，一面大声呼救。一位路过的叔叔听见，奔进来用所有盆里的水将火扑灭。还好发现的早，没酿成大祸，只是家里一片狼藉。这一夜，我们是在烛光中度过的。
1954年我们搬进了八一农学院为首批进疆专家盖的宿舍楼——西城墙边的两栋小红楼。虽然房间很小，也没有卫生间和上下水，但起码不漏雨了，大家都很高兴，我们家住在二楼。妈妈分配给我和姐姐的任务是每天用桶从楼后边的小河沟里抬洗用水，然后把用后的脏水抬出去。那时我刚上小学一年级，个子矮，抬桶水上下楼挺费劲，尽管走在后面的姐姐总是把水桶放在靠近她的那边，可我还是经常被水桶磕破脚后跟，这事我从没给妈妈说过，因为我们去抬水时可以顺便在小河沟边玩，心里还是很愉快的。1956年我们家搬进了农学院专门为院长、系主任们盖的专家房。这是三室并带有厨房、厕所和上下水的“小洋房”，我们开心极了！既不怕漏雨也不用抬水了。当时虽然供给制已经结束，但公家还是给我们配了木床、书桌、书架等基本生活用具。为了照顾爸爸办公和休息，学院里还特批了一对包有军绿色帆布的简易木沙发。最吸引我眼球的是，每个房间的窗户都挂着草绿色的绸窗帘——太漂亮了！但是第二天这些好看的窗帘就全被妈妈换成用床单做的布窗帘了。我问妈妈为什么，妈妈说绸窗帘不禁晒，还是布的结实。我记得很清楚，被妈妈同时换掉的还有爸爸办公桌上的那盏台灯：原来绿色透明的玻璃灯罩被换成普通的旧布灯罩，妈妈的理由是：“你们小孩一个个都不老实，不小心打碎了怎么办？以后怎么还给公家？”妈妈是一个勤劳又浪漫的女人，她不但经常把家里收拾得窗明几净，还把家布置得整洁温馨。让我记忆犹新的是爸爸书房的那两个书架，妈妈给那两个框架式书架装上白色纱帘。纱帘上绣有绿色小花并带狗牙边，那是妈妈一针针精心绣制的。我常常趁爸爸妈妈不在家时溜到书房，用那些纱帘当水袖，模仿古戏中的小姐把袖子甩来甩去。
建校初期师生在野外调研
由于公家只给家里配了两张书桌：爸爸妈妈各一张，我们姊妹没有桌子写作业。爸爸妈妈找了块厚木板，在上面钉上漆布，又让我们在院子里捡了些砖头垒起半人高，一张简易书桌就搭建成了。这张书桌陪伴我们读完小学和中学一直到文化大革命。文化大革命时期，我们又把家再次搬回盛世才的旧兵营。搬完家后，我们按他们的嘱咐把家里里外外打扫干净，把所有公家配给咱们的家具（床、桌、书架、沙发）按原样摆放整齐，又把那些当年被妈妈收藏在箱底、折叠得平平展展的绿绸窗帘挂上，并小心翼翼的把那个漂亮的绿色透明的玻璃灯罩装上，做到了“物归原主”。回头望望这一切，心里像打翻的五味瓶。我不知道那些搬进来的人是否会像爸爸妈妈一样爱惜公家的财物？我们离开家带走的只有十几麻袋爸爸的专业书籍和几只从北京带来的旧皮箱以及这所房子留给我们的一切美好回忆。
1956年5月1日，爸爸光荣的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实现了多年追求的愿望，从此更加全身心地投入工作。那些年爸爸很少陪我们玩，平时连和我们说话的机会都很少，印象中爸爸总是一脸严肃，忙着看书、写材料、开会、出差，就连休息日也会有很多叔叔阿姨来家里开会讨论问题。家中所有事情全靠妈妈一人操劳。为方便爸爸更好工作，妈妈给爸爸布置了一间书房、办公室兼卧室的专用房。爸爸一回家就到自己的房间里只有吃饭才出来。他的桌上永远摆满了书、本子和讲义，妈妈从不让我们打搅爸爸，更不让我们碰爸爸桌上的“宝贝”。多少次我半夜起来上厕所，发现爸爸房间的灯还亮着，趴在门缝悄悄一看，满房烟雾缭绕，爸爸还在伏案疾书，估计那些年爸爸都没在午夜12点前休息过。后来我才知道：爸爸不仅掌管农学院最重要的、规模最大的系——农学系的行政领导工作，肩负教授《作物栽培学》《棉作学》《耕作学》等主要专业课程，还经常为兵团农业师的技术干部讲课，传授棉花栽培技术，并参加院务会的常务工作，负担十分沉重。为了执行“理论联系实际，教学结合生产”的教学方针，爸爸在编写授课教材时非常注意将自己对新疆棉田考察的实际情况融合进去，以利学生毕业后学以致用。那时没有电脑，所有教材爸爸均是一字一字写好并反复修改而成。
爸爸深知发展棉业首先要有好的品种，而发展新疆的棉业就要培育出适合在新疆环境中生长的优质棉品种。1956年爸爸利用到苏联参观学习的机会带回了七粒“5230B”长绒棉品系种子。爸爸将这几粒种子视为珍宝，回来后立即把它们送到吐鲁番试验场开始培育试验，在之后的几年中，爸爸经常利用教学之间隙抽空去吐鲁番试验站，和那里的科技人员一起对“5230B”的变异类型植株进行定向选育，经过多次选育并在不同示范点反复试种，终于培育出一种适合在新疆生长的长绒棉。这种棉花洁白柔软，弹性好并具有纤维细长和拉力强等优良品质，得到棉花产业同行和国家认可。1965年该品种通过鉴定并被命名为“新海棉”，开始在新疆尤其是吐鲁番地区大面积推广种植。“新海棉”的培育成功，为新疆发展长绒棉品系奠定了基础，也为新疆的经济大发展开创了新路。
为了促进全疆棉花产业的稳定发展，爸爸除了肩负农学系正常的行政事务和教学工作外，还经常到全疆各军垦农场（兵团）、国营农场和相关公社调查棉花生产情况，对棉花栽培技术知识进行宣传和指导，并协助解决生产中的具体问题。我看爸爸这样风风雨雨来回跑，问他为什么一定要到农村去？记得爸爸这样回答我：“农业的根在那里，学农的必须到庄稼地里滚一身泥巴才能掌握一手资料，才有发言权！”爸爸忠厚朴实的秉性使他在蹲点调查中结交了很多农民朋友。
那些年爸爸一手抓育种，一手抓育人；一面搞科学试验，一面进行栽培推广。每天像一个上紧弦的发条不知疲惫地运转着。党和国家没有忘记爸爸付出的艰辛和脚踏实地的努力：您是国家第一批享受特殊津贴的科技人员；为表彰您长期在新疆少数民族地区从事科技工作，中央民族委员会、劳动人事部、中国科学技术协会联合授予您“荣誉证书”；您还因“从事农业科研、教学、推广和行政工作逾半个世纪，劳绩卓著”受到中国农学会的嘉奖表彰；并获得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颁发的“建设新疆荣誉证书”，被收入“新疆科技名人录”……而所有这些荣誉和光环，我们是在您去世后整理遗物时看到证书才知道的。虽然爸爸为新疆棉花产业发展做了很多工作，但除了家里保存着一株长绒棉的棉桃样本外，爸爸什么都没对我们说起过。沉默寡言、处事低调是爸爸的一贯作风。按国家规定，有正教授资格的人去世后骨灰可以安放到八宝山革命公墓骨灰墙。爸爸去世后，我们想把爸爸也放在那里。可在家翻遍所有地方都没找到爸爸在八一农学院任教时的教授证，最后只能凭一本1945年国民政府颁发的教授证办理手续。记得那位接办手续的工作人员说“四十年代都是教授了，还有什么说的”。爸爸，您真的太不重视自己的名分了！
爸爸是个在农村长大的人，从小过惯了苦日子，不仅自己平时十分简朴，也总是要求我们“生活上要向低标准看齐”。记得有次我看自己的钢笔和皮鞋旧了想换新的，便去找爸爸。当时爸爸正在看文件，见我进来说明理由，让我坐在床边，温和地给我讲起自己的故事。您告诉我：小时候因家里穷，只能穿布鞋上学，上中学后走的路远，加上脚长得快，布鞋前面张口了也舍不得丢掉。爸爸风趣地说“张口好，可以通风，免生脚气。”您还告诉我，有时半个鞋底都掉下来了也舍不得丢掉，用绳子绑上继续穿。您问我钢笔是彻底坏了还只是旧了？我拿给爸爸看，您一边检查一边帮我修理，并对我说“我上到中学时都没有一支钢笔，后来还是一位同学在校园捡到一支旧钢笔送给我，才算有了钢笔用，那支笔一直用到大学毕业……”那天，爸爸破例跟我聊了许多，我才知道爸爸上学时为了节省路费寒暑假从不回家；在学校找杂工干：刻蜡板、印讲义、打扫卫生等，挣点钱做来年学费；上大学时从不买教科书，都是把同学的讲义借来抄。由于学习刻苦努力，成绩优秀，多次被免交学费……爸爸的这席话给我留下极深刻的印象，我也常常把这些讲给自己的儿子听。
1992年5月14日，爸爸永远离我们而去，在清理爸爸遗物时我看着那一件件打着补丁的衣服、一双双因破洞而缝得七扭八歪的袜子时泪如雨下，这一针针一线线都是八十多岁的老爸自己缝补的！
爸爸，1952年您舍弃北京一切优越条件到新疆时是八一农学院除了涂院长外唯一的一名正教授，加上边疆补贴，您有330元的高工资，可是咱家孩子多（五个），妈妈只是普通小学教师，您不但负担农村爷爷、大伯家费用，逢年过节还给北京外公外婆寄钱，所以家里的开支要靠妈妈精打细算。上小学前我们穿的鞋全是妈妈到新疆后学会做的布鞋，上学后偶尔买双皮鞋也是老大穿完老二穿。每年春节是我们最期盼的节日，因为妈妈会给我们每人准备一件新的花衣服。妈妈很有审美眼光，她给我们选的花布既漂亮又不俗气，我们穿出去看见其他小朋友们羡慕的眼光可骄傲了。三年自然灾害时，家里粮食少，副食品也少，妈妈偶尔也会给我们买一斤高价饼干和奶糖，每次分给我们姊妹每人两三块，大家都舍不得吃，总是先闻闻饼干味道，再一小点一小点咬着吃，至今都记得那种饼干的香味。1979年帮爸爸办理调离新疆手续时看到爸爸工资依然是330元，在新疆工作27年，爸爸一级工资也没涨，我问爸爸怎么回事，爸爸很平淡地说“自己工资高又是系主任，有升级机会当然要让给其他人，尤其是年轻人，他们工资低还要养家，比我更需要。”爸爸，您只是一位从旧社会过来的普通知识分子，却有如此博大的胸怀和高尚的情操，真让我感动不已。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时，您的工作和生活受到了很大影响。您当时真的吓坏了，不知发生了什么事？也不明白自己究竟做错了什么？爸爸多次跟我谈到自己的困惑和苦闷，也就是在这段时间我和爸爸有了思想上的很多交流。爸爸告诉我：他1937年受山东省政府推荐被公派到美国攻读棉花育种和栽培专业（研究生）。半年后爆发卢沟桥事变，日本侵华战争开始，爸爸失去了公费留学的经济来源，只能靠勤工俭学维持学业。当时美国政府对中国留学生打工的待遇非常苛刻，薪工费限0.5美元／每小时，爸爸寒暑假在农田辛苦打工的费用仅够交学费，然而无论生活多么艰苦，都不能改变爸爸继续求学的决心。他克勤克俭，节衣缩食，靠多处打工的微薄收入艰难地维持着自己的学业和生活。
1940年爸爸凭自己的努力在美国明尼苏达州大学顺利通过德、法两种外文考试，拿到博士学位后在明尼苏达州大学理学院植物系留任助教，期间完成“玉米杂交种杂交优势的科学研究”工作并撰写了《玉米杂交种生长素数量之研究》的学术论文，发表在美国《植物学》杂志上。在美国学习近四年，爸爸一方面目睹了美国的先进和强大，同时也感受到美国强烈的种族歧视，尤其不能容忍的是对中国的蔑视！这激起爸爸报效祖国的决心，他谢绝美国导师和友人的再三挽留决定回国，希望能将学到的知识为自己的祖国服务！希望能为改变祖国贫穷落后的面貌尽微薄之力！当时国家正处于日寇侵略的战火中，回国的路被阻断，但爸爸决心已定，他不辞辛苦，分别搭乘飞机、轮船、火车、汽车，经日本、香港、越南、抵云南，达重庆，辗转数月，绕道回到祖国，到农业部中央农业实验所报到，随即被派往该所陕西工作站任技正（研究员）、主任并兼豫西分站主任，主持陕豫两省棉花育种及栽培试验的科研工作，在此期间爸爸为推动该两省棉花良种繁育做了大量工作。1941年-1945年间，爸爸出任西北农学院农艺系教授，讲授《作物学》。爸爸说回国途中为免遭搜查和不必要的麻烦，除了随身带的书和衣服，把辛辛苦苦在美国积攒的几百美金丢在了香港，说此话时我没有听出爸爸一丝的后悔，而是从爸爸眼神中看到一种坚毅，一种自豪。此时我才明白：当年爸爸毅然报名支援边疆的举动绝非偶然，绝非一时的激动和头脑发热，长久以来爸爸一直怀揣一颗报效祖国的拳拳之心和满腔热血！无论何时何地他都心向祖国！努力发展中国的棉花产业是他毕生的事业追求！爸爸以切身行动让我再次认识到中国确有这么一批不计名利、不计报酬、一心为国的“傻”知识分子。
在新疆的几十年中妈妈是最辛苦的。妈妈是在大城市长大的南方女学生，从北京来到新疆，生活上有许多不习惯，更何况刚到新疆时没水没电，道路泥泞，房屋漏雨，孩子幼小，真可谓步履艰难。但坚强的妈妈从没有被这些困难吓倒，她学会纳鞋底、做布鞋，能一手端个大洗衣盆，一手拎一大桶水，她教我们认字，给我们读书、讲故事、念儿歌，我们每晚在妈妈带有京味儿的读书声中睡觉。“文革”中爸爸受到不公平的待遇，妈妈始终不离不弃伴随在爸爸左右，自己动手垒鸡窝、养鸡，在结着溜滑厚冰的井边摇轱辘提浑浊的井水，为点灯步行几公里到县城买煤油……在长期的劳作中妈妈患了肾型高血压、类风湿关节炎，“文革”中没有得到及时治疗，病情急剧发展，很快手脚都变形，即便在这种情况下，妈妈仍然坚持天天给爸爸做饭、洗涮，照顾爸爸的起居。到了晚年，她全身关节变形、疼痛难忍，右腿膝关节无法伸直，每天要靠吃止痛和激素药过日子。为了减少病痛，妈妈学会针灸，自己往膝关节扎针，有时扎到毛细血管鲜血直流，我看得心痛。可是妈妈为了安慰我们，装着满不在乎的样子忍痛还继续扎着……无论在新疆遭遇多大的苦难，也无论晚年有多严重疾病的折磨，妈妈从没低头，从没唉声叹气，也从没流过眼泪。妈妈，您的温暖、关怀永远镌刻在我们心底；而您的勇敢、坚强将激励我们一生。
1979年，承蒙王震副总理的关照，爸爸调回北京在农业部种子公司任顾问。届时爸爸虽有72岁高龄却工作热情不减，依然严谨认真地做一切事：每天拖着伤残腿拄着拐棍按时上下班，经常参加农学会组织的农业技术交流会，密切关注全国各地棉花产业的发展。一字一句修改、审阅呈报的各种论文和技术文献。抽空为八一农学院编写《新疆长绒棉栽培技术》教材。爸爸虽然离开了新疆，却还时时挂念着那片曾倾注大量心血的热土，每当电视、报纸上有关于新疆的报道，爸爸必认真听、仔细看。凡有八一农学院的消息更是迫不及待地打听，若知道有八一农学院的领导、同事、朋友来京出差，必是请到家中仔细询问学院现状并挽留他们吃饭，甚至不在意这些人中是否有人批斗过自己，总是一视同仁，一样客气，一样热情。爸爸宽厚仁慈的心胸真让我们折服。
1992年“八农”建院40周年，校庆筹委会寄来了邀请函。爸爸看后激动了好几天，一直筹划怎么去参加校庆活动（因为腿疾只能坐轮椅），还打算要给院里捐资。不料，五月初爸爸因感冒、肺部感染住进医院，5月14日终因病情恶化离我们而去。在爸爸病重的日子里我们一直守候在病床前，亲眼看着他走完生命的最后一程。
重症监护室里的爸爸脸上扣着氧气罩，嗓子里插着好几根管子，眉头紧锁，已说不出话了，但只要不发烧，神志就还清醒，他示意护士拿来纸，用笔在上面写了“开灯”、“看书”几个字。他的眼睛一直朝门外看，我们知道他是在寻找亲人！每当我们有一个人被批准进入室内，爸爸必拉住我们的手不肯放，他的眼神在我们身上扫来扫去，紫色的嘴唇一直不停地动，爸爸对我们有太多的挂念和嘱托：他希望我们好好学习、好好工作、好好生活，他希望我们照顾好妈妈，因为妈妈严重的类风湿关节炎手脚变形，这是爸爸对妈妈的终身歉疚！他希望我们姊妹友爱、互帮互助、安定团结。有次我进去，爸爸像往常一样久久地盯住我看，泪水慢慢流出眼角，他哆嗦地用扎满管子的手指先做出一个“八”字状，又慢慢伸出一个“一”字，我一边流泪一边点头，我知道就在爸爸命悬一线时仍想着八一农学院！他一直想再回去看看！是啊，爸爸参加了农学院从筹建到建设的全过程，对那里的领导、同事、校园、校舍乃至一草一木都寄予无限深情和恋恋不舍。新疆，有爸爸太多的眷恋，八一农学院，是爸爸终生的牵挂！
爸爸妈妈，我总在想当初如能在八一农学院校园种植一棵松树，将你们的一半骨灰葬于其下，让你们一直亲眼看着八一农学院的成长，或许就能免除你们长久以来对八一农学院的挂牵了，是不是？值得告慰的是：学校领导没有忘记你们，没有忘记你们当年为建设八一农学院所做的工作、没有忘记你们为新疆和国家在棉花事业的巨大贡献！几次邀请我们子女给你们写回忆录、捐展览物品。我们也向学校领导表示，一定以父母当年建设学院精神为榜样，尽自己能力为学院发展贡献微薄力量。
爸爸妈妈，八一农学院现已改称新疆农业大学了，形成了以农为主，农、理、工、经、管、文、法多学科发展的格局，担负多项国家重大科技支撑项目。学校培养的近二十万余名毕业生遍布天山南北，他们正在为新疆和祖国的经济建设贡献着自己的力量！而以“新海棉”、“军海一号”、“新海五号”为主体的长绒棉品系已在全疆各地广为种植，新一代育棉能手正茁壮成长。爸爸妈妈，看到这一切，你们应该放心了。
想念你们的女儿：王以燕携弟妹王以秦、王以平、王以冀、王以新敬上
排版：鲁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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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农大故事】八一农学院创始人——王震将军
②【农大故事】八一农学院首任院长——涂治
③【农大故事】深切怀念八一农学院老书记孟梅生同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