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大故事】“黄大文老师，您在哪里？”
开栏语
1952年，在毛主席和周总理的亲切关怀下，由王震将军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步兵学校的基础上创建了八一农学院（后更名为新疆农业大学）。七十年来，一代代农大人扎根边疆，在艰苦卓绝的环境中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求真务实、开拓进取，屯垦戍边办大学、稳疆兴疆育人才。值此新疆农业大学建校70周年之际，我们开设“农大故事”专栏，忆往昔、寻初心，讲好农大故事，汲取奋进力量，让红色基因于薪火相传中绽放芳华。
本文原载于《新疆农业大学报》
光阴荏苒，岁月如梭，弹指一挥间，我在新疆农大工作已经整整41年了。回首几十年的成长道路，离不开许多前辈的教育和培养。其中，最难忘的是黄大文教授。黄教授是原农学系主任、五届全国人大代表，他离开我们已经18年了，但他的音容笑貌和亲切教诲总是历历在目，宛如昨日。
黄大文教授
1961年9月，我从北京农业大学的农业部师资进修班结业后，服从分配来到新疆八一农学院。那年我22岁，“西出阳关无故人”，而且是离家万里。在途经西安时，童年的挚友告诉我，他的舅舅叫黄大文，在八农任教，并托我带封信。我报到后找黄老师，但他下乡了，我顺手将信交到昆虫教研室。一个月后一位老师找到我，只见他目光深邃，和蔼可亲，自我介绍道：“我是黄大文”，特地请我到他家坐坐。原来，黄老师是1944年毕业于我母校福建农学院前身之一的福建省立农学院。他还认识我的父母，因为在抗战期间，我家为了不当亡国奴，从福州市逃难到他的家乡——武夷山区的邵武县。回忆起抗战期间的艰苦生活及日寇投降的往事，大大增强了我童年的记忆，很快贴近了我们之间的心灵距离。1961年的物质供应极度匮乏，黄大文夫妇倾其所有，为我准备了一顿丰盛的晚餐，他孩子们都说真像过年一样。当时，我初到边疆，举目无亲，能得到家乡长辈的关怀，喜得良师益友，非常感动。“文革”中的1969年，我儿子出生时，黄老师被监督劳动，工资被扣发。全家6口人，每月仅一百元的生活费，尚有年迈的双亲要赡养，但他却让师母送来了他全家定量供应的红糖表示祝贺，至今令我难以忘怀。
黄大文教授在学习
“文革”之初，大字报铺天盖地。难得的是，身为系副主任的黄大文老师却没有一张大字报，可见他的为人和工作非同一般。中后期，他受到很大影响。当我看望他时，他对我说，他相信党，对厄运降临并不后悔。早年，有位外国传教士要资助他出国留学，条件是回国后要到教会服务，他拒绝了。1945年台湾省光复后，海峡这边的福建人纷纷到那里谋生。他先去的一位朋友已为他物色了职位，被他婉言谢绝，他很庆幸当年的选择。1970年我校师生徒步4天到玛纳斯林场，三九寒冬他到场部拉水，回来时经常鼻涕冻成冰。由于没有工资，他抽烟只能买每包8分钱的劣质烟，其中尽是用烟杆水泡过的细纸屑，稍一不吸就熄火，这对他后来患喉癌有很大关系。但是，他在逆境中始终保持对党和人民的赤胆忠心。打倒“四人帮”后，他曾外调一位迫害过他的人，黄老师考虑到事关这位年轻人的前途，他忍辱负重、以德报怨，表示应当把账算在“四人帮”头上。他有如此博大的胸襟，的确难能可贵、催人泪下。1978年，我在探亲的火车广播中听到黄大文老师当选为全国五届人大代表的消息，我祝贺黄老师终于得以复出。回顾他在逆境中的表现，真不愧为中国知识分子的楷模。
黄大文老师在主管教学时常赞扬农学系冯祖寿、黄蔚青、易淑桢、刘芳政等老师教学效果好。当我向这些人请教时，他们都说黄老师的讲课更精彩，而我则无缘聆听他的讲课。1976年，我被借调到乌鲁木齐县培训蔬菜技术员，特地请黄老师给学员们上虫害防治讲座。他不但欣然答应，而且连夜写出讲稿。当时县“五七”大学的“教室”就设在郊区安宁渠菜库的地下通道中，由黄老师讲授地老虎的防治技术。
只见他双手各持一支粉笔，左右开弓、同时下笔，黑板上立即跃现出匀称美观的地老虎成虫蛾子图，可谓一气呵成，令人叫绝。在讲课中，他表演地老虎成虫在糖浆盘中的挣扎状真是惟妙惟肖，令学员对糖浆诱杀的防治技术经久不忘。他带领学员们到一块白菜地里，请大家大胆猜测一亩地下可能有多少地老虎。学员们七嘴八舌地报数，少则两三千，最高的估计数说是3万。他环视四周，严肃地向大家说：“这一亩地至少有6万只地老虎”。在大家怀疑的目光中，他请一位女学员顺手甩一根树枝进行随机取样，结果在一棵大白菜的根际就挖出36只各龄地老虎。他将黄地老虎、警纹地老虎及八字地老虎一一分开，分别讲解。经最后计算，大白菜每亩保苗1800株，一亩地中有68000多只地老虎。这时，大家都惊叹不已，对这位著名的农业昆虫学家心悦诚服。
那一年黄老师给培训的学员做了精彩的讲课后，是搭一辆拖拉机回家的。事后，我向他请教讲课技巧。黄老师谦虚的说：“没什么技巧，只要用心。”他告诫我：“讲台就是教师的岗位，搞好教学是每个教师的首要任务。你的一切业务活动都应围绕着以提高教学为核心。要发挥教师的主导作用，把业务工作扩大到社会上去。”教导对我日后工作起着重要的指导作用。黄老师是解放前北京大学的研究生，业务功底丰厚。1952年，他响应党的号召，从首都来到刚组建的八一农学院任教。他热爱新疆，自35岁进疆后一向安心工作。1978年，我母校有位出差新疆的老师冒雨来到我家，第一句话就是：“我代表你的老师和老同学动员你回母校工作”。该老师早年曾在八农进修，我请他一道找黄大文系主任协商。黄老师非常礼貌地向我们俩的母校代表表示歉意，说明八农正在筹办园艺专业本科，并坚定地表示“林成夫妇都是学园艺的，八农不会放的”。当时，黄老师正向自治区人大提出《严格控制新疆中年农业科技人员外流》的提案。他以对新疆的无比热爱，以一位福建老乡和老校友的身份，恳切建议我留在新疆工作。他勉励我要积极工作，一定能为新疆农业教育事业做出贡献。他没有空洞的说教，却有像春雨一样的真挚言语，起着润物细无声的作用。面对失望的我，他提醒我要打好基础、学好英语，并批准我去学习。
1980年，63岁的黄教授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正当他施展才华之时，无情的癌症侵蚀着他的身体。他在剧烈病痛和呼吸受阻的情况下，顽强地与病魔抗争，一旦病情稍为平稳就走上讲台。他的嗓音哑了，就用扩音器讲课。他知道自己的时间不多了，恳求组织上“让我多给学生上几节课吧！”临终前，他已说不出话了，他用颤抖的手写下遗言：“希望将骨灰洒在天山脚下，表明自己的一生是为新疆人民工作的”。1984年2月，黄老师病逝于南京，享年66周岁。那年正值讨论丧葬改革，没有隆重的追悼会、没有花圈挽联、更没有歌功颂德的悼词，但他却留下了八农创业者的奋斗精神与卓越品质，留下了对新疆各族人民、对学校、对亲人和晚辈深沉的爱，也留下了一位中国学者严谨治学的优良风范。这就是我校一位老教授的人生。他生前没有得过一分钱的劳务费或技术服务费，却请师母向党组织交了一笔可观的党费。黄大文教授一向为人师表，他的人格魅力感人至深，至今依然鼓舞着我们。
当前，农大的面貌可谓日新月异，其规模已今非昔比。当我们漫步在美丽的校园，不由回想起前辈们创业的艰难与坎坷，付出的心血与牺牲。黄大文教授德高望众，是公认的老前辈的优秀教师代表。他逝世后，学校曾在会议室举行了20余人参加的小型纪念会。纪念会规格虽小，但我却清晰地记得与会者发自肺腑的言谈。黄老师生前写下的最后一句话是：“你们不要难过，只当我去了遥远的地方”。如今，我们庆祝即将开展学校大庆活动，黄老师为之献身的学校空前大发展了。抚今思昔，思绪万千，我们心中默默地呼唤：“黄大文老师，您在哪里？”
排版：鲁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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