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CF专栏】打造学术绿洲 推进科教兴国
来源：《中国计算机学会通讯》第7期《专栏》
作者： 孙贤和
今年是中国提出科教兴国战略的第二十年。在这二十年里，中国的国力和科技实力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整体实力与二十年前相比已不可同日而语。二十年的持续发展实属不易，但同时我们也应当看到，中国的发展正面临着“中等收入陷阱”，还面临着“从追赶到超越”这道门槛和“不进则退”的铁律。中国最近提出的“创新驱动发展”的方针是正确的，但是要真正实现以创新驱动发展，推进科教兴国，实现“从科技追赶到创新超越”这一质的飞跃并不容易。中国的大学和科研单位要在这一过程中起到主导作用。但是中国的大学和科研单位准备好了吗？
其实对中国科技界和学术界现有的弊病，大家在讨论钱学森“中国为什么出不了大师”这一发人深省的提问时已经谈了很多。可以说，打造大学学术绿洲是解决这一问题的一个方案。但怎样才能做到让大学回归为做学问的净土呢？下面我从政策层面谈两点作为讨论的起点。
把科研与创业分开，分清科学创新和企业创新的不同
科研学术不同于企业创业。科研的创新可以是创造新的思想和新的方法。但现在人们常说的创新多指创业，包括创造新产品。从表面上看，把科研与创业合二而一，是对地方和个人都很有吸引力的政策。但其实，这是在混淆科学创新与企业创新的概念，对科研的长期发展非常不利。
企业创新和科学创新到底有什么不同呢？举个例子来讲，马云是个成功的创业者，你要说马云没有创新有点冤枉，因为他有新产品、新设计和新的商业理念。但是如果你说马云有科学创新，那就有点过了。阿里巴巴没有推出新的科学技术，他做的是“用现有技术开发新产品”，也就是产品开发，属于企业创新。产品的形成，从科学的角度来讲有三个阶段：基础科学研究、应用科学研究和产品开发。前两个阶段的重大突破是我们所说的“科学创新”，后一个阶段的重大突破是我们说的“企业创新”。
核磁共振技术现在已广泛应用于医疗卫生领域，让我们以核磁共振为例来看看创新的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基础研究。这一阶段研究的是物理性质，是了解大自然、了解物理现象后面的物理规律的过程。核磁共振产生波，波遇到不同的物体可以产生不同的反射。但在这一阶段这些物理性质有何用处还并不清楚。第二阶段是应用科学研究。这一阶段研究如何让波的反射产生图像，呈现出人肉眼看不见的东西，以及如何能安全地使用这一技术。这一阶段研究的是这些物理性质如何为人类服务。第三阶段是产品开发。这一阶段是把现有的技术整合成一个产品，去满足用户的需要。这三个阶段是前后相连的，后一阶段的开创性工作都需要前一阶段的知识支持。中国很多公司现在还没做到“用现有技术开发新产品”，而只是在“用现有产品开发中国市场”或者给别人的产品做来料加工，这个就是我们所说的“低端产业”。这也就是为什么实现以创新驱动发展推动科教兴国至关重要。
英语里有一句话：“Research transforms $ into knowledge. Innovation transforms knowledge into $$$.”，翻译成中文就是“科学研究把钱变成知识。创新把已得的知识变成更多的钱”。创业追求的是利润，要对投资人负责。科学研究就不同了。科研追求的是知识，并将研究结果与大众分享，目的是提高国家实力，而不是增加投资人的利润。基本出发点的不同使得把科研与创业混淆在一起会产生四大问题。
问题一：学者的一个重要作用就是对某一项技术、某一项产品做出公正的评价。当一所大学把学术和利润捆绑在一起，当所有教授都成了利润链上的一部分，大学就成了产业界的竞争者，而不是合作者或者具有中立性的裁判。大学失去了它应有的引领和监督作用，也就失去了它应有的学术权威与社会威望。
问题二：科研要求研究结果公开，创业则要求商业保密。把这两者加在一起，只会让研究人员无所适从，其结果就是丧失科研的公开性。
问题三：创业要求短平快，要短期出成果；科研要求长期的苦守坚持，竭尽全力，并且可能长期一无所获。科研做的是什么？科研，尤其是基础性科研，做的是“high risk, high return （高风险，高收获）”的研究工作，也就是说这个研究工作风险太大、投资太高，没有公司愿意投入，但结果可能会非常好，大家都想分享。所以国家、政府和各类基金会必须是科学研究投入的主力。科学研究必须走“大众投资、大众分享”之路。以袁隆平的不育系水稻为例，该研究历经十二年、通过全国性的协作攻关才得以完成。在1960年研究刚开始的时候，不会有公司投资给他，因为他的研究不确定性太大了。也幸亏没有公司投资给他，否则公司从利润出发一定会让他引进良种，而不是进行那漫长而又毫无把握的研究。
问题四：科研与创业需要不同的人才，也一定会培养出不同的人才，这也是最重要的问题。借用股市的概念，人的思维有长线和短线的差别。短线思维的人才，思维路径短，因而反应快，所以在语言能力及人际交往过程中处于优势地位。而长线思维人才则不同，他们的思维路径长，因而反应慢，在人际交往中，有时会显得笨拙。然而历史上在科研中作出杰出贡献的，有不少是这种语言能力较弱的长线思维人才，如德国的爱因斯坦和中国的陈景润。
由于创业需要推销自己、推销自己的产品，要反应快，见什么人说什么话，服从商业需求，从业者就不能总是坚持自己的观点。长期把商业利润与学术成功捆绑在一起，学者就会越来越像商人。如果这种社会环境不改变，中国也许可以出现唐骏那样的成功者，但出不了钱学森先生所说的那种大师。更可怕的是如果这种学术生态不改变，一代又一代的莘莘学子会把掘金作为唯一的励志目标。而我们需要清楚地告诉青年学子，成功不是用钱和地位、而是用对社会的贡献来衡量的。不是“我得到了什么”，而是“我做了什么”。丧失道德底线得到的钱和地位，是得不到尊重的，也是不会长久的。
中国的大学应该把科研与创业分离，不要混淆科学创新和创业创新。让科学家、学者可以长期安心地做科研，而不受商业利润的烦扰。要给他们提供“待遇适当，无后顾之忧”[1]的生活环境和工作环境，给我们的学者提供一方做学问的净土。
治学要清高，经商要清白，从政要清廉。各行有各行的成功，各行有各行的本分。做哪一行都可以，但不要硬把名、利、权搅在一起，不清不白，营造腐败。对一个人如此，对一所大学更是如此。
应当指出，我们这里的“科研与创业分离”，是指不要把科研和创业两大任务都强加在每一个科研工作者的身上，不要强迫科研人员去以创业为手段增加收入、贴补家用，不要只注意挖掘第一桶金的速度而不提倡献身科学的精神。学校还是应当设有技术转让和知识转化办公室，以便把学校的科研成果介绍给感兴趣的公司。同时也应当鼓励学生创业，并帮助感兴趣的学者把他们的研究成果转化成产品。科研是播种，创业是收获。大家都去收获，没人去播种，再好的收成也无以为继。
以超行政力打造学术绿洲
打造学术绿洲，在中国其实有例可循。综合一下，中国的学术绿洲，大概以三种不同的方式存在。我给它们起了名字，叫“搭温室”、“建飞地”和“脱轨运行”。
近年来海归成功的例子大多是以“搭温室”的形式出现的。王晓东的生命科学研究所就是这样的一个温室，其研究资金来自特别渠道，所里的领军人物也多是国外刚刚回来或仍两边跑的科学家。其基础研究人员大多是博士后，可以安心做研究、出成果。姚期智的清华大学理论计算机科学研究中心也是这样的一个温室，以清华之名可招来最好的学生，且能以清华基金会的基金聘请世界一流专家来校短期讲学。优等生加大师，再加上埋首理论研究是中国学生的长项，于是硕果频出。“搭温室”从某种程度上来讲是有效的也是成功的，但也有其特殊性。这些温室的成功多是因为领军科学家个人产生的“名人效应”，因而得到了中国政府超行政化的大力支持。
“建飞地”也是建立学术绿洲的方法之一。许多跨国公司像微软、摩托罗拉等把他们的研究院建到中国，就属于这种方法的应用。同时这些公司把他们的科研体制也带到了中国。这些研究院办得出色，也培养了一些中国研究人员。但一个公司的关键技术大多是商业机密，是不公开的，即使那些公开发表的部分，知识产权也是人家的。属于外国的飞地的成功，并不能给中国带来知识产权的自主。
“脱轨运行”有两种：一种是私人企业搞科研，另一种是国家国防重点科研。高科技企业要搞大搞好，必须要有一流的科技力量。但中国的高科技企业在利润的压力下，大多走的是以现有技术或现有产品主打中国市场的创业之路，投资少、风险低、有路可循。这条路走到极致，也就是个日本模式。我们不能说中国国防科技单位有开放的科研环境，但在国防科技单位，尤其是担任国家重点项目的国防科技单位，很少受政治或经济干扰、任人唯贤的事实还是有目共睹的。军令之下，将士同进同退，以攻克难关为首任，人的关系自然就简单了，知识就被尊重了。“两弹一星”成功的秘诀就是注重知识的积累、尊重知识，这才有了钱学森一辈的大师发挥能量的机会。
让我们以上述这三种方式来审视一下“打造大学学术绿洲”的想法。不难看出，大学不是“飞地”，也没有“脱轨”，而且其规模之大，也早已大大超过以往“搭温室”的范围，国内没有经验可以借鉴。打造大学绿洲有许多工作要做：科研要引入竞争体制，教育体制要改革，学科建设要跟上时代的变化，要建立一支热爱科学、热爱教育、基本功扎实的教师队伍，要有具有开拓精神、作风正派的学术带头人，要使得造假的“成本”大大提高等等。
大学不是生活在真空之中。大学的改革必然会牵扯到社会的方方面面，很多问题是大学本身解决不了的，这就需要国家的大力支持。从已有的“搭温室”经验来看，其成功都是因为有超强影响力的人撑起了温室的天空，打造了一方绿洲。我们希望有认识到打造学术绿洲重要性的人，打破行政级别，高官下放，来到校园撑起一方绿洲。我们也希望国家能从思想、道德的高度，能从人才、改革开放的高度，真正认识到打造学术绿洲的重要性，把守卫大学的学术净土看得和保卫国家边疆领土一样重要，大力支持教育改革、科技改革，把最优秀的行政管理人员派到这里来。
现在的大学领导很多都是某一方面的专家权威，即所谓的“内行领导内行”。这是好事，但也可能会成为坏事。内行可能会先人一步地认识到科学的发展契机，起到引导作用；但内行也可能固守自己所成，不愿接受不同、不能接受挑战，甚至在不同的程度上“废黜百家，独尊儒术”。在这样的情况下，有的创新就要面对双重挑战：既要挑战权威，又要挑战领导，成功变得更加不易。在大学里，要对有权的精英进行监督，要对无权的学者，特别是对那些既无资历又无权力的年轻学者进行保护。这也是打造学术绿洲的一部分。
知识分子要淡泊中有理想。淡泊是指生活简朴，也是指君子之交淡如水，一切以工作为重。淡泊中有理想是指不需要把大道理天天摆在嘴上，但事业上一定要有所追求。像袁隆平为了解决人类吃饭的问题而开发良种；像梁思成为了保留、弘扬中国古典建筑文化而奋斗终生；像昨日一位青年教师告诉我，他立志开发可穿戴电子装置为医疗健康服务。事业上有了追求，就有了做人的底气。在事业上每前行一步、每多一分知识上的积累，就会多一分自信、多一分自豪。
领导到学者中间来，找的不应是权威感，而应当是知识、真实和成就感。“知识就是力量”这个说法是有前提的。在好的环境下，知识可以化腐朽为神奇。古时，知识把烂泥化作了瓷器；今日，知识把烂泥化作了硅片。在不好的环境下，知识分子就只是那挑烂泥的人。从山下挑到山上，再从山上挑到山下，身心交瘁、一事无成，而烂泥还是烂泥。国有瑰宝，是暗淡无光，埋没于阡陌之间，甚至囚之于牢房，还是放出耀眼光华？这与当时的当权者和国策息息相关。国家的大成就有赖于政治家的睿智。
科技追踪和科技超越是完全不同的概念。科技追踪有路可循、目标在前，要做什么比较清楚；而科技超越的科研创新有其不确定性，我们不知道哪条路可以到达山顶，甚至不知道哪个山上的风景更好。大路在前，大家蜂拥而至，那条路未必通向山顶；无人之处自辟小路，那条路未必行不通。在科学研究领域，我们必须允许不同学术观点的存在，也必须要有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科研上的重大突破多产生于少数人推翻多数人同意的现有结论，或者发现多数人没有发现的新事物、新规律。创新需要采取与多数人不同的思路、思维方式，不可能不挑战权威。如果总得与大多数人保持一致、与权威保持一致，创新从何而来？从这一方面来讲，建立一个能让学者做到“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的开放学术环境至关重要。一个学术界的领导一定要有开放的心胸、大度的胸怀，可以接受并且愿意接受不同的观点，真心希望后人超越自己。开放的心胸、大度的胸怀与敏锐的科学眼光一样至关重要。没有前两点的人，可以做一个很好的科学家，但不应当站到领导的位置上。从科学研究的另一方面来讲，资源再多也是有限的，人的精力也是有限的。科学研究从方向、方法到具体的执行，有太多的不确定性和太多的可能性。科学研究的成功不可能靠“漫天撒网，四处开花”的碰运气方式取得。科学研究一定要有重点，要遵循科学的规律。一个点的成功，可以是个人努力；一个团队、一个科学方向的成功必须要集思广益，要有科学的民主，要建立有制度保障的科学民主。这种有制度保障的科学民主落实到了一个大学或者更大的范围，就会形成我们所说的学术绿洲。
今日的全球竞争，是科技之战、是人才之战。中国的硬件环境已经具备，中国海内外的科技人才也比比皆是。相对来说，中国现在缺的是一种凝聚力，是一片能让献身科学的浩然正气成为主流氛围的学术绿洲。实现以创新驱动发展，推进科教兴国，还需要大家共同的努力。
作者：
伊利诺理工大学(Illinois Institute of Technology)杰出教授(University Distinguished Professor)。IEEE Fellow，美国阿贡国家实验室(Argonne National Laboratory)客座教授和伊利诺理工大学可扩展计算软件实验室主任。
参考文献：
[1]孙贤和.建设良好学术环境吸引海外高层次人才.国际人才交流.2010,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