肤浅思维的纪念碑：最低工资与提高就业 | 何不笑
肤浅思维的纪念碑：最低工资与提高就业
A Monument to the Power of Superficial Thinking：
Minimum-Wage & Jobless Rate
By 何不笑
本文应邀为“人文经济学会”独家撰稿
如大家所知，202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颁发给了三位美国经济学家，其中著名教授大卫·卡德（David Card）一人独享奖项的50%，另一半由对因果分析的实证研究中工具变量的选择和使用做出了极具巧思的开创性贡献的Joshua D. Angrist 和 Guido W. Imbens两位学者共享。
我注意到，国内媒体介绍得更多的是前者，尤其是卡德和克鲁格1993年关于最低工资能增加就业的著名论文。时至今日，那篇论文几乎成了劳动经济学领域后来研究者的经典文本。
媒体侧重介绍这个观点，大概是因为它既符合人们的良好愿望，也符合政策现实。这对一般人而言会形成一种心理暗示，觉得这个获得诺贝尔奖的专家理论就像牛顿的力学定律一样斩钉截铁而又简洁优美，是真理。
但是，经济学理论毕竟属于社会人文范畴，与自然科学基于数理推导和严格可控实验发现的“定理”（law）有根本不同，往往需要经受同行和社会真实经验的不断质疑和修正。正如米尔顿·弗里德曼所说，“经济学中并不存在真正被完全定义的目标，目标只是经济结果的部分呈现。”①
实际上，自斯密-李嘉图时代至今，经济学界对“最低工资”的主流态度一直都是怀疑甚至否定的。因此我宁愿认为，作为一项全球最重要的学术专业奖项，今年诺贝尔经济学奖真正表达的是对学术研究“技术手段”的赞赏，而非对“智慧思想”的喝彩。
鉴于此，我们有必要问一句：设定或提高最低工资真的能增加社会就业吗？这个获奖理论又受到过哪些质疑和挑战？我们应该如何看待这个观点？
Ⅰ 前人的思想与洞见
美国的最低工资立法始于1930年代。当时的本意是为了保护劳动技能低、主要从事高替代率的低薪工人，让他们的收入能满足最基本的生活保障，不至于面临人道窘境。因此，经济学界对这一政策效果的研究一般主要聚焦于符合这一特征的社会群体。黑人和青少年人群就是个很好的对象。
上世纪60-70年代全球经济迎来一次严重的滞涨式萧条，物价通胀，消费萎缩，失业率伴随着犯罪率一起上升。在这个背景下，1966年，美国国会颁布立法，将联邦最低工资从每小时1.25 美元提高到1967 年 2 月的 1.40 美元，随后于1968 年 2 月再次提高到 1.60 美元（目前最后一次上调是2018年，有很多州将法定最低工资上调到了15美元/小时）。此外，国会还在1966年投票通过一项修正案，将最低工资的覆盖范围扩大到公立学校、家庭护理、洗衣和整个建筑行业。
面对这种充满善意的政策，米尔顿弗里德曼当年在《新闻周刊》的专栏中撰文指出，这一政策“势必导致更多人失业…受损最大的群体是低收入和没有技能的群体。那些已经有工作的人获得更高的工资，但就业人数将减少。”
后来的事实的确验证了这一洞察：
在将最低工资通过两次调整提高到每小时 1.60 美元之后，美国年轻人（teenage，一般指不足20岁的人，下同。）失业率从 1967 年初小于 8% 上升到 1968年6月的10%以上，到 1970年6月超过 11%，到1971年6月接近12%。②
到1972 年1月，美国劳工统计局（BLS）报告了一份黑人青少年失业率数据：
黑人男青年的失业率上升到34.5%，并于2月份继续上升至 40.7%。实际上，1972年至2016 年 11 月的539 个自然月中，黑人男青年的失业率有468 个月超过30%，占总时间的86.8%。这45年里，黑人男青年的平均失业率为36.7%，其中有13个月超过50%，1982年6月甚至一度高达58.1%。
这一统计数据表明，不断提高的最低工资规定至少对黑人男青年来说是有害的，这与弗里德曼对低技能人群的伤害最大的预测也基本吻合。
图中蓝色线为美国60-70年代最低工资政策的调整，深蓝色为年轻人失业率（来源：AEI）
黑人青年的失业率长期高于白人这一现象并非一直如此，在美国还没有实施这种立法的时候，黑人青年的就业率其实是高于白人的。
原因在于，那些对短时间失业无所谓、在失业期间生活不成问题，而且还能对新工作挑肥拣瘦的人，并不需要最低工资政策的保护；而那些处于社会底层——尤其是底层的年轻人往往缺少储蓄，很多家庭状况还不好，往往处于吃了上顿没下顿的状态，他们的就业愿望往往很强烈，有工作就愿意做。
1930年代之后，美国陆续出台了1931-1933年的戴维斯-培根法案，以及罗斯福时代的《全国工业复兴法案》（NIRA）和1938 年的《公平劳工标准法案》 (FLSA)等。
对于这一系列旨在保护弱势群体、减少不平等的善意政策，托马斯·索维尔在《经济学的思维方式》（Basic Economics: A Common Sense Guide to the Economy）第十一章关于最低工资法的讨论中曾进行了批评，他指出， 19 世纪末到 20 世纪中叶，美国黑人的劳动参与率一直都略高于白人，但“最低工资法改变了这一现象”。他尖锐地指出，“NIRA 在短短五个月内将南方纺织业的工人工资提高了 70%，其在全国范围内的影响将使得黑人损失了50 万个工作岗位。”③
不独美国如此。
我在《非国大的卢比肯河》一文中曾讨论过南非实施BEE法案（Black Economic Empowerment）所带来的问题，这一法案就包含最低工资的政策内容——与美国不同的是，南非的法案是针对黑人的最低工资做出立法，目的是保护黑人工会会员的工作机会。
关于这一问题，沃尔特·威廉姆斯（Walter Willianms）在1989年出版的《南非的反资本主义之战》（South Africa’s War Agianst Capitalism）一书中也曾进行过痛斥：“这不是关心黑人的收入，而是增加黑人的竞争成本。”他的依据是，在白人主导的工会里，这一政策实施的后果表明，黑人的失业率同样也上升了。
Ⅱ 后人的技术化争论
前面说过，由于经济学自身社会人文学科的属性，经济学家的某些观念就难免会受到自身价值判断、意识形态或多或少的影响。学者为避免这一问题，几乎不约而同地走向了更看重实证的数学化、计量化技术路线，力求研究结果的客观和公正。这种范式在社会学、历史学、人类学等诸多领域也被广泛采用，借用现代计算能力和科技水平的提高，大幅拓宽了诸多领域的研究进路和可能，快速提高了人类知识的积累效率。
如果说卡德1993年综合Angrist 和Imbens等人在研究教育时长与回报的关系④时开创的工具变量设定思路对“小幅提高最低工资能增加就业”的研究是对50-80年代研究范式的改进的话，那么，使用同样的研究方法对他提出质疑和反对的研究也一直都有——这当然是科学应有的传统。比如，1992年Ehrenberg, Ronald G，2019年的Doruk Cengiz & Arindrajit Dube，直至2021年的David Neumark & Peter Shirley等等。
与卡德最初的研究使用区区两个快餐店的样本不同（这也是他的研究最饱受争议的关键），质疑他的学者使用更广泛更复杂的地区、州乃至全国数据，在时间上也往往采用更长的周期，以考察这个命题有多大的普遍性。在此，我们省略掉复杂的数学和统计变量的纯学术性阐述，对关键质疑做一个简单的概括。
简单来说，此类研究发现的共识是，提高最低工资的政策会使很多人受益，同时也有很多人受损。大量的研究显示，最低工资每次提高时，其最显著的效应是提高了当地的平均工资水平，而在就业方面的影响并不显著。比如，Cengiz 和Dube在2019年采用最新的聚束理论（Bunching Estimator）研究指出，最低工资在统计上的实证结果是那些低薪行业的老板们只是把低于新规定的薪水提高到符合法律规范或以上的水平，而不是创造出更多的就业岗位⑤。（见下图蓝线）。
加州大学圣迭戈分校的 Michael Wither 和 Jeffrey Clemens 梳理了2007年联邦最低工资上涨的数据，发现这一上涨使得全国适龄劳动人口就业率下降了0.7个百分点，且低薪工人找到工作的概率下降了6个百分点⑥。
他们还发现，当最低工资标准提高以后，低薪工人得到的工作经验较少，更难跳槽谋求薪资较高的职位，并且通常两年以后，此类人群月薪达到 1500 美元的机会也下降了5个百分点。
此外也有学者指出，由于拿最低工资的工人其服务对象大都处于收入底层，所以提高最低工资相当于征收了一种按收入递减的消费税，由穷人来补贴那些中产阶级的工人工资。
诸如此类基于自然经验（natural empirical）的实证研究自卡德的研究发表至今数不胜数，以至于有学者对发表在顶级刊物的学者论文进行了大数据分析试图对这场持续30多年的争论观点进行规模化的分析。
比如，2013年芝加哥大学面向经济学家进行了一项调查，对“将联邦最低工资提高到9美元/小时将使低技能工人找工作显著更难”这一命题的态度进行投票，这一线上调查持续更新至今的结果显示，有62% 的经济学家“认同/强烈认同”，不认可的人占38%。
截至笔者撰写本文为止，最新的、更大规模且采用学术统计方法进行的同类顶刊研究来自加州大学的Neumark 和Shirley，他们对1992年至今历年编发的所有关于最低工资与就业率关系的学术文献数据与作者的结论进行了审查、分析。按照研究方法和数据取得方法的不同，对所有论文数据进行了分类。
结果表明，79.3%的研究对最低工资对就业的影响持整体上的负面观点，而55.4%的研究在10%的弹性范围内为“负面且显著”，47.9%的研究结论在5%的弹性范围内为负面。
作者最后总结说，“总体而言，我们的研究结论是，自1992年New Minimum Wage Research开始发布以来，这个主题的所有研究描绘了一幅清晰的图景，这批证据及其结论强烈地表明，最低工资对低技能工人的就业有负面影响。”⑦（见下图）
Ⅲ 热狗与狗 ⑧
前面用两小节简要概括了最低工资标准对就业负面影响的学术争议，它表明卡德、克鲁格的研究结果只是一种学术观点，并非完善可信的定律。然而尽管如此，如今世界上大多数国家依然实施了最低工资保障制度。这说明它不仅仅是一个学术问题，还受到党派政治家和/或各国文化特质等更复杂因素的驱使。
抛开与这一政策有特殊利益的人不谈，支持和反对最低工资的人之间的分歧其实不在于目标，而在于实施效果。双方当然都希望减少贫困。
然而，在同一文化中人们对政策的意见为何会有如此大的差异呢？
我认为，这可以用阿罗和鲍尔丁提出的观点来解释，那就是“不可能定理”（Arrow's impossibility theorem）——不可能根据个人的偏好推导出群体偏好。为避免阿罗不可能，就需要政策制定者达成基本一致的价值判断，而价值是思想和智慧的内核。
从这个意义上说，脱离了思想和价值来源的技术追求，就像用AI写出来的精美诗歌，它也许很精致很有形式感，却没有意义，因为美是人类情绪的表达，而AI没有情绪。
学者对最低工资与增加就业关系的争议实际上是对因果关系的探寻。休谟在《人性论》中早就从知识论的角度对因果关系问题提出过深刻的洞见：
我们可以为一对同胞双胞胎成年后取得的社会成就差异找出n个理由，包括父母是否偏心、吃饭口味引发的营养水平不同、上学时座位的不同、结婚的配偶差异、买房区位的不同、职业路径不同，如此等等，但这些差还可以通过更多更复杂的技术手段进行变量控制，但它们都不是完整的“因为”，也不足以对这个差异给出肯定的“所以”。相反，如果双胞胎的父母总结其中的若干条作为准则，并且推广给亲戚朋友“按章鸡娃”的话，你一定觉得这很荒唐。
实际上，有很多学者对社会人文领域进行过度的数学工程操作提出过反对意见，主要原因就是这类范式容易走向数字游戏，把复杂的数理演绎技术本身视为思想源头，而忽视了两百多年来思想史上那些闪耀着智慧之光的知识宝库。这就像研究热狗烹饪的人专注于研究其中的“狗”字有哪些涵义、与什么有关。
除了研究方法和技术路线的偏误，意识形态化的学术研究更值得警惕。原则上，经济学关注的是环境变量对事件过程的影响、预测和分析，而不是评判（evaluation）。但是，这个过程如果受到研究者意识形态偏好的影响并成为某种可疑决策依据的话，其产生的潜在危害势必难以估量。
对此，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布坎南1986年曾在《华尔街日报》撰文直言不讳地警告经济学家不要写迎合意识形态的文章，以免“堕落成一群随营的娼妓。”⑨
最后，除却经济学范畴的研究之外，无论最低工资要不要立法、能不能增加就业岗位这趟浑水，社会学、政治家、老百姓如何趟得水花四溅，我们都要回归约翰·洛克式的基本的问题。“任何人，只要可以工作而又愿意工作，无论工资多低我们都要让他们工作”。⑩
所以，干活挣钱养家糊口这件事，要不要附加太多的条件？
注：
①《弗里德曼文集》，纽约大学出版社。见弗里德曼1967年“人类价值观与经济政策”研讨会发表的演讲，原题是Value Judgments in Economics.
② Mark J. Perry，美国企业研究所（AEI），2016年12月5日.
③罗斯福团队主导的《工业复兴法案》后来被联邦最高法院废除，但 FLSA 得到了最高法院的支持，它也逐步成为后来各州最低工资政策实施的主要法律依据。
④ 这篇著名论文1996年发表于《美国统计学杂志》，原题为Identification of Causal Effects Using Instrumental Variables: Rejoinder.是Angrist 和Imbens获得今年诺奖的关键研究成果。
⑤见Doruk Cengiz&Arindrajit Dube等，The Effect of Minimum Wages on Low-Wage Jobs:
Evidence from the United States Using a Bunching Estimator，CEP Discussion Paper No 1531，February 2018
⑥ Jeffrey Clemens & Michael Wither，The Minimum Wage and the Great Recession: Evidence of Effects on the Employment and Income Trajectories of Low-Skilled Workers，NBER工作论文20724.
⑦论文见https://www.nber.org/papers/w28388
⑧“热狗与狗”这个标题灵感源于前天诺贝尔经济学奖颁奖揭晓当晚，我与几位复旦的经济学老师聊天时其中一位老师的比喻。我在此感谢并声明这一比喻的版权归他。
⑨ [美]安格斯·迪顿，《逃离不平等：健康、财富及不平等的起源》，第五章，崔传刚译，中信出版社2014.
⑩张五常，《最低工资的杀伤力》，2015年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