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敬英雄儿女
阵地上只剩7名战士，
司号员吹起冲锋号，
蜂拥而上的敌兵闻声，
竟纷纷逃窜。
100多名战士奉命伏击，
当敌军经过，
他们却没开一枪，
发生了什么？
这场实力悬殊的较量，
我们依靠什么，
让“武装到牙齿”的对手，
不得不签下停战协定？
那些最可爱的人，
书写下“钢少气多”的史诗。
抗美援朝，保家卫国，
视死如归，血战到底，
因为他们身后，
是亲爱的祖国、家乡和亲人。
翻开本期《国家相册》，
跟随珍贵老照片重回战场，
伴随嘹亮军号，
向英雄儿女致敬！
来源：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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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美援朝战场上，新华社传奇“武记者”临危指挥歼敌
新华社朝鲜前线十三日电 美国骑兵第一师在朝鲜战场上已经受到过多次的沉重打击，但是，从来还没有遭到过像最近一次这样惨重的杀伤。在范佛里特的“秋季攻势”中，骑一师在西线担负自铁原、涟川以西地区北犯的主攻任务，经过了两个星期的激烈作战，共被杀伤万人以上。在战斗过程中，该师因伤亡惨重曾补充兵员三次。骑一师被俘的官兵垂头丧气地说：“这是骑一师历史上最黯淡的日子！”
……
这是1951年11月13日播发的新华社记者阎吾的通讯名篇《痛歼美军骑一师》。
阎吾的通讯名篇《痛歼美军骑一师》。
被称为“武记者”的阎吾，以参加战斗最多、采写战地新闻最多、在前线组织战役性报道最多，创造了我国军事新闻史上的三个“之最”。在抗美援朝战场上，这位著名的军事记者曾写下《守卫在汉江前线的志愿军英雄们》《临津江前线的一个顽强的坑道战》《“打破疑虑，坚决回祖国”》等军事新闻名篇。同时，更不可思议的是在战地采访中，在指挥员牺牲的情况下，他临危指挥战斗并取得胜利。
新华社军事记者华山与阎吾（右）在朝鲜前线。
那是在一次随军的行动中，部队与敌遭遇，战场上指挥员英勇牺牲，而此刻敌军又一次向我军扑来，没有了指挥员，仗还怎么打？
情急之下，有战士看到阎吾身上背着望远镜，误以为他就是指挥员，随即请求阎吾下命令指挥战斗。
作为战地记者，阎吾始终跟随部队，清楚地了解敌人，也知道部队的整个作战意图，并坚信击退敌人，就会为后续大军打开胜利通道，于是毅然指挥部队投入战斗。
1951年夏新华社记者阎吾（右）、李耐因在开城停战谈判会场帐篷外留影。
随后，战士们组成战斗小组向敌军冲杀过去，抢占了山头阵地。接着阎吾又向部队首长报告了战场的最新消息，大部队迅速赶来，取得了歼灭敌人的胜利。
“赴朝参战的新华社记者，不少都有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战地采访经验，他们的骨髓里始终坚信自己就是一名战士，在战火纷飞的朝鲜战场上，为了完成采访报道任务，早已把生死置之度外。”曾经采访接触过不少赴朝记者的万京华说。
来源：新华每日电讯
记者：强晓玲 张博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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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鲜血染红了未完成的稿件！”抗美援朝战场上，7位新华人为国捐躯
在90岁老人朱承修的回忆中，1951年8月，刚刚进入朝鲜战场的经历刻骨铭心。
“8月24日晚上8时，我们乘坐东北军区派来的全新苏联嘎斯卡车，由一个班的警卫战士护送开往朝鲜。”之前，作为总社从华东总分社抽调志愿军总分社的4名工作人员之一，朱承修一行十几人先行抵达安东。
“由于没有制空权，我们都是晚上赶路，白天找地方休息。公路上每隔一段就布置有哨兵，监听有无飞机声音，如有情况，立即鸣枪报警。由于枪声频繁，走不多远就要停车防空。”就在进入朝鲜的第二天夜晚，悲痛的一幕发生了。
“当时我们汽车正开着大灯猛驶，又一次响起防空枪。司机马上熄灯，就在车子继续向前滑行的瞬间，我突然感觉自己被抛了起来，腾云驾雾似的翻了出去。我立即意识到：翻车了！接着人被摔进一个积水的浅坑里。胸部和手上压着行李和器材箱。等我拼命爬起来时，就听见有人大喊‘救人’。”那是8月25日晚上9点半左右，朱承修记得很清楚。
借助手电筒的灯光，大家看到乘坐的卡车侧翻着，车帮下有两个人，背着身体，头部被死死地压住。“摔倒的人一拥而上，想把车翻过去，大家叫着号子，一次次努力，但车子纹丝不动。”朱承修说，两位同志就这样牺牲了。
由于天色太黑看不清，等站队点名时大家才知道，被压的是记者郭普民和一名警卫战士，另外还有两名警卫战士受了重伤。两位烈士被迅速掩埋在离公路不远的山坡上，两块木板就是他们的墓碑。直到朝鲜停战后，总分社才把两位烈士的遗骸迁至桧仓，安葬在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陵园。
新华社记者郭普民，1951年8月在朝鲜牺牲。
翻车时，不少人受了伤，朱承修的两手也肿得厉害。于是大家在附近的老乡家里住下，直到9月15日，东北军区和志愿军总部才派车来接大家去桧仓。
“同志们向着太阳向着自由，向着光明的路……”
这天是中秋节，车子一路向南。记者丁德润和高健飞领头唱起《光明赞》。朱承修写道：“当车行一个多小时，经过我们翻车的地方时，月光下我们清清楚楚地看到路边那两座坟墓。车里一片沉寂，大家默默脱帽悼念。”
抵达桧仓几天后，高健飞被调去开城。9月24日晚，他乘坐的美国小吉普在接近开城时遭遇空袭，疾驶的车子掉进了一条反坦克沟，高健飞被甩出车外牺牲了，那天是他们入朝整一个月的日子。
新华社记者高健飞，1951年9月在采访途中牺牲。
“这么短的时间就有两名同志牺牲，这让我们大家非常痛惜。”朱承修曾感叹，“高健飞毕业于燕京大学，从北京相识一路同行到前线，他的勤奋刻苦和机敏干练给我留下深刻印象。”
停战后，由普金主持，高健飞的遗骸由开城迁至桧仓志愿军烈士陵园。
2011年，新华社建社80周年，曾在志愿军总分社工作过的记者李健华捐献了一个笔记本，它的主人就是在朝鲜战场上牺牲的年仅24岁的新华社记者高健飞。李健华当时回忆，当年高健飞十分珍惜这个笔记本，本芯用完了，舍不得扔掉，将本皮拆下来，把裁剪好的薄纸加进去继续使用。
新华社朝鲜前线二十八日电 德山里是朝鲜的一个普通的小村庄。它受到美国侵略者的蹂躏和凌辱，但是，它没有低头，它更加勇敢地站立起来，倔强地和美国侵略者斗争。
当美国飞机侵入开城中立区第二次轰炸南日将军住所的消息传到村中后，十七岁的高中生、少年团员闵致英暂时丢下了他想做一个文学家的理想，第四次写下了要求参加人民军的决心书。
……
今天，在新华社社史馆里，大家仍能从那本字迹娟秀的笔记本中看到高健飞采写通讯《倔强的朝鲜人民》一稿中的重要素材。
高健飞烈士遗物。新华每日电讯记者刘小草摄
1952年8月10日，新华社播发了新华社记者刘鸣采写的通讯《火线一夜话祖国》。其实，这篇通讯发出前8天，刘鸣已经在一次敌机轰炸中壮烈牺牲了。
“1952年8月2日上午，新华社记者刘鸣正在位于坑道式防空洞内，我志愿军西线某师前线指挥所值班室伏案写稿，一架敌机飞过该地上空，投下6枚炸弹，其中一枚炸弹在洞顶爆炸，防空洞顿时垮塌，刘鸣在爆炸中牺牲，烈士的鲜血染红了衣衫，染红了身边未完成的稿件。”
朱承修在《抗美援朝岁月追忆》一文中，记录了刘鸣牺牲的全过程。直到8月7日，新华社才以朝鲜前线电头陆续播出了记者刘鸣之前采写的《美军第四十五师的命运》《火线一夜话祖国》。
新华社记者刘鸣采写的通讯《火线一夜话祖国》。
“他的绝笔，牺牲时正在修改的稿件，未能从掩蔽部的废墟中抢救出来，和他一起留在了老秃山前线。播出的这两篇稿件，是他对新华社最后的贡献。”
新华社记者刘鸣，1952年8月写稿时遇敌机空袭牺牲。
1953年8月4日上午，新华社记者周斯杰随联合观察小组去东海岸江亭村军事分界线与对方组员会晤，途中我方一辆卡车触地雷被炸毁挡在路上，导致后面朝中组员乘坐的车辆无法按时赶到会晤地点，于是有几个人乘坐前面带路的一辆吉普车先行前往，周斯杰本来不在那辆吉普车上，但他为了尽快前去采访和了解情况，在车子开动的时刻跃身跳了上去，车子开出百米左右触雷爆炸。
新华社记者周斯杰，1953年8月在采访途中牺牲。
抗美援朝战争中，新华社在朝鲜战场上牺牲的烈士有郭普民、高健飞、刘鸣、周斯杰、樊勋龙、马自亮、丁明。
来源：新华每日电讯
记者：强晓玲、张博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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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年前，在敌机轰炸中发稿的新华社编辑部
1950年11月，在陈伯坚首批随军入朝后不久，新华社以林麟为组长，李耐因、徐熊任记者的九兵团记者组随军入朝，并在冰天雪地和战火纷飞中采写了第二次战役东线作战的通讯报道。
1951年1月下旬，新华社特派国内部军事组组长普金入朝，建立新华社志愿军总分社，由志愿军政治部宣传部副部长李唯一兼任社长，普金任专职副社长，是总分社的实际负责人。
“新华社进驻的矿洞坑道很长，还是两层的，每层高和宽都有约2米，有的地方还有一块较大的空地。编辑部在上层，下层是机要。洞中生活不见天日，又十分潮湿，‘嘀嗒嘀嗒’的渗水声，被大家戏称为‘水帘洞’。特别是空气不好，还曾发生过有害气体溢出致使两位同志昏厥，幸好被及时发现抬出洞外，才保住性命。”
朝鲜战场的环境十分艰苦，志愿军总分社的编辑部常年设在阴暗潮湿的山洞里，驻地附近几次遭到敌机轰炸、扫射。图为总分社何友、李健华、孙大文等同志在山洞内学习。
在抗美援朝战争中，一直在总分社担任编辑工作的朱承修此前回忆：“从踏上朝鲜国土直到停战，新华社记者们的工作、生活都与防空密切相关。中国人民志愿军总部驻地随战线变化曾多次搬家，直到1951年4月搬到平安南道的桧仓，就再也没有动过。桧仓是一个规模不小的金矿，山上多条被采空的矿洞和绵长的坑道成了防空好处所，也是我们工作、住宿的地方。”
从入朝后到1952年上半年，大家每天只吃两顿饭，伙房在山下，大家轮流下山打饭。一次下山打饭，一枚哑弹让朱承修逃过一劫。
“那天9时多，当我拎着一桶饭一桶菜上到半山腰时，两架黑乎乎的‘野马式’飞机突然低飞着冲过来。我把两个桶一放，就滚到旁边排水沟的草丛里。”朱承修眼见着飞机上的机枪手朝自己射击，子弹从头顶飞过，还没等人跑开，又有两架飞机呼啸而来，发射的一枚火箭弹就落在离他20来步的山坡上。“火箭弹竟然没有爆炸，我赶紧拎桶上山。那次，政治部驻地山沟里共落了20多枚炸弹。后来，司令部派工兵扛走了那枚细长的火箭弹。”
抗美援朝时期新华社前线记者与空军英雄张积慧的合影，前排右起为苏群、谢芝麟、张积慧、曾思明、刘紫池、殷步实；二排右起为丁德润、崔佳山；三排右起为阎吾、徐熊、朱承修。
他记忆中的又一次危险时刻，是1952年的8月5日。
那时，工兵在洞外为总分社盖起了两个掩蔽部，洞对面一个由机要室专用，洞口一个是编辑办公的地方，“掩蔽部用一块块厚大的石块垒起作墙，门窗贴上白纸透光，大家白天晚上都在那里工作。”
一天晚上9时左右，一架美军B-29轰炸机投下的炸弹突然在离掩蔽部几米的空地上爆炸，窗户纸被震成碎片，蜡烛被震灭，桌上的稿纸飞了一地，大家马上飞奔进洞。
“同事丁德润和我坐在最里面，要把地上的稿纸一张张摸起来。当我最后进洞时，第二批炸弹掀起的泥土石块就打在我们背上。洞里冬暖夏凉，夏天也要披棉袄，当时幸亏有棉衣在身。”
朱承修回忆，进洞后大家点起蜡烛看稿，头顶不断传来爆炸声，有点儿像打闷雷，烛火也被震得飘动起来。直到第二天，大家才发现掩蔽部外被炸出一个大坑，但只损失了一个破脸盆。同志们说：“如果那炸弹不是偏了几米，总社就得重新派人来接替我们的工作了。”
新华社志愿军总分社的很多工作人员都有过同炸弹、机枪子弹擦肩而过的经历。一次，机要组组长连培生回安东，由于坐在一辆吉普的最后排，人太挤，两脚只能翘在车外。结果中途遇空袭，一梭子弹下来，只觉得脚一震，下车疏散时感觉走路不对劲，才发现一只鞋的后跟被打掉了。
1951年抗美援朝第5次战役期间，新华社记者李耐因随军（26军）采访，经常露营，写稿子也常是在树下、路边或临时搭起的棚子里。这是记者李耐因（右）在临时搭起的防空棚下，向军队参谋人员请教战况。
尽管工作生活条件异常危险艰苦，与敌机周旋是常态，新华社志愿军总分社专职副社长普金对大家的要求依旧严格。“业务上要求编辑尊重记者的劳动，战地采访，每一篇稿件都来之不易，‘枪毙’稿件是大事，要尽量挽救。”朱承修回忆。不少稿件都是大家一起研究探讨，一商量就是一两个小时，“稿子编得不好，马上就被打回来”。
来源：新华每日电讯
记者：强晓玲、张博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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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昂铿锵的志愿军战歌，原来是新华社电文“催生”的！
“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
1951年8月，新华社的记者编辑们，像大多数志愿军战士一样，就是唱着这支《中国人民志愿军战歌》奔赴朝鲜战场的。而这支激昂铿锵、动人心魄的“战歌”，正是源于新华社的一篇报道，采写这篇报道的是首位随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采访的新华社记者陈伯坚。
“纪念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出国作战70周年主题展览”中，展出的《中国人民志愿军战歌》手稿。新华每日电讯记者刘小草摄
1950年9月，美军在朝鲜仁川登陆，大举越过三八线，把战火烧到鸭绿江，悍然轰炸了我国境内的一些村庄。
此时，作为新华社资深记者，陈伯坚已从新华社三野总分社调到总社军事组工作。10月2日，新华社社长陈克寒找陈伯坚谈话，告知由于形势的发展，组织要派他到东北边防部队。
10月12日，陈伯坚从北京启程经沈阳前往安东（今丹东），到刚刚组建的中国人民志愿军政治部报到。
期间，在某炮兵部队战前动员的采访中，连队墙报上一首表现“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诗引起陈伯坚的注意，他赶紧抄在笔记本上，在文字上略做了修改，如原文中“迈过鸭绿江”，改为“跨过鸭绿江”；“中华好儿女”改为“中国好儿女”；“打败美国野心狼”改为“打败美帝野心狼”等。
很快，应朝鲜政府请求，中国决定“抗美援朝，保家卫国”。
10月中旬，陈伯坚随彭德怀率领的中国人民志愿军部队跨过鸭绿江，进入朝鲜战场，进行战地报道。此前在安东部队采访记下的那首诗，始终萦绕在陈伯坚心头。
新华社朝鲜北部某地二十五日电 “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保和平，卫祖国，就是保家乡！中国好儿女，齐心团结紧，抗美援朝鲜，打败美帝野心狼！”——这是记者在前线上的中国人民志愿部队中听到的广泛流传着的一首诗……
1950年11月25日，新华社播发了陈伯坚的战地通讯《在朝鲜战场上的中国人民志愿部队》，文章的开头他引用了自己曾抄录的那首诗。次日，《人民日报》刊登题目为《记中国人民志愿军部队几个战士的谈话》，并将这首诗编排在报纸醒目位置。
陈伯坚的战地通讯《记中国人民志愿军部队几个战士的谈话》。
报道播出后感动了无数国人，著名音乐家周巍峙当即为这首诗谱了曲，定名为《中国人民志愿军战歌》。由于当时报道中并未提及诗的作者，也未署记者名，“战歌”发表初期，词作者署为“志愿军战士”。
“1951年3月，陈伯坚从朝鲜战场回国休整，总政的工作人员找到他，说要把这首歌曲获奖的一笔奖金发给他。”陈伯坚的夫人胡修亚生前曾对前去采访的新华社新闻研究所高级编辑万京华说。
原来，工作人员在查询歌词作者时，听当时正在北京的新华社平壤分社社长刘桂梁说，作者可能是陈伯坚，“因为他曾在安东听陈伯坚当面诵读过此诗。”
陈伯坚听后赶紧向来人说明，自己不是诗歌作者，“真正的作者是某炮兵部队的连指导员，但部队番号和姓名已不记得了。”正是根据陈伯坚提供的线索，后来有关部门终于找到了这首诗的原作者麻扶摇。
本组部分图片来源：新华社社史馆
来源：新华每日电讯
记者：强晓玲 张博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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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代人读过的那些课文，由新华社记者在朝鲜战场写就
在朝鲜北部成川郡石田里寺洞山的南山坡上，有一座新建的坟墓。一个多月，凡是在这座墓前经过的军民人等，都怀着崇敬的心情走上墓基，凭吊这位埋葬在朝鲜土地上的中国英雄——中国人民志愿军某师侦察连文书罗盛教同志。
……
这些文字，几代中国人都不陌生。
这就是后来被节选入小学语文课本的长篇通讯《不朽的国际主义战士罗盛教》，记述了一名中国人民志愿军战士舍身抢救落水朝鲜少年的英雄事迹。
这篇电文是新华社记者戴煌于1952年2月4日从朝鲜前线发回的报道。
“1952年1月26日下午，正在平壤附近一个山村里的志愿军某部驻地采访的戴煌，接到普金的电话，要他赶往一百几十里外的成川郡石田里，去采访志愿军战士罗盛教的牺牲事迹，要求越快越好。”多年前，万京华曾经在北京寓所采访了当时健在的戴煌老人。
新华社记者戴煌1952年冬在朝鲜前线。
“这匹马老实，你就骑它！”戴煌当年回忆，接到报道通知正是严冬，到处冰天雪地，路非常难走，部队又派不出车。团政委刘玉堂让战士牵来一匹不起眼的老白马对戴煌说。
就这样，在经历了从马上跌落拖行、徒步翻越雪山，连夜穿行满是积雪的陡滑山路，这位在抗日战争时期就参加革命，曾参加过淮海战役和渡江战役采访报道的新华社记者，在27日夜抵达罗盛教烈士生前所在部队的驻地。
采访期间，戴煌看到，村民们在罗盛教的墓前竖起了一块五尺多高的墓碑，用朝鲜文写着：“……生长在朝鲜土地上的人民，都应该永远地牢记着我们的友人罗盛教同志，学习他伟大的国际主义精神。”
在翻阅罗盛教生前的日记书信时，戴煌更被烈士生前的一首短诗深深打动，“当我被侵略者的子弹打中以后/希望你不要在我的尸体面前停留/应该继续勇敢前进/为千万朝鲜人民和牺牲的同志报仇！”这些生动的素材都被记者引用到稿件中。
后来，这篇通讯经志愿军总分社编辑朱承修初编，又经过普金改定，用特急电发往北京总社。《不朽的国际主义战士罗盛教》的报道经新华社播发后，很快在国内外引起强烈反响。
像《不朽的国际主义战士罗盛教》一样，抗美援朝战争中，新华社很多新闻报道在国内外产生了重要影响，上甘岭等战役的残酷和志愿军战士的忠勇；黄继光、杨根思、邱少云、罗盛教等志愿军战士的英勇事迹，就是通过战线上新华社记者的一条条生动的电文，一篇篇鲜活的报道，传回国内抵达读者而家喻户晓的。
1951年和1952年，总社特派记者华山曾先后三次到朝鲜前线采访。
灯光又一闪亮。我也来得及看清了：布满大炸弹坑的稻田，炸裂的冰棱，黑压压一片忙碌的人影：挥锄的，挑土的，扛着土袋的，……深陷的车辙穿过奔忙的人丛。汽车又在黑暗中颠簸起来。“这是敌机的重点封锁区。”团长安静地说。滥炸政策失败以后，敌机最近又来一套“重点轰炸”，几架“Ｂ二九”一早一晚，集中一点扔下几百颗大炸弹，硬把周围的地皮掏烂，炸飞，连路基也给抬跑了。可是汽车来往，只要丈把宽的一条路面。
工兵一阵突击道路又通了。
……
这是1952年5月26日播发，由华山采写的通讯《万里纵横到处家》。
1938年就到延安参加革命的华山，是新华社著名的军事记者，曾任新华社社长的穆青这样评价华山：“他的才华超过了我们同时代的许多人。”他的短篇文学《鸡毛信》和新闻特写《英雄的十月》分别入选小学和中学语文教材。抗日题材的作品《鸡毛信》还被改编为同名电影，影响了几代国人。
华山的战地通讯非常善于从整个战局着眼，通过细致化的文学描写，以及性格鲜明的人物形象，使人们既能看清战争的形势，又有很强的可读性。
“抗美援朝期间，总社和总分社要求前线记者要多写短小精悍的作品，多写事实，多写典型，能精确及时大量地报道，还要加强调查研究，及时发现新情况新问题，采取多种新闻形式进行报道。”万京华说。
在1952年10月下旬到12月下旬上甘岭战役报道中，由记者石峰、王玉章采写的《马特洛索夫式的英雄黄继光》和通讯员郑大藩采写的《伟大的战士邱少云》两篇稿件，分别报道了黄继光用身体堵住敌人正在发射子弹的枪眼和邱少云为执行潜伏任务在熊熊烈火中牺牲的事迹，感动了亿万国人。
而“杨根思英雄排”的事迹报道，无疑是新华社记者华敏“抓住采访时机，掌握战报特点，积极完成采写任务”的一篇出色报道。
“作为新四军老战士，杨根思在解放战争时期就曾接受过新华社胶东分社记者华敏的采访。”万京华说，杨根思牺牲前，当时华敏正在其所在部队采访，两人还曾交谈过。当听到杨根思壮烈牺牲的消息时，悲痛之余，华敏意识到应该马上投入采访报道。他曾说：“如果不抓紧时间采访战场目击者，等伤员转移后，可能就根本来不及了解详情，那会贻误报道时机。”
华敏当即找到并采访了战斗中负伤的几位伤员，“他们都是亲历者，目睹了杨根思最后牺牲的壮举和战斗的经过。”
很快，中国人民志愿军某部三连连长杨根思，抱着炸药包与敌人同归于尽的英雄事迹，被华敏写成了一篇1000多字的通讯。
敌人的反扑持续着，一次接着一次，倒下的尸体迅速增加。杨根思的一排人也因英勇伤亡而逐渐减员。敌人多次反击无效，集中了重炮和Ｂ二十九型重轰炸机，将爆炸弹、烧夷弹，甚至汽油，都倒向这座小山顶，他们用成吨的钢铁来对付这一排人。
……
当他打出最后一颗子弹时，四十多个敌人已经爬近山顶。在这危急的时刻，杨根思握起了一包十斤重的炸药，拉响导火索，向敌群冲去。
1950年12月24日，新华社发自朝鲜北部的通讯《不朽的杨根思英雄排》播发，在国内外传播开来，这是中国媒体在朝鲜战场上首次对外报道杨根思英勇牺牲的事迹。
后来，电影《英雄儿女》在拍摄时，导演和编剧在对志愿军英雄王成牺牲的细节进行具体构思时，部分取材于杨根思的事迹。
华敏曾告诉万京华一个细节：
在杨根思牺牲前的那几天，华敏正在以杨根思为连长的某部三连采访，并与战士们建立了深厚的友谊。一天晚上，连队忽然接到战斗命令，大家马上进入作战准备。根据有关规定，打仗时记者不能直接上前沿阵地。一些战士来跟华敏道别，“华记者，这一去我们可能就回不来了！”华敏忙鼓励说：“你们一定要活着回来，我还要报道你们的战斗事迹呢。”华敏和杨根思以饭碗相碰，为他和战士们壮行。随后，杨根思率领连队冒着风雪翻山越岭急行军前往前沿阵地。
“纪念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出国作战70周年主题展览”中，展出的杨根思遗物。新华每日电讯记者刘小草摄
“报道发出后，连杨根思所在团都还不完全了解他牺牲的具体情况。”万京华说，“如果不是记者身在前线，和志愿军战士同甘苦共患难，是很难在这么短的时间里将这一消息准确报道出来的。”
来源：新华每日电讯
记者：强晓玲 张博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