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 斌：中国共产党百年党代会经济主张和政策解析

【摘 要】唯物史观表明，经济是政治和意识形态的基础。中国共产党百年党代会经济主张与政策的演变，反映了我们党掌握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以及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历史道路并不是平坦的。百年来，中国共产党人为了中华民族的解放和复兴，前赴后继，不仅敢于牺牲自己，而且勇于纠正思想和行为上的偏差，进行自我革命，从而尽管一路走来，也曾磕磕绊绊，但不忘初心，始终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终于取得了经济发展的巨大成就，率先走上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历史必将证明，这是中华民族对人类社会的巨大贡献，是世界社会主义五百年来继十月革命后的最大突破。

在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之前，曾经酝酿过一个没有向外发表的《中国共产党宣言》。1958年毛泽东同志曾对它作了如下的批语：“不提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只提社会主义的革命，是空想的。作为社会主义革命的纲领则是基本正确的。但土地国有是不正确的。没有料到民族资本可以和平过渡。更没有料到革命形式不是总罢工，而是共产党领导的人民解放战争，基本上是农民战争。”值此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之际，笔者在学习党史重温中共历届党代会决议的同时，尝试对中国共产党百年党代会经济主张与政策的演变进行解析，以期从中汲取经验教训，能够更好地踏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

一、1921-1927年中国共产党早期党代会的经济主张与政策

这里对中国共产党早期的界定是从建党到秋收起义后建立红色根据地前的时期，这个时期中国共产党还没有在任何地方取得执政权，只能像马克思和恩格斯时期的德国共产党以及俄国十月革命前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那样，仅仅从理论上提出经济主张与政策，还无法在实践中实现这些经济主张与政策。也正因为如此，这个时期的中国共产党经济主张与政策明显受到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和外来因素的影响，与当时中国实际的结合不是很紧密。
例如，上面提到的《中国共产党宣言》只包括两个内容，即共产主义者的理想和共产主义者的目的。在谈到理想时，该宣言提到，“对于经济方面的见解共产主义者主张将生产工具——机器工厂，原料，土地，交通机关等——收归社会共有，社会共用。要是生产工具收归共有共用了，私有财产和赁银制度就自然跟着消灭。社会上个人剥夺个人的现状也会绝对没有，因为造成剥夺的根源的东西——剩余价值——再也没有地方可以取得了。”事实上，该宣言起草的时间是1920年11月，当时苏维埃俄国实行的是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因此，该宣言里的政策受当时苏维埃俄国政策的影响，不顾当时中国的国情，是一个社会主义高级阶段的政策主张。这也是当年中国共产党人在理论上稚嫩的表现。
此后，1921年7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纲领》就经济政策指出，“消灭资本家私有制，没收机器、土地、厂房和半成品等生产资料”。可以看出，这个主张延续了《中国共产党宣言》中的观点，更加明确了所有制的变革是“消灭资本家私有制”，没有提到其他的所有制形式，没有提到当时中国最主要的封建土地所有制的形式。尽管这个时候，苏维埃俄国已经开始实行新经济政策，但当时的中国共产党人显然还没有注意到这些情况，提出了比当时的苏维埃俄国更激进的经济主张。这也难怪毛泽东同志要提出反对本本主义，这样的“党纲本本”是很难指导好当时中国的革命运动和革命事业的。
1922年7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得到更加科学的马列主义理论的指引，大会根据列宁关于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学说和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的精神，较为科学地分析国际形势和中国社会政治经济状况，提出了具有针对性的各项政策措施。
例如，《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简称二大宣言）开篇就分析了“国际帝国主义宰割下之中国”，把中国国情置于当时的世界世情的大环境下加以考察。分析内容参考了列宁两年前在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增加了西方帝国主义列强对中国侵略的历史事实的阐述，揭示了这些列强对中国国内军阀的支持，阐明了各帝国主义国家对中国的互竞侵略经美国华盛顿会议之后变为对中国的协同侵略。二大宣言特别阐述了“中国政治经济现状与受压迫的劳苦群众”，指出“帝国主义的列强既然在中国政治经济上具有支配的实力，因此中国一切重要的政治经济，没有不是受他们操纵的；又因现尚停留在半原始的家庭农业和手工业的经济基础上面，工业资本主义化的时期还是很远，所以在政治方面还是处于军阀官僚的封建制度把持之下。”在经济方面，二大宣言指出，“那些帝国主义者，本来想完全毁灭中国旧有的经济构造，代以完全由他们掌管的新式资本主义的经济建筑，但是他们毕竟没有完全毁灭的本领。”“而且外国资本家初到中国的时候，究不能独立经营，只好借助中国商人和雇用中国账房、买办、经纪人之类，做掠夺勾当的中间物。这么一来，中国资产阶级就渐渐完成他们的初步积累阶段。大战期内，欧美商品不能顾及中国，日本商品又遭抵制，遂造成中国资本家发展的最好机会，如是中国资本主义也渐渐在扬子江流域一带兴旺起来了。”但是，在帝国主义的压迫下，中国新兴的资产阶级没有自由发展的可能，“只不过做世界资本主义侵入中国的中间物罢了。而且外国资本主义为自己的发展和利益，反扶助中国军阀，故意阻碍中国幼稚资本主义的兴旺。中国幼稚资产阶级为免除经济上的压迫起见，一定要起来与世界资本帝国主义奋斗。”这份宣言看上去就像列宁的帝国主义论的中国版本，可以说是中国化的帝国主义论，可以看成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开始中国化的起点。
二大宣言还指出，“中国三万万的农民，乃是革命运动中的最大要素。农民因为土地缺乏，人口稠密，天灾流行，战争和土匪的扰乱、军阀的额外征税和剥削，外国商品的压迫，生活程度的增高等原因，以致日趋穷困和痛苦。”宣言初步将中国农民分为三类：“（一）富足的农民地主；（二）独立耕种的小农；（三）佃户和农业雇工。第一种占最少数，第二第三两种的贫苦农民至少也占百分之九十五。”这实际上就是后来毛泽东同志对湖南农村进行调查时对农村各阶级阶层进一步划分的基础。更重要的是，宣言指出，“如果贫苦农民要除去穷困和痛苦的环境，那就非起来革命不可。而且那大量的贫苦农民能和工人握手革命，那时可以保证中国革命的成功。”这实际上已经指出了中国革命后来得以胜利的道路。
当然，二大宣言不会忘了中国工人阶级，在论述了小资产阶级之后指出，“工人们处在中外资本家的极端压迫之下，革命运动是会发展无已的。发展无已的结果，将会变成推倒在中国的世界资本帝国主义的革命领袖军。”
在作了上述阶级分析之后，二大宣言将中国革命分为两步，第一步是民主主义革命，第二步才是“与贫苦农民联合的无产阶级专政”。
有鉴于此，二大宣言提出了比较符合或者说能够针对当时国情的经济政策：一是“改良工人待遇：（甲）废除包工制，（乙）八小时工作制，（丙）工厂设立工人医院及其他卫生设备，（丁）工厂保险，（戊）保护女工和童工，（己）保护失业工人等”；二是“废除丁漕等重税，规定全国——城市及乡村——土地税则”；三是“废除厘金及一切额外税则，规定累进率所得税”；四是“规定限制田租率的法律”。这些政策无疑都是民主主义革命所需要的经济政策，放弃了最早的《中国共产党宣言》里的空想，对于工人、农民和小资产阶级，甚至民族资产阶级，都是有一定利益的，同时也没有要求没收地主的土地，只是要求限制田租率，从而实际上是把团结国内可以团结的力量进行反帝斗争放在了首位。
应当说，中共二大是中国共产党人在共产国际的帮助下和鲜活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指引下召开的一次成功的大会，弥补了中共一大的许多不足，对中共早期革命活动的开展发挥了非常积极的作用。
1923年6月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这一年春天，中共领导的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惨遭军阀镇压。稍早一些时候，孙中山发表和平统一宣言，并联合苏维埃俄国特使越飞发表了《孙文越飞宣言》。孙中山的联俄政策对中国共产党的政策走向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中共三大的主要议题就是讨论与国民党合作、建立革命统一战线。中共三大宣言号召“社会上革命分子，大家都集中到中国国民党，使国民革命运动得以加速实现”，没有对当时的中国进行政治经济学分析，没有谈到经济政策。但是，这次大会的文件之一《中国共产党党纲草案》则弥补了宣言的这一不足。
《中国共产党党纲草案》在主要方面如“帝国主义与中国旧经济”等问题上延续了中共二大宣言里的分析，但在有些方面，相对于中共二大宣言反而有所倒退。例如，草案提到，“商业经济的市场越开展，外货之输入、原料之输出越增多，而同时生产方法之改进甚少，宗法社会崩坏之过程因而甚缓。”这一分析虽然看到了“手工业工人和农民等小生产者渐渐失掉了他们的生产资料”，却没有意识到这种压迫和剥削会加速而不是减缓宗法社会的崩坏。这是因为，传统的宗法社会的经济基础正是手工业和农业相结合的小生产方式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生产关系。随着这个经济基础的削弱和加速瓦解，宗法社会也会加速崩坏。草案的另一幼稚之处是把当时政府滥征各种苛税的原因归咎于“对内对外的新环境”，而没有说明这个“政府”本身就是代表帝国主义和国内极少数官僚和极少数大商人（财阀）来进行压迫和剥削的。
该草案提出了比以前细致得多的经济政策要求，但企图经过国民革命直接过渡到“建立无产阶级独裁制，创造世界的苏维埃共和国，以进于无产阶级的共产社会。”虽然说，中国无产阶级的确不能以“国民革命”自限，但是中共二大提到的“与贫苦农民联合的无产阶级专政”还是比“国民革命”后一步到位的“无产阶级独裁制”更切合实际。可以看出，这个党纲草案受到了刚刚成立的苏联的刺激，有不切实际地加速中国革命甚至世界革命的意图。
1925年1月中国共产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这时国共合作已经有一年之久。大会宣言反对军阀内战，反对列强用武力干涉中国及其变中国为殖民地的企图，宣言夸大了共产国际的作用，认为“在一切资本主义的国家中，劳农与资本统治之最后的斗争日见逼近了”，宣言“号召工人和农民，手工业者和知识阶级，来巩固自己的组织，并极力赞助国民会议促成会，要求国民会议之召集。”大会的着重点在于推动民族革命运动和农民运动，没有就经济主张和政策提出明确意见。
1927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武汉召开。大会宣言未能及时解放思想，还沉湎于过去两年民族解放运动的迅速发展，把蒋介石对中共党员的屠杀轻描淡写为国民革命阵线的分裂，轻描淡写为蒋介石领导着一部分力量（大资产阶级）脱离革命的战线，还在继续呼吁工人和农民与城市民权势力（其实就是中小资产阶级）建立革命的同盟，拥护资产阶级的“革命政府”。该宣言对中小资产阶级抱有幻想，甚至提出农民与小地主建立同盟，完全不知道马克思曾经多次批判过小资产阶级的软弱无力和对革命的背叛。大会宣言没有提出经济主张与政策，但是大会通过的《对于土地问题议决案》提出了“土地国有”的基本原则，在具体实施时则允许土地委员会自行决定 “是否采用公有制度或分配于耕种者的农民”，并放开“属于小地主的土地”和“革命军人现时已有的土地”不没收。

二、1927-1949年从红色割据到建国时党代会的经济主张与政策

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于1928年在苏联莫斯科召开。这个时候，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失败后已经在井冈山建立了革命根据地。从此，中国共产党有了实施自己的经济主张和政策的执政之地。当时的革命根据地称为苏维埃区域即苏区。中共六大通过的《政治决议案》提出了党在苏区的任务，其中在经济方面要求“彻底的实行土地纲领”“保存商业的货物交易，战胜均产主义的倾向”“当苏维埃政权能扩大到城市中心的时候，要彻底地改良工人阶级生活状况”。这些经济主张是为了方便动员农民和工人参加苏维埃政权，防止经济受到破坏而动摇苏维埃政权。
除了针对革命根据地提出经济主张外，中共六大还对当时的中国政治经济形势进行了深入分析，提出了一些一般性经济主张，如“没收外国资本的企业和银行”“实行八小时工作制，增加工资、失业救济与社会保险等”“没收一切地主阶级的土地，耕地归农民”“取消一切政府军阀地方的捐税，实行统一的累进税”，等等。
值得一提的是，中共六大准确地把握了中国农村小地主占极大优势的特点，“而小地主是甚至于减租都不能接受的”，从而当时中国农村即使发展资本主义农业也很困难。为了解决当时的“三农”问题，在《土地问题决议案》中，中共六大分析了中国农村中各种经济成分和农民受剥削和压迫的各种情形以及农民力争土地的斗争及其意义，指出“中国农民力争土地的斗争，不是小资产阶级的私有土地者反对封建的大地主之斗争，而是几千百万完全被剥夺而绝无土地的农民（佃农），以及还没有完全被剥夺的农民（地少的自耕农），反对独占土地的阶级，力争经营使用土地的自由，脱离封建式的束缚、剥削、强制和压迫。”因而，该决议案提出了“无代价的立即没收豪绅地主阶级底土地财产，没收的土地归农民代表会议（苏维埃）处理，分配给无地及少地的农民使用”“祠堂、庙宇、教堂的地产及其他的公产官荒或无主的荒地沙田，都归农民代表会议（苏维埃）处理分配给农民使用”“销毁豪绅政府的一切田契，及其他剥削农民的契约（书面的口头的完全在内）”“国家帮助农业经济”等主张。但是，该决议案仍然坚持了土地国有的目标，提出在革命完全胜利之后，“中国共产党将进而帮助革命的农民去消灭土地私有权，把一切土地变为社会的公有财产。”
中共六大会后的《告全体同志书》对大会精神做了很好的说明，强调“坚决反对一切不正确的政治倾向，坚决反对各种非无产阶级的意识”，对过去的一些错误观点和小资产阶级意识进行了清算，但是对布尔什维克化的强调，为后来王明攫取最高领导权铺平了道路。
中共六大之后，中国革命经历了从高潮到低潮，再到高潮的发展。受各方面的影响，中国共产党改变了以前一两年开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做法，而是在两次全国代表大会之前穿插多次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当时由于国内外局势的动荡，中国共产党时隔17年才得以在1945年抗战胜利前夕召开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这个时候，共产国际已经解散，会议完全是由中国共产党独立自主召开的。会议“确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统一的毛泽东思想作为全党一切工作的指针。”
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同志作了题为《两个中国之命运》的大会开幕词、题为《论联合政府》的政治报告和题为《愚公移山》的闭幕词。大会审议了毛泽东同志所作的政治报告、朱德同志所作的军事报告和刘少奇同志所作的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没有明确地提出经济主张与政策。一些经济主张与政策是在后来的中央全会上提出的。

三、1949-1978年建国后到改革开放前党代会的经济主张与政策

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于1956年9月在北京召开。这时新中国已经成立，抗美援朝战争已胜利结束，在全国范围内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的社会主义改造已经接近完成，第一个五年计划已近尾声，一个崭新的社会主义制度已经在中国建立起来了。毛泽东在中共八大的《开幕词》中指出：“我们这次大会的任务是：总结从七次大会以来的经验，团结全党，团结国内外一切可能团结的力量，为了建设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的中国而奋斗。”
刘少奇代表中央向大会作了《政治报告》，大会经过讨论决定批准这个报告。大会关于政治报告的决议指出，“我国的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已经基本上解决，几千年来的阶级剥削制度的历史已经基本上结束，社会主义的社会制度在我国已经基本上建立起来了。”大会认为，“我们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这一矛盾的实质，在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已经建立的情况下，也就是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党和全国人民的当前的主要任务，就是要集中力量来解决这个矛盾，把我国尽快地从落后的农业国变为先进的工业国。”对于今后的经济工作，大会认为，“必须继续坚持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方针”；在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同时，“必须根据原料、资金的可能和市场的需要，积极发展轻工业”；必须优先发展粮食生产，同时也必须按照适当的比例发展农业的多种经济；“必须使国家建设和人民生活改善这两个方面得到适当的结合，也就是使国民收入中积累和消费的比例关系得到正确的处理。”大会还认为，“社会主义的统一市场应当以国家市场为主体，同时附有在一定范围内的国家领导下的自由市场，作为国家市场的补充。”“为了适应社会的多方面需要，在国家计划许可的范围内，有一部分产品将不列入国家计划，由生产单位直接按照原料和市场的情况进行生产，作为计划生产的补充。”大会提出，“对于主要工业产品，特别是国家建设和国民经济技术改造所必需的技术设备，应当通过仿造的办法，逐步达到能够自行设计和制造的目的。”
周恩来在大会上作了《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建议的报告》。他就近年来党在领导经济工作中所感到的几个比较突出的问题，提出了一些意见。在报告中，他特别提出，“像我们这样一个人口众多、资源较富，需要很大的国家，仍然有必要建立自己的完整的工业体系”，认为“那种以为不必建立我国自己的完整的工业体系而专门靠国际援助的依赖思想，是错误的。”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它使新中国能够平静地面对国际风云的变幻和种种外来压迫，奠定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经济基石。周恩来同时反对“关起门来建设的想法”，要求“同其他国家发展和扩大经济、技术、文化的交流”。这与如今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的“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是很相似的。
此外，本次大会通过的新党章也明确提出，“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给了社会生产力以巨大发展的无限前途。中国共产党的任务，就是有计划地发展国民经济，尽可能迅速地实现国家工业化，有系统、有步骤地进行国民经济的技术改造，使中国具有强大的现代化的工业、现代化的农业、现代化的交通运输业和现代化的国防。为了实现工业化和争取国民经济的不断高涨，必须优先发展重工业，同时对于发展重工业和轻工业，对于发展整个工业和农业，必须注意保持正确的比例。党必须努力促进我国的科学、文化、技术的进步，为在这些方面赶上世界的先进水平而奋斗。党的一切工作的根本目的，是最大限度地满足人民的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的需要，因此，必须在生产发展的基础上，逐步地和不断地改善人民的生活状况，而这也是提高人民生产积极性的必要条件。”
由此可见，执政全国以后，经济建设已经成为重中之重，党代会在经济方面的主张与政策内容大幅增加。中共八大的经济主张和政策符合处于社会主义过渡时期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中国的实际情况和发展需要，直到今天都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1969年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是在极不正常的情况下召开的，没有进行正常的代表选举。林彪在大会上代表中央作政治报告。
在经济方面，林彪认为，“‘抓革命，促生产’，这个方针是完全正确的，它正确地回答了革命和生产，精神和物质，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关系。”但是，列宁早就指出，不能凭热情做经济工作。“为了作好向共产主义过渡的准备（通过多年的工作来准备），需要经过国家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这些过渡阶段。不能直接凭热情，而要借助于伟大革命所产生的热情，靠个人利益，靠同个人利益的结合，靠经济核算，在这个小农国家里先建立起牢固的桥梁，通过国家资本主义走向社会主义；否则你们就不能到达共产主义，否则你们就不能把千百万人引导到共产主义。”抓革命只是产生热情而已，如果抓偏了的话甚至还会打消一些人的热情，起到负面作用。因此，“抓革命、促生产”在很大程度上只是一个唯心主义的方针，是唯心地而不是唯物地回答了革命和生产的关系。而且虽然说要促生产，但林彪报告中的经济内容很少，经济工作并不是当时的工作重点。
四年之后，中国共产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于1973年8月在北京召开。林彪反党集团已经得到了清理。中共十大由周恩来代表中央作政治报告。这份报告是由张春桥、姚文元等主持起草的，通过批判林彪否定了发展生产这个主要任务，从而这份报告没有就经济方面提出像样的主张与政策，虽说报告中也提到“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但强调“坚持无产阶级政治挂帅”，实际上延续了中共九大指望凭热情做好经济工作的做法。
1976年9月9日毛泽东同志逝世，10月“文化大革命”结束。1977年8月中国共产党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华国锋代表中央向大会作了政治报告。
华国锋在报告中提出，“为在本世纪内把我国建设成为伟大的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强国而奋斗。”在经济方面，报告指出，“一定要抓革命促生产，把国民经济搞上去。”而把国民经济搞上去，“就是要认真贯彻执行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和一整套两条腿走路的方针，把整个国民经济纳入有计划、按比例、高速度发展的社会主义轨道，以农业为基础、工业为主导，实现农业、轻工业、重工业和其他经济事业的协调发展，全面跃进。”报告提出，“对于广大人民群众，在思想教育上大力提倡共产主义劳动态度，在经济政策上则要坚持实行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原则，并且逐步扩大集体福利。要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上，逐步改善人民生活。”
从这份报告可以看出，尽管全党的工作重点开始转向经济工作，想把国民经济搞上去，报告中有关经济方面的内容增加了，但过去的思想惯性还很强大，未能充分地解放思想，经济工作还不是全党的中心工作。

四、1978-2012年改革开放后到新时代之前党代会的经济主张与政策

1982年9月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胡耀邦代表中央向大会作了《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局面》的报告。
胡耀邦在报告中指出，“这次代表大会的使命，就是要通过对过去六年历史性胜利的总结，为进一步肃清十年内乱所遗留的消极后果，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确定继续前进的正确道路、战略步骤和方针政策。”在经济方面，报告指出，“我国经济已经渡过最困难的时期，走上了稳步发展的健康轨道。”报告提出，“从一九八一年到本世纪末的二十年，我国经济建设总的奋斗目标是，在不断提高经济效益的前提下，力争使全国工农业的年总产值翻两番”。报告认为，“通观全局，为实现上述经济发展目标，最重要的是要解决好农业问题，能源、交通问题和教育、科学问题。”“在综合平衡的基础上，把这些方面的问题解决好了，就可以促进消费品生产的较快增长，带动整个工业和其他各项生产建设事业的发展，保障人民生活的改善。”报告还指出，“实行计划生育，是我国的一项基本国策。”“人口增长过快，不但将影响人均收入的提高，而且粮食和住宅的供应、教育和劳动就业需要的满足，都将成为严重的问题，甚至可能影响社会的安定。”报告还提出了在全部经济工作中特别要注意解决的四个重要原则问题：一是“关于集中资金进行重点建设和继续改善人民生活的问题”；二是“关于坚持国营经济的主导地位和发展多种经济形式的问题”；三是“关于正确贯彻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原则的问题”；四是“关于坚持自力更生和扩大对外经济技术交流的问题”。
这份报告是非常切合当时中国经济发展实际的。新中国成立后，由于经济建设方面的历史欠账太多，加上外部威胁巨大，以及苏联的成功经验的引导，生产资料的生产建设被放在十分突出的地位，生活消费品的生产被压缩到了最低限度，农、轻、重的产业比例有些失衡，人民群众对于生活水平的改善状况是不满意的。因此，报告把“一要吃饭，二要建设”作为指导我国经济工作的一项基本原则，把“吃饭”放在“建设”之前，指出“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是社会主义生产和建设的根本目的”，加大以农业为代表的消费品的生产力度，致力改善人民生活状况，很好地凝聚了民心，保证了改革开放的顺利开展。
1987年10月中国共产党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赵紫阳向大会作了《沿着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前进》的工作报告。报告指出，“我们紧紧把握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使国民经济持续稳定增长。”报告提出，“必须以公有制为主体，大力发展有计划的商品经济。”报告认为，“商品经济的充分发展，是社会经济发展不可逾越的阶段，是实现生产社会化、现代化的必不可少的基本条件。在所有制和分配上，社会主义社会并不要求纯而又纯，绝对平均。在初级阶段，尤其要在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前提下发展多种经济成份，在以按劳分配为主体的前提下实行多种分配方式，在共同富裕的目标下鼓励一部分人通过诚实劳动和合法经营先富起来。”报告指出，“只有在提高经济效益上扎扎实实地做好工作，争取年年有所进步，才能逐步缓解我国人口众多、资源相对不足、资金严重短缺等矛盾，保证国民经济以较高的速度持续发展。”对此，报告指出必须着重解决好三个重要问题：一是“把发展科学技术和教育事业放在首要位置，使经济建设转到依靠科技进步和提高劳动者素质的轨道上来。”二是“保持社会总需求和总供给基本平衡，合理调整和改造产业结构。”三是“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的广度和深度，不断发展对外经济技术交流与合作。”报告提出，“围绕转变企业经营机制这个中心环节，分阶段地进行计划、投资、物资、财政、金融、外贸等方面体制的配套改革，逐步建立起有计划商品经济新体制的基本框架。”但是，此后的一些改革在指导思想上出现了偏差，违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导致物价上涨过快，发生严重的通货膨胀。
1992年10月中国共产党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江泽民代表中央向大会作了题为《加快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步伐，夺取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更大胜利》的报告。大会批准了这份报告，对十三届中央委员会的工作表示满意。就经济方面，“大会指出，抓住有利时机，集中力量把经济建设搞上去，力争国民经济在讲求效益的前提下有一个较高的增长速度，是完全正确和可能的。大会认为，将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确定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丰富和发展。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涉及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许多领域，要有一系列相应的体制改革和政策调整，必须抓紧制定总体规划，有计划、有步骤地实施。”
1997年9月中国共产党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江泽民同志代表中央向大会作了题为《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面推向二十一世纪》的报告。就经济方面，大会同意报告关于我国经济领域改革和发展的部署。“大会指出，从现在起到下世纪的前十年，是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关键时期。必须积极推进经济体制和经济增长方式的根本转变，建立比较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保持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为下世纪中叶基本实现现代化打下坚实基础。”
2002年11月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江泽民继续代表中央向大会作报告。就经济方面，大会同意报告关于我国经济建设和改革的部署。“大会强调，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必须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断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坚持科教兴国和可持续发展战略，推动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基本实现工业化，大力推进信息化，加快建设现代化，保持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不断提高人民生活水平。”
分别于2007年10月和2012年11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和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都是由胡锦涛代表中央向大会作报告。
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就经济方面，胡锦涛提出，“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科学发展观，第一要义是发展，核心是以人为本，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他还提出，“要继续努力奋斗，确保到二〇二〇年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大会在关于这份报告的决议中强调，“实现未来经济发展目标，关键要在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方面取得重大进展，大力推进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更加注重提高自主创新能力、提高节能环保水平、提高经济整体素质和国际竞争力；坚持和完善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从制度上更好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形成有利于科学发展的宏观调控体系。”
在党的十八大上，大会对胡锦涛所作报告的决议指出，“大会强调，要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把推动发展的立足点转到提高质量和效益上来，着力激发各类市场主体发展新活力，着力增强创新驱动发展新动力，着力构建现代产业发展新体系，着力培育开放型经济发展新优势，使经济发展更多依靠内需特别是消费需求拉动，更多依靠现代服务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带动，更多依靠科技进步、劳动者素质提高、管理创新驱动，更多依靠节约资源和循环经济推动，更多依靠城乡区域发展协调互动，不断增强长期发展后劲，促进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
可以看到，从党的十四大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来，20年里的连续五届党代会都在要求建立和完善这一体制。这也是这些年来，我党最重要的经济主张与政策。

五、2012年之后新时代党代会的经济主张与政策

在党的十八届一中全会上，习近平同志当选中共中央总书记。他在十八届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同中外记者见面时强调“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中国历史翻开了新的篇章。2017年10月，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习近平代表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向大会作了题为《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的报告。
习近平在报告中指出，“经过长期努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这是我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新的历史方位的确立意味着必须改变过去的一些做法，以适应新时代的新形势和新条件。这就要求我们解放思想。这种解放思想不是解放四十年前的思想，而是解放前不久或者说解放最近四十年新形成的一些思想，这样我们才能不受旧时代的拖累，更好地迈向新时代。当然，思想再怎么解放，初心不能忘。习近平指出，“不忘初心，方得始终。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就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这个初心也是党中央提出一切经济主张和制定一切经济政策的出发点。事实上，习近平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并强调“增进民生福祉是发展的根本目的。”就是表明，我们不仅要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而且是要为人民群众而不是极少数人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要“保证全体人民在共建共享发展中有更多获得感，不断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
大会在批准这份报告时就经济方面强调指出，“要贯彻新发展理念、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坚持质量第一、效益优先，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推动经济发展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着力加快建设实体经济、科技创新、现代金融、人力资源协同发展的产业体系，着力构建市场机制有效、微观主体有活力、宏观调控有度的经济体制，不断增强我国经济创新力和竞争力。要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加快建设创新型国家，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推动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努力实现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的发展。”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经济主张与政策方面，彰显了深厚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功底以及深厚的历史唯物主义、辩证唯物主义的哲学功力，准确把握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辩证地对待中国经济的发展，创新地提出新发展理念，优化供给侧结构，使中国经济得以在境外反华势力破坏中国对外经济贸易环境和新冠疫情暴发的双重冲击下能够稳定和持续发展，不愧为21世纪的马克思主义，不愧为全党全国人民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的行动指南，“必须长期坚持并不断发展”。
参考文献：（略）

【作者简介】余斌（1969-），男，湖北武汉人，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研究员、博士生导师、马克思主义原理研究部主任（副局级），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经济学院学术委员会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首批特聘课程主讲教授，中华外国经济学说研究会副会长、中国政治经济学学会常务理事。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著有专著9部、合著2部，发表文章200余篇。另有日文著作1部，英文论文6篇，日文论文2篇。

（来源：昆仑策网，转编自“河北经贸大学学报编辑部”，原刊于《河北经贸大学学报》20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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