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录片 | 在随波逐流中逆流而行——专访牛津共识发起人王文锋
《十二》是一档深度访谈类纪录片。在两岸三地华人世界选十二位具代表性的人物，聆听Ta者的智性，感性与灵性世界，在此岸世界拼凑属于人性的真、善，美地图。在碎片化的时代，立志做一个整全的人。本期的访谈人物是牛津共识召集人——王文锋。
王文锋说他自己最想终老的地方，是在景教来华布道的路途中。仿佛看见背着空空行囊的王文锋，孤身一人行走在大漠无疆的旷野里，穿梭在那条无人问津的千年古道，前往心中的那片迦南美地。那是王文锋的游牧历程，亦是他的天路历程。
01
世上凡鸟儿能飞到的地方，
便有温州人的足迹。
——莫言
莫言这句话听起来有点言过其实，其实一点都不假。温州三面环山，一面靠海，贫瘠的资源使温州人穷则思变，为了生存和发展，敢于拼搏，勇闯天下。改革开放后，上世纪的八九十年代，很多温州人背井离乡到世界各地闯荡，足迹遍布天涯海角，留给世人的印象大多是温商形象。
王文锋，一位从山沟沟走向牛津的温州青年，不是商人，甚至与商人思维模式背道而驰。但他所行的，在温州人里可以算是独树一帜，他的足迹正在勾勒一条人迹罕至的人生路，也是他的信仰践行之路。
今年是王文锋离开温州的第22个年头，长期定居在北京，每年回故乡的次数屈指可数。林鸿信老师私下开玩笑：“王文锋在北京那么久时间，身上还是有泥土气息。”这么多年没有被都市文化同化，还能不失本色保持他本真的面貌，实在难能可贵。
2018年10月13日早上九点，我们到了青田火车站，天气晴朗，片片白云挂在路旁的椰子树上，在湛蓝的天空层层铺开，一直覆盖过远处叠起的山峦。我们在车站前的空地等待王文锋，从这里到他家，大约还要驱车30公里。
差不多十五分钟后，王文锋穿着一身运动服从远处摇摆着右手向我们走来。扑面而来的热情和活力令我有点意外，惊讶这人怎么没有疲态！凌晨2：22分还在微信上给我留言，详细回答了我发给他的几十个问题，见面时，他精神抖擞，还从教会弟兄那借来了一辆SUV，当起了司机。
他本是被采访和拍摄的对象，不自觉地充当起了我们摄制团队的行政人员。难怪，牛津共识起草人之一何光沪老师，毫不掩饰对他的喜爱：“文锋的热情很打动人！”
02
卖房筹办牛津会议
2018年10月20日晚上10点左右，入秋后的北京，有点寒冷。我们驻足当年因为筹办牛津会议被王文锋和妻子卖掉的房子楼下。抬头望向王文锋手指指上去的方向，王文锋告诉我们，这是他们家在北京的第一套房子。我问他有何感想？他迟疑了好几秒钟，略微带点感伤回答：“我们已经回不来了。”
卖房筹办牛津会议
因牛津共识召集人的身份，王文锋逐渐进入主流大众媒体视野，于2013年做了一件别人想做却做不成的事情。被共识网评为“2013年年度共识人物”，《纽约时报》、《南方人物周刊》，《金融时报》，《凤凰文化》等多家媒体对牛津共识都做了详细的报道。
王文锋以基督徒学者的身份，作为自由主义、新左派和新儒家三派思想界的邻舍，没有与其中任何一派争吵过。常年的争辩，攻讦和撕裂，其它三派在过去二十多年里几乎不相往来。王文锋认为没有沟通，就没有了解；没有了解，就没有理解；没有理解，就不会消除误解。他希望这些学者能面对面，围坐在一起，友善对话，为中国的现状与未来出谋划策
牛津共识起草人之一：何光沪 （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教授 基督教研究学者）
在一年时间内，他给上百位学者写了1638封邮件，邀请他们出席牛津会议，很多学者拒绝，有些没有回音，最初预计会议成功的概率微乎其微。没想到，功夫不负有心人，最终此事成了。
牛津共识起草人之一：秦晖 （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 自由主义代表人物）
2013年8月22日，王文锋把中国新儒家，自由主义，新左翼三派思想代表人物和基督教研究学者召集起来，邀请到牛津大学威克里夫学院召开了三天会议。经由28位中国学者在牛津大学共同达成并签署的《关于中国现状与未来的若干共识》，简称《牛津共识》。其中四派代表人物何光沪（基督教研究学者）、秦晖（自由主义）、陈明（新儒家），黄纪苏（新左翼）等学者是牛津共识文本的起草者也是修订者，都投入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
牛津共识起草人之一：陈明 （首都师范大学儒教研究中心主任 ）
然而这背后，王文锋默默地承担了筹办会议的资金压力，直到被记者问起筹办资金的来源，他才道出了真相。眼看牛津会议逼近，20多位大陆学者的机票费还没着落，王文锋着急到嘴唇干裂，说不出话来。善解人意的太太，也是名宣教士，同意把望京的房子卖掉，拿出其中的20多万来承担内地学者来往机票费用。很多人觉得不可思议，甚至有人质疑，这是不计代价的举动，值得吗？在旁人看来这是拿自己的生活在冒险。毫不夸张地说，在今天的中国，房子意味着一切，尤其是北京上海等一线城市市中心的房子，对于世俗人而言那是生命的保障。
牛津共识起草人之一： 黄纪苏（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 新左翼代表）
在丹麦神哲学家，存在主义之父祁克果看来，正是冒险使人意识到自己，成为了自己，并获得了生命。他曾如此描述：“冒险是危险的。为什么呢？因为可能会有损失。不去冒险是明智的。可是不去冒险非常容易丧失即使在最危险的冒险中也很难丧失的东西——就是他自己。如果我的冒险出了差错，那么生命会用它的惩罚来帮助我。可是如果我完全不去冒险的话，那谁来帮助我呢？再说，以最高意义讲，即使通过完全不去冒险（以最高的意义来讲，正是冒险使人意识到自己）我就算获得了世界上一切的利益，却丧失了自己，那有什么意义？”
其中最后一句话出自耶稣的教导：“人若赚得全世界，却丧失了自己的生命，又有什么益处呢？”人必须不断舍弃所占有的东西，才能逐渐寻回生命，活出天职中的自己。王文锋用实际行动关爱国家大事，他所行成就了他所是。
今年是牛津共识五周年，8月25日在北京举行了“无问东西”纪念牛津共识五周年的讨论会。学者们积极参与，共同回应中国当下的问题，再谈共识，王文锋说自己得到的比失去的更多。
03
以宣教情怀投身学术界
站在祈祷山顶俯瞰整个桥头，王文锋手指指向他家坐落的方向，刚好有一个人骑着摩托车沿着盘旋的山路往上开。我问他：“你从祈祷山下山，走向京城，从京城再到牛津，这些年，孤独吗？”他辛酸地笑着回答：“很孤独很孤独！”我又追问：“有想过再回来吗？”王文锋：“想回来，但上帝已经把学者群体托付给我了，那是我愿意为之摆上的群体，那是我的呼召所在，服事群体在哪里，我就在哪里，我希望在学者群体内践行福音。”
王文锋1976年出生在温州永嘉一个基督教家庭，是家中第四代基督徒，属于牧二代，父母都是家庭教会传道人，家族中有上千人信主，其中三、四十号人都是传道人，受内地会创始人戴德生的影响比较深，注重传福音。
中国绝大部分家庭教会都深受戴德生路线的影响，关注人的灵魂拯救问题。同时期，另一条来华宣教路线李提摩太路线，向中国知识分子精英分享福音却被忽略。王文锋认为这两条宣教路线应该融合，而不是顾此失彼。
家族中除了王文锋以外，其他人基本遵循戴德生传统，而他正回到李提摩太的宣教传统中，以填补家族传教的不足。
到温州江心屿拍摄那天，天空下起了毛毛雨，想起当年英国来温的宣教士，不顾风雨，排除万难，绕了大半个地球来到温州，这份爱实在是长阔高深。在英国驻温州领事馆楼前，我问王文锋：“您写的第一本书《从万国公报到牛津共识——基督教与近代以来的中国社会思潮》为什么要献给千百年来造福于我神州大地的千千万万外国传教士？”王文锋回答：“没有他们，就没有自己家族的信仰，从何谈起信仰的继承？！”
王文锋讲起第一位入温宣教士——跛脚的曹雅植，他甚为感动。这位来自英国浸信会宣教士说：“双腿健全的人都不愿意去中国，就只剩我这跛脚的了！”19世纪后半叶，中国相对于英国而言是落后的莽荒之地，这些宣教士来中国不是来享福的，而是来吃苦的，是来服事这片土地上的人民，甚至心甘乐意为这里的人民献上自己生命的外国人。
《从万国公报到牛津共识——基督教与近代以来的中国社会思潮》
从西方宣教士一个又一个鲜活的生命故事中汲取了源源不断的情感动力，王文锋希望把近代以来，中国对西方宣教士的武断评价做个澄清；他希望西方宣教士能被更多人如实地了解，而不是被先入为主的意识形态概念绑架：把宣教士视为中国的敌人，是帝国主义殖民，侵华，文化渗透的帮凶。西方宣教士不是中国人的敌人，是中国人的朋友。他们来宣教的同时，建立医院，学校，慈善机构等等，有哪一样是在毁坏中国！
《从万国公报到牛津共识——基督教与近代以来的中国社会思潮》这本书，王文锋梳理了晚清时期，基督教对洋务派、维新派、革命派的影响；民国时期，基督教与民国自由主义、保守主义、社会主义之间的相互激荡；四九以后，基督教与社会主义之间的关系；当代处境下，基督教如何回应中国社会思潮；以及基督教与牛津共识。姚西伊教授认为：“牛津共识是自十九世纪以来基督教会在中国参与社会的一个新阶段和突破。”
在采访过程中，每当我问到思想性的问题，王文峰总是拉回到外国宣教士的人物故事和宣教历史中来作答。浓厚的宣教情怀渗透进他的血液，那是在他生命里涌动的因子，也是燃烧他的熊熊烈焰。王文锋说他自己最想终老的地方，是在景教来华布道的路途中。我仿佛看见背着空空行囊的王文锋，孤身一人行走在大漠无疆的旷野里，穿梭在那条无人问津的千年古道，前往心中的那片迦南美地。那是王文锋的游牧历程，亦是他的历程。
04
属灵压抑后的反思与行动
在桥头开往永嘉书院的路上，车子擦到了护栏，还好人没事，王文锋脱口而出：“感谢主！”联络家乡亲朋好友，最后必来一句：“救主恩典，救主祝福！”
王文锋因基督信仰而实践出的行为，很长一段时间内，在家乡的属灵人看来并不属灵。至今，还有一些人不理解他所做的事儿，总体趋势而言，理解的人越来越多。王文峰母亲，至今未知儿子所做的一点一滴，他也从未打算把这些事情告诉她。他觉得母亲有母亲的信仰方式，他有他的信仰方式，他不想去改变母亲，而他自己的信仰生活方式已然与母亲不同。
王文锋私下好几次提起，他父母信仰很基要，很保守，很传统，他家没有电视机，不允许有任何娱乐的事儿，母亲只允许谈圣经与耶稣，除此之外所有的言谈都不属灵。他有点担心，摄像机跟拍进入他家，他父母不一定能接受，他交代这些细节时也有点战战兢兢。到了距离他家门口十来米，走在我前面的王文锋又转过头来跟我说：“如果我妈问起，就说是拍见证，传福音。”其实，这话，他在宾馆房间里已经交代过几次了。
果然，上了楼，王妈妈微笑着跟王文锋用温州话说：“你们这个摄像机干嘛？不要拍了呐。不要说自己，要多讲耶稣，多分享圣经。”我们尊重王妈妈的吩咐，偷偷躲到王文锋小时候的卧室里做采访。中途王妈妈端着水果进来，她语重心长道：“今天的人软弱，主要是因为被手机和电脑玩坏了，没有祷告时间，所以生命软弱。”我们拼命点头承认是这个道理。
王文锋坐在靠近书桌的床边，翻看从前写的日记，字迹很清秀，像女孩子的笔迹，字里行间流露出他对圣经话语的渴慕，对属灵生命的追求。在学道班那三年（1993-1996），他有时为了专心背经文，会把头钻到筒子里背诵，日记里记载到，旧约总共读了13遍，新约读了54遍。1994年4月5日那天的日记，王文锋哭了，大学生张华为了抢救一个老农牺牲了自己的生命引发了社会激烈的讨论，王文锋把张华和耶稣进行比较，他觉得自己就是那位老农不配大学生来救。
我问他：“为什么不安分守己，在家乡做一个传道人？”王文锋拉开右手边的窗帘，让我们一起往外看，他说：“周边的邻居都盖起新房子了，我们家还是老样子。小时候，我们只跟教会里的人来往，只有教会生活，邻居看我们都有点古怪。耶稣教导我们要爱邻舍，我们却跟周边人互不往来，我们和他们到底应该是什么关系？”怀揣着对最近的邻舍关系思考，若干年后，王文锋直接用行动去关爱陌生的他者，关心这个国家。他说：“我们基督徒从来没有忘记我们是关心这个国家的。”
2010年，在孔子故乡曲阜，当地人准备建教堂，遭到新儒家学者陈明等儒家学者们的反对，王文锋通过中间人与陈明见面，想在中间进行调节，让此事得到和平解决。那时，王文锋和他的中国神学论坛已在韩国举办完第四届研讨会，打算在美国举办第五届，于是邀请陈明参加，从此中国基督教思想界开始与儒家学者对话，王文锋和陈明私下里也成了朋友，基督教与新儒家学者之间的一些误解也得以排除。
曲阜建教堂事件，诱发了王文锋从基督教学术界转向了公共领域，转向了思想学术界，促使基督教与新儒家学者开始对话。到了2013年，牛津会议其实是第六届中国神学论坛，只是大会内容不再局限于基督教思想界，扩展到了新儒家，新左翼，自由主义等三大派。
作为家族当中第四代基督徒，王文锋继续补充道：“因为父母信仰上的基要和保守，才会有我在属灵上的反弹。就像皮球一样，压得越厉害，反弹更厉害。”站在父辈母辈虔诚的信仰基础之上，王文锋信仰的虔诚底色没变，只是他的信仰生活不再止于教会生活，开始了社会参与，进入公共领域关爱教会外的陌生邻舍。
前英国爱丁堡大学实践神学家威廉·斯多拉（William Storrar）倡议：21世纪，我们不需要寄居客旅身份，所需要的是一个双重的基督徒身份即邻舍圣徒（neighbourhood saints），它既关注公共生活和陌生人的对话相遇，同时也关心教会生活和忠于教会所记叙的启示。通过参与区域和全球性的邻舍的公共生活，基督徒才能理解并实践他们作为圣徒的天职，即从属于教会，并为了上帝在世上的目的而别分别出来。
耶稣在《马太福音》22章37-40节就如此吩咐：“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这是诫命中的第一，且是最大的。其次也相仿，就是要爱人如己。这两条诫命是律法和先知一切道理的总纲。”
05
不要轻看你的年少之梦。
——席勒
年少之时的读书梦一直伴随着王文锋，圣经开启了他的求知欲。在极为保守的信仰环境中长大，他问自己上帝只是这样的吗？
三年学道生涯结束，王文锋并没有像其他同学一样，走上传统的传道人之路，反而只身一人来到京城，寻求继续深造的机会。身边人都觉得他疯了，好好传道人不当，反而去追求世界的知识，很不属灵。王文锋不顾一切反对的声音，坚持听从自己内在的呼唤，来到北京努力备战，1998年通过自考，上了北京大学。2009年又去新加坡读了神学硕士，硕士第二年，他发起了中国神学论坛（NGO组织），硕士毕业后又去菲律宾读了哲学博士。
王文峰爱读经，爱读书，爱思考，也迫切寻求与上帝的关系。学道班期间每天晚上11点都跑到祈祷山顶独自祈祷2小时，中途要经过荒郊野岭，有时还有蛇出没，他带着恐惧上山，2小时后，怀着平安和喜乐下山。他回忆：恐惧，死亡，孤独，于20多年前都葬在祈祷山了，今天无论做什么，都不害怕，因为神必同在。在祈祷山上（祈祷山标语：为世界和平祈祷，为中华民族祝福），王文锋确认了自己的牧者身份，无论流浪到哪里，此身份如影随形。
他说：“在孤寂时，去流浪；繁杂时，来隐居。这便是自孩童始内心深处最天真的梦想。”他以修行的心态过世俗的生活。她太太说她平时在家大部分时间都很安静，生活在帝都，空闲时就宅在家里练习书法；需要回应外界时，他义无反顾，全情投入。他最令我欣赏的地方是他简单真诚的心。在繁华的都市，喧嚷的闹市，安静、简单、淳朴，不为欲望所动的生活方式那是生命修行后的德行。
王文锋实践着保罗在《腓利比书》4章12节所传讲的：“我知道怎样处卑贱，也知道怎样处丰富，或饱足，或饥饿，或有馀，或缺乏，随事随在，我都得了秘诀。”
那些采访拍摄王文锋的日子里，我们笑声层出不穷，好几次爆笑如雷。
掐指一算，从学道班到今时今日，25个年头已经过去。想起英国作家毛姆的一句话：上帝的磨盘磨得很慢，却磨得很细。
2018年即将画上句号，回看这条来时的路，王文锋已从传统，基要，保守的基督徒，蜕变成了中国思想界的邻舍圣徒。他盼望思想界联手关心当下中国处境，并回应中国困境。他一边努力拆除学者们思想上的柏林墙，以生命影响生命；一边以基督徒学者，牧者，邻人的身份站在边缘位置，促进并推动基督教思想与其它思想的对话，寻求公共领域的共识以至共善。
— 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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