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有天使来爱你 | 10岁男童脑死亡捐献器官救5人
这是一张让人看着心痛的照片，10岁男孩陈硕躺在北京一家医院的病床上，妈妈禇炳利伏下身，边流泪边亲吻着他的手。男孩此时已脑死亡，再过几个小时，就要被送进手术室进行器官捐献，让更多人获得新生。
禇炳利家住安徽阜阳临泉县经济开发区，她和丈夫平时做点小生意，大儿子已上初中，小儿子陈硕上四年级，一家人生活得很安乐，可悲剧却在11月28日发生了。
“那天是星期六，学校不上课，我下午带着他(陈硕)在外面玩累了，就回来休息，因为不饿，也都没有吃晚饭。”褚禇炳利说，晚上8点多，陈硕说饿了想吃东西，她就给孩子做面条吃，可孩子又说想吃饼干，随后就自己拿着钱出门去买饼干了。
“孩子过了很长时间也没有回来，我正在纳闷时，接到熟人电话，说孩子出事了，在离我家一二百米的路上被车撞了。”褚禇炳利说，听到孩子被撞的消息，她慌忙跑了出去，赶到现场看到孩子躺在地上，嘴角处有血，已不省醒人事，肇事车已逃逸。
紧接着救护车过来，将孩子送到了临泉县人民医院抢救。抢救室外，禇褚炳利默默地流着泪，祈祷着孩子没事，能尽快睁开眼叫她一声“妈妈”。
12月29日凌晨，陈硕被转移到重症监护室，禇炳利看到孩子嘴上缝了6针，眉心上方有点轻微擦伤，她多么希望孩子身上只有这些伤。
可是，天不遂人愿。陈硕的脑CT结果出来，医生说他已脑死亡，禇炳利无法接受这个现实。
“只要有一线希望，都要把孩子救过来。”禇炳利和爱人从合肥请了专家到临泉，又做了一次脑CT，结果出来了，可专家看到她当时很伤心，没敢把结果告诉她，只告诉了她的亲友。
“我后来去找医生，想听到孩子还有希望，哪怕是百分之一的希望，即使孩子最终成了植物人，只要能让我天天看到孩子，我也甘愿，我愿意天天伺候他。”禇炳利说，她找医生去问，医生看着她摇了摇头，她不相信医生的摇头，再三追问下，医生只能把孩子脑死亡的结果告诉了她。
在又一次被告知孩子确实已经脑死亡后，禇炳利不停地流泪，她渴望能有奇迹出现。
器官捐献证书
在渐渐接受孩子脑死亡的事实后，禇炳利和爱人商量，决定孩子如果真救不过来，就把孩子的器官捐献出来，让更多的人获得新生，也能让孩子的生命延续，他们相信一直有爱心的孩子也不会反对。
临泉县人民医院得知褚炳利夫妇的决定后，帮他们联系上了红十字会。12月4日，中国人体器官捐献中心协调员孟应益专程赶到临泉，把孩子接到了北京一家大医院。
虽然已经决定捐献孩子的器官，但褚炳利和丈夫依然盼着奇迹出现。但专家又对孩子进行了两次鉴定检查，都确定孩子已脑死亡。面对这个令人悲痛的结果，褚炳利和丈夫签下了器官捐献登记表，决定捐献出亡儿的眼角膜、肾脏及肝脏。
12月6日下午，下午4时许，陈硕被送进手术室，进行了器官捐献。 12月8日，褚炳利夫妇带着陈硕的骨灰回临泉。
孟应益告诉记者，他们当初考虑到临泉医疗条件有限，便决定带孩子先到北京，请专家尽最大努力抢救，之后再考虑捐献的事。目前，有3名患者接受了肝脏和肾脏移植，2名患者接受了眼角膜移植，手术很成功，都在康复中。
记者了解到，这起交通事故发生当晚，肇事司机没有停下来看看受伤的孩子，直接开车逃离了现场，最后还是一名过路行人看到倒地的孩子，才打电话报警的。
“现在特别痛恨这名司机，他当时应该下来看看，哪怕是打个报警电话或120电话救救孩子，肇事司机太冷漠了。”禇炳利说，希望肇事司机能良心发现，站出来承担责任。
8日傍晚，临泉县公安局交警大队事故中队中队长白祥辉告诉记者，事故发生在临泉县姜尚大道工业园区路段，警方已成立专案组进行侦破，刑侦部门也介入了侦查。“我们对这件事也很痛心，对孩子的出事表示遗憾。对孩子捐献器官，我们充满敬意。我们会争取早日抓到肇事者，给孩子家长一个交代。”同时，白祥辉也表示，希望肇事者能被孩子所感动，主动投案自首。
“我现在在家里，眼前总是浮现儿子在做作业、在看电视的情景，想想就难过。”禇炳利告诉记者，陈硕特别可爱，是家里的“开心果”。虽然他已经离去，但他开心的笑声仿佛仍在耳边，她现在希望那几名受捐者能尽快康复，更盼着肇事者能早日归案。
脑死亡是真正意义上的死亡
自古以来，人们对死亡的认识都保持着这样一个概念：一个人只要心脏停止跳动，自主呼吸消灭，就是死亡。把心脏视为维持生命的中心，这一概念一直指导着传统医学与法律。然而，随着当代医学科学的发展，人们逐渐改变了死亡的定义，改变了判定死亡的标准。
临床上对于虽有心跳但无自主呼吸，脑功能已永久性丧失，最终必致死亡的病人，称之为脑死亡。
脑死亡并不等于“植物人”
“植物人”和“脑死亡”确实是一对容易被混淆的概念。“植物人”即“植物状态”，是指患者对其自身和周围的环境完全缺乏意识，但他们还存在着部分觉醒状态。“植物人”还存在吮吸、咀嚼和吞咽等原始反射以及自发性或反射性睁眼、自哭自笑、反射性躲避疼痛等基本反射，但他们不能和外界交流。
植物人与脑死亡患者的区别在于：“植物人”的脑干是活着的，因此通常不需要呼吸机的维持，家属可以把患者带回家自行照顾；而脑死亡患者却只能靠呼吸机来维持“活着”的假象，为了维持这种假象，脑死亡患者需要每天花掉几千甚至上万元的医疗费。
另外，“植物人”即使在床上一躺几年甚至十几年，但他仍然存在醒来的可能，但脑死亡患者却没有恢复的可能。
脑死亡立法是为了更尊重生命
半个多世纪以来，脑死亡立法之路一直备受医学界、伦理学界和法学界的关注，出于对生命的尊重，越来越多的国家已在临床中执行脑死亡的标准，并对脑死亡进行了立法，以避免医疗资源的浪费。
如果患者已经死亡，却由于科技的介入维持着生存的假象，对患者家属来说，不仅是情感上的折磨，还有经济上的沉重负担。即便家属在经济上能够承担，但这实质上也浪费了整个社会的医疗资源，如果把这部分医疗资源用于那些可以拯救的患者会更有意义。
此外，从医疗资源的角度来说，脑死亡立法的另一个意义在于它有助于器官移植。因为，在用仪器维持生存假象时，脑死亡患者体内的各个器官都在不可逆转地走向衰竭，等到传统意义上的死亡时，他的器官已经不能用于移植了。如果没有脑死亡立法，那患者生前签署的器官捐献协议就会变成一张废纸，就算家属同意，医生也不能从脑死亡患者身上摘取器官进行移植，因为在法律上，患者还活着。
芬兰是世界上第一个以法律的形式承认脑死亡的国家。1971年芬兰法律明确指出，当大脑维持生命的功能不可逆丧失时，即意味着患者的死亡，而不论心脏是否还在跳动。目前，直接以立法形式承认脑死亡的国家还有美国、德国、罗马尼亚和印度等13个国家；虽未制定正式的法律条文，但临床实践中已承认脑死亡状态，并以此作为宣布死亡依据的有比利时、新西兰、韩国、泰国等35个国家。在上述国家，患者一旦被认定脑死亡，即宣告死亡，停止医疗。
我国亟须加快脑死亡立法
在国际上，脑死亡立法是一个趋势。相比之下，我国除台湾、香港地区以外，迄今尚无脑死亡法规的正式文本。我国从1980年到现在，对脑死亡立法有过几次比较大的讨论，但一直没有确立相关的法律。在我国，只有心脏死亡才被视为死亡，脑死亡患者只要家属不放弃，医院会继续用呼吸机及药物维持其生命迹象，直到病人心肺器官都衰竭而死。
我国是发展中国家，要用世界上1%的卫生资源为22%的人口服务，丝毫不能浪费。但是目前中国没有脑死亡立法，脑死亡概念得不到承认，因而医生不能宣布脑死亡者去世，家属也不认为脑死亡者已亡故。结果，脑死亡后毫无意义的“抢救”和其他一切安慰性的医疗活动，给病人家庭带来了沉重的财力负担，也给国民经济及卫生资源造成了巨大的浪费。据估计，我国每年为此支出的医疗费用高达数亿元。
由于脑死亡的概念目前没有得到我国法律认可，我国器官移植手术的器官都来源于心脏死亡者的尸体供体。这类供体的主要缺陷是血液循环停止时间太久，器官因缺血时间过长而容易受到严重损伤，移植成功的概率较小。如果有脑死亡立法，更多的垂危病人将会因此获得重生机会。我国卫生改革和社会发展的现实也迫切呼唤脑死亡立法，相信脑死亡也最终会为大众所接受，并在医学领域发挥其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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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综合安徽网、新华网、中国妇女报整理
本期编辑：王晶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