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军, 李珊珊：文化资本代际传递的阶层差异及其影响——基于上海市中产阶层和工人阶层家庭的比较研究

主持人语

近二三十年来，随着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与社会的深刻转型，中国城市逐步历经了从以“生产场域”为主导到以“都市生活”为中心的转变，其间不仅产生了纷繁错落的多元社会生活共同体结构，汇聚了光怪陆离的不同文化沟通符号，而且还不停地上演着异彩纷呈的各种日常生活戏码，使得各种原本区隔甚至矛盾的社会文化现象并蓄其中。中国城市经济增长的奇迹也伴生了社会文化危机的挑战，因此，越来越多的研究者开始将关注目光及研究旨趣汇聚于城市治理和转型发展之上。

在城市社会治理与转型发展过程中，国家力量和阶层结构无疑扮演着极为关键的角色。无论是基于经济社会发展的现实需求，塑造出城乡二元分治结构，还是出于对“经济增长”与“GDP主义”的追逐，创造出高速发展的“城市奇迹”，抑或是在城市经济利益再分配和城市社会秩序重构中重塑国家与社会以及阶层与个体的关系，以及通过城市基层社会治理实现对不同阶层城市居民日常生活的积极介入，国家力量和阶层结构这只看得见的手无时无刻、无处不在地参与甚至是形塑着城市社会与文化的宏观结构与微观生活的方方面面。如何认识其在城市社会变迁中的作用，也就成为我辈身处“大都市”的社会学者所面临的历史重任。为此，我们特组织几位社会学者来共同讨论城市社会治理中的“国家角色”、“阶层结构”与“转型发展”问题。这些讨论，不仅将上海这一代表性城市的社会与文化变迁展示在读者面前，更体现出我校青年社会学者能立足实证，见微知著，通过具体而鲜活的案例分析，在理论与现实的对话中来展现对城市社会治理与转型发展趋势的深刻领悟。

——华东师范大学社会发展学院院长、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  文军

文化资本代际传递的阶层差异及其影响

——基于上海市中产阶层和工人阶层家庭的比较研究

文军, 李珊珊

摘要：当前中国社会各阶层之间的分化越来越明显，文化资本在教育不平等和社会分层中的作用引起了学者们的广泛关注。通过比较文化资本在中产阶层家庭和工人阶层家庭的运作逻辑，可以探究文化资本的代际传递如何塑造了阶层之间的差异，也就是社会阶层再生产的过程。研究发现：中产阶层父母和工人阶层父母在文化资本的代际传递过程中表现出不同的行为模式，通过家庭、学校和教育机构三个场域实现了文化资本的"三重再生产"，体现在孩子身上就是认知性能力和非认知性能力的不同。研究表明，父母和孩子都是教育不平等和社会再生产的参与者，文化资本的代际传递进一步明确了阶层之间的界限，加剧了阶层之间的差距和不平等，导致阶层之间的流动减少，甚至阶层壁垒的形成。

关键词：文化资本；代际传递；阶层差异；影响    

作者简介：文军, 华东师范大学中国现代城市研究中心暨社会发展学院教授、华东师范大学—纽约大学社会发展联合研究中心(上海纽约大学)主任(上海, 200241);
李珊珊, 华东师范大学社会发展学院、华东师范大学国家教育宏观政策研究院联合培养博士研究生(上海, 200241)

基金项目：教育部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中国包容性城市发展思路研究"；上海市教委人文社会科学重大项目"社会转型的中国实践与转型社会学的建构"（项目编号：20170107005E0004）

原文发表在《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科学版）》2018年第四期

一   问题意识：文化资本的代际传递及其作用机制

随着工业化和现代化进程的加快，决定个体阶层地位(职业)获得的因素逐渐从先赋性要素向自致性要素转变，阶层地位的直接传递性显著下降，其阶层地位的获得越来越依靠教育成就(资格证书)，而教育成就既是个人努力的结果，又与家庭背景密切相关。家庭背景对教育成就和阶层地位获得的影响很大程度是通过作为中介机制的文化资本(cultural capital)发挥作用，因此文化资本在教育不平等和阶层再生产等问题上具有较强的解释力。当前中国社会结构逐渐固化，阶层之间的流动减少，也就是说社会阶层分化越来越明显，阶层的代际继承性显著增强，不同阶层成员之间的差异日渐凸显，表现在收入、消费、职业、文化程度、社会地位等方方面面，而文化(尤其是文化资本)上的差异更能形成难以跨越的“阶层鸿沟”。这就引发我们思考：文化资本如何发挥作用？或者进一步说，文化资本发挥着怎样的作用？这一问题已经成为教育社会学和社会分层研究中最具困扰性的议题之一。

文化资本最早由布迪厄在研究中作为一种理论假设提出，用来解释为什么出身不同社会阶层的孩子会取得不平等的学术成就，并阐释为“社会特定的值得追求和拥有的象征性财富工具”，划分了具体化/身体化的(embodied)、客观化的(objectified)和制度化的(institutionalized)三种形式。此后，迪马乔用“地位文化参与”(status culture participation)来解释文化资本，包括拥有的高雅艺术品、对高雅活动的参与和对高雅文化的鉴赏能力等，是社会地位的象征和阶层区隔的标志。虽然这是一种相对狭义和阶级式的定义，仍有不少学者以此为基础展开了经验研究。还有一些学者从广义上使用文化资本的概念，采用“非正式学术标准”(informal academic standards)扩展为“文化资源”(cultural resources)，包括：父母的阅读习惯和阅读活动、营造的家庭氛围、家庭和学校的关系(父母对学校活动的参与)等。这都是国外学者对文化资本概念的定义，那么，西方话语中的文化资本在中国有多大适用性或者说在中国语境中如何理解文化资本？对文化资本本土化内涵的明确是本研究进行的基础。国内学者从最初将文化资本理解为父母的教育程度，逐渐扩展到家庭的文化资源、文化活动参与和家庭的文化氛围等。本文也是从广义上来理解文化资本，在父母和孩子两代人身上都有所体现，既包括父母的教育期望、营造的家庭文化氛围(父母的阅读习惯、生活品位等)、参与的高雅文化活动(听音乐会、看画展、话剧等)和学校活动等，也包括体现孩子认知性能力和非认知性能力的文化资本等。

文化资本的代际传递是指父母的文化资本作用于子代的过程，也就是说子代获得的文化资本与父母拥有的文化资本存在密切关系。然而，文化资本在阶层之间的分布呈现“不均衡的”(uneven)特征，这是产生特殊效应(specific effects)的根源，一般表现为父母的社会经济地位越高，拥有的文化资本就越多，反之亦然。因此，文化资本成为家庭优势传递的途径之一，是社会阶层地位维持的重要工具，通过文化资本自身的传递逻辑和作用机制可以充分体现。

长期以来，文化资本研究中一直存在“文化再生产理论”(cultural reproduction theory)和“文化流动模型”(cultural mobility model)两种理论论争。在“文化再生产理论”者看来，家庭是获得文化资本的主要来源，社会经济地位较高的家庭能够拥有更多的文化资本，因而文化资本有利于社会上层群体。而“文化流动模型”支持者则认为，文化资本的获得伴随整个生命历程，与家庭背景关系不大，社会下层群体可以通过逐渐积累文化资本而实现阶层跨越，因而文化资本更有利于社会下层群体。两种理论在不同国家都得到了相应的经验支持，表明文化资本的作用存在异质性，一方面是由于文化资本本身概念的复杂性，另一方面是文化资本作用环境的差异性，即不同国家和地区有不同的社会制度和文化背景。比较两种理论，前者更多地强调了文化的结构性力量，而后者则关注了行动者的能动性。两者的分歧主要在于：文化资本究竟是社会上层维持阶层地位的工具还是社会下层群体实现向上层社会流动可利用的手段？近年来，既有学者对文化资本的作用提出质疑，也有学者发现文化资本同时发挥着再生产和流动的作用。那么，文化资本在中国发挥着怎样的作用？

改革开放尤其是90年代以来，中国教育不平等和阶层固化现象愈加严重。文化资本作用的发挥主要表现在教育获得和社会地位获得两方面：从教育获得来说，文化资本有利于提升各教育阶段的入学机会，但在接受教育的层次上呈现出阶层差异，一般表现为家庭拥有的文化资本越多，子代接受的教育层次越高；从社会地位获得来说，文化资本对社会地位获得有着稳定且持续的作用，文化资本存量越多，越有可能获得更高的社会地位，对各阶层同样呈现不同的解释力。最初的经验研究证实文化再生产理论和文化流动模型在中国同时存在，但近几年不管是理论探讨还是经验研究都认为文化再生产理论更符合当前中国的国情。

为什么文化再生产理论更适合解释当前中国的现实情况？这首先与文化资本的作用途径和机制分不开。以往研究主要从家庭教育和学校教育两方面探究了文化资本再生产的途径。具体而言，家庭是文化资本再生产的第一场所，“在社会空间和社会结构再生产方面起着决定性作用”；文化资本丰富的家庭，父母既通过“有意识地”行为(如对孩子的教育投资等)传递文化资本，也会“潜移默化地”(如自身的阅读习惯等)对孩子产生影响，孩子因此从家庭中获得相对较多的文化资本(包括与个人行为偏好、态度习惯等有关的身体化的文化资本及书房、藏书、艺术品等客观化文化资本)。与童年相比，成人后新习得的惯习将会缺少一种舒适的感觉并且对文化资本的掌握和熟识度都不够，从家庭中获得的文化资本可以保证孩子在学校被接受而不是被排斥。学校本身也不是一个中立机构，学校教育客观上是一种符号暴力，目标就是要实现统治阶级的再生产或者对被统治阶级的文化专断。学校代表的是统治阶级的价值观和对统治阶层文化的认可，掌握一定文化资本的学生在学校课堂表现和考试成绩上会表现得更凸显更容易得到老师的认可。因此，学校成为披着“合法化外衣”传递社会不平等的机构。20世纪90年代末期以降，国际学术界称之为“影子教育”(shadow education)的补习教育在中国迅速发展，很大程度上迎合了以考试分数为导向的教育制度。家庭的文化资本会影响“影子教育”机会的获得，来自文化资本丰富家庭的孩子参加“影子教育”的比例较高，在质量上也占据优势，能够帮助孩子提高学业成绩和综合素质，进而获得升学机会和就业机会的优势。“影子教育”作为学校教育的补充，逐渐成为除家庭教育和学校教育外，阶层优势代际传递的另一条途径，继而维持了文化和社会再生产。

从目前研究来看，有学者分析了家庭和学校的“双重再生产”，也有学者阐释了学校教育和“影子教育”的双重再生产作用，却没有将家庭教育、学校教育和“影子教育”置于同一分析框架下考察文化资本代际传递过程中再生产作用的发生。然而，当前社会需要的是具有综合素质的复合型人才，有些文化资本很难从家庭教育和学校教育中获得，随着“影子教育”的日益普及，三者将共同构成文化资本的再生产过程，缺少任何一个都不能充分理解文化资本的运作逻辑和作用机制，从而降低了文化资本对教育和社会再生产的解释力。此外，已有研究对文化资本的作用机制关注较少，因此无法回答文化资本究竟如何发挥作用并造成阶层之间的差异。因此，通过考察文化资本的作用途径来探究阶层之间的差异如何通过文化资本的代际传递被塑造构成了本研究的根本出发点。

基于此，本文对上海市中产阶层家庭和工人阶层家庭展开了经验调查，分别访谈了孩子在读小学的20个家庭，主要考虑到：一是文化资本的积累和传递都需要时间，孩子早期的社会化会产生更为深远的影响，越早获得文化资本越有利于孩子成长；二是学业竞争越来越激烈，人们从重视高等教育的获得逐渐转移到中考、小升初乃至幼升小阶段的教育，家长们都不希望自己的孩子“输在起跑线”，对孩子教育的重视阶段发生了“下移”，而且处于小学阶段的孩子已经具备一定的语言表达能力，可以对自己和父母的情况进行简单介绍。本文试图探讨的核心问题是：社会阶层的差异如何通过文化资本的代际传递被建构？具体表现在哪些方面？这些差异又如何进一步塑造了教育过程的不平等以及社会阶层再生产？正是在这样的问题意识引导下，研究文化资本的代际传递及其作用机制能够更加深入地理解教育和社会不平等，对教育公平政策的制定和缓解各阶层之间的矛盾具有重要意义。

二   文化资本代际传递的阶层差异表现

改革开放后，家庭背景在教育获得中发挥着愈加重要的作用，教育不平等的产生机制呈现资源转化与文化再生产并存的模式。以往研究揭示了不同阶层子女由于教育机会获得差异而导致的教育结果不平等，但忽视了教育不平等发生的具体过程和机制，也就是父母的文化资本传递给子代的过程。我们认为，恰恰是这个过程中产生的阶层差异塑造了教育不平等及社会再生产。美国社会学家拉鲁通过多年的田野调查，发现社会阶层地位的差异导致父母采取不同的教育模式，中产阶层家庭通常采用“协作培养”(concerted cultivation)的方式，工人阶层家庭主要采用“成就自然成长”(accomplishment of natural growth)的方式。那么，中国的中产阶层父母和工人阶层父母在传递文化资本时会采取怎样的方式？笔者从文化资本发挥作用的三个场域——家庭、学校和教育机构——详细探究了文化资本代际传递过程中呈现的阶层差异。

一

家庭教育：文化资本的直接传递

家庭是孩子获得文化资本的第一场所，最初文化资本的积累过程对个体的教育成就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通过家庭社会化过程，具有不同文化资本的父母对教育的偏好在两代之间得以传递和内化。笔者从父母的教育期望、自身的阅读习惯和兴趣爱好、教育投入以及家庭互动四个方面详细阐述了在家庭场域中产阶层父母和工人阶层父母传递文化资本的差异表现。

第一，父母的教育期望(aspiration)。早在上世纪60年代末，威斯康星学派最早提出将“教育期望”纳入家庭背景对教育和职业获得的影响研究。教育期望是影响家庭教育投资的重要因素，既与父母的教育程度、职业、经济收入等客观因素有关，也同父母本身对教育的价值观念和教育成就动机等主观因素相关。一般来说，父母的教育程度和社会经济地位越高，对孩子的教育期望就越高，从而会影响到孩子自身的教育期望以及学业成绩和教育获得。笔者的调查发现，中产阶层父母普遍有着较高的教育期望，在他们看来孩子读本科是“理所当然”的事情，他们的关注点已经从“上大学”转向“读名校”，从“在国内读”向“出国读书”转变。“大学希望他在国外读，并不是说国外的教育是好的，只是觉得说，我们让他出国读大学的前提是让他冲击常春藤学校，就是说我不希望他随便找个二三流大学，随便去读，如果那样的话，我宁愿他在国内去读稍微好一点的大学(JZ-WTT-20170708)。”对工人阶层父母来说，他们的教育期望有所提高，并且意识到教育改变命运的重要性，但他们对孩子的期望还是停留在“能上大学”就可以了，而对于上什么样的大学没有过多要求。“希望孩子能读到大学，本科专科都可以，替自己去看看大学长什么样(JZ-GLJ-20170729)。”但是，他们现在还处于教育期望建立的阶段，对孩子的教育并没有采取太多行动。由此可见，两个阶层在教育期望上的不同主要表现在三方面：一是教育期望的动机；二是教育期望的程度；三是教育期望的行为表现。虽然两个阶层的父母都有较强的教育期望，但在教育期望上的具体差异仍会加深阶层之间的差距。这与实证研究的结论一致。

第二，父母自身的阅读习惯和兴趣爱好。有研究表明，父母的阅读习惯比参加高雅文化活动对孩子的文化资本影响更大，中产阶层父母比工人阶层父母有更好的阅读习惯。中产阶层父母在接受教育时读书较多，现在也保持着阅读习惯，并且会读一些教育和心理方面的书籍，阅读这一行为本身对孩子有潜移默化的影响，同时父母也有意识地培养孩子的阅读习惯。“我们现在约定每天都有阅读时间的，这个习惯大概从二年级开始(JZ-WTT-20170708)。”工人阶层父母受教育程度相对较低，极少数有阅读习惯，“即使读书，也是用手机APP看看小说(JZ-PB-20170730)。”兴趣爱好方面，中产阶层父母(尤其是父亲)比较喜欢运动，他们表示也会经常与孩子一起运动，这是他们(尤其是父亲)陪伴孩子的重要方式之一；工人阶层父母很少有兴趣爱好，但在家中却有玩手机、看电视以及打牌等娱乐活动。

第三，父母的教育投入，主要包括时间和金钱的投入。在家庭内部文化资本的有效传递，不仅取决于文化资本的存量，还取决于能够用到文化资本上的时间，尤其是母亲的闲暇时间。总体来说，中产阶层父母比工人阶层父母有更多的时间投入。中产阶层父母在孩子的教育上投入很多时间，包括监督孩子完成作业并给孩子检查作业、与孩子一起阅读、给孩子安排充实丰富的周末和假期生活，参观各种场馆和外出旅游等。工人阶层父母很多迫于生活压力，大部分时间都投入到工作上，在陪伴和照顾孩子上表现出“心有余而力不足”，“每天下班回家后非常累，就想早早睡觉，有时候上夜班都见不到孩子(JZ-SYT-20170720)。”同时，由于工人阶层父母缺少对孩子的直接陪伴，他们会让孩子自己看电视、玩手机或者出去玩来“打发时间”；而中产阶层父母却倾向于亲力亲为，对孩子接触电子产品的时间进行了严格限制。此外，文化资本与经济资本之间相互转换，文化资本的代际传递离不开资金投入。不可否认，中产阶层父母因社会经济地位方面的优势对子女有更多的教育资金投入，包括给孩子购置文化产品(书籍、词典、文具用品等)、学校学费支出、课外活动支出等；而工人阶层父母因本身经济能力有限而表现得更加“理性”，对每一笔投入都精打细算，“基本上我感觉没有多少钱是专门用于教育投资的(JZ-WSY-20170722)。”并认真衡量资金投入后潜在的收获和利益再考虑是否投入。

第四，父母与孩子的家庭互动。中产阶层父母会以更加平等的姿态与孩子沟通交流，与孩子相关的事情多与孩子“商量着来”；但工人阶层父母表示，“现在孩子太小，什么事情都不懂，听从家长的安排肯定没错(JZ-LY-20170806)。”在言语方面，中产阶层父母多采用鼓励和讲道理的方式对孩子进行规训，工人阶层父母对孩子的教育中充满着批评。尤其在孩子犯错误时，中产阶层父母多采用“减少奖励(比如说答应给孩子买的礼物不买了、出去玩的计划推迟等)”的“惩罚措施”，主要让孩子知道为什么犯错以及如何改正等，很少采用体罚的手段，“我们家里从来没有过体罚，我们家里整体上是平和、温和型，没有体罚现象(JZ-ZYS-20170819)。”工人阶层父母依然持有“棍棒底下出孝子”的看法，面对孩子犯错误时很难控制自己的情绪，所以会直接动手打孩子或采取其他体罚措施。此外，与中产阶层父母对孩子投入时间较多相一致，中产阶层父母比工人阶层父母有更多与孩子沟通互动的时间，对孩子的成长了解更全面。

由此可见，父母对孩子文化资本传递的阶层差距越来越大，同时也会影响到父母文化资本在学校和教育机构的作用，最终在孩子身上得到体现。

二

学校教育：文化资本的间接传递

学校是文化资本传递的另一重要场所，孩子在家庭中获得的优势必须经过学校进行制度化确认才能被社会认可。在布迪厄看来，学校(教育系统)主要发挥了三方面的作用：第一，传播知识和技能，促使人们进行适应特定文化传统的社会化，实施文化再生产作用；第二，发挥社会再生产功能，强化了文化资本的不平等分布；第三，为这种不平等披上了“合法化”的外衣。那么，在中国具体的社会背景和教育制度下，文化资本在学校中如何发挥作用？以往研究较多关注文化资本在学校内部(比如课程安排、教师水平、同辈群体)产生的影响而忽视这些差异很大程度是由家庭社会经济地位不同造成的，父母的文化资本也能在学校场域发挥作用进而对孩子的学业表现产生影响。具体而言，中产阶层父母和工人阶层父母在学校场域中传递文化资本的差异体现在以下两方面：

一方面体现在父母对孩子就读学校的选择。中产阶层父母在孩子学校的选择上表现出极大热忱，希望在自己能力范围内让孩子上“最好的”学校，私立小学(尤其是双语学校)成为中产阶层父母首选，但由于私立小学的竞争非常激烈，有严格的选拔过程，录取率非常低。如果没能进入私立小学的中产阶层孩子，家长会通过购买学区房或者其他方式，为孩子选择相对满意的学校。“之前有报过私立学校，但是私立学校的招收、面试是海选，录取率非常低，后来考虑就近原则，选择上公立学校，这所学校也非常不错，排名很好，在徐汇区公立学校里大约排名第五(JZ-ZXL-20170710)。”但对工人阶层父母来说，他们很少考虑过孩子的学校选择或者根本没有选择，对于上海本地人或者已经获得上海户口的新上海人一般让孩子去户口所在地的学校，而没有取得上海户口但在上海已经具备一定经济基础的“外地人”，他们的孩子只能进入为农民工子弟开设的学校，而且孩子们还面临着回原籍参加中考以及高考的风险。为什么学校的选择成为中产阶层和工人阶层代际之间差距扩大的原因？主要是因为优质资源在任何时候都是稀缺有限的，不同学校在教学质量、师资力量、基础设施、生源以及升学率等方面都存在较大差别，中产阶层父母在文化资本、经济资本、社会资本等各方面都更具优势而在学校选择上“抢占先机”。随着教育阶段的深化，学校在学生学业成就的取得中发挥着更大的作用，而一个阶段的教育质量与下一阶段的升学密切相关。学校老师也表示，“知识水平高的家长，还是特别希望孩子从小接触的朋友和他一样优秀，毕竟环境很重要(XXLS-SXF-20170612)。”

另一方面体现在父母对学校教育的参与(involvement)。父母文化资本的传递不仅存在于家庭教育中，也发生在学校教育中。父母对学校教育的参与同样存在明显的阶层差异，一般来说，家庭的社会经济地位和受教育程度越高，就会更多地参与到学校教育中。家长对学校教育的参与主要包括家长会、家委会、“校园开放日”和志愿者活动等。具体来说，中产阶层父母和工人阶层父母都表现出较强的参与意愿，但在实际参与行为中却存在差距。例如家长会这种传统家校联系活动，两个阶层的父母参与度都比较高。而在日常与老师的交流以及其他活动中，工人阶层父母通常处于被动状态并且参与情况明显比较少，“对孩子在学校表现的了解情况，我承认我不是一个称职的母亲，除非老师主动联系的情况下，我会被动回应，其他时间，我一律无视(JZ-WSY-20170722)。”这既与家长自身工作繁忙等有关，也可能是在参与学校教育的过程中，学校在一定程度忽视了来自较低阶层家长的参与能力，被忽视的家长转变为被动参与，最终可能放弃参与。对中产阶层父母而言，与老师的交流和参与学校活动更加积极主动，不放过任何可能与老师交流的机会，既通过书面作业的批改了解孩子的学业情况，也会在接送孩子时通过与老师的简单交流知晓孩子近期的在校表现。值得注意的是，两个阶层的父母都表示自己的学校教育参与主要是配合老师的工作，互动最多的是班主任老师，只有当孩子某一学科出现问题时才与任课老师联系，大部分家长不会与学校领导直接沟通，这与国外中产阶层父母过度参与学校活动或者对孩子的学校教育进行干涉是不同的。不管是与老师交流还是参与学校活动，父母对学校教育参与越多，对孩子的学校和生活情况了解得就越多，与家庭教育配合得就更紧密，从而有利于孩子的学业成绩和学校表现，反之亦然。

三

 “影子教育”：文化资本的补充传递

在义务教育阶段，某些有助于学生在学校竞争中获得优势的文化资本是很难从家庭和学校中获得的，而“影子教育”的出现和迅速发展，为学生学业成绩的提高和多种才艺的获得提供了可能途径，与家庭教育和学校教育互为补充，成为文化资本代际传递的新途径。中产阶层父母和工人阶层父母因自身职业、教育观念、家庭收入等各方面的不同而在利用“影子教育”传递文化资本时也呈现差异，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首先，父母对“影子教育”的态度和目的动机。父母对“影子教育”的态度会影响到他们采取的行动和孩子能否参加“影子教育”。从笔者的访谈来看，中产阶层父母和工人阶层父母对“影子教育”都是支持的态度，但“影子教育”对中产阶层家庭来说更为普遍，“现在上辅导班是标配了，你应该这样问，有不上辅导班的吗？我们家孩子上的算少的了。同事的孩子无一幸免，这是普遍的、百分之一百二的现象(JZ-NST-20170723)。”就父母让孩子参加“影子教育”的动机来看，工人阶层父母有些是因为孩子无人照看而送到教育机构，有些是因为学校老师的推荐或者跟风其他家长，并且很多持有这样的观点，“把兴趣当成特长，将来可能发展为孩子的职业”。中产阶层父母希望用“影子教育”来弥补家庭教育和学校教育的不足，他们认为很多兴趣爱好的培养需要时间的积累，这在一定程度能够培养孩子“持之以恒”的品质。同时能让孩子积累更多的文化资本，并转化为学业成绩的优势以及将来竞争的筹码。当然不能否认中产阶层父母也存在从众、攀比的心理。父母动机的不同会影响孩子参与情况以及通过“影子教育”获得的收益。

其次，父母资金和时间投入不同导致孩子参与机会和数量上的差异。与最大化维持不平等和有效维持不平等假设对学校教育机会和质量获得的解释不同，孩子“影子教育”的获得很大程度取决于父母的资金和时间投入。社会上充斥着各种各样的教育机构，但参与“影子教育”是有偿收费的，也就是说家长要在学校教育之外负担额外的费用让孩子参加“影子教育”。中产阶层父母比工人阶层父母有更高的经济收入，孩子在“影子教育”的参与中有更多的机会。除了资金上的投入外，孩子参与“影子教育”需要父母投入大量的时间，比如接送孩子、上完一个辅导班快速赶往另一个辅导班、有时候需要陪孩子一起学习等，这些客观因素就会导致孩子参加“影子教育”数量的不同。笔者访谈的20个家庭中，大部分工人阶层家庭的孩子每学期只参加一个学习类、一个兴趣类的辅导班；而对中产阶层家庭的孩子来说，一学期同时参加五个左右的辅导班都不算多。

再次，父母为孩子选择“影子教育”的形式和内容。中产阶层父母为孩子选择“影子教育”的形式多样灵活，根据孩子的情况以及课程需要选择一对一形式或去辅导机构，比如说选择由外教教学的篮球课、通过网络课程与外教交流学习英语等；与孩子参与“影子教育”的数量多相一致，中产阶层为孩子选择的“影子教育”涉及各种内容，既有直接提高学业成绩的奥数英语类辅导班，也有提高身体素质的体育班以及提高内在修养的乐器班。与为孩子择校一样，中产阶层父母对教育机构也是“精挑细选”，对教育机构的资质以及老师严格把关。相比之下，工人阶层父母为孩子选择的“影子教育”形式比较单一，一般在家或者学校附近为孩子报一个辅导班，很少会采用一对一的形式，内容主要是英语类辅导班和大众类乐器班，在教育机构的选择上也没有花费太多心思。

虽然目前学界对“影子教育”是促进还是阻碍学业成绩尚未达成统一看法，但通过上文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中产阶层父母和工人阶层父母在利用“影子教育”传递文化资本时确实存在很多差异，中产阶层父母很多的做法会给孩子带来更多的优势。在我们看来，“影子教育”同样也是进行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再生产的工具，从而维护了现有的阶层状况。

三  文化资本代际传递产生的影响

中产阶层父母和工人阶层父母在进行文化资本代际传递时采取了不同的策略，有不同的行为表现，这些都会在孩子身上有所体现。一般来说，可以通过子代的受教育情况、职业获得和社会地位来衡量代际传递情况，由于本文研究家庭的孩子尚处于小学阶段，我们还不能判断孩子将来获得的教育成就和职业，只能根据孩子现有的文化资本进行可能性的预测，并以此来分析代际传递对孩子造成的影响。但同时，我们也不能忽视代际传递对整个过程的施动者父母的影响。接下来，笔者分别讨论了文化资本的代际传递对孩子及父母的影响。

一

孩子的文化资本：认知性能力和非认知性能力的获得

不同阶层的孩子在父母的熏陶和教养下有不同的表现，但孩子本身也是社会不平等再生产的积极参与者，他们的行为表现同样体现并延续着阶层的差异和不平等。孩子拥有的文化资本可以通过认知性能力和非认知性能力体现出来，而这两种能力在个人教育成就和社会地位的获得中都具有重要影响。笔者根据收集的资料详细展现了中产阶层家庭和工人阶层家庭孩子的认知性能力和非认知性能力，更全面地考察了文化资本在子代身上如何进行再生产。

1.认知性能力(cognitive abilities)。认知性能力在整个教育过程中的作用一直被认可且受重视，包括语言、阅读、写作、数学、科学、音乐和艺术等方面的技能，并通过孩子的课堂表现、语言表达和考试成绩体现出来。从课堂表现来看，中产阶层的孩子听课格外认真，能够积极主动与老师互动，敢于表达自己的想法。相比之下工人阶层的孩子在课堂上表现出“一动一静”两个极端，要么非常安静地坐在座位上，很少主动发言；要么与周围同学说话，扰乱课堂秩序。老师也表示，“家庭条件比较好、父母文化程度较高的孩子上课精力很集中，很会听讲，与家长对他的教育很有关系，说明她家长就是一个很自律的人；还有些孩子一堂课很难坚持下来(XXLS-SXF-20170612)。”这与笔者参与观察得到的结论一致。从语言表达来看，中产阶层孩子的优势非常明显，他们在与老师、同辈群体或者其他人交流时表现得非常自信，尤其在英语方面，由于他们很早就接受各种英语培训又受到父母影响，他们的英语表达能力较好；而工人阶层的孩子很少被父母带出去接触各种场合，当面对人群时会显得有些胆怯，语言表达不够流畅，虽然他们也去英语辅导班，但还是局限在传统的书面英语，不能进行口语表达。很多工人阶层的孩子跟笔者反映了在英语学习方面的困难，“我最担心的就是英语成绩了，妈妈特意给我报了辅导班，但我还是不敢跟同学用英语交流(HZ-GLJ-20170724)。”而中产阶层的孩子就没有这方面担忧，并把英语看成自己的优势。从考试成绩来看，笔者访谈的中产阶层孩子的成绩处于中上等，而工人阶层的孩子多为中等或中等偏下。虽然笔者访谈的孩子来自不同的学校，学校之间也存在差异，孩子们的成绩没有可比性，但可以根据不同阶层父母的文化资本传递方式和教育投入以及孩子自身的学习表现、参与“影子教育”情况等，我们可以做出大致判断：在同一所学校中，中产阶层孩子比工人阶层孩子更容易取得较好的考试成绩，这能为下一阶段或者更远的升学考试打下基础。另外，笔者发现考试成绩对不同阶层的孩子有不同的看法和衡量。在中产阶层孩子看来，成绩在班级中上游是对自己最基本的要求，而工人阶层的孩子却没有这样的要求，“成绩还可以，在班里能考到20多名，我们班30多个人，也不是很好，也不是很差。爸妈觉得也还可以，也没有要求考到前几名(HZ-WSY-20170721)。”不管是经验研究还是理论探讨都证实了认知性能力在学业成就和职业获得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从目前来看，中产阶层的孩子比工人阶层的孩子在认知性能力方面有更好的表现。

2.非认知性能力(non-cognitive abilities)。非认知性能力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理解为布迪厄所说的惯习(habitus)，是个体所具有的性情倾向、价值观念和行为模式，体现在小学阶段的孩子身上就是个体对自身的教育期望和内在品质。进入后工业社会，非认知性能力在预测一个人能否成功中发挥的作用愈加重要。对中产阶层孩子来说，在父母的熏陶和影响下从小就有大学的概念，并怀有向往之情，也就是我们所说的教育期望，“我妈妈是谢菲尔德大学毕业的，将来我也要出国读书。(HZ-PW-20170709)”而个人对自己的教育期望是预测最终教育获得的重要指标。除此之外，中产阶层孩子在父母的精心培育或者通过“影子教育”获得某些特殊的品质，比如说参观博物馆，不仅仅是参观而是听详细的讲解和参与其中的课程，小小年纪已经游历过多个国家，这些都会让孩子开阔眼界和增长见识。此外，“影子教育”的学习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这中间会遇到各种困难，在克服困难的同时磨砺了意志培养了持之以恒的精神，这些都是成功所必须的品质。对工人阶层的孩子来说，他们对自己的教育期望参差不齐，有些希望能够读大学，但缺乏明确的认知，“我才不读到本科，读到大学就够了。大学不算本科。大专跟大学差不多，就一个小段而已。我肯定想读大学，因为大学舒服，大学出来工作的话也比较好。(HZ-WXY-20170719)”有些希望读到专科就可以了。就内在品质而言，工人阶层的孩子比中产阶层孩子要懂事，他们更理解父母的不容易，但同时也会因为害怕让父母担心或者被父母批评而出现撒谎、犯错误后不敢承认，长此以往会影响孩子的身心健康。

概括而言，中产阶层家庭的孩子在认知性能力和非认知性能力的表现上都优于工人阶层家庭的孩子，这既是家庭、学校和教育机构等外界因素共同形塑的结果，也与孩子自身的努力分不开。目前学界对认知性能力和非认知性能力哪种因素发挥更大的作用一直存在争议，其实本质上是在探讨文化资本再生产的内在机制。如果认知性能力发挥更大作用，说明不同阶层孩子的最大差别表现在考试成绩方面；而如果非认知性能力发挥更大作用，代表的是阶层惯习的逐步形成，这就会进一步扩大阶层之间的差距，阶层之间的流动将更加困难，阶层固化越来越严重。在一定程度上我们可以认为，文化资本在子代身上也进行了再生产。

二

对父代的影响

虽然代际传递是父母主动实施的传递行为，但传递行为同样会对其本身产生影响。由于父母的阶层位置不同，采取不同的传递策略对父母产生的影响也不同。

对中产阶层父母来说，虽然他们比工人阶层父母有着更多的优势，但他们并不是先天就具有优势的阶层，很多人都是通过文化资本的积累获得了现有的社会地位，因此有着强烈的忧患意识和地位危机感，格外重视子代文化资本的获得。同时，代际传递的影响也呈现双面性：一方面，为自身地位的维持提供了可能途径，孩子小时候优异的学习成绩和综合表现，不仅会让父母内心感到由衷的自豪和喜悦或者成为向他人炫耀的资本，更可以让他们根据孩子现在的表现对将来进行预测，这都成为孩子将来可能获得不低于他们父母辈社会地位的基础。另一方面，通过前文的论述可以知道，中产阶层父母对孩子有大量的时间和金钱投入，有助于孩子成长的同时也增加了父母的压力，比如说参加各类“影子教育”、夏令营或者假期游学活动都需要昂贵的费用，可能会增加家庭的经济负担。与周围的亲朋好友进行攀比谁家孩子参加的“影子教育”种类多、孩子获得的证书多才艺多成绩好，如果孩子稍微落后一点就会焦虑，然后采取各种方法疯狂追赶，在我们看来，中产阶层家庭呈现文化资本“过度传递”的特征。而中产阶层父母大多工作繁忙，对孩子投入过多势必会影响事业的发展。需要注意的是，如果父亲的收入足够支撑一个家庭，给妻子和孩子比较舒适的生活，即使这个女性之前有着较高的学历不错的收入也会选择放弃职业成为全职妈妈，表明女性再次回归家庭，不可避免会影响就业结构，在此不做详细论述。部分女性之所以这样做，既是由于很多私立学校在对学生面试的同时也会对家长进行面试，这些学校希望孩子的母亲是全职妈妈，可以更全面细致地照顾孩子；同时也是这些女性在激烈的竞争环境下自身的选择。

对工人阶层父母来说，文化资本的代际传递对他们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传递过程中遇到的问题，包括以下几方面：一是由于自身的文化资本存量不多，在教育孩子过程中有些心有余而力不足，随着时代的发展进步，自身的文化水平和掌握的知识已经不足以辅导孩子，为孩子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二是在与学校老师的互动中把老师当作权威，对孩子的培养过于依赖学校，认为孩子的培养是学校的责任，家庭只是起到辅助作用；但同时又因为职业、学历较低而产生自卑心理，在与老师沟通过程中不能进行“平等的对话”。三是养育孩子需要大量的金钱支出，包括学费、辅导班、培训班的费用等，对于本身并不富裕的工人阶层父母来说这是一笔较大的支出，如果对孩子教育投入过多，很有可能导致整个家庭的生活困难，所以工人阶层父母在对孩子进行教育投入时，会多方面权衡利害关系做出“理性选择”。

四   总结与讨论：社会阶层的潜在化再生产

文化资本是影响个体学业成就和社会地位获得的重要因素，也是理解教育不平等和社会再生产的重要概念和理论。自布迪厄提出文化资本概念后，学术界对文化资本发挥的作用莫衷一是。我们认为，比起回答文化资本是发挥流动还是再生产的作用，反倒更应该去关注文化资本作用的具体过程和机制。以往关于文化资本的研究中，对文化资本的作用过程和机制重视不够而不能很好地回答文化资本发挥着怎样的作用以及如何发挥作用等问题。

通过比较文化资本在中产阶层家庭和工人阶层家庭的传递机制，本研究发现：文化资本的代际传递确实存在阶层差异，在家庭、学校和教育机构三个场域的传递过程中蕴含着深刻的文化逻辑和阶层烙印，最终实现了“三重再生产”。具体而言，首先，不同社会阶层的父母文化资本存量不同，孩子通过家庭教育也会积累不等量的文化资本；其次，学校教育为文化资本作用的发挥提供了用武之地，并把孩子通过家庭教育获得的不等量文化资本进行了合法化；再次，“影子教育”的阶层化参与差异进一步强化了这种不平等。“三重再生产”最终作用在孩子身上就表现为认知性能力和非认知性能力的不同，并影响到孩子的学业表现和教育获得。同时，孩子自身也是这场教育不平等运动的参与者，他们的行为表现也在进行着文化资本的再生产。

我国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过程中，阶层的流动和地位获得机制发生了很大变化，文化资本在地位获得中的作用愈加凸显。很多中产阶层就是凭借文化资本的积累取得了现有的社会地位，实现了阶层的跨越，很明显地可以发现，文化资本在中产阶层本身的社会地位获得中发挥了流动的作用。那么，值得我们思考的是，工人阶层的孩子能否像现有的很多中产阶层一样实现社会流动？普特南近期对美国的研究表明，进入21世纪，来自不同阶层的孩子面临的人生机会形成了越来越大的“剪刀差”，社会阶层成为人生际遇获得的主要因素，美国梦已经破碎了。多年前美国社会学家拉鲁发现中产阶层家庭和工人阶层家庭的孩子有着“不平等的童年”，20年后的追访进一步证实了在童年中获得优势的中产阶层孩子在求职中熟悉游戏的规则更容易得到机构的喜爱和认可。不可否认，优势阶层总是尽可能维持阶层优势，存在着自我生产的倾向，寒门的“中国梦”是否也已经破碎，寒门能否出贵子？

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又回到了本研究最初的设问，即文化资本具体的作用机制，不同阶层之间的差异究竟在哪里？这些差异能否弥补？有学者研究表明，不同阶层在家庭教养模式上仅存在资本投入的差异，在惯习方面并没有出现明显区隔，对工人阶层的家庭教育存在“污名化”的理解。与西方不同的是，我国中产阶层的家长与学校、教育机构并没有达成共识，依然实行以考试为主的教育制度；另外，不管是中产阶层还是工人阶层内部都存在较大的差异，很难形成统一的阶层惯习。

不可否认，代际传递在任何时代都是一种不可避免的社会现象，我国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过程中，代际传递的方式也呈现从“直接性”向“间接性”、“显现性”向“隐蔽性”转变的特征。与经济资本、社会资本不同的是，文化资本无法直接传递给子代，必须通过教育过程才能作用在孩子身上，这又会与家庭背景发生联系，因此，文化资本既是代际传递的重要内容也是阶层地位维持的重要方式。总体上说，“资本的代际传递程度决定着社会差异的代际延续以及社会的再生产程度”，文化资本的代际传递会加剧社会阶层的固化，而社会阶层的固化反过来又会影响到文化资本的代际传递。由文化资本代际传递造成的不平等容易被工业化进程、市场化的推进以及绩效主义掩盖，所以容易被忽视。但文化资本的代际传递进一步明确了阶层之间的界限(boundaries)，导致社会阶层逐渐固化、阶层流动减少，不利于资源的合理配置和社会公平。

本文是一项定性研究的尝试性探索，自然还存在很多不足。主要表现在：第一，定性研究本身的缺陷，造成阶层之间差异的因素很多，由于无法控制变量，因此不能保证其影响多大程度上是文化资本的代际传递造成的；第二，本研究是对上海市的中产和非中产家庭所作的研究，虽然定性研究不要求推广，但上海城市本身的特殊性决定了该研究可能只适用于上海。第三，本文考察的就读小学的中产阶层家庭和工人阶层家庭的孩子，要想知道这些孩子将来的人生际遇如何，需要进一步跟踪调查，而当前中国对个案深度追踪的研究还相对较少，笔者希望能够继续追踪这些个案，得出更有学术价值的结论。

同时，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推进了文化资本代际传递研究，并发现了未来可能的研究方向。比如说，我们在探讨文化资本代际传递方式的阶层差异时，主要考虑的是父母现在的社会地位，而忽视了父母的社会出身(social origins)对传递方式造成的影响。目前关于文化代际传递的研究只涉及两代人，如果探究三代人的“代际传递”将使研究更加完整。同时，不同阶层老一代在家庭教育中扮演角色的差异也是可以继续推进的研究点。通过微观细致的日常生活观察了解不同地位和不同代际群体的人生际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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