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履鸣 | 解构“特朗普现象”——兼论实与无并存语言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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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国家话语生态”是一个全新的理论命题，也是中国语言学研究原创性的一个学术命题。

语言不仅是一种符号体系、一种能力，更是一种行为过程，是人们认识世界、发展自我、改变社会的实践过程。在经济全球化和信息网络化的推动下，人类不但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互相理解、沟通与合作，而且也比以往任何时候更有可能达成互相理解、沟通与合作。一个国家只有构成“国家命运共同体”才能和谐地生活和建设，而人类则只有构成了“人类命运共同体”才能确保永世的和平与发展，而“命运共同体”的构建不仅仅是个政治问题、经济问题、军事问题，同时也是话语问题。

所谓“生态”即“有机体与其周围环境的相互关系”，话语生态是政治生态、社会生态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指的是“人们的话语与社会环境的互相关系”，即人们的话语是促进社会的和谐、促进社会的发展还是相反？其中的焦点问题便是“国家话语生态”。

“国家话语生态研究”的基本目标是：以话语分析为路径，向权力说真话，推进人类思想创造的可能性，也就是不断推进话语形式的丰富性，推进话语内容的多样性；推进人类彼此沟通的可能性，也就是既要不断推进国内的跨社群对话，也要不断推进国际的跨文化理解，更要将推进国内的跨社群对话与推进国际的跨文化理解联结起来，推进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设。

为此，“国家话语生态研究”不仅意味着话语分析，意味着话语批评，更意味着话语建设。

摘要：借鉴当代语言和修辞理论，可以对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的语言行为展开分析和批评，并在此基础上审核传统语言观，提出"实与无"并存语言观。研究旨在阐明四点：1.特朗普出人意外地在2016年美国大选中击败民主党对手、美国前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当选为美国总统，是和他巧妙运用修辞手法、理解受众、采纳受众话语来创构另类现实有紧密的关联。2.传统的有实语言观（the language of presence）和无实语言观（the language of absence）已无法对"特朗普现象"作出圆满答复。3."实与无"并存语言观（the language of presence-and-absence）能帮助我们摆脱传统语言观的约束。4.准确解构"特朗普现象"需要对修辞的生成、变更能力有新的认识，因为只有具备这种认识，我们才能开始对美国当代政治修辞培育批判性的视野，也才能开始对是与非、表象与内涵、或然与定然等两元概念发展跳出传统框架的新理念。

关键词：修辞；有实语言观；无实语言观；实与无并存语言观；生成与变更力

作者简介

作者简介：毛履鸣, 美国犹他大学(University of Utah)人文学院修辞写作系系主任, 教授

本文载于《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6期

引言

2016年11月8日，以开发房地产而起家后又成了电视真人秀明星的美国亿万富翁、共和党候选人唐纳德·特朗普击败他的对手——民主党候选人、前美国国务卿、前美国参议员希拉里·克林顿——当选为美国第45任总统。特朗普大选成功不但使希拉里·克林顿多年来想成为美国第一位女性总统的梦想破灭了，而且也震惊了美国政界、媒体和平民百姓，这不仅因为大选前的民意测验始终显示希拉里·克林顿领先，更是因为就在大选前夕十几名女性纷纷站出来指控特朗普对她们犯有性侵犯行为，而他自己也在《华盛顿邮报》曝光的2005年《访问好莱坞》录像带里口口声声地吹嘘侵犯女性。这个录像带的曝光，一时轰动全美上下，更强化了希拉里·克林顿必能获胜的流行观点。然而，历史却给了我们一个不同的答案。

特朗普出人意料的胜利迫使民主党和美国左翼自我反省，寻求失败的原因，以此为2020年总统大选作准备。他们在反省过程中提出了诸多问题，其中包括：是否因为希拉里·克林顿和民主党低估了他们的对手？是否因为他们没有聆听美国平民百姓、特别是美国中下层的蓝领工人的心声，更没有提出有效的、能帮助贫困居民缩小贫富差异的经济方案？还是因为大多数美国人民迄今仍没法接受一位女性来担任他们的总统？当然，造成特朗普的成功或产生特朗普这种现象原因种种，美国媒体与政治学家、经济学家和历史学家对此也众说纷纭，撰写本文的目的不是对这些观点或解释作一一审视或评估，也不是设法以一种新的政治、经济或社会学的视角来追根溯源。相反，本文旨在借鉴当代语言和修辞理论，着重分析、批评特朗普的话语行为，以此帮助解构“特朗普现象”，也以此帮助批判性地认识美国当代政治修辞。

一

特朗普的话语行为

唐纳德·特朗普是一位自称为白手起家的亿万富翁，他好大喜功，喜欢炫耀自己，早在网络世界和社交媒体来临之前，他已深知媒体的重要性，懂得怎样利用媒体来达到他的目的——推销、发扬“特朗普”品牌，进一步美化自我形象。2015年6月16日，他在纽约特朗普大厦发表演说，正式向全美人民宣布竞选美国总统，在演说中，他耸人听闻地公开谴责美国外交、贸易及移民等政策，并采用蛊惑和恐吓的语言批评民主党和美国左翼，还声称一旦当选，他要在美国和墨西哥边界建构城墙，阻止墨西哥和中、南美洲的难民非法进入美国，而且城墙建造费用全由墨西哥政府承担。可以这么说，特朗普的这个演说是他在整个竞选过程和当选总统后的话语行为的一个典型缩影：炫耀、夸张、恐吓、亦真亦假以及抛弃“政治正确”(political correction)都融为一体。

特朗普话语行为的主要特征之一是他无视事实，或歪曲真相或建构“后事实”的政治世界，也正是这个特征带来了“特朗普现象”。另外，这个“后事实”的政治世界被一种分化、分裂的叙事(a polarizing and divisive narrative)所垄断，这种叙事以“受害”和“愤怒”为主题，把美国蓝领描绘成全球化的受害者，与此同时丑化华盛顿精英和左翼，不但声称他们是全球化的得益者，而且谴责他们不关心美国蓝领、美国平民百姓，更不用说设法解救他们了。2017年12月14日，《纽约时报》编制了一份清单，详细列出特朗普自2017年1月21日当选总统至11月11日所说的亦真亦假的言语或是彻头彻尾的谎言(half-truths or outright lies)。根据这份清单，他的言语里几乎每天都包含亦真亦假的言语或毫无遮掩的谎言，它们出现的频率高得简直令人难以置信。《华盛顿邮报》专门有一组事实核实成员(fact checkers)，据他们统计，在担任总统的第一年，特朗普有2140项谎言或误导性言语，而仅仅六个月后，他的谎言或误导性言语几乎又翻了一倍。举例说：

1.特朗普反复声称，目前调查俄国政府干涉2016年美国大选以及特朗普竞选班子暗中勾结俄国政府是一种政治迫害(“witch hunt” )，尽管他从未提出任何证据来支持他的声明。

2.特朗普不止一次夸耀地说，参加他就职典礼的人数是美国历史上最多的，尽管他的这个结论已完全被历史事实所否认。

3.在没有一丝证据的情况下，特朗普断言说三百多万人在2016年美国大选中非法投票支持希拉里·克林顿。

4.特朗普常说，因为美国有许多非常糟糕的谈判代表与其他国家达成交易，这造成美国几乎与每个国家都有贸易逆差，但事实上美国和世界100多个国家都是贸易顺差。

类似上述实例举不胜举，更有甚者，每当媒体批评或揭露他的谎言或误导性言语时，特朗普把这类的批评或揭露一概称为“假新闻”(fake news)，指责媒体倾向左派、一心专搞“政治正确”，他甚至指控美国大众媒体为“人民的敌人”(“the enemy of the people”)。

特朗普话语行为的主要特征之二是他所使用的修辞手法，要正确解构特朗普的话语行为，必须先认清这些修辞手法以及它们的作用。特朗普的主要修辞手法可归纳为如下：

1.发动人身攻击(ad hominem)。

特朗普通常在与他人争辩时，或是当媒体或政界指出他话语不真实或存在欺骗、误导性时，他不是为被指责的具体话语提供证据，而是发动人身攻击，用言语来侮辱、虐待对方。比方说，竞选期间以及他当选为美国总统之后，参议员伊丽莎白·沃伦是特朗普尖锐且频繁的批评者之一。面对她的批评，特朗普不是以理相争，而是对沃伦发动人身攻击，用侮辱性的言语来丑化、贬低对方。对特朗普来说，传统的、以客观事实为基准的公共争辩早已不是与批评者抗衡的有效手段，人身攻击才是“合理”、有效的对策。

2.推出借用或围绕群体的论点(ad populum)。

用具体事实来论证他的观点或政策，特朗普从未对此感兴趣，更不用说认真探索如何去实施。他所热衷于做的就是借用群体来建构他的论点，支持他的主张或政策。众所周知，群体或“他们”(“they”)是一个既抽象又难以确定的指代，除非对方说明指代具体的是谁，否则，人们无法去责问群体或“他们”，也无法对此提出挑战。比如，在整个竞选过程中，特朗普自始至终声称美国贸易政策和协定不合理，这对美国极不公平，造成了美国人民的经济利益长期受到损害，但是他几乎没有一次运用具体事实来支持他的声称。也就是说他没有或无法说明，究竟是哪些美国人民的经济利益受到了损害？是在哪些情况、条件之下受到了损害？他们又是怎样遭受损害的？结果就是“美国人民”或“他们”成了特朗普“语言上的挡箭牌”(linguistic shield)，而他躲在后面，避免提供任何具体证据。

3.否认对方(negating the other)。

有一种常见的修辞手段是通过打造贬义、负面的绰号来否定对方，即为对方建立一个不理想、甚至会遭到社会谴责的身份。特朗普的话语嗜好之一就是频繁使用这种修辞手段来对付他的政敌或批评者，从而提高他自己在选民中的形象。同时，这样的话语行为也迫使对方处于守势，不得不为自己辩护，驳斥这些贬损性的身份。比如，特朗普称希拉里·克林顿是“狡猾的”(crooked), 给共和党竞争对手科鲁兹戴一个“撒谎的”(lyin)的帽子, 而前佛罗里达州州长杰夫·布什成了“缺乏精力的”人(low energy), 美国国家广播公司记者查克·陶德是“睡不醒的”(sleepy)，他曾经还称北朝鲜领袖金正恩为“火箭人”(rocket man)。

4.故意省略以引起受众注意(paralipsis)。

这也是一种常见的修辞手段，即说话人引出一个话题或论点，有时还会滔滔不绝地说个不停，但最后说话人告诉受众，他/她本人实际上并不想谈及这个话题或论点。这种修辞手段有点“欲擒故纵”之感，真正目的是为了更加引起受众对此话题或论点的注意，让受众自己去领会、揣摩、甚至想象其背后的内涵(uptake)。特朗普以频繁采用这种修辞手段而昭著，检察官或辩护律师也经常在法庭上使用这种修辞手段。比如，他们会明知故问，给对方的证人提出一连串很离谱的质疑，结果是在对方如其所料的反对声中乖乖地撤回这些质疑。双方都很明了，这种行为必定会遭遇对方的反对，他们彼此这样做的动机就是要让这些离谱的疑问留在陪审团的脑海里，由他们自己去琢磨它们的含义，从而对有关现实产生怀疑，甚至还会去建构另类事实(alternative facts)来服务于他们各自的利益。特朗普的话语行为也不例外。举个例子，在竞选期间，特朗普几乎在每一次的竞选演说中，总要提及他的对手希拉里·克林顿在担任国务卿期间丢失邮件服务器(email server)一事, 并控告她这样的行为是对国家机密不负责任，但转而又声称他实在不愿再提这样一件令人尴尬的事件。通过这种“欲擒故纵”的修辞手法，特朗普的目的就是要在美国选民心中对希拉里·克林顿种下疑点，逐渐对她产生厌恶感，最终投票拥护他。

特朗普话语行为的主要特征之三就是萨姆·里斯(Sam Leith)所谓的“不善言辞”。里斯最近对特朗普的话语行为作了值得借鉴的分析，2017年初，他在英国《卫报》上发表题为《特朗普的修辞：不善言辞的胜利》(“Trump's Rhetoric: The Triumph of Inarticulacy”)一文。在这篇文章里，他把特朗普的“不善言辞”归纳为三点：

1.词汇狭窄, 按阅读级评审测试，特朗普演讲水准还停留在小学四年级。

2.句法简陋，而且还常常错误连篇，特朗普在社交媒体推特(Twitter)上的推特语(tweets)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3.言语激烈但充满空洞、反复出现的形容词和副词。对特朗普来说，世界要么就是“伟大的”“美妙的”“惊人的”“最好的”，要么就是“歪的”“假的”“不公平的”“失败的”。而人呢，是“一个非常、非常、非常神奇的人”或是“一个伟大、伟大的开发者”。

按里斯的观点，正是特朗普的这种“不善言辞”，才使得他的支持者认为他是“平易近人”的，说的是他们的语言，做的是他们想要做的事，结果就是支持者们加倍拥护他。颇具讽刺的是，特朗普的“不善言辞”反倒成了他最有交换价值的政治资本了。

无疑，通过如上分析，特朗普的话语行为是他之所以大选获胜的一个主要原因。但是，要全面认识“特朗普现象”，我们还得先从修辞定义和语言观说起，这也是本文下一部分的焦点。

二

从定义到“实与无”并存语言观：重温“特朗普现象”

从古至今，西方修辞的定义层出不穷，但这些定义的基本点还是围绕说服的目的、受众的范围和语言的功能。比如说，古希腊修辞家高尔杰亚(Gorgias)把修辞定义为运用言语说服他人或使他人信服的一种能力。与高尔杰亚相似，亚里士多德(Aristotle)也认为修辞是一种甄别在任何情景中可为说服所用手法的一种能力。当今，当代美国修辞学家理查兹(I. A. Richards)把修辞看成是通过运用语言来减少误解，而伯克(Kenneth Burke)在他著名的《论动机修辞学》书中指出，修辞是用语言为象征手段以达成合作。本文在这些定义的基础上，考虑到言语行为的历史性与过程性，把修辞定义为一种执行有创造意义的话语行为，而且这种话语行为既有历史、文化的新兴和必然性，又有历史的偶然性，并具有生成和变更潜力 (generative and transformative potential)。

必须强调的是，修辞的这种生成和变更力既可以用来为人类的共同利益服务，也可以成为人类阴暗、不公正，甚至邪恶的工具，所以，我们有良好的修辞行为，也有违背伦理道德的修辞行为。已故的美国当代修辞学家韦恩·布斯(Wayne Booth)给这两种绝然相反的修辞行为新造了两个相应的混合词(blending)，他称良好的修辞行为为“rhetorology”, 而违背伦理道德的修辞行为被称为“rhetrickery”。对布斯来说，“rhetorology”就是通过话语行为产生共识，培养共同点，促进积极的社会变革及最大限度地减少误解。相反，“rhetrickery”则是用花言巧语，让坏的变成好的，以真理的名义兜售或交易谎言，或使用分裂的语言或其他误人手法来欺骗、利用他人以达到自己不可告人的目的。

要全面理解修辞的这种生成和变更力，我们还需先重温两种传统语言观。先看以下实例：

1.大厅垫子上躺着一只小猫。

2.写作是一种发明行为。

3.她昨天丢了钱包。

例1在描述一个现象，即有一只小猫躺在大厅的垫子上；例2在给一种行为下定义；例3是在陈述过去发生的一件事。这些实例说明，不管是描述现在、陈述过去，还是对某行为下定义，总是先有现实，后有话语行为。也就是说，语言的功能是表象性的(representational)或是描述性的(descriptive)。中西比较哲学家大卫·哈尔(David L·Hall)和罗杰·埃姆斯(Roger T·Ames)把这种语言功能称为“有实语言观”(the language of presence)。

再看以下实例：

4.杰克逊先生是一块冰。

5.快去捕捉流星!

6.朱丽叶是太阳。

例4—6与例1—3不同，因为4—6不是在描述既成事实。很明显，杰克逊是人不是一块冰，流星是无法捕捉的，朱丽叶也不是太阳。例4—6所显示的是语言的比喻功能，换言之，当说者将某人等同于一块冰时，说者真正的意图是想说那人非常冷酷，好似冰块。同样，就算有人行动如神，也没法捕捉流星。这里，通过这种命令式句子(imperative utterance)，说者的意图是鼓励受众去发挥想象力，培养敢闯、敢想、敢做的精神。罗密欧知道朱丽叶不是太阳，把她视为太阳是他对她钟爱的一种生动表现：如同太阳，朱丽叶给他带来美丽、温暖与希望。这些实例说明，语言的另一功能是比喻的，是充满诗意的。哈尔和埃姆斯把这种语言功能称之为“无实语言观”(the language of absence)，因为这里不是现实在先、话语在后，而是根本没有现实——所以有“无实”(absence)之称——或是现实等待比喻去构建。

请再看以下二例：

7.众所周知，我们公司必须裁员，但这不是我现在想要讨论的问题(As we all know, our company must lay off some employees, but that is not what I want to address right now.)。

8.我们的市长太腐败了，连他最亲密的盟友都开始抛弃他，可我才不愿提起这个令人痛心的话题呢(Our mayor is so corrupt that even his closest allies are beginning to desert him, but I am not going to bring up such a distressing subject right now.)。

例7和8和以上六个实例有所不同，因为这里没有纯粹表象，同时也不存在比喻。具体说来，公司需要裁员和市长腐败都是先发生的事实，语言随后行使它的表象性功能，但紧接着，至少在讲话的那一瞬间，说话人又把它们给放弃了，结果是它们停止成为说话人的“问题”或“话题”了。本文把这种语言功能称之为“实与无并存语言观”(the Language of presence-and-absence)，它充满着修辞性。

提出实与无并存语言观旨在弥补前两种传统语言观的局限性，拓展修辞行为的生成、变更之力以及它本身的历史、文化的必然性和偶然性。具体说来，有实语言观忽略了语言行为的生成、变更力，即它的修辞性，导致语言仅成为一种被动和消极的工具而已。同时。无实语言观尽管承认语言的比喻或想象力，但它还是停留在局部、单一及静态的层面之上，因为它没法走出现实的框架。相反，实与无并存语言观帮助挖掘语言的修辞性，使语言从工具转换成人类生存的理由。说到底，正是这种既有既无、非阴非阳、似是而非的语言功能才给修辞这个话语行为创造了生存、变更力，也正是这种语言功能，我们才可以对解构“特朗普现象”有一个新的突破。

毫无疑问，特朗普的受众和拥护者大多数来自工薪阶层，他们不但没有从全球化中直接受益，而且目睹了工资停滞、社会结构瓦解、婚姻率暴跌、药品滥用率上升，从而造成他们对政府和社会机构失去信心，甚至感到愤怒。而特朗普抓住这个现象，提出“让美国再次强大起来！”(Make America Greater Again！)的口号，抛弃政治正确，挑战美国的传统政治和规范。与此同时，特朗普有效地借用这种或有或无、非阴非阳、似是而非的语言功能来充分体现修辞的生存和变更力，促使人们放弃传统和常规，建构和接受“后事实”或“另类事实”的新现实。正如所料，特朗普的这种话语行为也进一步地混淆了rhetorology和rhetrickery之间的界限。换言之，揭露和谴责特朗普无视事实、践踏传统仍然有必要，更但重要的是指出特朗普这种话语行为背后的实与无并存的语言功能，并用实例来演示这种实与无并存是如何造成是非混淆的，又是如何导致“后事实”或“另类事实”的兴起的。只有获得这样的认知，我们才能开始研究反击“后事实”或“另类事实”的方法和策略。

结语

如何应对“特朗普现象”，美国政界和媒体众说纷纭，面对极度两极分化的选民和支离破碎的社会机构，一场激烈的意识形态争斗正在美国上下全面展开，究竟“后事实”或“另类事实”会成为美国政治修辞的一部分，还是最终会被赶出历史舞台，本文不敢冒言预测，但有一点似乎可以肯定，即在这样的意识形态争斗过程中，实与无并存语言观和修辞的生成和变更力会展现得更加充分，表现的形式会更加复杂。对此，本文建议我们——从事修辞教学研究和关心美国政治修辞的同仁们——应该首先制定和重扬布斯所说的良好的修辞行为(rhetorology)，谴责违背伦理道德的修辞行为(rhetrickery)。与此同时，我们必须挑战二元或对立逻辑，培养批判性的对比立场，从而来全面推进(1)差异中求互存；(2)对话中求共同点；(3)话语行为中求责任感；(4)是与非中求事实与真理。

伯克曾说过，“哪里有说服，哪里就有修辞。哪里有‘意义’，哪里就有‘说服’” 。当今美国的政治现实似乎与伯克的这一结论颇有差距，因为部落政治已取代理性争辩，尽管“意义”源源不断，但以客观事实为基本点的说服却远远不及。为此，我们就更要认清实与无并存语言观对批判性地审视美国当代政治修辞的重要性和关联性，正确驾驭修辞的生成、变更力量，只有这样，我们才有可能逐渐接近伯克当年为修辞行为所描画的情景，也只有这样，我们才有可能避免rhetrickery，培养rhetorology。让我们一起努力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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