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兴陆 | “纯文学”观的意义与局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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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纯文学”观的意义与局限

周兴陆

作者简介

作者简介：周兴陆，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

基金项目：教育部基地重大项目“20世纪传统诗学文献整理与理论研究”(项目编号：16JJD750011)

原文载于《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2019年第4期

回眸过去百余年的中国文论历程，可以发现一个共同的理论基础，就是抛弃了传统的“大文学”观、“杂文学”观，取而代之以源自西方的“纯文学观”。但若进一步探究会发现，“纯文学”观既改造与提升了固有的传统文学观念，也抛弃了传统“大文学”观念中合理的、有价值的内容，且“纯文学”观自身也在经历“中国化”的修正过程。

“纯文学”观之引入中国，以王国维为最早，而且一引入就对传统产生激烈的冲击。王国维认同康德的审美超功利性和席勒的“文学游戏说”，只承认文学的“精神上之利益”，抨击传统政教文学观的实用功利主义，甚至提出“生百政治家，不如生一大文学家”的偏激之论。“纯文学”对传统政教文学的冲击力量在黄人、周树人、周作人等手里不断汇集，终于至1917年，在胡适、陈独秀那里爆发为冲决传统“文以载道”思想的巨大能量，取而代之，成为新的、被普遍接受的文学观念。王国维将纯文学与旨在实用的“餔餟文学”“文绣文学”对立起来，陈独秀也较早地划分“文学之文与应用之文的不同”，应用之文，以理为主；文学之文，以情为主，美感和技术是“文学美术自身独立存在之价值”。这种根据实用/非实用、功利/超功利而作出的文学/非文学的划分，是对传统文学观念的现代改造和提升，因为在中国古代，不论是文笔之辨，还是经义、辞赋的取舍，还是义理、考据、辞章的划分，都不是基于实用与否的考量。当然，中国古代并不缺乏现代意义上的“纯文学”，如与庙堂文学相对立的山水自然文学、与讽喻主旨不同的“吟咏情性”的抒情诗文，乃至像苏轼和黄庭坚等宋人“以道观物”、重在表达超越性人格境界的诗文，都合乎现代的“纯文学”标准。但是，在理论认知上，古人一般不作实用、非实用的划分，更无“纯文学”“杂文学”观念的分野。

摆脱实用性、现实功利性，提出“为艺术而艺术”，文学“可爱玩而不可利用”，“使生命更丰富更有价值”，是“纯文学”带给中国现代文论的新愿景。可惜，苦难的现实不容许人们过多地向往这种新愿景。中国近现代风云激荡的社会历史进程，没有给“纯文学”提供适合生存和发展的土壤。事实上，国人抑制了“纯文学”的超功利属性，置换其内涵，只是接受了它对文学外延的划定。

陈独秀虽然主张“纯文学”和“文学之文”，但他的兴趣不在此。他反对传统的“文以载道”，只是反对那背后的封建之“道”，而不是“文以载道”本身。他在《文学革命论》中提出“推倒雕琢的、阿谀的贵族文学，建设平易的、抒情的国民文学；推倒陈腐的、铺张的古典文学，建设新鲜的、立诚的写实文学；推倒迂晦的、艰涩的山林文学，建设明了的、通俗的社会文学”，三个“建设”，不也是“文以载道”吗？不过这个“道”具有新的内涵罢了。正如周作人在《〈雨天的书〉序》中所说：“我想破坏他们的伪道德、不道德的道德，其实却同时非意识地想建设起自己所信的新的道德来。”周作人标举的“人的文学”“平民文学”，正是五四时代的“文以载道”。同样，后来的革命文学、无产阶级文学、抗战文学，无不是指向文学之外的社会和政治，谋求文学之外的实际目的，是新的功利主义文学。这种新的功利主义文学观是在对超功利论的斗争中建立和成长起来的，20世纪20年代表现为“为人生而艺术”对“为艺术而艺术”的斗争，导致后者的消歇、分化和转向。20世纪三四十年代突出表现在对朱光潜主办《文学杂志》的批判上。1937年，朱光潜与一批文艺观念相近的文人在北京创办了持续仅四个月、仅出版四期的《文学杂志》，提倡“为艺术而艺术”，主张“自由生发，自由创作”，与上海“左联”的文学观念相对立，招致周扬和方极盦等的批判。他们批评朱光潜把美学、文学与现实相分离的“错误”，周扬提出“新的美学”，现实的历史的运动和斗争是新的美学的基础。方极盦说：“新的美学，为了获得它积极的价值，必然地不能与群众分离。”至1948年朱光潜还发表了《自由主义与文艺》重提自由是文艺的本性，又遭到郭沫若和蔡仪等的驳斥，被斥为“反动文艺”，“是以没落中的地主阶级的士大夫意识为主”，掺杂一点西洋理论的“中体西用论”。在现代中国救亡图存的艰难时世里，“为艺术而艺术”的“纯文学”很难有其生存之地，占绝对主流的是现代功利主义文学。1926年，刘大杰曾提出：“现在中国需要的文学，是国家主义的文学。”不论是当时“革命文学”，还是后来的“大众文学”“抗战文学”，无不是“国家主义的文学”。当然，放在现代中国的特定环境里来看，这种功利主义文学观是无可厚非的，有其存在的合理性。1937年，顾仲彝在《新中华》杂志谈“纯文学”说：

纯文学的永远存在，永远为一般文艺家创作的目标是毫无疑问的。在革命的时期中，在动荡的时代里，在社会政治不宁的状态下，“宣传文学”自然特别发达，但等到政治社会已安宁了，革命的时期一过去，“纯文学”的势力也便逐渐强大起来。……所以“纯文学”是国家社会安宁状态下必然的产物。

“宣传文学”之发达，正是革命时期的现实需要。但是，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国家社会安宁状态下，“纯文学”的超功利本质并没有得到恢复。朱光潜经过思想改造，最终彻底放弃了过去的主张。虽然两种观念的斗争是功利主义与超功利主义的冲突，但是周扬、方极盦、郭沫若、蔡仪秉持的也是“纯文学”，他们决不会说自己所持的是“杂文学”观念。在他们的头脑中，“纯文学”的审美超功利性已经被置换为抒情性和形象性。除了王国维、朱光潜等少数派以外，过去百年里主流的文学理论对“纯”文学的理解，多放弃了审美超功利性的内涵，而侧重在表现情感、具有生动的艺术形象，最多再加上美丽的词藻，可谓是“中国化”的纯文学观。

纯文学观的引入，改变了国人对文学属性的认知，自然也就相应地对文学的外延给予重新区划。在中国古代，小说、戏曲与诗文从来没有归属在一个门类之中。至20世纪初，梁启超、王国维已将小说、戏曲纳入文学范畴之中。梁启超说：“自宋以后，实为祖国文学之大进化。”显然关注点是宋代以降的小说、戏曲等通俗文学。王国维也仅视诗词、小说、戏曲为“纯文学”。至1917年，胡适在《文学改良刍议》里说：“今人犹有鄙夷白话小说为文学小道者，不知施耐庵、曹雪芹、吴趼人，皆文学正宗，而骈文律诗乃真小道耳。”雅俗文体颠倒了个儿，小说、戏曲成为文学正宗，这已被广泛接受，不容置疑。这种认知的变革，显然是拜“纯文学”观之赐。而传统的文章，则被硬性地划分为“文学之文”与“应用之文”，后者本是传统文章的正宗，现在却多被排斥在文学之外。1916年，黄远生就明确地提出“文学”与“文章”“实为二事”，“文学者，为确实学术以外之述作之总称，而通常要以美文为限。其他种纪载而词旨优美者，只能名为有文学之趣味，不能名为独立文学之作品”。接着，方孝岳《我之改良文学观》说：“今日言改良文学，首当知文学以美观为主，知见之事，不当羼入。……故著手改良，当定文学之界说，凡单表感想之著作，不关他种学术者，谓之文学(即西方的纯文学是文学)。诗、文、戏曲、小说及文学批评等是也。本此定义，则著述之文，学术家用之；记载之文，史家用之；告语之文，官府用之。是皆应用之作，以辞达意尽为极，不必以美观施之也。世有作者，首当从事戏曲、小说，为国人先导，而寻常诗文集，亦当大改面目。”传统的文章遭到“纯文学”的排斥，取代它的是现代的“美文”“美术文”。美术文，与应用文相对；美文，则与学术性相对，强调审美性、抒情性、艺术性。这样一来，传统的文章经过“纯文学”观念的严格过滤，没有多少能进入现代的文学视野了；反而是遭到古文家贬斥的晚明小品文堂而皇之地披上“纯文学”的外衣在现代文坛上大行其道。

过去百年的文论，虽然已经接受了纯文学观念，但事实上并没有放弃“文以载道”论。章克标曾说：

本来“文以载道”是中国的传统思想，也是新文化运动所要打倒的目标之一。五四以来的几多年间，一直有人对“载道”文派口诛笔伐，直到“普罗文学”抬头，才是“文以载道”的复兴，而“普罗文学”，也不外新“文以载道”的“载道”文派。

但是，重新梳理文学概念的内涵与外延，会发现一个惊人的悖谬：传统“文以载道”的“文”，仅仅限定在文章，甚至单单特指古文，骈文家一般是不提“文以载道”的，更没有“诗以载道”之类的说法；而在现代语境里，无产阶级革命文学也是“文以载道”，但这个“文”已经宽泛到包括小说、戏曲和诗歌、辞赋，要求小说、戏曲等文学体裁承担政治宣传的功能。而在传统里，小说、戏曲虽然有教化意义，诗歌、辞赋也可以讽劝，但并没有直接地提倡要这些文体来“载道”的，排闷自适、自娱娱人是它们的正当功能。恰恰是古文才讲究“载道”，却又被现代文学观念给排除在文学之外，真可谓“庶孽夺嫡”的悖谬。

现代的文学观念里，将纯文学与杂文学、美术文与应用文明确地区别开来，已经产生了一些严重的后果，举其要者有二：

一是现代散文的衰落，应用文缺乏美感和可读性，“言之无文，行之不远”成为普遍的现象。王统照提出“纯散文”的概念，将之与诗歌、小说、戏剧并列为文学的体裁，遗憾当时的文坛上“独有纯文学(pure prose)的佳者，却不多见”。一方面是纯散文之缺乏，另一方面是其他文章“文而不文”，缺少文学美感和可读性。早在20世纪30年代，施蛰存就敏锐地觉察到了这个问题。他说：

大抵在这二十年来我国新文学运动所影响到的还不过是一些以文学为专业的人。……在我们现代的史、地、哲学或科学书中，不容易寻找出一本足以兼占文学上的地位的著作了。……我们也可以说杂文学作品比之于纯文学作品更有社会的意义，因为它除了文学的趣味之外，还能给予读者以实感和智识。……若是有一部分作家，放弃了向诗歌、小说、剧本这些狭窄的纯文学路上去钻研，而利用他们的文学天才，去研究一些别的学问，写出一本书来，既可达到他的文学表现之欲望，又可使读者获得文学趣味以外的享受，岂不是更有益处的事吗？

二是对传统文学的认知的扭曲。中国古代文学的观念，总体来说，是“大文学”观。章太炎所谓“以有文字著于书帛，故谓之文”的说法，放回到传统里看，是言而有征的。如《文心雕龙·书记》篇就提及籍、簿、录、方、术、占、式、律、令、法、制、符、契、券、疏、关、刺、解、牒、状、列、辞、谚等，并谓之不可忽略。但是在近代，除了梁漱溟据章太炎的说法而编了一部《晚周汉魏文钞》外，章氏文学观几乎没有得到学界一点儿认同。世人所秉持的，都是自西方而来的“纯文学”观念，因此也就据此“纯文学”观念，对中国传统文学进行人为的肢解和任意的褒贬。如杨鸿烈在《〈文心雕龙〉的研究》中说：

我们中国从晋代以后，文学的观念就渐渐的确定，所谓“文笔之分”，就是纯文学与杂文学有分别，狭义的文学与广义的文学有分别，这是文学观念的进化的一件可喜的事！……但是刘彦和却矫枉过正，把这个区分打破，偏于复古一面，接着唐代那股古文传统派出来，这个区分，就简直不存在了！这个始作俑者，我不能不说是刘彦和！……你看他好好的一本有道理的《文心雕龙》，除了几篇《辨骚》《明诗》《乐府》……是在纯文学的范围内，旁的如《神思》《体性》《风骨》《情采》是关于修辞学——论文学的形式方面而外，就牵扯得宽泛了！《原道》《宗经》就谈到哲学方面去了！此外杂文学里的什么《颂赞》《祝盟》《铭箴》《诔碑》……也都鱼龙不分，泾渭莫辩，随便地扯来，有什么价值？这真是全书的缺点！犯下了一个大错！

杨鸿烈批评刘勰把纯文学与杂文学相混淆。他同时又发表了《为萧统的〈文选〉呼冤》，“我在研究中国文学观念的进化上，到了齐梁时代如萧统兄弟辈那样文学观念的正确，真使我十二分的佩服，不料千余年来的读者，都不明白他的著作如《文选》那样的有价值”，称“昭明选录诗文的宗旨，是要‘事出沉思，义归翰藻’的，所谓情思藻采，都是纯文学，或修辞学的部分”。杨鸿烈对刘勰《文心雕龙》和萧统《文选》分出如此褒贬鲜明的轩轾，批评刘勰保守“杂文学”观，称赞萧统符合“纯文学”观，这完全是依据近代西方文学观念而对中国传统文学和文论做出的误读，却在现代文论史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其实，不论是刘勰《文心雕龙》还是萧统《文选》，都是属于中国传统的“大文学”观念，并不符合近代西方而来的“纯文学”观。刘勰《文心雕龙》所论30余种文体，如果把著述之文、记载之文、告语之文通通排除出去，那就只剩下《明诗》《诠赋》所论的是文学了。同样，萧统《文选》将文体分为39种，除了骚、诗、赋近似于今天之纯文学外，如颂、赞、辞、铭、箴、诔、诏、令、册、教、檄、移、表、书、笺、启、弹事、上书、奏记、碑文、墓志、行状、哀文、吊文、祭文、哀策、对问、史论、策问、符命等，都是实用性的文体，并非是超实用的纯文学。现代学者由于换了一副西洋镜看传统，放弃了古代的“大文学”观，接受了近代“纯文学”观，导致20世纪的“龙学”和“选学”研究都畸形地拥堵在诗、赋等少数文体上面，而对《文心雕龙》和《文选》的其他几十种文体，缺乏研究，甚至有些文体至今无人问津。同样的问题还表现在对传统的骈文、散文的研究明显薄弱于诗文、小说、戏曲研究。这不能不说是褊狭的理论眼光所产生的局限。

其实在中国文论史上，是有自己的“美文”传统的，且中国的“美文”，其应用性与审美性从来都不是对立的。应用性是宗旨，审美性是为了增强应用的效果，即所谓“言之无文，行之不远”。刘勰在《文心雕龙》中论各类应用文体，无不兼顾情理和辞采，文质彬彬，方为至善；偏于一极，终有遗憾。萧统《文选》重视“沉思”“翰藻”，就是对事义、情思和辞采之美的重视。今天，我们因为主张“纯文学”而放弃固有的这种“美文”传统，对于文学和文化建设是否会留下一些缺憾呢？

看来，对文学观念的中西异同、古今演变，还得认真地从头梳理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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