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力之｜论中国共产党实现中国现代化的坚定意志

论中国共产党实现中国现代化的坚定意志

黄力之

摘要：中国的现代化转型被称为冲出“历史三峡”。中国共产党有着实现现代化的坚定意志。中国共产党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目标定位在现代化的中国，为现代化构筑了历史平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重启现代化航程。邓小平对中国现代化的推进，一是为现代化正名；二是确定现代化的参照系主要在发达国家，以赶上时代为改革之目的；三是承认中国国情的特殊性，提出走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习近平在新的时代条件下继承党的几代领导人追求现代化的坚定意志并开拓前行。一方面，在逆全球化思潮肆虐时，坚持全球化、坚持对外开放的思想不动摇；另一方面，面对内部的“现代化即西化”思潮，区分清楚现代化与西化的关系，坚守现代化，拒绝全盘西化。同时，习近平把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看成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应有之义。

关键词：中国共产党 ; 现代化 ; 意志

作者简介：黄力之，中共上海市委党校哲学部教授。

目录概览

一 中共以社会革命构筑中国现代化的历史平台

二 “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

三 世界大局之变与中国现代化意志之不变

历史学家唐德刚1996年把中国的现代化转型称为冲出“历史三峡”。他写道：“我们要通过这个可怕的三峡，大致也要历时两百年。自1840年开始，我们能在2040年通过三峡……不论时间长短，‘历史三峡’终必有通过之一日。这是个历史的必然。到那时‘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鹦鹉洲’，我们在喝彩声中，就可扬帆直下，随大江东去，进入海阔天空的太平之洋了。”

一位身居海外的学者，由于目睹了正在改革开放的中国，在20世纪末就预测到了中国现代化基本成功的时间点位。而可证实其说的是，二十四年之后的2020年10月，中共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了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远景目标。由于这是在中国强势崛起，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战脱贫攻坚的基础上提出的，这一目标的达成无可置疑。在时间点位上，历史学家的预测与现实的历史进程基本吻合。何谓历史的必然以及对必然性的认识？此即是。

当然，任何历史的必然性都不是自然而然实现的，它必定是历史主体的行为后果。起于1840年的中国现代化转型，中国共产党的努力占其时段一百年以上，并终将在中国共产党的手上完成。因此，回眸中国共产党诞生以来一百年的历史，实质上就是回顾中国的现代化成长史，这种回顾足以见出中国共产党实现中国现代化的坚定意志。

一  中共以社会革命构筑中国现代化的历史平台

将中国的现代化起点定位为一场失败了的战争—鸦片战争，乃是指由于战败，中国第一次见识了由西方的现代科技和工业支撑的现代文明，即一个现代化社会。在1853年的《中国革命和欧洲革命》一文中，马克思对这场战争下了如此论断：清朝的声威“一遇到不列颠的枪炮就扫地以尽，天朝帝国万世长存的迷信受到了致命的打击，野蛮的、闭关自守的、与文明世界隔绝的状态被打破了”；“英国的大炮破坏了中国皇帝的威权，迫使天朝帝国与地上的世界接触。与外界完全隔绝曾是保存旧中国的首要条件，而当这种隔绝状态在英国的努力之下被暴力所打破的时候，接踵而来的必然是解体的过程，正如小心保存在密闭棺木里的木乃伊一接触新鲜空气便必然要解体一样”。马克思的论断包含三个要点：其一，当时的中国处在野蛮的、闭关自守的、与文明世界隔绝的状态；其二，中国失败于“不列颠的枪炮”，即现代化装备；其三，接触到新鲜空气的中国必然要解体，即中国的传统文明必定会转型为现代化文明。何为现代化？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一版序言中写道：“工业较发达的国家向工业较不发达的国家所显示的，只是后者未来的景象。”美国出版的《国际社会科学百科全书》（1968）刊载的“现代化”条目中，一开始就引用马克思这句话作为阐释现代化含义的第一根据。看看现在中国大地上的高铁、高速公路、飞机、高楼大厦，以及电视、电脑、智能手机，足以证明马克思论断之正确。改革开放以后，中共老一辈领导人陈云亦表示，“现代化应以最先进的工业为标志，这无疑问是可以完成的”。

当然，现代化作为文明类型的概念，工业化不但不是其唯一的维度，而且还只是其最外层的维度，往里还有制度的维度以及观念的维度。这三层维度不是松散的结构，而是紧密度高的结构，即工业化是相应的观念及制度的成果。由于工业化是外在的成果，因此现代化的表现首先就是工业化，或者说，没有工业化就没有现代化。

在中国，现代化不是照图纸施工的工程，而是穿越“历史三峡”的壮举，是五千年文明史之根本变化。鸦片战争以后，在西方现代化的冲击之下，中国经历了屈辱、愤懑、抵制等复杂社会心态之后，终于萌发了现代化的意识。1874年，当晚清重臣李鸿章意识到中西方关系不再是历史上中国与周边地区的关系重演，而是“数千年来未有之变局”，西方列强是“数千年来未有之强敌”时，意味着中国有识见的人终于承认了现代化文明的优势，作出了迟疑而缓慢的现代性反应，洋务运动和戊戌变法等即是其表现。

中国共产党诞生于鸦片战争八十一年后的1921年。十年之前，辛亥革命爆发，阻碍并拖延中国现代化进程的专制王朝被推翻。但是，中国的未来并未按照西方现代化理论的逻辑展开，而是一方面内部军阀割据混战，使得国家处于事实上的分裂之中，另一方面中国遭受西方列强的欺凌，沦为半殖民地。

进入现代文明的西方与中国之关系，一开始就是悖论式的。一位美国学者揭示了这种悖论式的局面：西方一方面“将‘主权’这一西方的法律概念强加给中国”，在法律上确认中国是一个“主权国家”，另一方面“却又用强行订立条约的方式破坏着中国的主权”，使中国“无法建立关税制度，甚或不能自己征集关税，它向许多西方国家支付数额巨大的赔款，外国警察力量存在于大多数城市，外国炮舰在各主要河道上巡行”。毛泽东在1949年写的文章中形象地说，鸦片战争以后中国迫切向西方学习，但西方这个先生老是侵略学生，让中国人失望了。

这就意味着，照此下去，中国已经出现的现代化的反应不是在加快，而是在衰微。西方的历史表明，现代化是建立在生产力快速发展的基础上的，然而，正如中共创建人之一的陈独秀所认识到的，“在帝国主义和军阀统治下之中国，生产力实无由发展”，“欲发展中国的生产力，反帝国主义与军阀的革命是不可避免的道路”。处于分裂与半殖民地状态，中国便不存在推进现代化的平台。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共产党诞生，党掀起的社会革命之目的，不是如以往农民起义那样的改朝换代，而是要解决西方列强对中国的瓜分，解决中国因内在分裂而带来的国家积弱积贫和民生凋敝。

由于马克思主义信仰体系的缘故，中共将自己的革命当作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一部分，但中国国情自有其特殊性—中国不是一个处于社会主义前夜的资本主义社会，而是一个落后的农业国。

正是由于农业国的国情，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不可能绕开农民。毛泽东的伟大贡献就在领导了农民为主体的革命。美国学者M.马思乐（亦译迈斯纳）认为，“毛泽东是史上大规模农民暴动的领袖，是一套独特革命策略的擘画者。在这场革命中，造反的农村征服了城市。这场席卷1930至40年代广袤中国内陆农村、赓延20年的革命，并非传统意义上的农民起义。相当吊诡的是，中国共产主义革命是在马克思主义旗帜下实现的。而马克思主义学说却几乎将农民排除在创造现代历史的进步角色之外”。

中国共产党人将这场革命命名为新民主主义革命，革命的目的就定位在中国现代化的实现。毛泽东在1939年12月的《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中指出：“在革命胜利之后，因为肃清了资本主义发展道路上的障碍物，资本主义经济在中国社会中会有一个相当程度的发展，是可以想象得到的，也是不足为怪的。资本主义会有一个相当程度的发展，这是经济落后的中国在民主革命胜利之后不可避免的结果。但这只是中国革命的一方面的结果，不是它的全部结果。中国革命的全部结果是：一方面有资本主义因素的发展，又一方面有社会主义因素的发展。”显然，毛泽东承认未来“资本主义会有一个相当程度的发展，这是经济落后的中国在民主革命胜利之后不可避免的结果”，便是对现代化进程的客观规律之自觉意识。

此后，毛泽东不断强化全党的现代化意志。1944年，他指出：“民主革命的中心目的就是从侵略者、地主、买办手下解放农民，建立近代工业社会。”然后，他在中共七大所作的报告中宣布：“中国工人阶级的任务，不但是为着建立新民主主义的国家而斗争，而且是为着中国的工业化和农业近代化而斗争。”显然，此处之工业化、农业近代化就是后来所言之现代化。

革命胜利前夕，在1949年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正式提出了“现代化”概念。他承认当时的中国还有百分之九十左右的分散的个体的农业经济，这标志中国社会阶段的落后性，和古代没有多大区别，但是，“封建的土地所有制，现在被我们废除了，或者即将被废除，在这点上，我们已经或者即将区别于古代，取得了或者即将取得使我们的农业和手工业逐步地向着现代化发展的可能性”。在这段论述中，中国共产党在中国实现现代化的意志得到清晰而充分的表述。

新中国成立以后，党领导人民对旧中国进行大力改造：实行土地改革，废除封建土地所有制；建立适合于中国国情的政治体制，如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以及从中央到地方的五级政府治理等；在苏联的帮助下，迅速开启中国的工业化；大力发展文化教育，扫除文盲、推进义务教育普及，提倡科学，反对愚昧迷信，实现妇女解放等等。

应该说，从20世纪的50年代到60年代，党的现代化意识与意志总体上是一以贯之的。“文革”之前的现代化舆论高潮是1964年12月，其时，毛泽东在周恩来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批语中提出，我们要“在不太长的历史时期内，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强国”，并说：“为什么西方资产阶级能够做到的事，东方无产阶级就不能够做到呢？”所谓“西方资产阶级能够做到的事”，就是指现代化的最外层维度—工业化的维度。

历史总是逐步前行的，现代化不可能一蹴而就。以毛泽东为代表的那一代中国共产党人没能在自己的手上实现中国的现代化，但是身处21世纪的中国人会发现，那一历史时期的种种努力，确实为后来中国的现代化构筑了历史平台，打下了基础。中国领先世界的高铁以及中国其他的先进基础设施（机场、高速公路等）的建设，就是明显的例证。连美国总统拜登都承认，中国正在交通领域取得进步，包括在电动汽车技术方面进步神速，获取比美国更大的优势。倘若没有那一时期完成的制度构建，以及如土地改革那样的实质性革命，现代化基础设施的建设就不可能如此顺利地进行。世界其他一些国家修建高铁之难便是很好的证明。

二  “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

历史的运行不是一马平川，曲折弯道在所难免。尽管党的现代化意识与意志总体上是明确的，但是，在冷战时期错综复杂的历史条件下，特别是在“文革”期间，中国与外部世界（主要是美国、苏联）的矛盾遮掩了视野，现代化事业一度有所淡化。

富于戏剧性的是，1975年1月，整个国家仍处“文革”状态，但在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政府工作报告》中，周恩来再续1964年的现代化主题，提出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两步设想：第一步，在1980年以前，建成一个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第二步，在20世纪内，全面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使我国国民经济走在世界的前列。今天的人们很难体会到当时人的心境：在“文革”的郁闷状态中，社会话语主要都是围绕“阶级斗争”，而周恩来表达的现代化新概念，犹如夜空中升起一颗明亮的星星，慰藉了中国人的心。以至于1976年丙辰清明，天安门广场诗抄云：“总理遗志我们继承，‘四个现代化’实现日，我们一定要设酒重祭。”

第二次复出的邓小平抓住了这一难得的契机。1975年，邓小平批准成立国务院政治研究室。这个研究室写作出了三个文件：《科学院汇报提纲》、《工业二十条》、《论全党全国工作的总纲》，体现了邓小平当时的整顿思想。后来，“四人帮”将这三个文件批判为“大毒草”。特别是对第三个文件，姚文元写了47条批语，称其为“一篇复辟资本主义的纲领”。对于《论全党全国工作的总纲》以实现四个现代化为开头，姚文元批道：“前提：经济领域社会主义革命，阶级斗争为纲被排除”。邓小平顶着“四人帮”的压力，在1975年9月全国农业学大寨大会上说：实现四个现代化，“我们赌了咒，发了誓，要干这么一件伟大的工作，这真正够得上是雄心壮志”。他用赌咒发誓的方式表达了党实现现代化的坚定意志。

历史潮流不可抗拒。1976年，党中央粉碎“四人帮”；1977年，邓小平第三次复出；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正式重启现代化航程的历史契机到来。邓小平告诉世界，中国决心“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

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集体对中国现代化的推进，其功劳还不在于主观上认识到现代化的重要性，而是以实事求是的思路去解决与落实。这主要见之于三个方面，一是为现代化正名；二是敢于直面中国的落后，以赶上时代为改革之目的；三是承认中国国情的特殊性，提出走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

第一个方面，关于为现代化正名。“四人帮”口口声声突出政治，他们的政治就是阶级斗争为纲。必须为现代化正名，但是强调政治也是共产党领导的题中应有之义。邓小平在1979年理论工作务虚会上以高度的政治智慧解决了这个问题，他指出：“在中国的现实条件下，搞好社会主义的四个现代化，就是坚持马克思主义，就是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旗帜。你不抓住四个现代化，不从这个实际出发，就是脱离马克思主义，就是空谈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我们当前最大的政治，因为它代表着人民的最大的利益、最根本的利益。”这样，现代化与党的政治使命达到完全统一，本身就体现了党对现代化的坚定意志。

第二个方面，关于直面中国落后于现代化。新中国的成立构筑了现代化的历史平台，但现代化的事实已经先于中国而存在，用毛泽东的话来说，西方资产阶级已经做到了。后起的国家很难绕过而去凭空搞现代化，必须在交流、互动与借鉴中进行，其实这也是文明史的规律。20世纪50年代，中国与基本实现了现代化的苏联结盟，从而在苏联的帮助下开始现代化，特别是建立现代工业，取得了成效。

中苏关系破裂以后，中国一方面与苏联东欧国家断绝往来，另一方面与美国西欧也无正常关系，中国对世界现代化状态逐渐失去了解，陷入封闭或半封闭之中。毛泽东1973年承认，相比西方的科技和工业，中国还是一个很落后的国家。1978年，邓小平派出干部去日本和欧洲考察，实地了解发达国家的现代化状态，他在听取相关汇报以后说：“最近我们的同志去国外看了看。看得越多，就越知道自己多么落后。”邓小平还亲自出访日本，在参观日产公司号称全世界自动化程度最高的汽车工厂时，邓小平表示，“我懂得什么是现代化了”。

放眼世界，邓小平看到了中国与发达国家在现代化水平上的差异，反思原有的做法—尽管有实现现代化的意愿，但方法和手段是有问题的，必须实行改革。由此，1978年12月，邓小平在讲话中谈到，“根本的一点，是要承认自己的落后，承认现在很多方法不对头，需要改”。邓小平坚定表示，“我们要赶上时代，这是改革要达到的目的”。赶上时代，就是追赶已经现代化的国家。

第三个方面，关于走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改革要真正有成效，正确的思想方法很重要。必须吸取党在历史上的经验教训，探寻适合于中国国情的现代化道路。邓小平眼中的中国国情要素是：人口多，农业国，生产力落后，贫穷。因此，现代化的任务是艰难的。

国情如此，现代化的路径必须与之相适应。1979年开始，邓小平提出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中国式的现代化”。他说：“我们定的目标是在本世纪末实现四个现代化。我们的概念与西方不同，我姑且用个新说法，叫做中国式的四个现代化。”㉕在其内涵上，邓小平将“中国式的现代化”阐释为：“我们要实现的四个现代化，是中国式的四个现代化。我们的四个现代化的概念，不是像你们那样的现代化的概念，而是‘小康之家’。到本世纪末，中国的四个现代化即使达到了某种目标，我们的国民生产总值人均水平也还是很低的。要达到第三世界中比较富裕一点的国家的水平，比如国民生产总值人均一千美元，也还得付出很大的努力。就算达到那样的水平，同西方来比，也还是落后的。”邓小平对中国现代化的艰难性、长期性有着充分的估计。

在现代化的道路上，“中国式的现代化”带来了一系列的中国特色，如现代化的阶段划分，每个阶段的目标与路径，现代化的制度支持（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管理等制度），无不显示与其他国家现代化的差异。但是，现代化是个有共识的概念，最大的共识是什么呢？用马克思的话来说，就是进入“世界历史”，即邓小平所说的“面向世界”—对外开放。“中国式的现代化”不可能关起门来搞成功，必须向世界开放。

1984年5月，中央决定进一步开放沿海若干口岸城市。针对一些人的顾虑，邓小平以中国历史事实为例，作了透彻的解释。他指出，现在任何国家要发达起来，闭关自守都不可能，老祖宗就吃过这个苦头。从明朝中叶到鸦片战争，总共有三百多年的闭关自守，把中国搞得贫穷落后，愚昧无知。新中国建立以后，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对苏联东欧开放，以后关起门来，尽管成就也有一些，但总的说来没有多大发展。历史经验教训说明，不开放不行，“不开放，再来个闭关自守，五十年要接近经济发达国家水平，肯定不可能”。

1987年，邓小平进一步指出：“一个国家要取得真正的政治独立，必须努力摆脱贫困。而要摆脱贫困，在经济政策和对外政策上都要立足于自己的实际，不要给自己设置障碍，不要孤立于世界之外。根据中国的经验，把自己孤立于世界之外是不利的”，“中国执行开放政策是正确的，得到了很大的好处。如果说有什么不足之处，就是开放得还不够。我们要继续开放，更加开放”。

国门打开，中国的现代化迈出大步。就接受外来投资而言，1978年至新世纪之初，中国获得5000亿美元的外来投资，是日本1945—2000年外来直接投资累计总和的10倍。2003年，中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外来投资接受国。中国通过对这些资金的利用，逐渐成长为世界最大的产业基地，世界最大的消费市场，甚至成为重要的对外投资国。中国改变了自己，也改变了世界的格局。

英国学者马丁·雅克在其《当中国统治世界：中国的崛起和西方世界的衰落》（2009年英文版）中认为，2001年中国加入世贸组织，标志着世界贸易体系自20世纪70年代末期以来的一次最大延伸，中国的加入立即改变了贸易体系的性质和动力。通过获得低成本的制造业基地和极其廉价的进口品，发达世界已成为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的主要受益者，而中国本身也是一个大赢家，不仅其出口获得了更广泛的海外市场准入机会，同时还获取了流入国内的庞大外来投资，因此才能维持两位数的增长速度。中国融入全球经济一直被看成一个双赢的局面。

三 世界大局之变与中国现代化意志之不变

21世纪的第一个十年刚过去，世界经济格局发生大变化，2010年日本名义国内生产总值（GDP）折合美元为5.4742万亿美元，比中国同期GDP少了大约4000亿美元，让出自1968年以来所占第二经济大国之位，中国取而代之。

就在这个时间节点上，2012年中共十八大召开，习近平成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核心，接过在中国实现现代化的接力棒，引领中国走向更大的成功。习近平在继承并开拓前人的现代化坚定意志方面，突出而卓越的表现在于，不为浮云蔽眼，在错综复杂的局面中坚持正确走向。

所谓错综复杂的局面乃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发生，就在中国崛起大势已定这个时间段。中国改革开放的成功表面上符合国内外各方人士的普遍预期，但实际预期并非表现为一种共识，而是大有差异的。

对美国及其他西方国家来说，出现了一种负面的失望情绪。美国《时代》杂志2017年11月13日的文章说：“在5年前，人们还一致认为，中国终有一天将不得不进行根本的政治改革以维护国家合法性，并且中国也无法维持其……制度。如今，中国的政治和经济制度已经更为完善，甚至可能比美国的制度更具可持续性，后者自二战结束以来一直在全球制度形式中占主导地位。”

这是一种很有代表性的说法。西方人士失望于中国的是，中国并没有因为改革开放，因为市场经济的实行而改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体制，没有变成西方式的新自由主义国家。以中国共产党领导为根本特征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依然坚挺，而且，由于中国的崛起，其对世界的影响愈益扩大。西方舆论界的此种情绪，在中共十九大召开前后达到顶峰。

与此相联系的是，在中国对外开放的过程中，全盘西化的思潮自然渗透到国内。在一段时间里，从中国的文化艺术领域到社会科学领域，如所谓文艺新潮、先锋实验运动，所谓宪政民主、新自由主义、公民社会等等思潮或者主张，无一不是持“现代化即西化”的主张。这一思潮期盼中国的现代化以西化作为归宿。

西方对中国现代化道路的失望，从深层说，乃是出于其对西方式的现代化路径的理解，即所谓“市场经济→经济发展→个人自由→社会正义→政治民主”路径。美国学者雷迅马在其专著中就揭示出，早在20世纪60年代的美国，“现代化理论”对希望“遏制共产主义”的政策制定者产生了特别的吸引力，现代化成为意识形态工具。美国政府的智库汇聚了一批专家，“他们手持社会科学的工具，对自己的理性分析力量信心十足，提倡对所谓‘传统’社会和‘现代’社会的差异进行比较评判。他们还利用大幅度增加的联邦政府的资金赞助，对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过渡所需的条件进行估定。在这种新兴的分析研究中，‘现代化’涉及经济组织、政治结构和社会价值体系等方面一系列紧密关联的变化。他们着手研究的问题无非是要创建一组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经验性的坐标体系，以描画全球变迁的总体状况”；“理论家们将西方的、工业化的、资本主义的民主国家，特别是美国，作为历史发展序列中的最高阶段，然后以此为出发点，标示出现代性较弱的社会与这个最高点之间的距离。他们相信美国以往的历史经验展现了通往真正的现代性的道路，故而强调美国能够推动‘停滞的’社会步入变迁的进程”。

在西方看来，当中国采用市场经济手段并发展多种所有制时，便进入了这个轨道。但意外的是，中国在这个链条的某个环节上不再往前走，不持“现代化即西化”立场，而是坚守了自己所理解的个人自由、社会正义、政治民主理念及其做法，也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制度。

就在中国崛起时，以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为起点，美国和西方遭遇了新自由主义政策失误导致的一系列后果，如财富分配严重失衡，实体经济萎缩，失业率居高不下，中产阶级受损，种族冲突加剧等社会危机。2017年美国总统特朗普上任以后，试图用剧烈的外部对抗的方式去解决自身的难题，提出“美国优先”，退出《巴黎协定》和世卫组织，卸掉国际责任；对中国发起贸易战、科技战乃至挑起意识形态冲突，肆意挑战中国的核心利益，甚至以战争相威胁，全球秩序出现冷战结束以来的大乱局，此为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美国试图把中国踢出世界经济体系，孤立中国，把中国打回封闭状态，以此阻碍中国现代化的完成。

面对美国的强力施压，中国国内出现“关起门来搞建设”的舆情，习近平不为这种情绪所动摇，高瞻远瞩地提出：“现在国际上保护主义思潮上升，但我们要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坚持多边主义和国际关系民主化，以开放、合作、共赢胸怀谋划发展，坚定不移推动经济全球化朝着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赢的方向发展，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习近平揭示的“历史正确的一边”之内涵，见之于两个相互联系的方面：一方面是国际关系的正确模式：多边主义、国际关系民主化，以及开放、合作、共赢，反对任何称霸、扩张、对抗的做法；另一方面是世界的前景和目标，即经济全球化、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

必须注意到，习近平确认的是，无论大变局如何变，经济全球化与开放型世界经济的趋势是不会改变的。2020年新冠疫情暴发，人类历史进入艰难时期。对中国人来说，国家如何自处，如何助力世界走出艰难期，定力与方向就在对经济全球化与开放型世界经济的坚守中。这种认识就是基于马克思的“世界历史”观所认识到的现代化一般规律，也就是当年邓小平所认识到的：在当今世界上，闭关自守的国家是不可能发展起来的，是不可能实行现代化的。在逆全球化思潮肆虐时，习近平坚定表示，“我们决不能被逆风和回头浪所阻”。为更大程度地提升中国的开放程度，中国全力统筹多双边和区域开放合作，加快实施自由贸易区战略，包括把海南全岛建成自由贸易试验区；大幅度放宽市场准入，进一步放开一般制造业，扩大服务业对外开放，扩大金融业双向开放；连续举办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等等。足以见出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不移的现代化意志。

面对内部的“现代化即西化”思潮，习近平的辩证法思想在于，既坚守现代化的一般规律，也遵循现代化的特殊规律，那就是区分清楚现代化与西化的关系，无论多么坚守现代化，也要拒绝全盘西化，以确保中国的安全与稳定—舍此是不可能有什么现代化的。

习近平提醒，全盘西化的问题在中国并非一个全新的问题。在近代史上，为了挽救民族危亡、追求现代化、实现民族振兴，中国人民和无数仁人志士孜孜不倦寻找着适合国情的政治制度模式。辛亥革命之后，中国尝试过君主立宪制、帝制复辟、议会制、多党制、总统制等各种形式，都没能找到正确答案。

设计现代化的国家政治制度，必须注重历史和现实、理论和实践、形式和内容的有机统一。“在政治制度上，看到别的国家有而我们没有就简单认为有欠缺，要搬过来；或者，看到我们有而别的国家没有就简单认为是多余的，要去除掉。这两种观点都是简单化的、片面的，因而都是不正确的”；“中国有960多万平方公里土地、56个民族，我们能照谁的模式办？谁又能指手画脚告诉我们该怎么办？”“照抄照搬他国的政治制度行不通，会水土不服，会画虎不成反类犬，甚至会把国家前途命运葬送掉。只有扎根本国土壤、汲取充沛养分的制度，才最可靠、也最管用”。

习近平指出的那种简单化的、片面的思维，即“看到别的国家有而我们没有就简单认为有欠缺，要搬过来；看到我们有而别的国家没有就简单认为是多余的，要去除掉”的想法和做法，就是对现代化特殊规律的否认，就是将西方经验整体打包塞给中国。事实上，不仅是中国的现代化史已经证明那种简单化、片面的思维模式不适合于中国，而且近年来，美国与西方的制度衰微也证明了，以西方模式作为世界现代化之标准已经遭遇现实的挑战。

在抵御“现代化即西化”思潮，坚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制度设计时，我们还要注意到，中国共产党对现代化的理解从未停留在工业化这一技术层面上，从不认为不需要制度的现代化。因此，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首次提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这个重大命题，并把“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确定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明确把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作为改革开放必须完成的战略任务。习近平明确指出：“这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必然要求，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应有之义。”

中共十九届四中全会通过了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决定，习近平在说明中指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我们党孜孜以求的宏伟目标。自成立以来，我们党就团结带领人民为此进行了不懈奋斗。随着改革开放逐步深化，我们党对制度建设的认识越来越深入。1980年，邓小平同志在总结‘文化大革命’的教训时就指出：‘领导制度、组织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1992年，邓小平同志在南方谈话中说：‘恐怕再有三十年的时间，我们才会在各方面形成一整套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制度。’”习近平对邓小平相关论断的引用说明，只有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我们的现代化才是完整的社会主义的现代化，才可以避免制度不完善乃至一些领域制度阙如等弊端。

历史已经证明，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把握住中国特色的现代化规律，能够避开激流险滩，中国正在成为“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的主动者，即矛盾的主导方面，引导世界经济发展进入新的良性阶段。正如新加坡著名学者马凯硕所言，“现在美国的态度变了。没有一个美国政治家能够站出来捍卫全球化。这将是政治自杀。由于世界需要一个新的全球化捍卫者，中国可以介入并填补空白，而且在很多方面，中国已经开始这样做了。习主席2017年1月在达沃斯发表的演讲是对全球化优点的全面辩护。言辞很重要，但行动更重要。如果中国成为对商业最友好的经济大国，它将为全球化提供巨大的推动力。这样一来，中国将增强全球化的力量，而正是这股力量推动了中国经济迅速崛起”。

在中国发展的新阶段，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一手抓对外开放，继续坚定进入“世界历史”并塑造“世界历史”；一手抓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构建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现代化国家治理结构。到21世纪中期，中国必定冲出“历史三峡”，中国共产党实现中国现代化的坚定意志终将催生出现代化的灿烂之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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