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一兵｜《资本论》雏形中的科学的劳动异化理论及其删除——马克思《1863—1865年经济学手稿》研究

2023-1

《资本论》雏形中的科学的劳动异化理论及其删除

——马克思《1863—1865年经济学手稿》研究

文 / 张一兵

作者简介：张一兵，南京大学文科资深教授，马克思主义社会理论研究中心研究员，哲学系博士生导师。

摘要：资本主义生产的本质就是剩余价值的生产，剩余价值既是资本主义生产的关键性目的，也是不断驱动它发展的内在动力，同时，也必然是这一生产过程的结果。在资本主义生产的价值增殖过程中，劳动原料和生产资料都不会自己发生改变，通过价值转移和补偿，在商品中仍然是一个不变量，价值增殖中唯一的变量来自工人的活劳动，并且，当它使用生产资料改变原料的活动发生之后，活劳动本身却消失得无影无踪了。这已经包含着一种深刻的社会关系颠倒，如同人创造了上帝，却自己跪倒在自己的创造物面前一样，明明资本主义的生产过程是工人的劳动创造了产品，可是它实际发生了产品反过来支配和统治工人的创造性主体与被创造物客体的关系颠倒。这正是敌我性的劳动关系异化。

关键词：马克思 ; 《1863—1865年经济学手稿》 ;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 ; 劳动异化

本文发表在《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3年第1期 #马克思主义与现时代  栏目

目录概览

一 作为资本主义生产前提和产物的商品

二 资本主义的生产是剩余价值的生产

三 劳动异化批判构式III：资本主义生产是资本统治雇佣劳动关系的再生产

马克思的《1863—1865年经济学手稿》，是他确定写作《资本论》后的最初草稿，它包括“资本的生产过程”“资本的流通过程”和“总过程的各种形态”三册。也是在这一重要手稿中，马克思第一次完整地在阐释性话语中再现了自己经济学研究中的重要革命成果，我们也清晰地看到他关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科学认识中最重要的结论。并且，在这个《资本论》初稿第一册的第六章中，我们再一次看到了马克思在《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中重构的科学的劳动异化理论的概要。然而，在《资本论》第一卷的写作和公开出版时，马克思却直接删除了这一章的内容。

一 作为资本主义生产前提和产物的商品

《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中的思想实验的最后，马克思已经开始筹划写作一部新的著作，它是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生产关系本质的最终认识结果，即资本统治关系的研究专著。在1863年1月，马克思在《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的第XVIII笔记本的第1139和1140页上，分别写下了一个新手稿的两个写作设想，即第三部分《资本和利润》（Capital und Profit）和第一部分《资本的生产过程》（Productionsproceß des Capitals）的提纲。1863年7月至1865年底，马克思撰写了一部新的手稿，他从对象宽泛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宏大六册计划）重新聚焦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的资本关系，新手稿第一次被命名为“资本论”（Das Kapital）。此前，1862年12月28日，在马克思写给库格曼的信中，已第一次提到了《资本论》这个新的书名。这部新的书稿，是马克思再一次向经济学界和普通读者介绍自己经济学新成果的尝试。这里有两个重要的文本写作前提：一是新的书稿主要是从经济学理论构境中介绍新的劳动价值论特别是剩余价值理论，所以，凡是与此聚焦点没有直接关联的东西，马克思大多不在这里采用，由此，涉及哲学方法论和历史研究构境中的大量观念和思想，都没有成为新书稿的主线；二是因为公开出版的《资本论》必须面对普通读者，这个时候马克思已经想到，“要对完全不懂的人把与此有关的一切经济学问题解释清楚，的确不是容易的事”。所以，马克思尽可能地要将文本的话语塑形变得通俗和简洁，这也使原先出现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以下简称《大纲》）和《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中众多的艰深的哲学话语无法在场。这是我们在研究中应该留心的文本学主体视位中的细节。1860年9月15日，马克思在写给拉萨尔的信中说，《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续篇在形式上“将稍微通俗一些，但这决不是我内心的要求”。这里马克思所说的“续篇”，显然不是《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而是后来的《资本论》。当然，我也留意到，莫斯利将《资本论》称之为《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的“普及本”，这可能有些过了。

在这里，马克思分别写出了这个“资本论”三册的手稿，包括《资本论》第一册《资本的生产过程》手稿（1863年7月至1864年6月），《资本论》第二册《资本的流通过程》第I稿（1865年上半年）和《资本论》第三册《总过程的各种形态》的第I稿（1865年12月完成）。1865年7月31日，马克思写信给恩格斯说，“再写三章就可以结束理论部分（前三册）。然后还得写第四册，即历史文献部分；对我来说这是最容易的一部分，因为所有的问题都在前三册中解决了，最后这一册大半是以历史的形式重述一遍。但是我不能下决心在一个完整的东西还没有摆在我面前时，就送出任何一部分。不论我的著作有什么缺点，它们却有一个长处，即它们是一个艺术的整体”。前三册，应该是《资本论》初稿的三卷，而“最容易”的第四册，会是马克思在《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中已经完成的剩余价值学说史。恰恰是在这个第二册第I稿中，马克思使用了Capitalismus（资本主义）的名词概念。之后，马克思在1878年的第二册手稿“片断”中再一次使用Kapitalismus，并且在后来恩格斯整理出版的《资本论》第二卷中采用。这是公开出版的《资本论》中唯一一次保留下来的Kapitalismus概念的使用。如果，我们将《大纲》视作马克思第一部经济学科学研究论著《政治经济学批判》的草稿，《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为《政治经济学批判》的修订稿，那么，新完成的这部手稿则是一部全新的经济学手稿，与前二者不同，它已经明确是《资本论》的第一稿，或者叫《1863 —1865年经济学手稿》。严格地说，不能将《大纲》和《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简单地称之为《资本论》的草稿，因为马克思在《大纲》中还没有真正完成关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科学认识，这种不成熟性表现在仍然以整个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为批判对象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的表述方式，而在《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中，马克思才完成了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质的科学认识，在此手稿的最后才正式确立以“资本论”来展示这一成果。其中，马克思关于资产阶级经济学史的批判，独立地成为后来《资本论》的第四册。也是在这个“第四册”的意义上，恩格斯曾经指认《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是《资本论》的“第一稿”。但在马克思自己的主体视位上，自觉地写作《资本论》的第一稿，还是《1863—1865年经济学手稿》。我注意到，海因里希也主张将《1863—1865经济学手稿》指认为“《资本论》的第一个草稿”。与马克思写于1859年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初稿的笔记本C一样，《1863—1865年经济学手稿》中的《资本论》初稿的第一册手稿也没有全部保存下来，留传下来的只有《第六章。直接生产过程的结果》和前面一些章节的若干零星手稿。奇怪的是，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正式出版前，将这个第六章整个删除，并且，也没有在后来的重版修订中再发表。马克思自己说，这个“第六章”是第一卷“资本的生产过程”“向第二册—资本的流通过程—的过渡（Uebergang）”。可是，为什么他又将其删除了呢？依我的研究结果，马克思在这一部分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本质批判中，恰恰再一次彰显了自己在《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中重新创立的劳动异化批判构式III，然而在面对公众的《资本论》第一卷正式出版之际，马克思还是策略性地将其忍痛割爱了。因为在《资本论》的前几章中，马克思已经用与当时常识语境和学术场境有可识度和传播度的经济拜物教批判理论取代了劳动异化批判构式。这是一个十分复杂的问题。在这里，我们主要来看一下马克思在《资本论》初稿第一册遗存下来的这个第六章中，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质批判的重要进展。

我们都知道，《资本论》第二卷（第二册）的主题是“资本的流通过程”，也就是这里，作为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第一册）直接结果的商品，将再一次重新回到流通领域中，这是马克思说，“第六章”是“向第二卷—资本的流通过程—的过渡”的基本意思。而再走向资本的流通过程之前，马克思在“第六章”中对整个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再一次进行了重要的本质批判。马克思一上来就专门说明，这一章中，他将重点说明三个问题：

（１）作为资本产物的商品（Waaren als Product des Capitals），作为资本主义生产的产物的商品；

（２）资本主义生产是剩余价值的生产；

（３）最后，资本主义生产是使这个直接生产过程具有特殊资本主义特征的整个关系的生产和再生产（Production und Reproduction des ganzen Verhältnisses）。

显然，这并不是要讨论新问题，而是对《资本论》（第一册）初稿中前五章关于资本主义生产过程分析中业已解决了的重大问题的重新概括和本质分析，以此为读者走向资本的流通过程（第二册）做铺垫。当然，在马克思这里的概括中，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本质由浅入深地呈现三个构境层：一是资本主义的生产是商品生产，这种商品生产从属于资本关系支配下的经济物相化过程；二是资本主义商品生产的本质，不再是为了一般劳动物相化结果的物品的使用价值，而是追逐剩余价值；三是资本主义生产过程，同时也是整个资本与雇佣劳动关系的生产与再生产。这当然也是整个《资本论》聚焦的思想构境焦点。这与《大纲》和《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中比较宽泛的讨论是明显不同的。

这里，我们先来看资本主义生产的第一方面，即这个作为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结果的商品。显而易见，马克思这里所指认的作为资本产物的商品，已经不是可能出现在简单流通领域中的商品，而是作为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结果的商品，所以，“作为资本产物的商品，作为资产阶级财富的元素形式，曾经是我们的出发点（Ausgangspunkt），是资本产生的前提。另一方面，商品现在直接表现为资本的产物”，或者说，“商品既表现为资本的经常的元素前提，又表现为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直接结果”。一是这里作为资本产生前提的商品，应该是马克思在手稿开始就已经充分讨论过的经济物相化的Ausgangspunkt（出发点），即流通领域中劳动产品交换中历史性出现的商品。二是现在我们在此面对的商品，已经是资本主义生产过程遮蔽起来的具体劳动和抽象劳动、使用价值与价值、劳动异化与资本增殖相统一的复杂产物。“出发点”和“产物”这样的表述看似简单明了，但它却巧妙地涵盖了第一册前五章的开始与结束，同时，这也深刻地内嵌着整个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历史发生和发展逻辑。总体上说，马克思这里似乎是从《大纲》和《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中创立的历史现象学和科学的批判认识论构境，退回到实证原则为基础的历史认识论层面。

首先，商品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的历史定位。马克思先从历史认识论的视角说，商品并不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独有的东西，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出现之前，“过去的各种生产阶段中，产品是部分地采取商品的形式”，这种商品生产不过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历史前提（historische Voraussetzung）”，只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商品才变为产品的一般形式，所有产品才必须采取商品的形式”。通俗一些说，虽然商品生产和流通出现得较早，比如在血亲－宗法关系场境中，封建社会的政治－神学构式负熵进程中已经出现了商品交换和货币，可那时地主老财家中的金银财宝和口袋中的铜钱还是臣服于“人对人依赖关系”中的宗法权力的，只是当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历史地发生之后，商品—货币—资本作为一种经济构式负熵场境才占据生产关系中总体性的统治地位。依马克思的看法，“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础上，甚至连属于过去生产时期的经济范畴，也获得了各种特殊的历史的性质”。开始，是所有的旧有的经济关系从形式上从属于资本关系的统治，之后，社会生活才逐步地实质性地从属于资本。这是对《大纲》和《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中已经充分讨论过的相近问题概述。

马克思特别强调说，这有一些重要的历史性的时空节点，或者说资本主义商品生产的发生必须具有这样一些重要的历史条件：第一是劳动力商品的形成。他说：

从本身只是商品转化形式的货币到资本的转化，只能发生在劳动能力对工人本身来说已经转化为商品的时候，从而只能发生在商品贸易的范畴已经征服从前不包括在这个范畴中或者只是偶尔包括在这个范畴中的领域的时候。只有在劳动人口或者本身不再属于客观的劳动条件，或者本身不再作为商品生产者进入市场的时候，只有在劳动人口不再出卖自己劳动的产品，而相反地出卖自己的劳动本身，或者更确切些说，出卖自己的劳动能力的时候，生产才在其整个范围内，在其整个深度和广度内，变成商品生产，一切产品才转化为商品，每个个别生产部门的对象性的条件（gegenständlichen Bedingungen）本身才作为商品进入该生产部门。

这是整个资本与雇佣关系生成最重要的前提，也是资本主义商品生产的前提，在这里，马克思通过两个“只能”和两个“只有”，突出强调了这样一个特殊的历史现象：生产者不再是出售自己的劳动产品，而是通过资本统治下的雇佣劳动关系被迫出卖自己的劳动力使用权。这是由于，从土地上解放出来的自由劳动力彻底丧失了全部生产资料，所以他也不可能再拥有“自己劳动的产品”，一无所有的工人不得不出卖唯一属于自己的“劳动能力”的使用权。正因为这种特殊的劳动力商品的出现，生产才不再是为了使用价值而是交换价值，全部生产才转化为商品生产。我们可以明显感觉到，马克思是在经济学理论逻辑中的阐释性话语编码中说明自己的观点，因为，他总是在尽可能使用“劳动人口”“生产部门”这样纯粹的经济学术语。劳动力商品，也是历史认识论可以直达的认知对象。

第二是充分发展的社会分工和劳动分工的历史前提。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商品生产历史形成的另一个重要前提“要以充分发展的社会分工为前提”，同时，“也只有在工场内部的资本主义分工的基础上，所有产品才必然采取商品的形式，从而一切生产者才必然是商品生产者”。依马克思此前已经讨论过的分工类型，社会分工是指“社会劳动分成不同的劳动部门”，比如农业、工业和商业中不同类型的社会劳动；二是工场内部的劳动的“资本主义分工”，它是指生产同一种商品的劳动被更细地切割为片面的操作动作。这两种不同的分工的充分发展，使不同种类的劳动交换和碎片化劳动的总体化赋型，都不得不通过商品—货币—资本的特定生产关系场境来实现自身的价值，这必然造成所有产品“必然采取商品的形式”，“一切生产者”必然转换为“商品生产者”的经济构式负熵进程，这正是资本主义商品生产得以生成的历史性的前提。其实，对社会分工和劳动分工的历史性分析，也用不上复杂的历史现象学透视。

第三是商业发展和商品交换市场充分发展的历史前提。马克思说，“一定范围的商品流通与货币流通，从而商业的一定发展程度，是资本形成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前提，起点”。这是资本主义商品生产发展中，资本关系的形成以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得以生成的第三个历史前提。因为，“随着产品变为商品，生产条件即产品要素（它们是跟那些产品相同的东西）也以同样的程度自然而然地变成商品，而且因为考察的是价值增殖过程，所以它们以交换价值的独立形式，作为货币量进入计算”。这是说，不仅生产的产品转化为商品，而且货币投入生产过程的生产条件也是通过购买商品的方式转化而来的，所有这些商品都会以自身的交换价值形式进入市场，并通过市场交换和作为一般等价物的货币，才能实现自身，这一切都是资本主义商品生产得以生成的历史起点。而当货币购买生产条件进而在生产过程中获得新的“利润”增殖时，这也就是资本关系的形成，由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得以历史发生。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在上述这些历史性说明中，马克思完全是按照经济学家可以读懂的阐释话语表达自己的观点，所以我们才会看到“产品要素”“货币量”这样的纯粹经济学术语。而《大纲》和《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中，马克思所讨论的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出现的生产条件的事物化颠倒和异化关系的复杂思考构境层，则被深深地隐匿起来。我猜测，马克思自己也会觉得，这种分析只是告诉人们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本质是什么，可是为什么如此的问题并没有真正解决。

在马克思看来，总括地说，资本主义商品生产的历史形成可以概括为三点：

（１）只有资本主义生产才使商品成为一切产品的一般形式。

（２）只有在劳动者不再是生产条件的一部分（奴隶制，农奴制），或者说原始公社（印度）不再是基础的时候，也就是说，从劳动力本身普遍地成为商品的时候，商品生产才必然会导致资本主义生产。

（３）资本主义生产扬弃了商品生产的基础，扬弃了孤立的、独立的生产和商品所有者的交换或等价交换。

资本主义的生产第一次使所有产品都转化为商品，商品生产成为资本主义生产的主导方式；劳动力普遍地成为商品，这意指着旧有的劳动制度的全面崩溃，奴隶、农奴和东方原始部族生活中的成员从土地上解放出来，成为可以自由买卖的劳动力商品的拥有者。需要留心的是，马克思这里所指认的原始公社、奴隶制和农奴制，并非通常那个社会历史“五形态论”的线性历时性排列，而是现代资本主义在全球社会空间布展中遭遇的复杂社会关系。因为，这里的奴隶制不仅是欧洲中世纪之前的奴隶制，而可能是资产阶级在全球殖民主义奴役关系中重构的现代奴隶制，这才会出现殖民地上从奴隶直接到工人的解放；同样，此处的原始公社并非是指人类初始发展的历史阶段，而是马克思后来才逐步看到的东方亚细亚生产方式中的土地公有制下的共同体，这里，才会出现印度和俄国社会中公社共同体成员直接向一无所有的自由劳动力的转换。只是到了1877年之后，马克思才第一次在摩尔根《古代社会》一书中，看到了作为人类原始部族生活的原始共产主义。马克思认为，社会不同生产领域充分发展的社会分工和手工业工场内部的劳动分工，打破了独立式的工匠手艺者和产品所有者的简单交换，此时，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才使一切产品成为只能通过货币流通和市场交换的商业才能实现的资本主义经济物相化中的商品。马克思说过，“只是随着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并且只是在资本主义生产的基础上，产品才全面地采取商品形式，—这是因为全部产品都必须转化为交换价值，并且产品生产的各个要素本身要作为商品加入生产—产品才全面地成为商品”。这还是在历史认识论构境中，对不同历史节点的交待。

其次，作为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结果的商品。马克思说，商品，“起初表现为资本主义生产的元素的东西，以后又表现为资本主义生产本身的产物”，而这个作为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结果的商品，与作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产生历史前提的商品和第一册第一章中讨论的商品一样，都有着不同的特点。马克思说，现在我们清楚地看到，这个从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最后走出来的商品，让原先在经济物相化编码中商品本质的一般定义中的对象化劳动（Vergegenständlichte Arbeit）结构化了：“作为资本的产物的商品包含一部分有酬（bezahlte）劳动，一部分无酬劳动（unbezahlte Arbeit）”。这显然是一个新的提法。在《大纲》和《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中，商品的本质主要被解蔽为vergegenständlichte Arbeit（对象化劳动），我们也已经知道资本家在生产过程中无偿占有工人剩余价值的秘密，这里，马克思让我们特别注意作为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结果的商品中的对象化劳动必然会被切分为几块：

这个对象化劳动（vergegenständlichte Arbeit）的一部分（不变资本除外，因为对它已支付了等价），是用工资的等价来交换的，另一部分则被资本家不付等价而占有。两部分都是对象化的，因而都作为商品价值部分存在。为了简便起见，我们把一个称为有酬劳动，另一个称为无酬劳动。

这是一个《大纲》和《政治经济学批判》中都没有深入讨论的复杂结构。关于资本划分为constanten Capitals（不变资本）和variablen Capitals（可变资本）的结构，是马克思在不久前的《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形成的新观点。这是马克思进一步凸显资本家剥削工人剩余劳动秘密更精准的入口。一是除去资本家投在不变资本（原料、机器和厂房等）上的价值，这部分已经通过工人的劳动完全或部分转移到新的商品中。当然，马克思这里没有更深地指认，这部分价值同样是工人过去的对象化劳动和资本家原先无偿占有的剩余价值。二是由可变资本—活劳动新创造的商品价值中，一部分是资本家通过工资等价支付过的“有酬劳动”，而另一部分则是被资本家无偿占有的“无酬劳动”。这个无酬劳动就是新创造出来的剩余价值。对这个新创造出来的剩余价值，马克思进一步分析说：

当商品是资本的结果的时候，问题就在事物的形式上（Sache formell）发生了如下的变化（以后在生产价格中实际地发生变化）：生产出来的使用价值量代表一个劳动量，这个劳动量等于包含在并消耗在产品中的不变资本（constanten Capitals）价值（不变资本转移给产品的物相化劳动量的价值，Quantums materialisirter Arbeit）加上同可变资本（variablen Capitals）相交换的劳动量的价值，其中一部分补偿可变资本的价值，另一部分构成剩余价值。

不难看出，在马克思这里的阐释性话语中，他总是试图与传统经济学的学术场建立理解逻辑中的链接，所以他会不得不面对平均利润率之下的“生产价格”和“劳动量”一类的经济materialisirt（物相化）场境中的问题。可他无法在这里进一步说明这个抽象劳动I到价值形式的经济物相化的复杂过程。与在第一章中出场的商品不同，原先商品的使用价值和价值二重性、对象化的劳动时间（量）的分析，在生产过程之后，作为“资本的结果”的商品，在Sache formell （事物的形式上）进一步被透视为一个复杂的不变资本价值转移和可变资本补偿（工人的工资）与新的剩余价值构成。所以马克思说，“资本主义直接生产过程的最直接的结果，它的产物，是这样一种商品，在这种商品的价格中不仅补偿了生产商品时所消费的预付资本的价值，而且同时物相化、对象化（materialisirt, vergegenständlicht）了生产商品时所消费的剩余劳动即剩余价值”。能看得出来，马克思在经济学理论的阐释性话语中，在经济物相化场境中说明剩余价值问题时，显得十分心累，Sache formell （事物的形式）和Quantums materialisirter Arbeit（物相化劳动量）等半遮蔽的概念的在场，使许多经济物相化黑暗中的颠倒关系都无法直接呈现出来。或者从方法论上说，马克思已经确立的狭义历史唯物主义构境中的历史现象学和批判认识论，特别是深刻的科学劳动异化批判构式都没有直接在场。这是需要我们注意的不同话语编码和思想构境层面的复杂问题。

二 资本主义的生产是剩余价值的生产

第二方面，资本主义生产的本质是剩余价值的生产。马克思说，在这个作为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结果的商品中，已经是“资本总价值加上剩余价值的承担者”，也就是说，这里的商品“作为资本的产物，实际上作为已经自行增殖（sich verwerthen）的资本的转化形式”。这个sich verwerthen（自行增殖），当然是在“第二自然辩证法”构境中反讽的意义上使用的，因为资本自己并不会创造新的财富，它只是通过无偿占有工人的剩余劳动才使自己不断“增殖”和发展起来。在这个意义上，资本主义的商品生产同时也是资本本身的生产。这是因为，“资本主义生产是剩余价值的生产，而它作为这种剩余价值的生产（在积累的条件下），同时又是资本的生产（Production von Capital），又是整个资本关系（Capitalverhältnisses）在不断增大（扩大）的规模上的生产和再生产（Production und Reproduction）”。这意味着，资本主义的商品生产的本质是为了实现剩余价值，在经济物相化进程中，这种剩余价值的生产和通过商品交换的实现，都表现为资本自身的积累和增殖，当投入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的货币不断带来新财富时，这也必然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Production und Reproduction（生产与再生产）。这是马克思想在这一章中重新归纳的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质的科学说明。这里，我们还是先来看一下资本的生产与剩余价值的关系究竟是什么？这是马克思在这个过渡性章节中需要重新小结的一个重要问题。

首先，剩余价值的生产是资本主义生产的目的。在马克思看来，货币向资本的转换，最重要的环节就是作为资本的货币在生产过程中的sich verwerthen（自行增殖）。这当然是一个经济物相化编码中的假象。马克思说，作为资本投入生产过程中货币所包含的“交换价值必须用来创造更多的交换价值。价值量必须增加，就是说，现有价值不仅要保存自己，而且它还必须创造出一个增量（Increment），价值的Δ即剩余价值，从而使已知的价值即已知的货币额表现为流动量（fluens），使增量表现为流数（Fluxion）。”

回想马克思在《大纲》中苦苦追寻剩余价值生产秘密的复杂思想构境，这里，可以明显看到经济学术语的刻意话语简装。这也就是说，如果作为生产结果的商品价值等于投入生产过程的价值，货币就不会转换为资本，因为资本生产最重要的本质，就是这个在生产过程结束时出现的“价值的Δ”。这里，马克思用数学中的Fluxion（流数）概念来表示这个不断发生的剩余价值的增量。这个多出来的“价值的Δ”，恰恰是前述李嘉图难题II的实质。每个资本家在将自己手中的一定货币量投入生产时，他头脑中唯一的想法，自然就是这个货币量会变得更大，这就是货币向资本的转换意向。在此，马克思用了三个“必须”来说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本质就是获取剩余价值这个Increment（增量）。在他看来，“这个货币额所以自在地是资本，也就是说，按其使命来说是资本，只是因为它被使用、被支出的方式的目的是使自己增大（Vergrösserung），只是因为它被支出的目的是使自己增大”。这亦表明，资本主义生产的真正动力和目的，就是使投入生产过程中的货币获得一个增量，这就是剩余价值。于是，“剩余价值的生产（包括原预付价值的保存），就表现为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决定性目的、推动性利益和最终结果（bestimmende Zweck, das treibende Interesse und das schließliehe Resultat），表现为使原有价值转化为资本的那种东西”。依马克思的观点，资本主义生产的本质就是剩余价值的生产，剩余价值既是资本主义生产的关键性目的，也是不断驱动它发展的内在动力，同时，也必然是这一生产过程的结果。正是在资本主义的剩余价值的生产中，货币转换为资本。

其次，劳动在资本主义生产的劳动过程和价值增殖过程中的主体创造作用。要说明剩余价值的生产，就必须讨论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剩余劳动的本质，必须说明劳动在整个资本主义生产中的真实地位，因为，“资本作为资本所固有的特殊职能，是剩余价值的生产，正如以后将要表明的那样，这不外是剩余劳动的生产，是在实际生产过程中对表现为和对象化为剩余价值的无酬劳动的占有”。剩余价值的真正来源并不是资本家投入生产中的资本，而是工人的对象化劳动，生产过程中新增的财富只能是资本家对工人剩余劳动的无偿占有，这是马克思不会放弃的劳动辩证法的立场。这也表示，如果面对资本主义的生产过程，也就必须分析劳动在整个生产过程中的主体性作用。这是马克思从《1844年手稿》就开始坚持的立场，而在马克思这里的经济学研究中，也是他将资本主义的物质生产过程同时透视为劳动过程的构境方向。可是，马克思在这里没有再去很细地讨论《大纲》中展开讨论的对象化劳动与活劳动的复杂颠倒关系。

马克思说，“正像商品是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的直接统一一样，生产过程即商品的生产过程是劳动过程和价值增殖过程的直接统一”。这里，我们看到历史唯物主义中的劳动过程在马克思经济学构境中的关键性作用。作为资本主义生产结果的商品，是使用价值与交换价值的“直接统一”：使用价值在生产过程中是由劳动过程中的具体劳动物相化生成的社会历史负熵质；而交换价值，则是价值增值过程中由抽象劳动I赋型起来的经济物相化编码和构序起来的经济负熵质。这是两种不同的社会有序化进程，前者是社会定在的一般基础，而后者则是经济关系功能链的经济定在本质。这甚至对应于方法论上的广义历史唯物主义和狭义历史唯物主义，或者是历史辩证法视域中的劳动辩证法与“第二自然辩证法”。对此，马克思又作了进一步的分析：

第一，劳动过程中的劳动能力是创造商品使用价值的唯一创制力量。马克思分析说，进入到资本主义的生产过程中的资本，一方面是作为生产条件出现的“不变资本”（原料、机器和厂房等），另一方面是作为生产主体的“可变资本”（工人）。可如果再从客观的物质生产过程反转到劳动过程时，我们就会看到，“一方面是对象性的（gegenständlichen）生产资料，客体的（objectiven）生产条件，另一方面是活动着的劳动能力（werkthätigen Arbeitsvermögen），有目的地（zweckmässig）表现出来的劳动力，主体的（subjektive）生产条件”。这是马克思在经济学语境中所做出的重要努力：一是他强调了，gegenständlichen（对象性的）客观条件的本质，恰恰是工人过去主体劳动活动的对象化结果，这种作为objekt（客体）出现的生产条件，自然是不可能具有创造性的；而subjektive（主体的）的生产条件则是工人具有的“活动着的劳动能力”，并且，马克思特别突显了这种活动着的劳动能力，是在生产过程中唯一能够zweckmässig（有目的地）表现出来的创造性力量。这是逻辑构序中巧妙的一关一开：作为客体的生产条件，虽然是工人过去劳动的对象化结果，但它们是不可能起来改变物品的；作为主体的工人活劳动能力，是在生产过程唯一能够创造出新的使用价值和价值的有目的的主体性力量。这里的subjektive（主体的），会让我们想起《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从私有财产背后透视出的主体本质（subjektive Wesen），1845年，他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第一条中指认的从主体（subjektive）出发。这是一条无形中链接起来的构境红线。也再一次体会到，马克思在经济学研究中为什么要从生产过程转换到劳动过程的意义，特别是劳动物相化中突显的有目的（telos）的爱多斯意图。比如，在资本家的纺纱工厂中，棉花、纱锭和纺织机器都是作为“客体的生产条件”出场的生产资料，而纺织工人是作为拥有可能性潜能（Dynarnis）状态劳动能力的劳动主体，那么，从纺织品的使用价值的具体生产来看，这一劳动过程中，客体的生产资料本身并不创造新的用在性使用价值，即便是自动运转的纺织机器也只是转移自身嵌套的构序功效，恰是工人“一定的合乎目的的劳动（zweckmässige Arbeit）—纺纱、织布等等—体现、对象化（verkörpert, vergegenständlicht）在纱中，布中。产品的合乎目的的形式（zweckmässige Form），是有目的的劳动所留下的唯一痕迹”。这是一种重要的辨识：透过资本主义的生产过程，我们从劳动物相化过程看到的事实为，从棉花变成纱和布，原先采摘棉花和制造纱锭的对象化劳动，通过活劳动和机器运转保存和转移到产品中，从原料到产品的改变，主要体现了有目的（telos）的活劳动物相化塑形和构序的对象化。重要的是，工人的劳动物相化活动在生产过程中，一经发生则消失得无影无踪，它的物性痕迹就是原料到产品的物性变形。马克思甚至说，如果在农业生产过程中，人的劳动痕迹会在粮食和牲畜等“自然产品”上彻底消失，因为，耕地、浇水、放牧等劳动会没影于植物和动物的自然生长之中；可工业生产过程中，工人的劳动爱多斯（eidos）却物相化在产品的存在形式和内部有序性构成上。马克思指出，在资本主义的生产过程中，“资本在生产过程中所借以体现的一部分使用价值，是活的劳动能力本身，而它表现为具有一定的、与生产资料的特殊使用价值相适应的特性的劳动能力，表现为发挥作用的劳动能力（bethätigendes Arbeitsvermögen），有目的地表现出来的劳动力（äussernde Arbeitskraft），它使生产资料成为发挥作用的对象性的要素（gegenständlichen Momenten），从而把生产资料从其使用价值的最初形式转化为新的产品形式（Form des Products）”。

这还是在强调，在资本主义商品生产的使用价值生成中，原料不会跳起来自我塑形，发挥gegenständlichen Momenten（对象性要素）作用的生产资料也不会成为创造性的构序力量，只有工人活劳动能力才会作为有目的的生产驱动力和直接物相化塑形对象的构序力量。马克思用了三个“表现”强调说，这个创造使用价值的劳动能力“是工人生命力的支出，是他的生产能力的实现，是他的活动，而不是资本家的活动”。这是完全正确的。我们不难看出，马克思在自己的阐释性话语构境中，总是尽可能地使用经济学家和一般读者有可能看懂的实证性术语。而在《大纲》和《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曾经出现的那些惊心动魄的思想搏杀场境，却悄悄地隐身起来。我觉得，这种话语缺席的现象，并非表明马克思的历史现象学和批判认识论不重要，而只是它们无法现身于经济学学理以及面对普通读者的阐释话语构境中。

第二，资本主义的生产是工人的活劳动创造剩余价值的生产。马克思说，如果从具体劳动创造使用价值的劳动过程转换到资本主义生产的价值增殖过程中来，那么，资本主义的生产过程，“作为一种过程的价值增殖，是实际地处于价值增殖中的劳动；这种劳动不断地实现为价值，而且还超出已经生产出来的价值而不断地继续创造价值”。这是马克思在经济学话语中的扼要说明，意思是，资本家生产的直接目的，并不是上述商品中用在性编码中的使用价值，他所真正追逐的东西，是在生产过程除去原有生产条件的价值得到保存之外多出来的交换价值。这也意味着，在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除去要保存资本家投入在生产资料和其他劳动条件中原有的价值，还是要创造一个超出资本家付给工人工资的剩余部分，即可变资本的增量—剩余价值。

（１）要通过补偿、再生产可变资本价值，就是说，要通过给生产资料追加上一个总计同可变资本价值或工资价值一样大的劳动量，来保存可变资本的价值；（２）要通过把超过工资中所包含的劳动量的剩余劳动量即追加劳动量对象化到产品（Product vergegenständlicht wird）中去，来创造可变资本价值的增量即剩余价值。

这真是地地道道的经济学话语。这是说，资本主义生产的唯一目的就是表现为资本增殖的剩余价值。但是，在生产过程中发生的保存旧价值和创造新的剩余价值这两件事情，都只能由工人的活劳动来完成，相对于生产过程中作为不变资本的原料和生产资料，也只有工人的活劳动才是保存旧有价值和创造剩余价值的唯一变量。因为，工人的“活的劳动能力这样一个要素，这个要素是创造价值（Werthschaffend）的，它作为创造价值的要素是可以变大或变小的，可以表现为变量（variable），在任何情况下，它作为因素，进入生产过程都不是作为已经生成的量，而只是作为流动的量，作为正在生成的量，—从而是作为在不同的界限内正在生成的量。”

通俗些说，就是在资本主义生产的价值增殖过程中，劳动原料和生产资料都不会自己发生改变，它们通过工人的劳动发生价值转移和补偿，在商品中仍然是一个不变量，价值增殖中唯一的变量来自工人的活劳动，并且，当它使用生产资料改变原料的劳动物相化活动发生之后，活劳动本身却消失得无影无踪了。工人回家，生产的第一场现场只剩下可见的生产资料和产品，在李嘉图等人根据生产成本生成的市场交换场境中的平均利润率之下的“生产价格”中，因为商品的价值会更复杂地体现为商品总量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市场的竞争也会造成“一般利润率”的某种偏离，仿佛利润只是与投资资本的问题相关，而不再直接与工人劳动创造的剩余价值一致，这样，剩余价值的真正来源已经被彻底遮蔽起来。不难体会到，马克思在这里的主要任务，是用经济学的话语阐释自己已经获得的重要结论，而不在于呈现获得这些结论的复杂思想实验进程。可是，马克思稍不留意，那些非经济学的哲学思想火焰也会悄悄地现身。我不太赞成巴克豪斯的一个说法，即马克思在《资本论》的写作中，出现了所谓方法论上“被稀释的”（verwassert）的问题。巴克豪斯注意到的问题是重要的，然而我以为，出现在《资本论》与《大纲》和《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之间的这种话语格式塔上的差异性，并非马克思自己在方法论上的一个失误，而是话语编码意向的一种转换。马克思不需要也不会在面向普通读者的经济学成果的阐释中，刻意呈现自己深刻的哲学方法论思考和深层构境。

三 劳动异化批判构式III：资本主义生产是资本统治雇佣劳动关系的再生产

第三方面，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生产与再生产。在马克思看来，资本主义的生产过程，同时也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生产与再生产，也就是资本主义制度本身的接续生存问题。关键是，在这里我们再一次了看到了《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中那个劳动异化批判构式III的身影。其实我认为，这正是马克思这个第六章中最重要的内容，但却也是它被删除的根本原因。

可以看到，马克思在思考剩余价值的真实来源的问题上分别讨论了资本主义的劳动过程和价值增殖过程之后，突然比较了在这两个过程中工人与劳动条件的关系：

一是在资本主义商品生产的劳动过程中，实际发生的事情是，“工人在自己的劳动中使用这些生产资料。工人在实际劳动过程中把劳动资料作为自己劳动的传导体来消费，把劳动对象作为表现自身劳动的材料来消费。正因为如此，他把生产资料转化为合乎目的的产品形式”。这是我们可以直观到的生产过程中发生的劳动物相化塑形和构序产品的实际关系。在这里，是工人使用和操控作为“传导体”的工具或者机器来“合乎目的”地改变原料，最终生产出有具体效用的产品。从哲学上看，这是主体通过实践活动改变客体。

二是在转换到资本主义商品生产的价值增殖过程时，上述劳动过程中可以直观的主体与客体的合乎目的的物相化关系则被颠倒了。也是在这里，马克思突然写下了大段的评论性文字。马克思有些激动地说，资本主义商品生产的本质关系，“并不是工人使用生产资料，而是生产资料使用工人。并不是活劳动（lebendige Arbeit）实现在作为自己的客体器官（objectiven Organ）的对象性（gegenständlichen）中，而是对象性劳动（gegenständliche Arbeit）通过吸收活劳动来保存自己和增殖自己，并由此成为自行增殖的价值即资本，并作为资本来执行职能。生产资料只表现为尽可能多的活劳动量的吸收器（Einsauger）。活劳动只表现为增殖现有价值的手段，从而只表现为使现有价值资本化的手段”。

这里，在劳动过程中工人使用生产资料的过程，劳动主体改造对象生成新的使用价值的合乎目的劳动物相化过程统统消失了，在资本的价值增殖过程中，实际发生的一切经济物相编码都是颠倒过来的，这里工人使用作为自己objectiven Organ（客体器官）的对象性工具，而变成了生产资料倒过来使用工人，因为作为资本的劳动条件成了吸收工人活劳动的吸收器，因为资本家手中的所有劳动条件都是gegenständliche Arbeit（对象性劳动）的结果，由此，资本的增殖过程的本质就成了对象性劳动盘剥当下活劳动的我－它自反性奴役关系。这也就是说，在资本主义生产表现出来的资本的“自行增殖”的本质，其实是资本家用死劳动吸纳活劳动剩余价值的过程。这正是整个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被遮蔽起来的剥削本质。所以，马克思说：

生产资料又在本质上在活劳动（lebendige Arbeit）面前表现为资本的定在（Dasein des Capitals），而且现在表现为过去的死劳动对活劳动的统治（todten Arbeit über die lebendige）。活劳动正好作为形成价值的东西不断地并入对象化（vergegenständlichten einverleibt）的价值增殖过程。劳动，作为生命力的消耗，作为生命力的支出，是工人本身的活动。但是，只要工人进入生产过程，他的劳动本身，作为形成价值的东西，作为处于自身对象化（Vergegenständlichung）过程中的东西，是资本价值的存在方式（Existenzweise），并被并入资本价值之中。

这是说，第一，不仅生产资料作为过去劳动对象化结果的死劳动，直接是Dasein des Capitals （资本的定在），因为这是资本家投入货币购买而来的东西，而且，这种死劳动成为统治工人活劳动的工具。依马克思从《黑格尔的逻辑学》思想实验中的思路，这个资本定在是一种自我否定的经济定在。第二，活劳动保存旧价值和创造新价值的对象化活动本身，也成为资本价值的存在方式，并直接表现为资本自身的自我增殖。这当然是资本与雇佣劳动关系中一种可怕的关系颠倒，也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生产与再生产过程中被深深隐匿起来的奴役性本质。为此马克思说，“这个保存价值和创造新价值的力量，是资本的力量，这个过程表现为资本自行增殖的过程，并且相反地表现为工人贫困化的过程，因为工人同时把他所创造的价值作为与自我相异己的价值（selbst fremden Werth）来创造”。这又是更深一层的表象与本质的关系颠倒。显然，这里的selbst fremden一语的使用，业已在悄然离开经济学构境中阐释性话语的表达方式。历史现象学和科学的批判认识论已经在场。

一直到这里，马克思都还是尽可能使用经济学家或者常识能够直接理解的语言来表达自己的观点。所以，对上述todten Arbeit über die lebendige（死劳动对活劳动的统治）这样奇怪的关系颠倒，马克思仍然这样展开自己的分析：

在资本主义生产的基础上，对象化劳动（vergegenständlichten Arbeit）转化为资本的这种能力，即把生产资料转化为支配和剥削活劳动（lebendige Arbeit）的手段的能力，表现为属于生产资料本身的东西（正像生产资料在资本主义生产的基础上已经潜在地跟这种能力结合起来一样），表现为同生产资料分不开的东西，从而表现为属于作为物（als Dingen），作为使用价值，作为生产资料的生产资料的属性。因此，这些生产资料本身就表现为资本，从而资本—它表现生产条件所有者在生产中同活的劳动能力发生的特定的生产关系（bestimmtes Productionsverhältniß），特定的社会关系—就表现为物，正像价值表现为物的属性，物作为商品的经济规定表现为物的物性质（dingliche Qualität）完全一样，正像劳动在货币中获得的社会形式表现为物的属性（Eigenschaften eines Dings）完全一样。

这是一个十分复杂的理论构境。因为，它试图用经济学的话语涵盖马克思在《大纲》和《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中的全部艰辛努力。第一层构境意向为，对象化劳动（货币）固化为资本的存在，当它投入生产过程中化身为生产资料时，它直接就是资本家“支配和剥削活劳动的手段的能力”，并且，在具体的劳动过程中，它作为劳动条件中的原料和劳动资料，都是以这些对象物的使用价值方式出场的，在这里，资本不是资本的社会统治关系，而是可直观的熟知的物和李嘉图看到的客观生产要素组成的生产过程。在前述《大纲》和《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中，马克思对此直接使用了资本作为劳动条件的劳动异化的表述。第二个构境层，是马克思作为旁证的引申，即在价值增殖角度看，这里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的资本关系表现为Ding（物）的此－彼错位的事物性颠倒，是与流通领域中已经出现的价值表现为物、商品的经济规定表现为它的自然物性，以及货币关系颠倒为事物与事物的关系一样，是同一个经济物相化编码中事物化（I）颠倒的不同构序，以及这一此－彼错位事物化颠倒过程在观念中的物化误认。马克思在此没有使用Sache（事物）这样的“消失的对象”，因为我们在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遭遇的劳动条件和流通领域中遭遇的商品和货币，都已经是人改造过的东西，而不是外部自然的Ding（物）。然而在这里，马克思只是使用了经济学家和常识中可见的Ding。其实，在上面已经充分讨论的《大纲》和《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中，马克思这段经济学话语的阐释文字背后的真相为，工人通过具体劳动物相化创造效用性使用价值的产品在进入商品交换生成的经济物相化进程时，必然客观抽象为以抽象劳动I为基础的一般价值等价形式—货币，由此，劳动交换关系事物化（I）颠倒为事物与事物的关系，货币权力已经是劳动异化关系；而作为资本的货币投入生产过程时，资本关系通过货币转换为劳动条件的熟知物相中的事物化颠倒中的“物”，劳动辩证法颠倒为经济事物 “第二自然辩证法”，生成对象化劳动对活劳动的奴役性异化关系。马克思说：

资本家对工人的统治，就是事物对人的统治（Herrschaft der Sache über den Menschen），死劳动对活劳动的统治，产品对生产者的统治，因为变成统治工人的手段（但只是作为资本本身统治的手段）的商品，实际上只是生产过程的结果，是生产过程的产物。这是物质生产中，现实社会生活过程（因为它就是生产过程）中与意识形态领域内表现于宗教中的那种关系完全同样的关系，即把主体颠倒为客体（Verkehrung des Subjekts in das Objekt）以及反过来的情形。

应该说，这是马克思在《1863—1865年经济学手稿》中，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质的一个重要判断。他这里用四个Herrschaft（统治）来概括资本主义奴役制度的经济物相化编码中的颠倒关系：一是可见的经济关系人格化的资本家对工人的统治；二是可见的商品、货币和资本这些经济事物对工人的统治；三是工人创造的劳动产品对生产者本身的统治；四是这些统治关系背后最关键的东西，是todten Arbeit über die lebendige（死劳动对活劳动的统治）。这当然是一个重要的概括。第一点是人对人的统治，第二、三点则是经济物役性中人创造的事物对人的奴役，第四点是对前面三种统治关系本质的透视。马克思还告诉我们，在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商品作为这一过程的结果，已经包含着一种深刻的Verkehrung des Subjekts in das Objekt（主体颠倒为客体）的社会关系颠倒，如同在宗教意识形态领域中人创造了上帝，却自己跪倒在自己的创造物面前一样：明明在资本主义的生产过程中是工人的劳动创造了产品，可是它实际发生了产品反过来支配和统治工人的创造性主体与被创造物客体的关系颠倒；明明是人在商品交换过程中创造了金钱这样的经济事物，在现实生活中却表现为金钱支配了人及其全部生活；明明是工人创造了财富养活了不劳动的资本家，在可见的经济物相化空间中却颠倒地表现为资本家发给工人工资养活工人。而这一切颠倒关系的本质，却是Verkehrung des Subjekts in das Objekt und umgekehrt（主体颠倒为客体）的死劳动统治活劳动。这也正是“第二自然辩证法”自发整合（integration）运动中反客为主的资本关系的本质。如果用马克思到这里始终忍住的哲学批判话语来说，就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出现的劳动辩证法自身的我－它自反性的关系异化。

实际上到这里，马克思已经感觉到经济学话语实在无法说清这种过于复杂的多重颠倒关系，所以，他最终还是重启了自己刻意阻隔在经济学语境之外的劳动异化批判构式。这当然属于狭义历史唯物主义基础上的广义劳动异化批判构式III的构境。可以看到，在这个第六章中，马克思先后四次使用了异化概念。

正像人起初必须以宗教的形式把自己的精神力量作为一种独立的力量来与自己相对立完全一样。这是劳动本身的异化过程（Entfremdungsproceß seiner eignen Arbeit）。工人在这里所以从一开始就站得比资本家高，是因为资本家的根就扎在这个异化过程（En tfremdungsproceß）中，并且他在这个过程中找到了自己的绝对满足，但是工人作为这个过程的牺牲品却从一开始就处于反抗的关系中，并且感到它是奴役过程（Knechtungsproceß）。

显然，此段文本的话语格式塔，已经不仅仅是经济学的阐释语境了。这里，马克思列举了宗教现象中出现的人的精神力量畸变为人之外的独立支配力量的意识异化关系，来说明发生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生产与再生产过程中的上述那些主体与客体、人与经济事物关系颠倒现象背后的本质，说到底，这是工人的劳动异化关系。这是马克思在《1863—1865经济学手稿》中概述劳动异化批判构式III的第一个层面：Entfremdungsproceß seiner eignen Arbeit（劳动本身的异化过程）。在《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中的狭义劳动异化批判构式III中，这是劳动本身异化的第二构境层面。因为，与雇佣劳动对立的物性资本（劳动条件），如同商品流通领域里的价值结晶为物、商品的经济构式负熵质的属性被错认为自然物性，以及货币体现的劳动交换关系变成了贵金属的物性一样，都不过是对象化劳动在特定资本主义经济物相化编码中的复杂此－彼错位事物化关系颠倒和变形，当在生产过程中，它们再以劳动的前提条件和产品结果的方式，直接支配和奴役工人时，就变成了工人自己的活劳动创制成果对自身的支配和奴役，这就是哲学上的我－它自反性异化关系：主体外化活动的客观对象化结果—客体性事物反过来支配和奴役主体（经济物役性），而活劳动本身则异化为资本增殖的“独立的力量”。马克思无奈地发现，“资本家的根就是扎在这个异化过程之中”，他在无偿占有工人剩余价值的资本增殖过程中获得“自己的绝对满足”，资本家就是这种异化关系的反向物相化（人格化）；而被自己劳动成果统治的工人，则会在这一异化过程中感到牺牲生命的Knechtungsproceß（奴役过程），并站在比资本家更高的历史变革尺度上顽强地反抗这种统治。我以为，劳动异化批判构式中的批判认识论话语，还是能够更精准地揭露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生产与再生产的本质。当然，这是马克思在《资本论》初稿中意外爆燃出来的哲学批判话语，我们无法得知在这个第一卷的初稿中遗失的第一章到第五章中，马克思是否像正式出版的第一卷那样，用经济拜物教理论替代了劳动异化批判构式，这个留存下来的第六章中，劳动异化批判构式还是显现出来了。当然，这也埋下了一个隐性的伏笔，即最后他在正式出版经济学专著《资本论》第一卷时，不得不忍痛割爱删除这个意外跳出经济学话语的第六章。

可以发现，马克思自己也立刻意识到，在历史现象学构境中启用劳动异化批判理论，甚至在经济学语境中使用“‘对象化劳动’（vergegenständlichte Arbeit）这个用语以及作为对象化劳动的资本同活劳动的对立，能够引起很大的误解（grosser Mißdeutung）”。对于我上述的推断来说，这是一个来自马克思自己的文献证据。其实，这句话是马克思无意识流露的担心，因为，这些带有一定思辨色彩的哲学概念会无法让读者直接获得直观的经验和容易理解的经济学观点，甚至还会产生误解和猜疑。这有可能会影响到《资本论》这本书的主要目的，即揭露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剥削本质，特别是这种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生产与再生产中资本家无偿占有工人的剩余价值的真相，所以，对于是否能用劳动异化批判理论来公开表达自己的经济学观点，他多少还是心存疑虑的。我猜测，这也是他经过反复考虑，最终还是决定删除整个这一章的原因。

所以，马克思还是尽力通俗地解释这个出现在经济学语境中的对象化劳动与活劳动的区别。我们看到，在此他以纺织厂中的生产过程为例，纺织厂老板在市场上通过货币买回了棉花和纱锭这些商品，这是作为对象化劳动结果的生产资料，它们在生产过程中体现为劳动条件的使用价值，而同样是老板用货币（生活资料）买回的纺织工人的劳动力商品，活劳动只是一种有待对象化的可能性。马克思说，这“第一个过程属于商品流通领域，因而是在商品市场上进行的”，之后，纺织厂老板将通过货币购买回来的生产资料（商品）和劳动力商品投入第二个生产过程中去，这就出现了上述的作为生产资料的对象化劳动与工人的活劳动的对立。二者在生产过程中的不同在于：“一个已经对象化（vergegenständlicht）在使用价值中，一个正处在这种对象化（Vergegenständlichung）的过程中；一个是过去劳动，一个是现在劳动；一个是死劳动，一个是活劳动；一个是过去对象化的，一个是现在正在对象化的。”显然，马克思是在试图让这个难懂的哲学话语中的对象化劳动变得通俗易懂一些。可是，在马克思接续讨论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特有的经济学问题中，他还是无法压抑劳动异化这一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与再生产过程中更深的奴役本质。这也意指着，阐释性话语的边界总是被研究性话语的喷涌所打破。这当然不是马克思的理论兴趣使然，而是资本主义经济物相化空间的复杂场境关系决定的。

劳动异化第二个层面是生产过程中劳动条件的异化。在《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中，这是马克思首先分析的劳动异化批判构式III的第一构境层面。马克思分析说，在资本主义实际的生产过程中，“这些货币和这些商品，这些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作为在它们的占有者身上取得人格化的独立力量，与被剥夺了一切物质财富的劳动能力相对立；因此，为实现劳动所必要的物质条件对工人本身异化（Arbeiter selbstentfremdet）了，确切些说，表现为具有自己意志和自己精神的物神（Fetische），商品表现为人身的购买者。劳动能力的购买者只是对象化劳动（vergegenständlichter Arbeit）的人格化，这种对象化劳动把自己本身的一部分以生活资料的形式转给工人，以便把活的劳动能力并入自己的其他部分，并通过这种合并来整个地保存自己并使自己增长到原有数量以上。不是工人购买生活资料和生产资料，而是生活资料购买工人，把工人并入生产资料”。

在这里，马克思再一次重述了自己在《大纲》和《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中都提及的劳动条件的异化问题。第一，与之前的讨论不同，此番，马克思先引入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的阶级主体视位，因为，在生产过程中并不是抽象的劳动条件与劳动相对立，而拥有劳动条件的资本家与穷得只剩下劳动能力的工人的对立。所以，马克思指认出这里出现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资本反向物相化中的人格化，这是一种奇怪的客观社会关系颠倒为伪主体的此－彼错位，在此，资本（对象化劳动）本身仿佛具有了独立的意志，资本家不过是这种盘剥雇佣劳动的剥削关系的人格化伪主体，而工人则是雇佣劳动能力的人格化。这是批判认识论构境中，打破传统主体－客体认知构式的关键一环。在作为资本关系人格化的资本家眼中，“时间就是金钱”，一切存在的意义只是金钱关系，这是走向经济拜物教的主体基础。第二，才是进入生产过程中的“物质条件对工人本身的异化”，可以看得出，马克思在这里试图建立一种哲学话语通向可理解的普通阅读的通道，工人在生产过程中遭遇的原料、厂房和机器一类经济事物，仿佛获得了一种特殊的物役性支配性权力，它成为吸取工人活劳动的“具有自己意志和自己精神的物神（Fetische）”。明明是对象性的客观实存，可它们却在生产过程中吸吮活劳动之血中，仿佛变成了有生命的Fetische（物神），这是“第二自然辩证法”的颠倒本质。第三，最后这句话是典型的我－它自反性异化关系，即工人与自己创造出来的有用之物的异化关系：不是工人购买生活资料，而是“商品表现为人身的购买者”，或者说，生活资料（工资）购买工人，并把工人的活劳动并入到死劳动（资本）之中，使之增殖，创造出剩余价值。马克思有些激动地说：

作为劳动的物的条件的东西即生产资料和作为维持工人本人生活的物的条件的东西即生活资料，只有同雇佣劳动相对立才能成为资本。资本不是物（Ding），正像货币不是物一样。在资本中也像在货币中一样，人们的一定社会生产关系表现为物对人的关系（Verhältnisse von Dingen zu Personen dar），或者一定社会关系表现为物的天然的社会属性（gesellschaftliche Natureigenschaften von Dingen）。当个人作为自由人彼此对立的时候，没有雇佣劳动就没有剩余价值生产，没有剩余价值生产也就没有资本主义生产，从而也没有资本，没有资本家！

可以看出，马克思的这段表述，是在阐释性话语构境中重新表达资本主义经济关系中的劳动异化本质，不过，他试图将其变成一种普通读者都可以理解的理论观点。我们看到，马克思在这里是将难懂的我－它自反性异化构式转换为此－彼错位关系的事物化（Versachlichung）和物化（Verdinglichung）理论。固然此处并没有出现这两个同样难懂的概念。这似乎更通俗地表明，上面被作为劳动条件的对象化劳动与工人的异化关系，只是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之中才会发生的历史性现象。资本不是看起来与人无关的Ding（物），货币也不是Ding，它们不过是资本主义商品－市场经济中生成的特有的人与人的“社会生产关系”，事物化颠倒地表现为Ding对人的关系，一定的社会关系属性表现为某些物和社会力量的自然属性，这只不过是资本与雇佣劳动关系的特有的经济物相化的产物。而在实际上，如果没有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生产与再生产，就没有这种社会力量颠倒地表现为资本统治的力量的异化权力形式。当然，也就不会出现工人劳动的产物成为支配活劳动的劳动异化。“没有雇佣劳动就没有剩余价值生产，没有剩余价值生产也就没有资本主义生产，从而也没有资本，没有资本家！”这是马克思从心底喊出来的话。

劳动异化的第三个层面，是那个神秘的劳动结合力、机器使用与科学技术力量的异化。实际上，在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作为劳动条件出现的异化力量，不仅仅是作为到场物的一般的生产资料，还包括不可见的工人之间的劳动协作与分工结合力的异化，特别是在资本主义大机器生产过程中，一个新出现的重要历史现象，就是科学技术和机器系统采用中出现的隐匿性劳动异化。在马克思看来，这也是与工人相对立的劳动条件异化的一个新的表现。马克思指出，“随着机器生产的发展，劳动条件在工艺方面也表现为统治劳动的力量，同时又代替劳动，压迫劳动，使独立形式的劳动成为多余的东西”。这里随着机器生产出现的“劳动条件在工艺方面”的异化关系，包括了马克思在《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中劳动异化批判构式III中的第3—6层面。与前述生产条件与劳动的异化关系不同，这里由工人之间的劳动协作与分工结合力和科学技术力量中隐匿的资本奴役关系，其本质是使“使独立形式的劳动成为多余的东西”。这当然是历史现象学和批判认识论构境中更加难以辨认的异化关系场境。马克思指认说，资本主义生产过程“协作中劳动的社会统一（gemeinschaftliche Einheit），分工中的结合（Combination），自然力和科学的运用，表现为机器的劳动产品的运用，—所有这一切，都作为异己的、事物的、预先存在的（fremd, sachlich，vorgefunden）、没有工人参与而且往往排斥这种参与的东西，单纯作为不依赖于工人而支配着工人的劳动资料的定在形式（Daseinsformen），同单个工人相对立，因为它们是事物的（sachlich），又是资本家或其助手（代表）所体现的总工厂的意识和意志，尽管它们是工人的结合本身的产物，但表现为存在于资本家身上的资本的职能”。

显然，这是马克思在《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中详尽展开讨论过的问题，此处只是对劳动异化批判构式III中第3—6层面的一个总括式的浓缩概要。这有两个构境层：一是说在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简单协作中的社会性联合力量和劳动分工条件下工人之间的总体结合力量，虽然是工人劳动中共同活动的整合，但却表现为资本的fremd, sachlich，vorgefunden（异己的、事物的、预先存在的）力量。这里出现的vorgefunden是十分重要的，因为，它代表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生产与再生产中的一种伪社会历史先验。这里的vorgefunden接近海德格尔后来所指认的存在论中的先有（Vorhabe）。显然，这是《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中相近讨论中没有深入到的方面。这意味着，资本如同“以太”般先验地规制整个经济构式负熵进程中的全部社会定在的雇佣关系场境，是在不是它自身的经济定在异化关系中呈现的。看起来资本自在运动的“第二自然辩证法”的本质，仍然是颠倒的劳动辩证法的异化。马克思认为，在资本主义生产协作中的联合和劳动分工中的结合，作为“工人自己的劳动的社会形式—主客体（subjektiv-objektive）形式—或者说工人自己的社会劳动的形式，是完全不以单个工人为转移而形成的关系；工人作为从属于资本的人，变成这些社会筑模（gesellschaftlichen Bildungen）的要素，但是这些社会构成并不属于工人。因而，这些社会构成，作为资本本身的场境（Gestalten），作为不同于每个工人的单个劳动能力的、从属于资本的、从资本中产生并被并入资本的结合，同工人相对立”。

这是说，在简单协作和劳动分工条件下出现的社会结合，虽然是“不以单个工人为转移而形成的关系”，“但它们的的确确是工人”自己的劳动的subjektiv-objektive （主客体）形式。可是，明明是工人劳动活动中发生的非个体的“社会构成”力量，却颠倒地表现为资本的外在构成，工人的劳动却成了这种异己性资本构成Gestalten（场境）的要素。“资本还把劳动的社会结合以及与这些社会结合相适应的劳动资料的发展程度（entsprechende Entwicklung），连同劳动一起并入它自身。资本主义生产第一次大规模地发展了劳动过程的对象性的（gegenständlichen）条件和主体（subjectiven）条件，把这些条件同单个的独立的劳动者分割开来，但是资本是把这些条件作为统治单个工人的、对单个工人来说是异己的力量（fremde Mächte）来发展的。这一切使资本变成一种非常神秘的存在。劳动条件作为同工人相对立的社会力量积累起来，并且在这种形式中资本化了。”明明是工人在劳动中结成的社会生产力，却颠倒地表现为统治“单个工人”的fremde Mächte（异己的力量），这当然是我－它自反性关系场境中的劳动异化。马克思说，这一切使得资本运动变得愈益神秘（mysteriöses）起来，在这背后，恰是工人劳动社会构成力量的自我异化。马克思在这里没有直接使用异化概念。

二是资本主义工业大生产过程业已成为自然科学、技术的应用和机器系统生产的过程，可是，这些从工人劳动中分离出来的技艺和创造性，这些由工人制造出来的机器，也都成为资本剥削工人的手段。这也是一种被隐匿起来的劳动异化关系。对此马克思分析说：

在这个过程中，各种自然力和科学—历史发展总过程的产物（Product），它抽象地表现了这一发展总过程的精华—自然也发生同样的情况：它们作为资本的力量同工人相对立。科学及其应用，事实上同单个工人的技能和知识分离了，虽然它们—从它们的源泉来看—又是劳动的产品（Product der Arbeit），然而在它们进入劳动过程的一切地方，它们都表现为被并入资本的东西。

依马克思的看法，科学技术和机器生产的历史性源泉，无疑都是劳动者和工人的劳动，但一旦它们从劳动中分离出来之后，就异化为资本的力量，成为资本的固有属性，与工人相对立。马克思说，“用资本的物的属性来偷换劳动的社会生产力（gesellschaftlichen Productivkräfte）—这种做法在意识中已如此根深蒂固，以致机器、科学的应用、发明等等的好处，在它们的这种异化形式（entfremdeten Form）中，就被看作是必然的形式，从而所有这一切都被看作是资本的属性”。这里，马克思直接使用了我－它自反性关系场境中的entfremdeten Form（异化的形式）概念。在马克思看来，当工人自身劳动结合的“社会生产力”成为资本压迫工人的力量，当源自工人劳动的科学技术和机器成为资本奴役工人的帮凶，就使得这些劳动异化形式变成了资本天然属性的必然形式。他说，“在机器上实现了的科学，作为资本同工人相对立。而事实上，以社会劳动为基础的所有这些对科学、自然力和大量劳动产品的应用本身，只表现为剥削劳动的手段，表现为占有剩余劳动的手段，因而，表现为属于资本而同劳动对立的力量。”这当然是劳动异化的自乘。

我以为，这就是马克思在《资本论》初稿的第一册第六章中对自己劳动异化批判构式III核心部分的浓缩再现。这极其深透地揭露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生产与再生产的奴役性本质。它主要关注了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发生的劳动异化现象，而没有涉及马克思在《大纲》中深入讨论的发生在流通领域中的价值关系异化和货币权力异化，也没有讨论分配领域中出现的剩余价值形式（利润、地租和利息等）的异化问题。然而，在马克思正式修改《资本论》第一卷时，他最终还是决定用经济拜物教理论替代这个过于复杂和思辨的劳动异化批判构式，所以，集中呈现劳动异化批判构式III的第六章最终还是被他全部删除了。在我看来，这个第六章的被删除，并非因为它不重要，而是这种带有明显哲学色彩的劳动异化理论肯定不适合普通读者更好地理解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本质，因为它们会“引起很大的误解（grosser Mißdeutung）”，特别是经济学上的剩余价值学说。从学术价值上看，《1853—1865年经济学手稿》第一册第六章所包含的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总体批判和劳动异化批判构式，都是深刻和至关重要的，它属于马克思在狭义的历史唯物主义构境中，历史现象学和科学的批判认识论基础上广义劳动异化批判构式III的重要内容。它们没有再完整地出现在正式出版的《资本论》第一卷中，并非因为其不成熟，而是其过于深刻的思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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