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晞｜文艺复兴时期欧洲医生眼中的异域新药：“中国根”

2023-1

文艺复兴时期欧洲医生眼中的异域新药：“中国根”

文 / 高   晞

作者简介：高晞，复旦大学历史学系教授。

摘要：“中国根”即为中药“土茯苓”(俗名冷饭团)，16世纪由葡萄牙商人带入欧洲，被欧洲医生奉为“神木”。《中国根书简》作者为何会选择“中国根”阐述他划时代的颠覆性科学思想，以此分析16世纪以来中医西传对文艺复兴的科学思维转变的影响；从知识权力和学术权威的角度，探讨在欧洲医学从古典向近代过渡、科学初兴时期，医学观念和方法论的变革如何受到隐藏着的政治力量，如帝王意志、学术权威的影响，重点考察此时进入欧洲的“中国根”所担当的角色与产生的影响。

关键词："中国根";冷饭团;维萨里;查理五世

本文发表在《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3年第1期 #全球史中的中国医学  栏目

目录概览

一引言：查理五世相信“中国根”

二查理五世的痛风与“中国根”的实际疗效

三作为知识与权力隐喻的《中国根书简》

四中国根：欧洲科学革命的引药

结语：科学是一种沟通方式

一  引言：查理五世相信“中国根”

1545年冬天，西班牙国王、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查理五世(Charles V,1500—1558)正遭受人生第11次痛风的侵袭，2月9日英国驻荷兰大使沃顿(Nicholas Wotton,1497—1567)觐见查理五世，发现这位叱咤风云的欧洲政治强人状态非常糟糕：“他坐在一张椅子上，双脚放在另一张低矮的椅子上，用毛巾包着一条胳膊，脸色苍白，身体虚弱。”

2月10日，查理五世决定服用一种名为“中国根”的新药，服药不到两个月，他便恢复健康。原本猥琐地躲在比利时宫廷内不愿见人的君主，重新站立起来，再现帝王的威武。查理五世的决定是影响近代早期东西方医学史上的一项重要事件。这款让查理五世重振威风的药物是来自中国的菝葜类植物的根块，它的英文名是China Root，拉丁文为Radix China。该药最早由葡萄牙商人带入欧洲，对付正肆虐欧洲社会的梅毒，常用的葡萄牙名是Raizdos Chinas，当时还有一个中文俗名“冷饭团(lampatan)”，学者研究认为这即为中药“土茯苓”。当时欧洲的“中国根”主要由印度进口，因而欧洲人又称之为“Wood of Inde（印度木）”。受惠于“中国根”的神圣罗马帝国皇帝，亲自颁发药物许可证，使之进入正规流通渠道。被誉为“神木”的“中国根”一度风靡欧洲，引发了巨大的商机，在16—17世纪来往于中国、日本和菲律宾的货船上，“中国根”是必备的商品。

近二十年来，随着“全球史”、“海洋史”研究的兴起，海内外学者都注意到了中外物质文化交流史中这项引人注目的案例—梅毒良药“中国根”在欧洲大陆长达四个世纪的流传和广泛使用，纷纷展开研究。2022年最新出版的《文艺复兴时期医学，16世纪欧洲医学简史》便将“中国根”列为16世纪进入欧洲的两大新药之一，“中国根”第一次出现在欧洲医学史书写的显要位置上。只是，部分研究者的视野多聚集在“经济全球化”的世界贸易范围，作为大航海时代欧亚贸易的产物，学者们分别从贸易、文化交流与医药传播的角度展开探讨，研究者采信的史料多依据16世纪以来的商人、旅行者以及外派东方的欧洲医生撰写的游记、考察东方香药的医学报道，以及荷兰和英国东印度公司的贸易档案。这样的研究关切有利有弊，好处在于将一个医药交流事件放置在长时段跨区域的世界历史范畴内考察，可以突破医药史或是技术史的狭窄框架，通过贸易数字的统计与分析，考察“中国根”在欧洲所呈现的物质文化形态并论证“中国根”在欧洲盛行的史实，勾勒出药物全球跨文化交流的这一历史现象。然而，仅凭货物数字就想阐释欧洲科学家、政治权贵和民间社会对“中国根”的不同认知，难免显得单薄而无说服力，比如，所有的研究者都从既往的史料中发现，“中国根”并不是历史传说中治疗梅毒的良药，17世纪之后的欧洲医生就弃之不用，来自美洲的愈疮木才是对付梅毒的“神木”(Holy Wood)。那么，为什么“中国根”的社会影响会经久不衰呢？

若要分析“中国根”的神药形象是如何构建的，需要将眼光回到欧洲本土，从同时代欧洲医生的文献中寻找“中国根”使用的痕迹，考察医生认识、使用“中国根”的方法和态度，考察这款异域新药是否对欧洲医学知识的科学化转型产生过影响，以此发掘“中国根”的盛行与欧洲知识革命和科学方法论创建的相关度。本文将欧洲第一部以“中国根”命名的科学著作《中国根书简》(Radicis Chynæ,1546)为研究对象，并对照同时代中国医家的医方、医案和本草著作，尝试从科学思想史的角度探讨两个问题：第一、探究16世纪欧洲医学界对“中国根”的认识和使用方法；第二、从《中国根书简》作者的写作动机，分析他为何选择“中国根”阐述他划时代的颠覆性科学思想，由此分析16世纪以来中医西传对文艺复兴的科学思维转变的影响，并尝试从知识与权力、知识与权威的角度，探讨在欧洲医学从古典向近代过渡、科学初兴时期，医学观念和方法论的变革如何受到隐藏着的政治力量，如帝王意志、学术权威的影响，通过新型的科学术语实现方法论的建构，考察“中国根”在这一过程中所担当的角色。

二  查理五世的痛风与“中国根”的实际疗效

1545年冬天，查理五世服用“中国根”是为了缓解因痛风而致的手脚疼痛、麻痹不能行动的症状。同年，在中国出版的《药性要略大全》中有两例俗名为“冷饭团”的药材，1.“萆薢：主腰背痛强，骨节风，除寒湿周痹，阴痿失溺，关节老血，老人五缓”；2.“山牛（一名冷饭团。即萆薢），治风湿疮毒，及脚弱腰疼。极治杨梅等疮”。此两款药材恰好可以治疗查理五世的顽疾，看来查理五世自我选择“冷饭团”，算是对症下药了。

在所有服用“中国根”的病人群体中，查理五世是一位特殊受益者，也是医学史上著名的痛风患者。青年时，他曾因神经性疾病的发作而昏倒，1545年“痛风的侵袭、哮喘的折磨、重复的出血，让他筋疲力尽，他的右手和小腿皮肤过敏，头发和胡须全部花白。他感觉到自己气力渐弱，对于实现自己的抱负已经是力不从心。”当时，查理五世身边总有人不厌其烦地向他推荐这款新药，尤其是西班牙的贵族持续不断地向他灌输：“中国根”对呼吸困难和关节性疾病有永久的免疫力。

在对付所有疾病的药物中，没有比“中国根”更有特效性，而且愈疮木在西班牙和意大利各地已被完全放弃。他们出示朋友们的信件来支持这些说法。最后，皇帝终于萌生了服用“中国根”酒的想法。

“中国根”煎剂有掺酒和纯饮两种服法，查理五世在午餐与晚餐时先服用加“中国根”稀释的酒，餐后再喝下“中国根煎剂”。将“中国根”溶入酒中给病人服用也是葡萄牙名医卢西塔诺(Amato Lusitano,1511—1568)常用的方法。查理五世服药后，疾病症状有明显改善，“他比平时起得早，有时在早餐前打猎，或骑马去附近赏心悦目的地方，在适当的时间用午餐。”威尼斯(共和国)大使贝尔纳多−纳瓦格罗(Bernardo Navagero,1507—1565)记录了当时查理五世的疗法和饮食情况：

一周内，每天早上要喝两次由“印度木”制成的水煎剂，午餐是肉和酒，晚上再喝一次煎药，晚餐是杏仁、松子和肉酱。

摧毁查理五世身体的主要原因是他无节制的饮食习惯，但却因为他是主宰欧洲的帝王，无人可以劝阻他节食，英国人罗杰·阿斯卡姆(Roger Asham)曾记录下查理五世一餐的食物，有煮牛肉、烤羊肉、炉烤兔、烹阉鸡，阿斯卡姆描述到“他低了五次头去喝杯子里的酒，……每次喝不少于四分之一加仑的莱茵河酒”。无独有偶，在饮食管理上，皇帝与宫廷医生时常发生冲突，他们认为暴饮暴食的恶习导致查理五世的身体内脏器官积累了大量难以排出的液体。然而，久病成良医的查理五世特别重视自己的医疗方案，根本就听不进御医的意见，医生所能做的只是设法控制查理五世的饮食。当时西班牙贵族向查理五世推荐这款新药时，就重点强调：“服药时间短，对饮食的限止较低。如果我可以这样说的话，对比愈疮木，中国根受规则的约束更少。”按宫廷医生的记载，选择“中国根”完全出于皇帝自己的决定。而宫廷医生发现在满足皇帝的饕餮之欲方面，这款新药“至少是一种好的调理方法”，也就欣然接受了。“中国根”既可以对付病痛，又能解决服药与饮食的矛盾，满足了查理五世的双重需求，这款异域新药就这样顺利地进入神圣罗马帝国的宫廷药房。

“中国根”的确缓解了查理五世的手臂和腿部疼痛，

在过去的一年里，（皇帝）的左肱骨与肩胛骨连接的关节在运动中有些障碍，现在感觉很自由，手臂通过三角肌的力量抬起。当时左腿的踝骨和距骨与胫骨的连接处也出现障碍，导致行动受阻，破坏他的优雅形态，同样的问题也得到了解决。

“中国根”有效地治愈了查理五世的痛风，在医学上的解释是“它可以通过刺激发汗来排出疾病的毒液”，“中国根”的功能是促进排汗和排尿。受此影响，已罹患数月关节疼痛、并患有痛风和神经系统的虚弱疾病的西西里岛的波素勋爵(Dominus de Bossu)也严格地按照查理五世的处方饮服“中国根”。

历史文献中关于查理五世痛风的记录不胜枚举，但是“中国根”如何治疗查理五世痛风的记录仅限于同时期出版的《中国根书简》，它其实是查理五世的宫廷医生、比利时人体解剖学家维萨里(Andreas Vesalius Bruxellensis,1514—1564)写给他朋友的一封书信，1546年8月在瑞士巴塞尔出版，拉丁文版。

这是第一部在欧洲出版、纪录名医使用“中国根”经验的医学专著，其出版时间早于以往学者使用的驻扎在印度的葡葡牙和西班牙医生撰写的印度香药和商旅书籍，这为研究“中国根”进入欧洲的历史和“中国根”的实际疗效提供了最直接的素材。维萨里的书信中记录了十多起他听到、见到和使用“中国根”治疗病人的案例，第一例：安特卫普病人，消瘦、梅毒不严重，内脏已出现严重问题，服用“中国根”之后，出汗，死亡，维萨里认为他的死亡与服用“中国根”无关，因其已病入膏肓。第二例：极度消瘦和憔悴，梅毒，皮肤没有出现损伤，左肾出现明显的结石，他因肾脏极度疼痛而死亡。第三例：神圣罗马帝国军需长官加斯塔尔多(Jean-Baptiste Gastaldo)因腰部以下的神经性疼痛而瘫痪，以及胃部的虚弱，冬季只能卧床不起。在使用“中国根”煎药后，取得了良好的效果。第四例：西西里岛的统治者路桑切斯勋爵(Lord Ludwig Sanches,？−1549)，因寒冷和潮湿而导致的胃部虚弱，肝脏静脉收缩，胆管阻塞，痰液从头部流出。桑切斯在了解了“中国根”的美誉度之后，经朋友鼓动，他选择了“中国根”治疗。第五例：西西里岛的统治者波素勋爵，以“中国根”治疗严重的痛风和神经衰弱症。此外，“中国根”还被送给威尼斯主教，以及一些没有姓名的患者。

从维萨里的病案考察，“中国根”在16世纪中叶欧洲医生的手中就像一块“神木”可以对付多种疾患，有：多痰的胃病，肝脏和脾脏的疾病、结石、痛风、麻风病、各类皮肤性疾病(疥疮、恶疮)和神经类疾病等，“中国根”还可治疗骨骼和关节脓肿，放松抽搐和收缩的神经，使松弛无力的肌肉变得强壮；改变因身体腐烂而弥漫出的异味，消除口臭；缓解呼吸困难，消除慢性心绞痛。而梅毒只是其中的一种疾病，患者所占的比例并不突出。《中国根书简》的论述纠正了长期以来医学史界的一个误解：“中国根”只是治疗梅毒的良药。

当我们将视线转向东方，追溯“中国根”的发源时，便会有出人意料的发现，在中国医学历史上，“土茯苓（即中国根或冷饭团）”亦是在此时出现的一款新药材，在中医本草学著作中，它也是与治疗“杨梅疮”的处方相关联的。那么，同时代欧洲医生与中国医生对“中国根（冷饭团）”的药性认知相同吗？中国医生又是如何评估“土茯苓”这款新药材的？明朝医生张时彻著有《摄生众妙方》(1550年)，其中收录一味治杨梅疮的“加味遗粮汤（冷饭团）”，该药方同时还治疗“风毒，及识破服轻粉瘫痪、筋骨疼痛、不能动履者，服此除根。”按李时珍的《本草纲目》中所论述的“土茯苓”功能，除治疗杨梅疮，还“能健脾胃，去风湿。脾胃健则营卫从，风湿去则筋骨利，故诸证多愈，此亦古人未言之妙也。”1612年《本草原始》中的“萆薢”主治食之当谷不饥，调中止泄，健行不睡。健脾胃，强筋骨，去风湿，利关节，止泄泻，治拘挛骨痛，恶疮痈肿，解汞粉、银朱毒。显然，东西方医生同时发掘出“土茯苓”对付脾胃、骨骼关节疼痛等的功效，都没有局限在梅毒一种疾患上。

三   作为知识与权力隐喻的《中国根书简》

与同时代欧洲医生积极肯定“中国根”的姿态不同，维萨里书信中所表述的观点反复多变且矛盾迭出，令人难以把握他对“中国根”的真实态度。比如，受意大利导师的影响，维萨里并不相信“中国根”的疗效，行医期间他从不主动给病人推荐“中国根”，时常是病人提出要求使用“中国根”，他则从治疗角度提供配方的支持。他表示非常肯定“中国根煎药疗效远比愈疮木差。”但他又会为“中国根”治疗失败寻找理由，说病人在服药前已病入膏肓，死亡与服药无关。又譬如，他描述查理五世服用“中国根”之后恢复了帝王的优雅体魄，能骑马打猎，改善了饮食习惯，但又说其实皇帝服药前已经没有呼吸困难，也没有痛风的苦恼，似乎这一切改变与“中国根”无关，进一步又暗示皇帝多年颤抖的手，在服煎药前后变化不大。他一方面表示自己对“中国根”兴趣不大，另一方面又到处打听“中国根”在其他国家输入和使用的状况，并收集“中国根”的处方，展开研究。诸如此类的说辞和自相矛盾的行为贯穿在他的书信中。如何理解维萨里的思想波动和他对待“中国根”的态度？

在世界科学史的叙事中，维萨里是与哥白尼齐名的科学家。在担任查理五世的医生之前，他是意大利帕多瓦大学(Università degli Studi di Padova)的解剖学教师。1543年，在哥白尼发表了划时代作品《天体运行论》的同年，维萨里出版了《人体之构造》(De Humani Corporis Fabrica)，这是医学史上一部里程碑式的巨作，他将医学的知识根基—解剖学—从古罗马名医盖仑(Aelius Galenus，129—216)创建的古典知识体系中引领出来，不仅如此，维萨里所开创的人体解剖的实验方法奠定了西方医学科学的范式，他被誉为近代解剖学的创始人，按历史学家的评论，“解剖学从此变成了维萨里式的，而维萨里本人则成为了背景”。作为文艺复兴时期欧洲医学界的新生代，维萨里在“中国根”问题上所表现出的不可理喻的思想反复和暧昧态度不仅与他的科学家形象相去甚远，亦为后人考察“中国根”的实际影响制造了障碍。究其根本原因，恐怕需要从维萨里的身世、学术经历和撰写《中国根书简》的动机去考察，尤其是他与查理五世的关系去分析。

维萨里出生于比利时的一个医学世家，他们家族四代都是欧洲哈布斯堡家族(The House of Habsburg)的御医和药剂师。父亲鼓励其延续家族的习医传统，1533年在父亲的朋友、御医尼古拉斯·弗伦拉斯(Nicoluis Florenas)的介绍下，维萨里进入法国巴黎大学学医。当时的巴黎是复兴和教授盖仑学派(Galenism)的知识中心。所谓盖仑学派就是奉盖仑的解剖学著作和四体液思想为圭臬，作为医学教学的理论指导和医学的治疗原则。巴黎有两位导师对维萨里的影响至深，分别是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者、德国籍医生安迪拿其(Johann Winter von Andernach,1505—1574)和法国著名的解剖学家西尔维乌斯(Jacobus Sylvious,1478—1555)，他们都是盖仑学派的追随者，前者因翻译了盖仑的《解剖学程序》(De Anatomicis Administrationibus)而确立了自己的学术地位，西尔维乌斯则是盖仑的崇拜者和学术阐释者，巴黎盖仑学派的代表人物。在此氛围下求学的维萨里表现出对解剖学的浓厚兴趣。1537年维萨里在意大利取得帕多瓦大学医学博士学位之后，受聘在帕多瓦大学教授外科和解剖学。

在学理上，维萨里接受的是盖仑解剖学体系，但在思想上，他又认为解剖学的古典研究遭受了“耻辱的、最具灾难性的重创”，他的学术理想就是恢复古典医学艺术光辉。他所著写的《人体之构造》，试图以精致准确的人体图谱、绘画语汇和丰富的人体知识，纠正盖仑解剖学的错误知识，重塑原始的解剖学知识，以此确立规范的人体知识。维萨里的想法和作品威胁到了欧洲各国医学院中被称作为盖仑学派的解剖学家们的学术地位和知识权威，他们认为这个年轻人离经叛道的言辞是粗鲁的，他的作品受到同行和老师的责难，并“被无知的人污蔑”。事实上，维萨里从未全面反对盖仑的学术，而是在发现盖仑解剖学教科书中的人体描述与人体解剖时实际观察中看到的不一致时，对其进行调和或纠正。面对导师和同行们愤怒的批评，年轻的维萨里沮丧地烧毁了自己的手稿和为研究所收集的素材，离开了大学，并发誓再也不做解剖学。

维萨里的学术遭遇一直为科学史和医学史界的学者津津乐道，在医学史和解剖学教科书上，他是因反对传统和权威而“被迫害”的科学家典范。

然而，西方维萨里的研究者认为，维萨里中止学术生涯是因为他更想当医生，以维系他的家族传统—担任哈布斯堡皇室的御医。早在1538年，他的父亲就将维萨里编绘的《解剖六图》(The Tabulæ Sex)赠送给查理五世，1543年，维萨里将《人体之构造》题签敬献给“天下无敌神圣的查理五世”。当代研究者指出：“虽然将书献给皇帝在一般情况下是很自然的事，但在现实中，这似乎是与维萨里寻求朝廷任命为御医的决定有关。”1543年8月，维萨里来到查理五世停留的德国斯佩尔(Speyer)，以宫廷医生身份，参与了查理五世与法王费朗索瓦一世的战争。维萨里认为战争可以给他提供更多磨炼外科技艺的机会。他离开学校后，还结交了意大利新兴权贵美第奇家族，并获得他们的资助，使他有足够的资金支撑自己的解剖学探索。1544年夏天，维萨里正式成为查理五世的御医，追随他四处征战。1545年查理五世罹患痛风，服用“中国根”的这段时间，维萨里一直陪伴左右。欧洲诸国王室的御医和显贵的医疗顾问获知“中国根”得到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的青睐和许可后，一时趋之若鹜，纷纷致信向维萨里咨询“中国根”的炮制方法和治疗方案。其中还有维萨里的好友、比利时梅赫伦市首席医生多米努斯(Jocahim Roelants,1496—1558)，他曾任查理五世姑母、荷兰摄政王玛格丽特(Netherlands regent Margaret of Austria,1480—1530)的御医。

在维萨里逐渐接近家族的终极目标—登上御医位置之际，欧洲解剖学界的教授们并没有放过已远离大学解剖教室的维萨里，他曾经的导师西尔维乌斯在巴黎的课堂批评维萨里的言辞是“无礼”而“浮夸”的，指责维萨里对盖仑学说提出疑义是“不忠”的行为。西方研究者认为西尔维乌斯的目的就想破坏维萨里在宮廷中的地位。尼采指出权力与知识之间有着密切的关系，知识是权力意志的体现，当维萨里通过设计新方法创造出的新知识和新术语，挑战他导师和解剖学的权威时，他们就会利用自己掌握的学术话语权从道义上摧毁维萨里，将其扼杀，而维萨里则以其人之道予以反击。1546年1月维萨里遵查理五世的旨意留在荷兰尼姆维韦根(Nymwegen)，照顾重病的威尼斯大使拿代捷罗(Bernardo Navagero1507—1565)。6月13日，维萨里在精美的羊皮纸上给多米努斯写了一封长达60页的书信，首先叙述了欧洲御医们共同关心的“中国根”与查理五世的故事；其次，以解答多米努斯儿子关于“如何传承保护古代医学”的问题为切入点，阐发他批评盖仑解剖学的理由，他借助人体解剖的新发现，揭示以动物解剖为基础的盖仑解剖体系中所存在的盲区与错误，以此反驳西尔维乌斯关于盖仑不会有错的观点，进一步阐释他关于科学概念与方法的思考。

如果说，维萨里是查理五世服用“中国根”的叙事者，那么，这种叙事本身就是权力的再现，维萨里清楚“随着中国根的名气越来越大，它现在开始有了新的动力，被赋予了新的力量”。这股新力量就是查理五世，“皇帝的威望在短时间内赋予了这种药物如此大的名声和声誉”。

权力掌握着知识，知识亦可再现权力，在查理五世赋予“中国根”某种特权的同时，也为“中国根”知识的阐释者创造了建立学术权威的机会。维萨里充分利用了欧洲医生渴望了解“中国根”处方的不纯动机，“不在场的人知道世界上最伟大的统治者使用中国根，对这一药方有华丽的感觉和判断；他们认为如果他们也不学习这种煎药的系统，就会错过很多东西。”维萨里在使自己成为“中国根”专家的同时，又彰显了自己与欧洲最有权势人物的特殊关系。

这点可从《中国根书简》书名全称中得以证实：

布鲁塞尔的爱德鲁·维萨里，御医

书简

天下无敌的神圣查理五世服用的“中国根”煎煮及使用技术说明。并总结了给雅各布斯·西尔维乌斯(Jacobus Sylvius)的一封书信的内容及其他诸事。这对研究真理、尤其是研究人体结构的学生会有很大的帮助，因为它表明，迄今为止，在这个问题上，盖仑轻易地被过分地信任了。

维萨里巧妙地将查理五世服用“中国根”与他和西尔维乌斯的学术之争放在同一平台讨论。知识的叙述常常表现为话语权。在查理五世的庇荫下，维萨里在书信中继续对盖仑体系展开批评，表明他的科学态度，宣誓自己的学术地位，达到维护自己御医位置的目的。维萨里的弟弟在《中国根书简》的序言中，透露了维萨里的真实思想：

该书收入一种新药，尤其是“中国根”药剂的炮制法，以及其他一些药物，同时附加了解释，这很容易让追求真理的信徒，思考盖仑的学术，这位著名的解剖学家、教授，他并没有解剖人，只是描述许多人与动物不同处。

四   中国根：欧洲科学革命的引药

《中国根书简》与其说是一封私人书信，还不如说是一篇严谨的科学论文。维萨里从科学角度对“中国根”的临床应用作了全面阐述，类似一份“中国根”的说明与临床使用指导手册，其内容包括：学术名称的甄别，药物进入欧洲的来龙去脉、植物特征与特性、炮制方式、治疗方案以及与其他相关药物的比较研究，维萨里结合自己的实践经验和临床案例对“中国根”的疗效作了科学的分析。以对“中国根”治疗梅毒的评价为例，维萨里与同时代其他名医的结论亦有差别。一般而言，欧洲医生喜好将来自东方的“中国根”与美洲的“愈疮木”作比较，同时代的葡萄牙名医卢西塔诺认为“中国根”对付梅毒的疗效比愈疮木和美洲菝葜好。维萨里也承认它“对梅毒有神奇的疗效，无论是新近感染的还是长期存在的，它能消除身体任何部位的疼痛，减少肿胀。即便恶疮即将化脓，也可以用‘中国根’煎剂清洁之，使之结痂，覆盖皮肤，恢复正常，温暖因梅毒而受寒和麻木的神经，使虚脱的人恢复健康，驱除梅毒引起的精神性疾病。”维萨里本人坚持认为“中国根”不如“愈疮木”。不过在书信中，维萨里又忠实地记录社会舆论普遍喜欢“中国根”的理由，是因为“它有愈疮木所有的优点——不，还有很多，甚至是相互排斥的优点。”充分反映了他尊重事实的科学家态度。

为了科学地研究“中国根”的原理与疗效，维萨里手中还握有一份意大利文的炮制法和一份西班牙文处方的片段。不可思议的是，东西方在“中国根”的处方、煎制、服法和药物禁忌等诸方面存在着惊人的相似之处。如何饮服“中国根”？欧洲医生制定了严格的方案，首先，医生会因人制宜地确定医嘱。该疗程分为前、中、后三个阶段执行，服药前先清肠，第一阶段24天，早晨空腹饮用后要卧床二小时，静待发汗，注意避风；第二阶段减量，再服8天左右，若效果不佳的话，则继续服24天；第三阶段清肠。患者因梅毒身体有溃疡，或痛风产生的疼痛，可用浸润药剂的毛巾敷贴，也可用药剂清洗痛处。服药期间，患者还要遵守各种规则，有诸多食品和生活方式的禁忌。比如，不能有性生活，不能吃鱼，减少外出，在室内作适当运动，出门一定要避风保暖，回屋后即敷上药浸毛巾等。维萨里会给病人服用两个疗程。

对照中国医籍中的处方，相比欧洲医家的记录略为简单，《景岳全书》中记载：

每日用土茯苓成块者一斤，洗净，用石敲碎，先入水二升，煮取汁四碗，收瓷器内，将前渣再入水四五碗，煮汁二碗，并入前汁内为一日之用。若病在上者，加木香二钱；病在下者，加牛膝一两，与土茯苓同煎。病者不得另饮茶汤，但将土茯苓汤时时饮之。若饮汤半盅，加五宝丹二厘，饮一盅，体厚者，加六七厘，一日内服尽此汤为度。在上饱服，在下饥服。忌茶酒并一切发风动气之物。……大忌房事。轻者十服，重者二十服痊愈。

维萨里对“中国根”的处理和饮用，从今天的角度看与中国医学的治疗原则是有着异曲同工之妙的，首先，制作基本相同，均是将药材切成小片，以水单煎，亦或可与猪肉同煮；其次，服食方法相近，当天服用，要求热服，可与酒相混而饮；第三,忌房事；第四,忌生冷、荤腥之物。禁忌有所不同：1.欧洲医生明确要求病人服药时要出汗；2.服药前，要求病人先净化身体，排空体内东西，“应该用放血的方式进行净化”。3.中医忌茶、酒和醋；4.欧洲医生要求服用24—25天，中国医生要求服10剂，最多20剂，波斯医生要求服40天。5.欧洲医生处方可食坚果和蜂蜜，与波斯医生相同。这些不同充分显示了东西医学在基本理论的差别，欧洲体液病理学的思想指导着医生关注服药前后的体液流动、排出与放空的状况，而中国医生则依据“气血”原则对症下药。

《中国根书简》是维萨里阐述自己学术方法和表达科学态度的工具，他试图通过解读新药“中国根”的方法为自己反对盖仑经典学说、创建自己的新观点作辩护。维萨里以“中国根”研究为例正确地示范了如何科学地观察研究“新事物”，客观地评估“新药”的效果和价值，在接受新事物的同时，展开对旧理论的批评。

其一，如何端正科学的态度与认知，面对世人对“中国根”的追捧，维萨里清楚这是因为“皇帝的威望在短时间内赋予了这种药物如此大的名声和声誉”。他批评跟风的医生，“以专家身份跟随在王子们的后面，在公开的场合享受到人们的赞扬，而把自己的研究远远抛在脑后”。维萨里虽反对盲目相信学术权威，但更反感医生追随权贵的风气。其二，以观察和实证的方法，重新检视古典学术的内容，在《人体之构造》中，维萨里认识到自己最初是“盲目相信”盖仑的结论，他对科学真理的认识与发现是通过观察、亲手解剖、准确绘制和阅读比较盖仑的著作逐步建立起来的。维萨里表示“我们不会像病人那样不理智地赞叹这些外来的东西并把它们用于治疗，不管它们是多么地与理性和我们的艺术方法相抵触。”维萨里列举了欧洲医生常用的治疗痛风的苦草，对付梅毒的土大黄、美洲菝葜等药物，通过调查、分析和比较的实证方法阐释了新药“中国根”的效果。其三，如何对待“新”知识、方法和新药物。维萨里在信中说自己是第一个通过对真相调查而对盖仑学说提出挑战的青年人，相信同时代博学者们会为后生超越的努力而骄傲。

维萨里书信很快以抄本的形式在比利时医学生手中流传开来，1546年8月《中国根书简》拉丁文第一版在瑞士巴塞尔出版，同年，第二版在威尼斯发行，1547年第三版在里昂面世，该版的标题直接简化成：维萨里著《中国根书简》，删去了致查理五世和批评西尔维乌斯的词语。此三版的拉丁文名称均为“Rdicis Chynæ”。从1546年至2015年，该著作共计出版有13个版本，语言涉及拉丁语、法文、荷兰语、德文、西班牙文、英文。

在世界科学史上，维萨里是西方医学由古典向近代医学转型的领路人，《中国根书简》记录了他与以西尔维乌斯为首的盖仑信徒间的学术争执。在这场“新科学医学”与“旧盖仑学派”的直接较量中，新药“中国根”起到了药引子的作用，催化了科学新思想的产生。维萨里在“中国根”的最后部分讨论了“新学”与“旧学”之间的关系：“如果一个人在医学的某一领域有很深的造诣，他就会对其他的医学知识产生抵触情绪。”正如后来的研究者对《中国根书简》的评论：“在同一封信里他讨论中国根，同时又对盖仑进行了猛烈的攻击，对这两个问题的处理都是因为他受到相信科学解释，不要迷信权威的启发。”

结语：科学是一种沟通方式

16世纪，初入欧洲的“中国根”之所以能在很短的时间内风行一时，与两位历史人物有关，一位是查理五世，另一位是御医维萨里。晚年的查理五世依然受困于痛风和各种疾病，报告说这位在欧洲战场上叱咤风云多年的老人“整天脾气很坏，情绪恶劣，一只手已经瘫痪，一条腿弯缩在身体下面，他拒绝接见任何人，把时间消磨在拆卸和装配钟表上。”盛传他将不久于人世，1555年1月，查理五世退位隐去修道院，临别时，他给了维萨里一笔终身养老金，并允许他为新统治者服务。在现实的世界里，“中国根”并没有帮助查理五世摆脱疾病的困扰，他去世前，痛风再次强烈发作。而维萨里则顺利地成为新皇帝菲利普二世的御医。

维萨里写信的初衷是向朋友阐释他在《人体之构造》中未尽的求真的科学思想，“中国根”的内容只占其书信的五分之一篇幅，然而，当私人间的学术与思想交流将被公之于众，作为知识产品流入更广泛的天地时，维萨里决定将书命名为《中国根书简》，并将查理五世名字置顶封面，为其拥有的知识权威背书。《中国根书简》不仅完整地记录了“中国根”在初入欧洲至盛行的历史真相，并且还原了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科学家如何通过翻译阐释异域新药，发挥帝王的政治权力，彰显科学家的知识权威，以此推进欧洲知识体系由古典学说向近代科学过渡的历程。

这部作品由新药学和人体解剖学两部分内容组成，按当代的科学分类体系看，是两套截然不同的知识体系，合在一起似乎有些风马牛不相干。事实上，这部科学专著真实地反映了文艺复兴时期博物学家的身份特征和研究旨趣，近十年来西方学者关于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博物学家和解剖学家的研究，有楠川幸子的《为自然书籍制图：16世纪人体解剖和医用植物书籍中的图像、文本和论证》和柯浩德的《交换之物—大航海时代的商业与科学革命》，这两部专著已译成中文出版，英国医学史家诺顿的新著《文艺复兴时期医学，16世纪欧洲医学简史》考察的视角也集中在这两个领域。正如诺顿所指出的，16世纪的欧洲医学处于“新药与旧文献”、“新药与旧范式”并存的时代，欧洲的人文主义博物学家和医生在追溯古典知识的基础上，通过对身体解剖、植物标本收集与分类创建了一个由新概念、新方法和新技术构成的“知识仓库”，从而重建他们对自然世界的认知，此时闯入欧洲的“中国根”，在博物学家和医生的视野中就是一种可以进入到他们“知识仓库”的特殊知识产品，而不仅仅是一个可以产生利润的商品。“由大航海发现引起的态度转变是一个里程碑，影响的不仅是地理学和地图说，还是‘自然史’。这引发了所有科学学科（不仅是数理科学）的变革—因为它影响了所有科学学科的研究方法。”异域而至的新药就是旧知识转变的驱动力。

16世纪的欧洲医生和东方医生在处理“中国根”药材时所表现出的相似性，更是一种令人不可思议的历史现象，提示我们思考在东西方的传统医学知识体系中是否存在着内在逻辑一致的可能性，关注被历史学家忽略的东西方医药学之间所存在着的交互、对话与影响。西方学者认为，16世纪进入欧洲的美洲和亚洲岛屿的新植物，推动了欧洲博物学家和药物学家对来自异域的植物与本草的研究，正是这些交错的东西方传统，使植物科学的创立成为16世纪最伟大的综合科学成就之一。作为一种药材，“中国根”从东方流传到欧洲的名医维萨里等人之手，竟然被演化成一项具体的科学研究活动，知识的流动就这样构成了不同文化间互动的一部分，印证了薛凤提出的“科学可以理解为一种沟通方式”的观点。

为什么之前的研究者会忽略这些问题，关键在于，我们只关心漂流在大西洋和印度之间的“中国根”的命运和经济数据，却忘却了它抵达的彼岸，是一个正在经历着新旧知识和生活裂变的世界，而研究者根本没有注意到“中国根”在这场思想变革中所承担的角色。此外，由于查理五世个人体验的介入、查理五世与维萨里的特殊关系，致使在欧洲医药市场流通的“中国根”一直配带着“权力”符号和“权威”的光环，这点也为所有研究者所忽略。如果说，维萨里以《人体之构造》向盖仑学派的古典医学发起挑战，那么，《中国根书简》就是通过对“中国根”的分析与研究，深化对盖仑动物解剖学思想和方法论的批评，创建了医学科学研究的方法和路径，将西方医学从古典领进了文艺复兴的新时代，西方学家认为盖仑主义在文艺复兴时期逐渐走向衰落，而维萨里和他的著作就是一马当先的斗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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