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卫楼与第一台中文打字机
在古老的京杭大运河岸边，一艘小船即将启程前往大运河北端的通州，当O.D.弗洛克斯（O.D.Flox）踏上这艘小船时，他尚无法预计此行将会有怎样一番际遇。弗洛克斯是西方教化联合会（Western Civilization Union）的成员，该组织位于美国，其宣称的目标是“通过介绍各种省力机械，改善无（基督教）信仰世界人们的社会条件”。他认识一位美国的发明家，或许此人掌握了制造这样一台机器的诀窍：适用于中文的打字机。“一台中文打字机，”他想，“一台旨在使人们免于记住汉字那种种令人眼花缭乱的钩钩弯弯的打字机，对我来说是一个大胆而新颖的想法。”
正是《华夏时刊》（Chinese Times）上的两篇非常有意思的文章，促使弗洛克斯开启了这趟旅行。第一篇文章发表于1888年1月，名为《中文打字机》（“A Chinese Type-writer”），作者用简洁而热切的笔调介绍了一位美国发明家和他的发明。文章写道：“在它的辅助下，外国人也可以快速地打写出漂亮而清楚的汉字。”“你可以用它学习汉字和读音，解决相关疑惑，速度快得惊人……你会像小孩一样从入门的方块字学起，同时你也可以与中国的朋友交流（原文如此），或是写书。”
第二篇文章的口吻则有所不同。作为有益知识传播联合会（Islands’Syndicate for the Promotion of Useful Knowledge）成员的亨利·C.纽科姆（Henry C.Newcomb）于这年3月17日给编辑写信，戏谑地将文章命名为《那台中文打字机》（“That Chinese Type-writer”），他在信中强烈质疑了这名美国人所谓的发明成果，并转述了一个曾经以个人身份拜访过该发明者工作室的匿名“朋友”的话。信中说：“他的铅字放到一起拿在手里感觉很大，将近有1立方英尺（约28316.84立方厘米），而且使用前必须先将它们分类。这看起来很容易，但只有那些健康到能活过70岁的人才有可能做到。”纽科姆总结道：“实际上，该发明对于普通人并没有太大用处，除非他们身边有老师能够随时给予指导。可如果我们要请老师，那为何不让这位老师直接负责打字呢？我们何必‘养狗而自吠’？”
乘坐一艘“小小的河船，一连几日都得由纤夫拖行”，弗洛克斯踏上了一段类似于《黑暗之心》的追寻之旅。当他抵达通州的时候，他见到了拜访对象，不过这个人完全出乎他的意料。谢卫楼于1841年8月13日出生在纽约的盖恩斯维尔（Gainesville），曾短暂做过教师，后来在美国内战时期被召入纽约志愿步兵团第十七团。他在波托马克军团（Army of the Potomac）服役两年后晋升为军士长，后退役回家，正如他去世时的讣告所记述的，“他在军旅期间的经历和伤病一直相伴余生”。
在之后的岁月里，他致力于传教事业，特别是在中国。他在1868年3月写给兄长的信中谈道：“中国是我特别感兴趣的地方”。第二年，他和新婚妻子埃莉诺（Eleanor）在通州定居。在弗洛克斯看来，他似乎“与人们通常认为的传教士相去甚远，他们应当养尊处优、悠闲自在，时刻不忘向教会报告其工作‘进展’”。相反，身高5.7英尺（约1.74米）的谢卫楼身上仍然带着几年前一次近乎致命的遭遇所留下的伤痕，当时他遭到他雇用的一个中国木匠的袭击，那个木匠后来逃跑了。弗洛克斯记述道：“他不过中年模样，看起来却像法老梦中的第二群母牛一样瘦削，而且丝毫看不出他书桌上的这台机器蕴含了当时世界上最丰富的成果。”
谢卫楼发明的中文打字机
谢卫楼新婚不久便启程前往中国，此时的中国正处于一个大变革的时代。9年前的1860年10月，清廷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仓皇落败，第一次鸦片战争则发生在这次落败的20年前，即1839年至1842年。中国被迫签订了1842年的《南京条约》和1858年的《天津条约》，多个城市被作为通商口岸向外国商人开放，基督教传教士也得以合法地在清朝疆域内开展活动。
当弗洛克斯到访时，谢卫楼新发明的装置与其说是一台机械式打字机，不如说是一套可以迅速上墨和压印汉字的技术。1886年，凭借其从父亲那里获得的木工经验，他试着制作了一套印章般的木活字，而且在这个过程中，他肯定也注意到了我们在第二章中提到的姜别利有关中文常用字的研究。威妥玛爵士（Sir Thomas Francis Wade）于1859年创立了一套罗马化拼音系统——北京话音节表（Peking Syllabary），谢卫楼即是根据这一系统，按照字母顺序将他制作的木活字排序，如此，他就能够以较快的速度逐一定位、上墨和压印汉字了。谢卫楼在相关文章中写道：“通过实践我发现，利用这种列表排印和活字压印系统，我在印字时可以做到像中国文人写汉字一样快，五年来我一直用它写作。”
弗洛克斯十分热切地描述了谢卫楼的印字流程：
发明者转向他的活字盒，带着天才素有的骄傲气质，仿佛凭其才智已然洞见自然之奥秘，他用带有魔法般的手触摸这些汉字，完整优美的中文句子便款款流出，汉字排布齐整划一，犹如列队的士兵。看到这台机器的真实运作时，我不禁热泪盈眶。我紧紧握住发明者的双手，对他说：“敬爱的先生，您真是人类的恩公。我们或许可以依靠西方教化联合会的资源将这台完美的机器向全中国推广，而且我们会小心提防——不论有人对此提出多么愚昧无知或居心叵测的批判——确保您作为伟大发明家和真正慈善家的英名永远不会受到玷污。”
就在谢卫楼发明这种新的压印技术的同一年，他还从天津购买了一台破损的西式英文打字机，并请一名中国的“钟表匠”修复它，从而可以用来书写英文材料。谢卫楼在给父母的信中写道：“虽然目前使用机器书写的速度还不及手书，不过经过学习，我很快将实现这一目标。使用它的一大好处就是在晚上写作时再也不用担心眼睛疲劳了。这是之前从没有过的。”
掌握了这项新技法后，谢卫楼开始了新的探索：设计一台“类似”打字机的书写中文的机器。受当时美国新出现的打字技术的启发，谢卫楼开始思考如何将这些印章般的中文活字改造成一套整体的机械装置。不过，问题在于面对非字母文字的中文，如何去制造这样一台机器。谢卫楼推理：“在西方的字母语言打字时，用一块按键不超过80个的键盘便可以满足大写、小写、数字等各种书写需求，而用某些精良的切换键盘打字机时，仅30个按键便可运转如飞。”不过，他认为用这种方式来设计中文打字机是行不通的。他反思道：“这反映出西式打字机在向中文语言改适时所面临的基本难题，因为每个汉字都是独特的表意文字。”
谢卫楼发明中文打字机的动机是复杂的。虽然一般认为他是为了提升印刷速度从而方便向潜在的中国信众传播基督教和西方文本，但从当时传教士掌握的印刷技术看，这一愿望已经被很好地实现了。实际上，从1881年编译的6卷本巨著《万国通鉴》（Universal History）开始，他已经先后编译了很多部外文作品，包括《系统神学》（Systematic Theology,1893）、《神道要论》（Important Doctrineson Theology,1894）、《理财学》（Political Economy,1896）、《是非要义》（Principles of Ethics,1907）、《心灵学》（Psychology,1907）和《政治源流》（Political Science,1909）等。他也经常向《小孩月报》（The Child’s Paper）等一些刊物投送短篇的中文稿件。所有这些都表明，利用他的方法和技术，谢卫楼的出版雄心已经得到了充分的施展。
不过，一提到用中文写信这种比较私人的活动，谢卫楼就感到一阵失落。他提道：“保罗通过手写信的方式与各地的教会加强联系，使事业取得了很大成效。”这表明他自己和其他传教士可以利用这种新装置来与他们的中国同事通信。“很明显，在传教活动中，这是个广泛而重要的部分，但由于大家不愿意为了书面沟通而学习和掌握汉字，这项工作在很大程度上被忽视了。”他发明中文打字机，并非是考虑到会对中国经济、现代化产生什么潜在影响，或是出于其他一些宏伟而抽象的观念。对于谢卫楼而言，他的打字机意味着自己可以不再依赖为其长期代写信件的中国文员和秘书，换句话说，谢卫楼旨在开发一种中文机器人，或者说类似于誊写员的机器，它能打汉字，从而使自己不再需要真正的中文文员。虽然他和他的许多外国同事都认为自己虽然已经相当熟练地运用中文（即使算不上流利），但只有拥有这样一台新设备，他们才能亲自打出优美的、符合其博学和地位的中文文书。
不过，美学并不是唯一的考虑因素。“我相信，”谢卫楼写道，“现阶段从事中文文化工作的外国人，正在受到中国助手不必要的束缚。”他认为在有些方面需要提防这些文员：他们作为文化不同的第三方，会持续地干预、巧妙地篡改并最终介入外国人的作品。在谈到外国人和他们的中国助手时，谢卫楼评论道：“他们通常会与作者沟通，用笔记下所说的内容，然后以中文的风格将作者的意思表述出来。……经过这一过程你会发现，最终的产物在很大程度上损失了作者想要表达的意思，并掺入了大量助手本人的想法。”因此，与其他在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工作的同事一样，谢卫楼的动机源于对自己无法避免要依赖翻译和誊写过程的持续焦虑，担心这将导致作者原意的损失（或是被私自恶意删减），以及作品中被植入本地文员的世界观和认知。
为了证实他的担忧，谢卫楼提到了一本不具名的有关植物学的书，作者是一位“身在中国的杰出西方学者，他在书中告诉学生，中国南方有一种植物是从虫体内生长出来的”。谢卫楼继续讲道：“当然，这样一个有趣的自然史现象是由他的中国文员擅自加入的，并且以某种方式通过了审校。”他承认：“如果没有一位出色的本地学者审读，外国人是没有太大把握去出版中文作品的，不过如果能在一开始就借助打字机养成独立写作的习惯，那么我相信，外国人早就可以用中文自主表达了，而且可以完全自由地写作，不必依赖中国文员的在场。”谢卫楼的机器将使身在中国的外国人夺回自己对于意义本身的自主权。
基督的身体：谢卫楼中文打字机的常用字逻辑冲突
谢卫楼研发中文打字机的实验过程并不是凭空出现的。与之前的姜别利、包铁、李格昂、劳图尔等人一样，他的进展也是由自己对汉字的一些根深蒂固的认识塑造的。他主张“每个汉字必须被视为一个不可分解的个体”。谢卫楼进一步推论：“因此，每敲击一次，机器打出的不应是字母或文字的部件，而应是完整的文字。它必须能够迅速、精确地从4000至6000个汉字中将所需汉字传送到打印位置。”
谢卫楼对汉字的认识只是一种主观信念，而非客观中立的事实陈述。正如我们在前一章所见，拼合活字印刷术并不把汉字视为“不可分解的个体”，而视为一种元语言的，或者说副现象的实体，由更为基础的元素成分构建或“拼合”而成。同时，在中文电报技术中，汉字被视为一种指代性标准，是用来进行识别的，而非直接传输。如果当时谢卫楼的决心和理解与包铁、李格昂、贝尔豪斯或者劳图尔等人一致，那么他可能就会沿着另一条完全不同的思路来构想他的新式打字技术。需要强调的是，谢卫楼当时也注意到了其他人在解决中文信息技术问题时使用的方法，包括我们前章所述的拼合活字法。实际上，谢卫楼曾经在纽约遇到过打字机巨头托马斯·霍尔，也就是我们在第一章提到过的指针式打字机的发明者。
谢卫楼后来回忆道：“（霍尔）作为一个屡战屡败的过来人，一听说我打算亲自研制中文打字机，就对我这个初出茅庐的，并且注定将重蹈覆辙的新手表现出一种含有质疑意味的兴趣。”“他告诉我，他已经掌握研制中文打字机的问题之所在，并从抽屉里拿出一张皱巴巴的印着汉字的纸。”“他当时的想法是，可以将汉字分解成相应的笔画，然后通过将所有可能的笔画排布在其打字机的打印面上，就可以用这些笔画组合成想要的汉字。”不过，当霍尔“发现虽然笔画种数并不太多，但每种笔画在拼合中的尺寸、比例和关联却多种多样，变化无穷”时，他感到灰心丧气。此外，美学问题也让这一打字系统变得更加复杂和受限，因为打出的汉字看起来往往显得松散和不连贯。“这种通过笔画打字的中文打字系统所打出的汉字了无生趣，跟汉字本身相比，就好像干枯的骨架之于活生生的人！”
虽然我们不清楚谢卫楼的决心究竟从何而来，但很明显，他对汉字的认识决定了他研发打字机过程中的每一步。首先，当他断言汉字是“不可分解的个体”时，最先摆在他面前的问题是：如何将这数万个个体纳入一台机器中？谢卫楼后来回忆说，当他坐着人力车穿行在通州的街道上时，他突然意识到：要解决海量文字的问题，他可以去拜访当地的铸字厂和排版作坊，与那些在汉字铅字的雕刻、铸造和使用方面有着丰富经验的中国印刷工交流，因为他们肯定对汉字的使用频率掌握着最详尽的一手资料。他这个想法与第二章提及的小斯当东和姜别利颇为相似。由此，谢卫楼的打字机将仅包含被他称为“精挑细选的常用字”。而对于中文字汇中的大量其他汉字，则一概排除。
1888年，谢卫楼的工作有了新的进展。“我之前提过我的新发明吗？”他在家书中兴奋地写道：“这个发明一旦面世，定然会引起极大的关注。这是一台中文打字机，一台用来书写中文的机器。”他的目标是先制作出这台机器的木质轮盘，然后“运到美国，再由一个金属机械师复制出金属轮盘”。“我认为它的打字速度要胜于中文老师的手写速度，若如此，它肯定会大受欢迎，尤其是对那些身在中国的外国人，因为他们当中会写中文的人相当少。他们中有的是出色的中文学者，可以自如地阅读中文，但是他们无法投入太多时间去学习笔画复杂的汉字的写法。”
谢卫楼研制的这台打字机看起来与他在天津购买的西式打字机完全不同。根据谢卫楼的说法，它看上去就像一张“小圆桌”，上面密密排列着30圈汉字。谢卫楼断定，“中国学者的常用字汇量不会超过6000个”，而且“这个列表可以进一步压缩至4000个，只有在少数情况下需要借用表外的汉字来表达”。因此，谢卫楼最终采纳的汉字总数为4662个。至于其他数万个汉字，则一概抛弃不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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