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韦伯传：思与意志》[德]迪尔克·克斯勒著高星璐、黄自勤译阎克文审校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新民说2023年7月出版1032页，198.00元━━━━2020年6月17日，是我博士生活结束后的第一天。迟来的清晨，仿佛让“恶战苦斗”般的生活暂时告一段落。时光倒流一百年，在1920年的6月17日这一天，同样有一个人感受到了人生中这种久违的宁静。他静静地躺在床上，聆听着家人与挚友的最后告别。三天前，1920年6月14日的夜晚，在那场夺走两千多万人生命的西班牙流感所引发的重度肺炎与高烧中，他向身边的妻子玛丽安妮·韦伯（Marianne

我有十多年，没有见过我的杨眉老师了，早年是因身在异地，归来后则是近乡情怯——总有一种熊孩子在外面浪久了，回家见长辈的心虚，以及唯独面对杨老师时才有的自惭形秽。一方面可能是我悦纳自己的功课还不到位，另一方面真的是杨老师太优秀。当年我和刘春时还都是孩子，此时久别重逢，杨老师说：“我们一定得是AA制，你们都是大人了，我也一样，所以我们AA制。”这句话很有力量——于我而言，她脱下了我加在她身上“人生导师”的光环，而我也从当年的孩子成长为一个跟她一样的“大人”——我在瞬间被赋能，从心底生出一种“我可以”的感觉来。二十多年前，《健康人格心理学》是我大一被随机分配的选修课。我在那个课堂上，遇到了杨眉老师，遇到了心理学。我因而有幸把生命活得更加丰盛和深刻。杨老师早在那时就在提倡关注人格心理学中健康人格的模型，主张学生们把精力和能量都集中在如何向健康的榜样靠拢上面，与后来自美国流行起来的积极心理学不谋而合，或者说，异曲同工。我自那时迷上杨老师的心理课，选修过的课，不能再累计学分，也还要去反复听、认真记。然后在重复听课的路上，认识了同桌刘春时，二十年后，我成了心理咨询师，投身于身心疗愈事业，而刘春时，则作为一名通俗心理学家，自助助人，把日子过得风生水起。我毕业那年，杨老师刚刚写好本书的初版——《送你一座玫瑰园——能有效提升生活质量的心理学术语》。那时她站在讲台上，热情洋溢，说“我承诺，送你一座玫瑰园”，言犹在耳。那是《心理学术语力》这本书的最初版本，我一页一页读过：十三个术语，四十多个小练习，字里行间的启示让我发现，我竟仿佛不曾见过自己，更不知道自己的人生竟可以如此丰富多彩。我在欧美澳加兜兜转转，学习、工作与生活十来年，这本书也跟着我辗转。旅居中失落迷茫的时候，我会翻开它，就会想起我只需向内，看一看自己的玫瑰园。玫瑰园（杨眉注：指每个人都具有的成长潜能）这个比喻很诗意，却似乎有点远，如果没有亲临课堂，可能不那么容易相信并找到心中的那一片智慧的花海。刘春时和我一起对着杨老师叹息，这么好的知识和工具，我们一起振臂高呼，为什么好多人还都视而不见？由衷希望新版内容升级加上这个简单明了的书名，能让这本书有机会助力更多人的成长。新版真的更加易读了，练习题的可操作性也肉眼可见的提高了。二十一个术语按照上中下三编的顺序排列，分别着力于自我认识，自我接纳和自我成长三个主题，每个主题下都从探索自我开始，再推己及人，引用了适用于我国当下社会的各家心理学流派的精华理论，涵盖了日常生活和人际关系的方方面面，从个人身心健康和人生成长不同阶段的发展任务，到与他人共情，乃至共同成长。扑面而来的是二十一个术语夹带着心理知识强大的催化力量——催化我们成长，省力，高效，帮我们实现更加丰盛的人生。如果，我一生仅有机会读一本心理学的书籍，我会选择这本书，哪怕仅是初版的“玫瑰园”。成长为一个心理咨询师的这些年，我已读过了数不清的专业和非专业的相关书籍，但是如果，余生我只能留下一本心理书，我依然会选择它。因为它是我认为适合非专业人士用来助力自我成长、关照亲朋好友最实用的心理书。它的初版陪着我辗转六大洲，提及了人到中年的我们会经历的大部分问题，引导我们关注和思考，鼓励我们找到自己适得其所的答案。时隔近二十年，杨眉老师精心升级了第三版，再读起来依然让我受益匪浅。新版对比旧版增加了很多当下人们关注的心理学知识（如“原生家庭”、“再决定”、“安抚”“心理健康”等），而阐释这些术语的字里行间都流露着杨老师力求让更多人都能理解心理学知识的努力。心理学诞生至今一百多年，西学东渐，对中国的社会文化而言，可以说瓦玉集糅。太多流派和术语，即便是执业人士，也并不需要了解这许多。杨眉老师扎根于本土文化，倾毕生精力从事心理教育、投身咨询与治疗事业，基于近四十年的工作经验，撷选心理学各家精华术语，荟萃成这一本书——对非专业人士用来自助助人，绰绰有余。“这本书要这样读，”杨眉老师说，“这是一本心理学科普小册子，推荐的阅读方式，也是跳着读，翻着读，具体来说，就是你拿到本书后，先随便翻阅，看到哪一个术语打动了你，你就停下来细读。读一章，了解一章的主要心理学概念，然后就做一章的练习……悠然地读完这本书，如果你记住并在实践中运用了大部分术语，那么可以少走很多弯路，甚至发现捷径，实现“节能成长”。”我理解，就是当作人类心理功能使用说明书，或者说人生游戏进阶攻略来读。拿到手中先翻一下，看攻略接受剧透一下人生进程重要节点和注意事项，心里有个谱。然后就可以把攻略放在手边，然后全情投入人生游戏了。随着游戏进程的展开，你可能进展的一帆风顺，人生得意须尽欢，这时候你可能根本想不起来还有一本攻略在手边。然而开挂并非人生的常态，谁也躲不开人生路上的曲折，当你看不清前路，面对岔路的时候，别忘了你有一本攻略在手——当然这不是一本指导你打怪并顺利升级的游戏攻略。这本非典型攻略的意义在于，它会帮助你升级你自己，帮你了解自己，帮你提升或者代偿自身的不足，帮你规划可以扬长避短的成长路径，帮你优化人生的选择，帮你理解他人，改善关系，构建双赢的外部关系……无论顺利还是困难，翻开它，找到对应的术语和小知识库，你都一定可以收获更多的视角，提升认知，做出更适合自己和周围世界的判断与选择。人生路上，越早了解这些朴素而实用的心理学知识，越能及早屏蔽很多不必要的干扰和诱惑，更加坚定地筛选到适合自己的方向和事物。我的半生都受益于及时遇到了杨老师和她呈现的心理学。旧书泛黄的书页里，留着我读过时候随手写下的感想，那是当时的我与书里的杨老师交流心理学知识的快乐与共鸣。我就在这过程中成长——越读越写就越了解自己，越接近自己的感受，坚定自己的信念和选择，进而从心底生出勇敢和力量。书里有这样一句话：我们都有过对人生导师的幻想、热望……坚信只要找到了他，我们就有望提升自己，从此踏上通往成功的坦途。我曾经以为杨老师就是我的“那位”人生导师，她是我见过的最接近知行合一、言出必行的人。如今人生近半，我发现，杨老师携她所热爱的心理学，教导我成长成了我自己的“万能导师”，如她早年所言：心理学是授人以渔的。最后，我们与杨老师作别，望着她的背影融入京城的夜色中，我和刘春时相视而笑，感恩在少年时遇到了我们的杨眉老师，还有她的心理学。愿读到此处的你，也早日找到心中的玫瑰园——你自己内心中所拥有的可以无限发展的潜能。图书作者杨眉注：路凌燕同学是我1999级的学生，她毕业后去欧洲留学，拿下硕士后回学校来看我，她告诉我，她是带着我的教材《健康人格心理学》去留学的。再后来，她又出国，带的是我《心理学术语力》的第一版《送你一座玫瑰园》，此处“玫瑰园”是指每个人都拥有的成长潜能。我看她写的书评，是真的掌握了这本书的要点，而且因为是真情实感，所以她的文字也很打动我。路凌燕同学这篇文章发表在2022年11月25日《北京晚报.五色土》栏。原来的标题是：“健康人格，丰盛生命”。本文作者路凌燕注：因《心理学术语力》这本新书的出版，我作为一名心理咨询师与心理学传播者，与杨眉教授，通俗心理学家刘春时，欢聚在这个初冬的午后。相关图书本书以随笔手法和大量案例，用21个关乎人心理健康、生活质量、幸福感和个人成长的心理学术语串联梳理了300多个心理学概念，提炼出一份“个人心理自助实操清单”；并在每个章节后精心设计了具体练习，帮助我们把自己的生活经验甚至生活智慧分门别类、对号入座，并将其提升到理论水平。通过学习，我们能够灵活调动这些心理学资源，成为优秀的通俗心理学家。

本文标题“谁最早讨论张爱玲”，是有特指的，即内地改革开放以后，谁最早提出对张爱玲其人其文重加研讨？现有数据显示，早在1981年11月，张葆莘就在上海《文汇月刊》发表了《张爱玲传奇》，比柯灵发表闻名海内外的《遥寄张爱玲》早了整整四年。那么，还有没有更早的呢？日前在网上拍得已故北京大学教授吴小如致作家姚雪垠的一通论学书札。此信钢笔书于“北京市电车公司印刷厂出品”的400格稿纸，写满两页，共八百余字，落款时间为“80.6.21”。信中说：最近读到《社会科学战线》(80年2期)上发表的您的信札，末一信是与茅盾同志论及现代文学史问题的，这使我顿时感到空谷足音，情不自禁给您写这封信。……我多年来一直在想这个问题。即现代文学史是否仅仅包括五四以来的新文艺运动，即从鲁迅一辈开始，然后是文学研究会、创造社、三十年代文艺、左联、两个口号之争等等。您信上所提到的那些作家作品，我全都想到过，如包公毅(天笑)、张恨水、徐訏、张爱玲等等。甚至我有时都在想，光在骂新月派，骂章士钊和陈西滢，至于新月诗人的诗究竟是啥样子，陈西滢的《闲话》到底说的什么，当前在课堂上讲现代文学史的人似乎都未必见过。这样搞法，岂不是愈搞东西愈少，搞来搞去把人都搞成“文盲”了吗？显而易见，吴小如在信中对当时僵化的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模式表示了强烈不满。他认为应该正视和认真研究的近现代作家，举出的四位中，张爱玲的大名赫然在矣。吴小如将张爱玲列入，一点也不奇怪，早在1940年代后期，他就接连发表了对张爱玲早期代表作《传奇》和《流言》的书评，对张爱玲的文学成就颇为肯定，这两篇评论至今仍是张爱玲作品评论史上的重要文献。不过，吴小如这个看法只是“私人通信”，并未公开发表。循他信中所提供的线索，在长春《社会科学战线》1980年4月30日第2期上果然找到了收信人姚雪垠的一通信札《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另一种编写方法——致茅公同志》。此信写于1980年1月15日，约三千字。姚雪垠受茅盾启发，在信中较为全面地阐述了他的中国现代文学史观，提出了他所谓的“大文学史”观点，也即打破当时流行的狭隘的现代文学史写法，把“五四前夜的文学历史潮流”、“梁任公、黄遵宪等人的新运动（新小说运动和所谓‘诗界革命’）”、“清末的翻译西方文学和各地出现的白话小报”、“五四新文学运动以来的旧体诗、词”、“民国初年和五四以后的章回体小说家”以及“礼拜六派”的作品等，统统纳入现代文学史的视野。时光流逝了将近四十年，而今的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不正朝着姚雪垠所设想的在努力吗？这封长信发表时，信末还附有姚雪垠同年2月6日写的跋，正是在这则跋中，姚雪垠提到了张爱玲的名字：(我)将我的信稿寄给多年研究近代和现代文学史的老朋友任访秋教授，征求他的意见，他回信表示完全同意。他来信中指出了我所遗忘的两个人：一个是从“礼拜六派”分化出来，为五四新文化运动做出过贡献的作家刘半农，另一个是在包天笑和张恨水这一部分作家中起过比较大影响的徐枕亚。我也想起来，抗战末期和大陆解放前夕应该提一提徐訏，当时上海的女作家应该提到张爱玲。姚雪垠1940年代后期在上海大夏大学执教，应该当时就读过张爱玲的作品，也一定印象较为深刻，所以才会在此信跋中特别提到，虽然只有短短一句话，并未展开，却提醒我们现代文学史上应有张爱玲的一席之地。这样，目前所知改革开放以后，最早在内地正式出版的刊物上提到张爱玲大名的人是姚雪垠，这个值得记录的历史时刻则定格在1980年4月30日。本文摘选自陈子善在中国现代文学领域耨勤而耕深，本书可视为其长年研究的一个缩影。所论多建基于第一手资料之上，不乏稀见版本、手稿、书信，既谈及鲁迅、张爱玲、周作人、郁达夫、巴金等大家名作，也发掘了一些相对鲜为人知的作家作品，以拾文学史之遗。书中析述文辞，校释版本，品鉴装帧，漫说文人文事。如此挖掘考辨，摘抉隐微，显发文学史的多重面向，亦为中国现代文学的研究延拓出更深层的阐释空间。点击阅读原文了解更多

《小王子》是法国作家圣·埃克苏佩里于1942年写成的童话书，自出版近80年来，深受全球读者的喜爱，累计出版超5亿册（仅次于圣经），被译成100多种语言，仅中国就有几十个译本。作为一本写给大人的“童话书”，任何人都能在阅读这本书时得到治愈，产生共情。作者通过绘画、沙漠、玫瑰、狐狸等形象，勾起了我们对想象力、孤独、爱情、友情的思考。读圣·埃克苏佩里的书，有一种返璞归真的快乐。《小王子》是圣·埃克苏佩里在42岁时写的书，要知道他只活到了44岁（原版书中是在B612上看43次日落，为之纪念他在出版时改成了44次）。如果按年龄来看这时他已人到中年，如果从生命来看此时已是他的尾声。我一直很好奇，圣·埃克苏佩里有怎样的人生故事能让他在42岁还写出《小王子》这本充满童真和哲思的书？通过阅读黄荭老师翻译的这本《成为小王子

故事和事实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清人钱彩编写的通俗小说《说岳全传》被改为《岳飞传》印行，产生了不小影响。对很多读者把该书虚构情节奉为信史的现象，宋史泰斗邓广铭先生深感忧虑。稍后不久，邓先生将他倾注心血、三次改写的《岳飞传》再度出版，不知是否即有正本清源之意。其实很多流传甚广的岳飞故事，并非纯由小说家、说书人杜撰，而是有相当史料依据的。用现代史学方法，对各种真伪舛讹的岳飞史料进行辨别去取，是项复杂的工作。邓广铭先生最早系统地进行了这项工作。比如关于“拐子马”的考释：岳飞大破拐子马的精彩描述，初见于其孙岳珂编撰的《鄂王行实编年》。据岳珂描述，金人以三匹战马为单位，韦索相连，同进同止，形成强大的骑兵墙，是谓“拐子马”。岳飞命步兵持麻扎刀陷阵，专砍马腿，大破“拐子马”阵，迫使金人以后再不敢使用这一战法。后来，经小说家演绎，金人的“拐子马”更成为充满神秘色彩且令人恐惧的东西；但以常识来看，岳珂笔下的“拐子马”颇不合理，把三匹马绑一块儿，其中一匹打绊了怎么办？邓先生告诉我们，“拐子马”并不神秘，只是骑兵左右翼的另一种称谓，而且是汉人的术语，北宋就有了。金人的骑兵，尤其是岳飞的对手完颜宗弼（即四太子兀术）率领的骑兵非常精锐是事实，却并不像岳珂描绘的那般鬼怪百出。邓先生还进一步指出，破金人骑兵阵的，岳飞不是第一个，也不是最后一个。在岳飞之前，刘琦大胜于顺昌；岳飞之后，王德破之于柘皋。邓先生肯定岳飞的功绩，但也告诉我们，即便对于崇敬的历史人物，也该实事求是地去认识他，不需添加无谓的光环。论“十二金牌”之无，是邓先生以考证破陈说的另一例。岳珂《鄂王行实编年》载，绍兴十年（1140）北伐，岳飞曾在一天之内收到朝廷的十二道金牌，促其班师。经小说演义改编，变成这样一则长期流传的故事：岳飞连连大胜金兵，正待直捣黄龙，却因十二金牌功亏一篑，英雄扼腕，壮志不酬。《射雕英雄传》中也有“十二金牌召岳飞”的情节这在富有民族正义感的人们看来，是多么悲剧的一幕！邓先生却指出，岳珂的记载难以采信。此说当源自另一份史料《岳侯传》，但《岳侯传》中说的是十二道诏书。为同一事件而一天下十二道诏书不合常理，岳珂也的确没找到其中的任何一道，所以在转述时把十二道诏书改成了十二道金牌。“十二金牌”的故事，很容易煽动读者情绪，但对于历史认识来说，则是无谓的噱头。从研究史的角度看，学者以历史态度探讨岳飞形象的努力不可谓不持久，成果亦不可谓不丰富。但由于民间把岳飞作为神格崇拜对象的基础太深厚，学者恐怕不得不承认，在向社会大众普及客观、历史的岳飞形象这件事上，迄今为止仍然是失败的。但我想指出，这一失败并不能完全归因于大众的懵懂，或说他们对认识真实的历史缺乏兴趣。应该认识到，在华文学术界，虽然有客观对待岳飞问题的声音，但当涉及关乎“民族大义”的立场问题时，为岳飞左袒依然是主流。学者当然分得清史实与虚构，却很难完全摒弃超历史的价值立场。正是这样一种价值预设，最终妨碍了学者有力地将神格化的岳飞拉回到历史轨道上来，并面向大众重新言说。情感和历史学者偏爱岳飞，和普通民众的岳飞崇拜有着同样的情感基础，即民族主义情绪。岳飞“是一面爱国统一的旗帜”，“世世代代活在炎黄子孙的心中”，此意曾以不同面目出现在史学家笔下：岳飞是民族英雄，秦桧是误国误民的大奸臣，宋高宗是荒淫无耻的昏君，这三张标签是“套餐”，且不单拆零卖。浙江杭州的岳飞墓门前秦桧及妻子王氏的跪像宋史研究名家王曾瑜先生撰写过一部宋高宗传记，即以《荒淫无道宋高宗》为题；相应地，还有另外一位学者撰写了《千古罪人秦桧》。从书名就可以看出作者传递价值判断的强烈意愿。一方面，学者呼吁对待历史问题要客观；另一方面，“摆正”民族立场，又是学者需要守护的底线。我从事宋史研究时日尚浅，但据粗陋的观察，我以为这样一种立场预设，可能正是两宋之际政治史研究取得重大突破的障碍。首先，这种倾向性妨碍了对那个时代历史全景的客观勾勒。宋史巨擘徐规先生即曾指出：“对于南宋初期抗金诸将的战功，应该实事求是地、全面系统地加以叙述，不宜厚此薄彼，更不可为了尊崇岳飞而虚词溢美，不惜抹煞其他将领的战绩。”（《应该实事求是地评价岳飞的抗金战功》）与此相应，徐先生撰写了《刘琦事迹编年》，并有《论刘琦的风范品格及其在古代军事史上的地位》一文。但整体来看，史学界的响应并不热烈，岳飞议题占压倒性的优势地位，难以撼动。更重要的是，预设立场妨碍了问题意识的生成与整体格局的突破，一些细节考订非常优秀的作品，最终仍然要回到批判“民族投降”的框架下来讨论问题。试举一例。检索相关研究，读者会发现，关于杀害岳飞元凶的讨论文章海量存在，但大多是在作低质量、无意义的重复，这暴露出在既定框架下，学者问题意识的贫乏。其中优秀的文章也并非没有。戴建国先生曾从司法与文书形成程序角度，对岳飞“诏狱”问题提出过自己的看法。世传高宗曾下达“岳飞特赐死”的诏书，这道诏书的史源，附见于事后抄录的绍兴十一年十二月二十九日刑部、大理寺申进尚书省札子，对于下达诏旨的日期则无交代。但问题是，岳飞正是十二月二十九日被杀。在同一天里面，刑部、大理寺将案卷申进尚书省，然后取得圣旨、形成诏书，完成这一系列程序，再将岳飞杀害，是不可能的事。故戴先生以为合理的解释，是秦桧先斩后奏，迫使高宗追认而倒填圣旨，故而这道诏旨违反常例，未注明日期。与此相应，《建炎以来系年要录》载主审官第一次向高宗汇报岳飞案，是在岳飞被杀半个月之后。这与岳珂所述岳飞之死“初无有旨也”的说法相符。邓广铭先生在早期的研究中也已经指出，岳飞案有“诏狱”之名而无诏旨之实。戴先生的论证非常有说服力，对史料钻研之透，可谓该领域上乘之作。但全文的结论部分，仍然要回到批判南宋朝廷杀岳以求降的预设立场上来，指出秦桧先斩后奏只是程序问题而绝非矫诏，杀岳飞是宋高宗和秦桧共同策划的阴谋。我读这篇文章时，有一个很深的体会：戴先生的文章在制度考辨、细节纠偏上，极具亮点和价值，但因最终归结到对谁是杀害岳飞元凶问题的探讨上，在主题上被同类合并，反而有被湮没的危险。能战始能和，宋、金都无法彻底消灭对方，是和议的前提，这是很多学者早已认识到的问题，但学者仍倾向于把岳飞、宋高宗置于战、降两个极端上予以审判。或许正因民族情感太强大，以至于对势力均衡、不得不和这一问题认识最清楚也是最深刻的徐规先生，在谈到绍兴和议时，也不得不小心翼翼地在括弧中说明“实际上是投降”。看来，要推进对岳飞的研究，必须打破先入之见，而这或许仍有很长的路要走。框架与突破试图突破框架的努力，也很早就开始了。虞云国先生《论宋代第二次削兵权》一文便不再采取以往的民族视角考察南宋初期的收兵权问题，而强调武将势力崛起与抑制武臣的宋代家法之间，有着无法调和的矛盾。虞先生指出，在依从赵宋祖宗家法予以收兵权这个问题上，南宋初期的很多名臣都有共识，其中不乏主战派领袖。为力求客观并与主流呼应，虞先生在文末也谈到了收兵权的负面影响，并提出了谁该为这些负面影响负责的问题。应该有很多学者已经意识到，南宋初期的政治史研究，老在民族立场上打转是不行的。但和虞云国先生明确地摆出自己的论点不同，更多的学者是用旁敲侧击的手法含蓄表达。比如朱瑞熙先生在《宋高宗朝的中央决策系统及其运行机制》一文指出，宋高宗在两宋之际政治舞台上的表现，表明他其实有一个学习、积累经验的过程，其间当然会犯很多错误。黄宽重先生在《秦桧与文字狱》一文中也指出：“评价历史人物，不能单从道德观点论功过。”以宋金和议一事而言，由于史料不足，今天已难客观了解或评估宋金国力，也就很难以简单的二分法——对错、是非，去评断其中的历史人物了。与朱瑞熙先生的含蓄提示法相比，黄先生的这段文字透彻得多。我以为，对于南宋初期的各类历史事件，若能予以均衡观察，而不是被收兵权的利与弊、杀岳飞真凶是谁等枝节问题牵扯过多精力，会有更大的文章值得做。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应该放弃一些狭隘的预设立场，放眼于构建一个新的南宋史架构。此前，之所以那么多优秀的细节研究无法汇聚成具有框架突破效能的宏大叙事，正是因为学者在立场顾忌面前自我裹足，使得细节上的理性思辨被切割成不成体系的碎片，散落在“民族立场”关照下的各个角落里。关于“民族英雄”的话题，陶晋生先生《岳飞与完颜宗弼》一文，能给我们提供很多启示。陶先生在文章中指出，南宋的头号强敌兀术，在女真族心目中，是超过所有金代君主和将相的英雄。在长期居处松花江下游的赫哲族中，流传着兀术英勇破宋、俘虏二帝的故事（《葛门主格》），虚构之精彩不亚于《说岳全传》。这提示我们，以民族主义情绪为基底的英雄崇拜，既可以用来包装保家卫国的优秀将领，也可以用来包装为本民族争取生存空间、对他民族来说却是侵略者的战争策动者。最后想提一提日本史学家寺地遵先生的研究。在与中国学者交流的过程中，寺地先生很早就提出过，要避免在岳飞研究领域作超历史的立场预设。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受中国大陆岳飞研究会之邀撰写的《岳飞、秦桧在宋代政治史上的地位探讨》一文中，寺地先生就已经提出了这样的主张。在宋金战争的民族立场问题上，外国学者当然具有先天优势，不必像国内学者那般纠结。摆脱超历史的立场设定，让岳飞问题真正回归历史，不仅是向大众传播客观历史知识的前提，更是宋史研究自身必须认真对待的问题。本文经授权转载自公号

在古老的京杭大运河岸边，一艘小船即将启程前往大运河北端的通州，当O.D.弗洛克斯（O.D.Flox）踏上这艘小船时，他尚无法预计此行将会有怎样一番际遇。弗洛克斯是西方教化联合会（Western

皇冠版《流言》的装帧在张爱玲逝世二十一周年前夕，我得到了一本她亲自设计装帧的台湾皇冠出版社版散文集《流言》。也许读者会感到奇怪。张爱玲为上海版中短篇小说集《传奇》设计了三个装帧，初版本封面是她独自设计，再版本和增订本封面是与好友炎樱合作设计，也为上海版《流言》设计了封面，这早已为张爱玲研究界所共知。但她又为台湾版《流言》设计了装帧？至今无人提及。张爱玲作品正式进入台湾是1968年。根据版权页显示：第一批两种，即《秧歌》和《流言》，出版时间均为1968年6月；第二批也是两种，即《张爱玲短篇小说集》（《传奇》增订本改名）和《怨女》，出版时间均为同年7月。这是现在所知的张爱玲作品最早的四种台湾版，封面设计均由夏祖明担任，四种书前勒口均印有“封面设计夏祖明”字样。夏祖明显然认真读过张爱玲小说，对张爱玲小说中的月亮意象印象深刻，所以这四种书的封面均出现了皎洁的大月亮，或在树梢，或在田野上，而《流言》初版本封面是安谧的夜晚，天空出现了一轮明月，使读者仿佛有身临其境之感。1968年6月台湾皇冠初版《流言》@废纸帮那么，既然《流言》台湾皇冠初版封面由夏祖明设计，何时又改由张爱玲自己设计封面了呢？要回答这个问题，首先得弄明白张爱玲何时开始为皇冠设计自己作品的封面。上述四种作品集出版之后，台湾皇冠1969年推出的第五种张爱玲作品是长篇《半生缘》，

“18世纪的现实可以被理解成三种相互竞争的秩序，我称之为‘帝国的新秩序’、‘显要的秩序’和‘社群的秩序’。帝国的新秩序是一种改革规划，它旨在使帝国转型为一个中央集权官僚制政体。在其中，中央国家保持对暴力的垄断，通过代理人确立军事纪律、社会秩序并全面管辖外省单元资源。显要的秩序是一种体制，在其中，外省显要凭借本地的联系以及与中央的交易来确立其在各自区域的权力基础，以契约关系和谈判关系同国家接洽。社群的秩序是一套制度化的机制，在其中，社群通过集体选出的（或宣称的）领袖管理公共财政。18世纪末19世纪初，所有这三种秩序为奥斯曼帝国向现代性的转型提供了可能。帝国尝试了不同的型构和组合：集权-官僚的，分权-契约的，参与-民主的。我们也许还可以说：自上而下的、模向的、自下而上的。”也是在18世纪：“在世界的许多角落，战争和财政改革影响了政治议题。国家为了更强大、更训练有素的军队而展开竞赛，争相采用新的军事技术。为了实现这些目标，他们着手财政改革，以从民众（或殖民地）中榨取更多的资源。这些财政和军事改革经常会引发新的计划，以对社会进行整体的管控、重整和规训。各种群体，包括城市大众、外省精英、宗教圈子、商人和行会，对军事-财政-社会改革计划做出回应。新的联盟和同盟出现。”《帝国的伙伴：革命年代奥斯曼帝国的秩序危机》所陈述的，正是18世纪和19世纪初的全球改革浪潮。落入转型危机的奥斯曼帝国也不例外，为应对政治动荡、体制危机和民众叛乱，奥斯曼帝国设计了各种改革方案。帝国成了一个政治剧场，其中各种政治行动者发起了斗争、合作和竞争。奥斯曼帝国的改革基于帝国的巨大危机。在1767年到1774年的对俄战争中，奥斯曼帝国遭遇惨败，失去了克里米亚，并背上了沉重的战争赔款。奥斯曼帝国渴望通过改革制造新秩序，进而重现帝国雄风。但这样的改革必然瞄准此前根深蒂固的特权、既得利益阶层和制度惯例，因此遭到旧精英阶层的反对。对于帝国而言，最为矛盾的问题在于，精英阶层希望改变帝国的孱弱现状，但并不愿意承担改变现状的成本。更重要的是，他们依然可以“得过且过”，因为这个庞大帝国仍然拥有繁荣的贸易体系，可以继续“吃”下去。作者阿里·亚伊哲奥卢是土耳其人，美国斯坦福大学历史教授。他在序言中写道：“涉足18世纪末19世纪初的奥斯曼帝国历史之初，我天真地以为，这一时期极少被研究。我错了：实际上这是奥斯曼历史中被研究得最多的时期之一。自19世纪初以来，奥斯曼和欧洲的历史学家及外交学者就已经写出专著、报告和文章，论述奥斯曼帝国在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战争期间经历的危机。在19世纪末的政治现代化努力和立宪运动中，决策者、法学家和知识分子把目光转向这个动荡的早期，从制度、事件和个人的丰富剧目中寻找现代化的根源。在民族国家的构建过程中，研究巴尔干、土耳其和阿拉伯民族主义的历史学家围绕着他们在18世纪末19世纪初的民族话语，追寻他们的民族运动的起源、早期现代化者和开国元勋。一些历史学家将奥斯曼在这一时期的经验视为旧时代危机和现代开端的典型代表。所谓的东方问题学者则把这一时期作为20世纪初奥斯曼帝国逐步解体的前奏来研究。”不过，这种多角度的研究固然让后来者眼花缭乱，可对这个时代的整体理解却仍然匮乏。在海量文献资料中，“对重要主题的研究——诸如巴尔干、土耳其和阿拉伯世界的区域发展，外省显要的崛起，奥斯曼制度的转型，军事和财政改革，以及外交和战争的背景等——是被分开处理的。”阿里·亚伊哲奥卢认为，如果将这些问题割裂思考，“会使我们无法看到奥斯曼秩序的复杂性、其制度的全貌，以及帝国内各行动者之间的互动和联系”。《帝国的伙伴》一书，就正是试图将奥斯曼的制度转型、区域形态和全球语境作为一种综合现象来解释。在阿里·亚伊哲奥卢看来，这个奥斯曼帝国的过渡时代是一个新旧结合的时代，在议题、规划、联盟、冲突和解决方案上有着丰富可能，只是有许多半途而废。同时，参与奥斯曼帝国转型的行动者们具有多样性，个体、家庭和集体行动者都有其议题、打算和改变现状的能力。也就是说，“这并不是新与旧、国家与人民、精英与群众、中心与边缘、穆斯林与非穆斯林各自作为铁板一块的集团之间的斗争。相反，在混乱的政治景观中，各种群体和利益集团之间出现了许多斗争和联盟。”

一本书能再版、三版，说明此书有很强的生命力，能满足读者的需要。可是在我看来，这也同时说明作者有很强的生命力——一本书后面是一个人。在对书的不断修订中，作者这个人的学习能力、思考能力和创造能力都会一一呈现。我发现，从此书初版到现在，竟然已经过去16年了！16年，一个人可以完成小学、中学、大学的全部教育。而此书的作者虽然年岁渐长，并且跨过了“退休”的门槛，却未曾停止自我教育，因此她的生命力也未曾衰减，这真是可喜可贺！我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杨眉决定让“心理学科普工作者”这个角色进入自己的生命。也许，是在大学课堂上，看到自己讲授的心理学理论帮到了很多学生？也许，是在一对一的心理咨询中，感受到需要帮助的人很多，但咨询这种方式能帮到的人有限？也许，是在教学与咨询双重实践中发现，其实大多数人都有自我调节、自我修复、自我痊愈和自我成长的天赋潜能，却没有被发现、被发掘、被发展？不管怎样，我想我们这个社会是太需要“心理学科普”了。这些年我看到，个人在大历史过程与社会结构中，常常会被卡住、困住、缠住，有很深的无力感，很多人希望突围却找不到方向、找不到办法。虽然，心理学是从个人路径去处理问题，未必能够解决一些产生问题的根源，但是对于个人来说，通过改变自身，改变自身看待问题的角度，改变自身对待环境的态度，改变与周围人互动的方式，还是能够让自己生活得更好，因为即便是在最困难的处境中，人只要活着，就不是毫无选择。可是，有机会走进心理学课堂的人何其少，有经济能力去做心理咨询的人就更是少之又少。能够让更多的人从心理学中受益的，就是心理学科普作品了。杨眉的心理学科普书籍一向是既严谨又实用的。她的学养，让她要求自己言必有据，而非道听途说，浮皮潦草；她对生命和对学生的热爱，又让她一直探索理论如何去助力生命的成长，让改变真正发生，而非沾沾自喜于书斋。当你在书中看到“三和青年”，看到“丧”的时候，你就知道本书作者是关心现实、关心人的，而非仅仅是关心学术的。特别可贵的是，她相信每个人都有成长的潜能，心理学科普就是架起一座桥，让人们能从自己“忽明忽暗的经验世界”走到彼岸，看到“白昼的明亮”——那些已经被前人发现和认识到心理学知识。这样，人不仅可以更好地认识、理解自己的过去和当下，还可以减少未来个人成长中亲自试错的成本，少走弯路，活出更多精彩。大家都知道，心理学有很多分支，不同分支还会有不同的流派。在这本书中，杨眉跨越这些分支和流派，将与个人成长有关的重要的心理学术语提取出来。这些术语，让我想到了那部惊心动魄的纪录片《徒手攀岩》。在片子里，一直梦想着徒手攀登酋长岩亚历克斯·霍诺德，并非徒有勇气之人。为了实现自己的梦想，他做了多年的准备，包括借助绳索攀爬过近60次酋长岩，反复尝试不同的岩点，研究如何借助它们攀过最难的区域，直到对每个岩点都了然于心。或许读者可以把杨眉这本书中的21个心理学术语，当作你克服困难，在人生之路上攀登的“岩点”。这些心理学的“岩点”，一方面帮助你认识、理解自己所面对的问题，这种理解可以让你感到虽然攀爬艰难，但你仍然是有支撑的，你的问题并非仅仅的你的问题，甚至你的问题并非是问题，里面既蕴含着转化的契机，里面也积累着你的经验和力量。就像岩点并非只能着力，还能借力一样。这些心理学的“岩点”也为你的自我发展提供动力和新的攀登路线，只要你善于利用它们。要知道，这些“岩点”都是前面的攀登者发现的，他们包括心理学研究者、心理治疗师，也包括与你一样在攀登中被困住的人。善于利用这些心理学的“岩点”，用杨眉的话说，就是站在巨人的肩上，尽可能汲取古今中外经典中的精华并将其用于生活实践。心理学是关于人的学问，是关于人的发展的学问，是关于人的可能性的学问。当社会生活变得越来越复杂、我们每个人在发展中都会面对更多挑战时，一个对心理学完全无知的人，就好像完全不借助绳索练习，不去发现、研究和利用岩点就去攀爬峭壁。这种基于无知的无畏，害己亦害人，因为我们是生活在社会中的，生活在关系中的，是无时不刻与他人、与环境互动的，哪怕你就是宅家里泡在虚拟世界中生活。掌握一些心理学知识，比如杨眉在此书中所介绍的心理学术语，既能助己亦能助人，因为它们能帮你理解自己和他人的行为，听到我们自己和他人内心真正的声音。为了帮助读者将这些概念应用到生活中，杨眉还为每一章设计了练习题。做做这些练习题，或许那些貌似高大上的心理学术语，就不再是印在书上的名词，而可以内化在你的生命中，成为你继续攀登的“岩点”了。甚至，作者还期待它们可以作为精神遗产传递给你的下一代哦！相关图书本书以随笔手法和大量案例，用21个关乎人心理健康、生活质量、幸福感和个人成长的心理学术语串联梳理了300多个心理学概念，提炼出一份“个人心理自助实操清单”；并在每个章节后精心设计了具体练习，帮助我们把自己的生活经验甚至生活智慧分门别类、对号入座，并将其提升到理论水平。通过学习，我们能够灵活调动这些心理学资源，成为优秀的通俗心理学家。

Singapore进行了再投资。或是受其鼓舞，30多个国家及地区、150家画廊、1000多位艺术家的作品将同场呈现。而查看参展名单，熟悉的名字佐证着其量级：高古轩、卓纳、Thaddaeus

<u>@新民说</u>

世纪冷月清辉—当时，狄金森创作通常被划入美国浪漫主义，也即超验主义时段。按照泛泛而论的文学流派总结来解读她的经典选篇，大抵不会跑偏：主观抒情自然之爱。比如，我很喜欢的这首“造一个草原”：To

《心理学术语力》是年末新面世的“老书”，首版发行于近20年前，某瓣评分依然保持在9分，说明一代代读者对这本心理学科普经典的认可。作者杨眉是中国最早认识到心理教育和心理学科普重要性并努力付诸实践的人之一。为促进公众的心理健康素养、发掘人的成长潜能、提升人的生活质量和幸福感，她在一线教学与咨询中做了大量宝贵的探索。这篇文章是她前几日新作，在书本篇幅的限制之外，与读者做一次真诚的沟通。

可以看到，画中的圣安东尼和精心描绘的恶魔们同时出现。桑德拉特在罗马为教皇画像时曾亲眼见过一幅双手合握的约翰像，并确信那就是这位阿沙芬堡的画家唯一不曾遗失的画作，

这是一个沉重的冬天，我们都先后步入不可抗的风暴之中，有太多敬爱的人永远地离开了我们。有一位翻译家，他在耄耋之年仍担下了重要的翻译工作，曾笑对编辑说，在癌症大手术之后，他写下了两个字：“扬帆”。如今他辞别了我们。桨在逐渐交到下一代人手上，连同这两个字。每次发新书预告都像是许愿。洗净头发，擦亮灯盏，许愿每一艘船都起航。新的一年，借这些书，祝大家都平安走过幽谷，有宴聚和琴乐，有沉思和行旅。以及，在凛风中，也有顺畅的呼吸，和前行的力量。2023社科中文打字机：一个世纪的汉字突围史（美）墨磊宁

《荆楚岁时记》说，正月一日，为“三元之日”；《岁华纪丽》亦说，元日为“八节之端，三元之始”。古时所说的元日，即今人说的大年初一，为春节的第一天。北方人大年初一，以饺子为美食。饺子内还暗包钱物一二，用卜一年吉祥。现在事实上还是以大鱼大肉为尚，饺子是不能打发这快乐时光了。古时元日，最初不用饺子，也不尚鱼肉，所用的食物，用现代眼光看，味道并不算太好，但却是于身于心皆有补益的健康食品。如椒柏酒、屠苏酒、桃汤、胶牙饧、却鬼丸等，很有特色。元日也食五辛盘，与立春日春盘相同。《荆楚岁时记》述及南朝元日食俗时说，正月一日，“长幼悉正衣冠，以次拜贺。进椒柏酒，饮桃汤。进屠苏酒、胶牙饧。下五辛盘，

“小红花，奖励积极生活的普通人”，《山花对海树》里韩今谅这样写。年末总是五味杂陈，偶尔闪过对未来的期待里，也包有对过去的思考。还好，在漫长等待中，投掷出去的热情能传来一些回响，仿佛一朵朵不会凋零的红花，让我们更渴望春天早日到来。第七届青年作家奖中篇小说“双子星”奖平凡生命下一段段暗流翻涌的无奈人生《看不见的生活》作者：赵志明推荐语“赵志明的小说既有依靠非凡的想象力展开书写的‘奇谈志异’，也有直接描述生活细节、书写日常经验的作品，其非凡的想象、真切的细节和微妙的情绪，使文本呈现出令人惊异的复杂性和鲜明的风格。《歧路亡羊》通过写两对陌生恋人阴差阳错的相遇及相处，不疾不徐地揭开人物各自的人生遭遇和困境，以细腻的笔触描摹出人物内心的起伏波动，用平静准确的语言，在交织着寒冷与荒诞、挣扎与希望的故事底部，不动声色地将人性中阴暗与光明两种不同的面向一并呈现在读者面前，引领人们思考善恶、命运以及我们所身处的现实。”「最美的书」体味古汉字之美《大美汉字》作者：徐超推荐语这是一本讲述汉字演变与发展的书籍。全书朴素雅致，翻阅舒适，没有多余的装饰。书中选用了不同的纸张，从色调到排版给人以舒适的感觉，让读者从视觉和触觉上感受汉字之美。封面采用特种纸专色印刷，并以竹简的抽象图形做击凸，点与线的结合呈现出浮雕效果，纹理与函套相呼应。古典纸与水纹纸的运用增加了本书的古籍韵味。全书的设计克制且有张力，书口细节的处理非常到位，与主题相吻合。首届“盐田海洋图书奖”“海洋之星”奖首届“盐田海洋图书奖”——“海洋之星”奖获奖作品《深蓝SOS：我们和海洋在一起》作者：（美）西尔维亚·A.厄尔译者：吕雅鑫/吴文智推荐语本书讲述了人类从古至今对海洋的依赖索取、海洋生态的危机现实、造成危机的原因，进而提出一系列人人可上手的细微环保举动，乃至国家政策规模的科学性补救方案，充满感召力。2022年首届“盐田海洋图书奖”，由中共深圳市盐田区委宣传部、深圳市盐田区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主办，深圳市盐田区图书馆、深圳市盐田区海洋文化研究会承办，深圳市盐田区宣传文化体育事业发展专项资金资助，“一带一路”图书馆联盟支持。新京报年度阅读推荐人类道德史上的阿基米德点《发明人类：平等与文化差异的全球观念史》作者：（荷）西佩·斯图尔曼译者：许双如推荐语在这部具有标杆意义的全球观念史著作中，斯图尔曼从不同历史时期的边境经验出发，追溯两千多年来不同大陆和文明之间有关平等和文化差异的话语轨迹与观念交锋。从轴心时代到哥伦布大交换时期定居文化与游牧文化之间的互动，从现代欧洲扩张和殖民主义开创的海洋疆界，到当下有关全球人权和“文明冲突论”的辩论，他向我们指出：在历史的大部分时间里，平等，并非不言自明的事实，而是需要被不断想象、争论与构建的概念。于是，我们看到，人类对于跨文化平等的追寻历史，同样也是根深蒂固的民族中心主义是如何被克服的历史，是人类如何一次又一次将外邦人视为同胞的历史。而共同人类，如其所言，代表着人类道德史上的阿基米德点。界面文化编辑部私人书单它不太像小说，可这不是很有意思吗？《大概小说》作者：小安推荐语它不太像小说，可这不是很有意思吗？今年逐渐认识到小说未必是一个样子，叙事的、有条不紊的，也可以是闲谈与写意。我喜欢小说中这个身为“赌鬼”的、喜欢与人争辩的自我，也喜欢“我”和母亲、妹妹还有收拾屋子的大姐的生活节奏，她们买菜烧饭收拾屋子，去阳台上晒被子，在白天反刍夜里的梦境，每天都像是前一天的重复，每个人的反驳都与前个人的话语混成泥沼。我喜欢小说里人与人的交谈方式，将小得不能再小的事件放大揣摩的本事，“我”做的梦都具有启示的意义，于是值得向母亲和妹妹一再叙述。小说里的细节也点出生活的怪异之处，“我”建议不配合扫地机器人工作的妹妹应该对机器人说句对不起，妹妹说现在还不习惯，因为它和机器人彼此都不熟悉。是不是只有赋闲的、局限在微小空间的人才能刻画出这样的作品，而越是强调梦境、赌局、坏脾气以及日常事务，就越显得天下大事对待个体的心灵其实无计可施。（推荐人

在中国现代作家中，像鲁迅这样撰写了大量文学作品广告的，很少见。从第一本与乃弟周作人合译的《域外小说集》起，一直到去世后才刊出的《〈海上述林〉上卷出版》（瞿秋白译文集《海上述林》是鲁迅编印的最后一部书），鲁迅一生为自己、友人和青年作家著译所撰写的广告，十分可观。这些言简意赅的文学广告，绝大部分都已收入2005年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版《鲁迅全集》第七卷和第八卷了，但是还有没有遗漏呢？1924年12月，鲁迅翻译的日本厨川白村著《苦闷的象征》作为他自己主编的“未名丛刊”第一种出版（实际问世时间当为次年3月），由北京大学新潮社代售。书末刊登了鲁迅为宣传“未名丛刊”而写的广告《“未名丛刊”是什么，要怎样？》。1926年7月，北京未名社出版台静农编《关于鲁迅及其著作》，书末刊有根据《“未名丛刊”是什么，要怎样？》略加修改的《“未名丛刊”与“乌合丛书”》广告。“乌合丛书”是从“未名丛刊”中“分立”出去的“一种单印不阔气的作者的创作的”新丛书，鲁迅的小说集《呐喊》自第三版起，以及第二部小说《彷徨》和散文诗集

最早的海外华人社区，你肯定想不到，竟然是建立在这里！更神奇的是，这里没有“华人村”，因为华人们认为没有必要自己修建防护围栏，他们接受当地酋长的统治，渐渐融入当地，成为贸易港口重要的组成部分之一。这个小小的贸易港口为何如此独特，可以接受外国人与当地居民混居？而早期的华人移居此地后，又经历了什么才变成“强大的、不可磨灭的华商一族”？这个小港口，就是新加坡。很多人相信，新加坡的历史始于1819年托马斯·史丹福·莱佛士爵士到达之时。其实不然。1984—2012年，经过28年努力，新加坡考古工作对14-16

亡”，她都不肯将它剥离一为什么不能放弃这样的生存姿态？她害怕的到底是什么？尽管不愿面对自己即将死亡的事实，但死神的影子在身边徘徊，

人文社科联合书单，由全国人文社科领域优秀出版单位联合发布，致力于推荐新近出版的优秀人文社科图书。我们每月发出一期书单，这是我们的第85期书单。盼望热爱人文社科书籍的读者，持续关注我们。愿人文社科好书的养分，滋润我们的心灵，繁盛我们的思想。感谢本期书单评审团（音序）：蔡辉、曹伟、宋晨希、张弘2022年12月

有关中世纪患慢性精神疾病的人，只有极少数准确或长期的描述流传了下来，我们只能通过相当偏颇的记载与这些病人相遇，因而往往得到扭曲的理解。举例来说，西班牙神父霍安·希拉韦特·霍夫雷（Joan

在越是混沌的、明暗不分的时刻，越是要紧握记忆。后疫情时代，要具体地回忆一年、一个月、哪怕一周，都变得出奇的困难。不同议题的社会事件、不同困境下个体的遭遇，远方的战争和社会运动、近处的灾难和抗争，甚至是一根铁链、一个地名、一部电影......皆以奔袭的方式闪现在我们眼前。我们的神经和思绪被刺激，时刻都可能陷入应激的状态，或是留下挥散不去的无力与遗憾。在痛苦之中，人们更擅长绕过和遗忘，而不是看见和记住。当禁令被撤去，警报被解除，欢呼和感恩的情绪成为另一种常态，淹没我们流下过的现实的血泪。我们亲身经历的仿佛从未发生，我们亲眼见证的化为幽帘之梦。重提历史和记忆是“不乖”、“不对”、“不礼貌”，拒绝承认、学会忘记才是“正确的”修补社会和生活的手段。但个体的记忆与经验能成为某种确凿的力量，让我们不致于麻木，让过往的事件不成为时代的幽灵，让我们所珍惜的东西在逆风中生长。记忆是一种慰藉。就像现在，当我们面对动荡的河流，对待未来充满疑问和恐惧，总会习惯性地，从史料中翻寻证据，从轮回中去抽取答案。这些记忆给予了我们抚慰与镇定的作用。记忆是一种警示。“永远不要认为我们可以逃避，我们的每一步都决定着最后的结局，我们的脚正在走向我们自己选定的终点。”然而，记忆是如此容易被遗忘、被篡改、被抹去。在某些时刻，守住我们的记忆，是对过去往事的复盘，是经验萃取的前章，更是一个人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所能做到的微小抵抗。2022

西林即丁西林，擅独幕剧，特别是喜剧和讽刺剧。此书是他的处女作，也是他的代表作，虽然书名有点长书中收《一只马蜂》《亲爱的丈夫》《酒后》三部独幕剧。《酒后》有作者的一则前言，颇幽默风趣：

“译著联合书单”的前身为“我是编辑我推荐”，自2018年成立以来，一直致力于推介国内的优秀译著类新书。书单由社科文献出版社旗下品牌“索•恩”发起，力邀国内众多知名出版机构和品牌参与，定期整理发布，向读者推荐有料、有趣、有颜值的翻译作品。此外，我们也欢迎更多阅读类自媒体加入到这项工作当中，期待通过大家的共同努力，将译著联合书单建设成为一个连接译者、编辑、媒体和读者的知识共享平台，更好地享受阅读带来的愉悦。二战史中的一段空战传奇∣飞虎队：美国飞行员对日作战的隐秘历史[美]塞缪尔·克莱纳∣著

皮肤不见得必须附着在身体上才能传达同样强大的意义。到了要写书的时候，好比说是十字军东征的编年史、外科治疗的专论，或任何主题的书，中世纪的作者可以选择材料。在信仰伊斯兰教的中东和北非地区，写作的人大都选择纸，他们早在8世纪接触中国文化时就引入了造纸术。但是在西欧和中欧，承载知识和图案最普遍的材料是羊皮纸，这是经过处理的干燥兽皮，它们已从会呼吸的活生生的表皮，变成一张平坦干净的页面。中世纪早期，羊皮纸大部分是在修道院或王朝宫廷的缮写室制造的。这些缮写中心成为当时几位作者的容身之处，他们关注于制造能长期流传的书籍，可能是宗教或科学主题的知识巨著，或者更实用的国家法律和财政方面的永久记录。到了13世纪，已经有专业羊皮纸制造商负责制备羊皮纸，抄写员和插画家可以向他们购买单张或订在一起的羊皮纸，然后着手制成手抄本。这些工匠的店聚集在中世纪大城市的文艺区一隅，有时候占据好几条街。这样做部分是为了集中资源和专门技术，因为制造羊皮纸需要精心规划的繁复步骤，有赖于独门技术和昂贵原料。首先需要购买兽皮。这得要高品质、尽量没有瑕疵的皮，还要根据受委托制作的书，挑选来自大小和颜色合适的动物的皮。好比说，有深色毛或斑纹的小牛，就会做出比较大张的带有黄褐色斑点的犊皮纸；而毛色较淡的羔羊，就制作出较小张的浅色羊皮纸。这些皮会先经过清洗，再置于流水中漂洗一天左右，然后放进稍具腐蚀性的碱性溶液里浸泡更长时间，这里使用的碱性物质有脱毛液、生石灰，甚至尿液。这些物质造成兽皮里的细胞腐败分解，使皮上的毛自行脱落，留下一大片平坦表面。羊皮纸匠接着会把这张皮移到木框上绷紧，还要确保它不会干掉，并用形状像弯月的月形刀（lunellum）仔细刮过皮面。有一幅来自15

从小时候起，安托万·德·圣-埃克苏佩里的世界就被女性围绕着。安托万四岁的时候父亲因心脏病发作去世，男性权威的象征被一群对孩子们非常宽容的女性替代：特里戈姨婆，他的母亲，几位保姆，其中有保拉和“发霉”女仆、家庭教师、钢琴老师安娜-玛丽·彭塞，谁都无法驯服这五个充满想象力又精力充沛的孩子。安托万的姐妹们对他也有很大的影响：家中的小妹妹蒂蒂，他以大哥的骄傲保护她；莫诺(Monot)

“认认真真做某事同时又空无所成。”面对不可消除的虚无主义，又不可能不以虚无主义为方法。即便有着道家的无用论，进入现代性，还不足以化解虚无并驱散黑暗，还必须更彻底地面对所谓“后现代主义”与“现代主义”的差异与抉择：——如果现代主义一直肯定此空无或虚无的空无性：或者以基督教否定神学的方式，肯定上帝的自身撤离与退出，但此否定依然要求世界本身继续空无化；或者并不去填充它，而是继续扩展此空无的敞开性，让这个尘世的世界成为向着神秘世界的敞开通道；或者保持一种中性的悬空，神与人的双重不忠或者双重死亡，

“自古有君必有臣，犹之有饮食之人必有庖人也。”要吃，就要有制作食物的人，古代将以烹调为职业的人称为庖人，也就是现在我们所说的厨师。厨师在古代有时地位较高，受到社会的尊重；有时也挣扎在社会的最底层，受到极不公平的待遇。庖人是中国古代饮食文化的主要创造者之一，他们的劳作、他们的成就，理应得到公正的评价。现在的乃至未来的厨师们，应当相信社会的偏见会越来越少，应当坚信自己的选择没有错。司马迁作《史记》，后司马贞补有《三皇本纪》一篇，所记述的传说中的人文初祖伏羲，便是一个与庖厨职业有联系的人物。《三皇本纪》说：“太昊伏羲氏养牺牲以庖厨，故曰‘庖牺’。”（转引自《古今图书集成》）“庖牺”或又称“伏牺”，获取猎物之谓也。此语最早出自佚书《帝王世纪》，不是司马氏的杜撰。我们的初祖是厨人出身，而且还以这个职业取名，说明在史前时代、在历史初期，这一定还是相当高尚的事情，不至于被人瞧不起。历史上的厨师，也有官至宰臣的。商代伊尹便是最著名的一位。钱钟书先生有《吃饭》一文，他写到了伊尹，他说：“伊尹是中国第一个哲学家厨师，在他眼里，整个人世间好比是做菜的厨房。《吕氏春秋·本味篇》记伊尹以至味说汤，把最伟大的统治哲学讲成惹人垂涎的食谱。这个观念渗透了中国古代的政治意识，所以自从《尚书·顾命》起，做宰相总比为‘和羹调鼎’，老子也说‘治大国若烹小鲜’。”伊尹画像伊尹名挚，生活在约公元前16世纪的夏末商初，辅佐商汤，被立为三公，官名阿衡。伊尹的身世极不平常，历史上赋予他不少神话色彩，附合了一些不可置信的情节，以至后人对是否有这个人还提出过怀疑。他本是一个弃婴，有侁氏的女子在采桑时发现了他，女子将婴儿献给了国君，国君将抚养之责交给了庖人，还派人调查婴儿的来历。原来他的母亲是在躲避一次特大洪水时生下了他，分娩后不幸死去，

文︱李公明在自古以来的世俗生活中，人类的身体一直是刻写其欲望与想象的天然场域与内在动力源泉，一直以其决绝与顽强、自恋和自虐的姿态反抗灵魂对它的压抑和贬斥。但是在学术的话语场域上，身体却总是屈居在学科的褶皱之中，以肉体书写的真理总是被以灵魂书写的思想系谱重重叠压在观念框架之下。即便是在“让思想冲破牢笼”的时刻，身体仍会被遗忘在牢笼之中，最后才发现只有身体的解放才是思想解放的“最后的斗争”。但是，从牢笼中挣脱出来的身体又往往会忘乎所以地在消费社会中撒欢打滚，沦为只有肉体与“身价”的商品与性的消费奴隶。身体的真正出场首先要求在世俗生活与思想学术的战场之间搭建平台，身体的显露与寓居在身体之中的灵魂的发声是人类值得拥有的生活图景。近二三十年来，学术界陆续出现许多跨文化、跨学科的以身体为主题的论著，尤其是在“新历史主义”和“新文化史”的旗号鼓舞下，对身体的召唤不断扩大了围绕身体的语义圈。我们终于看到在身体的背后是一部充满美感与痛苦的性别文化史，或者是一部浸泡在鲜血与污水中的政治史，又或者是一部以肤色和身体习俗为标签发展起来的民族-民粹主义史。总之，身体观、身体史应该被看作是当代学术与社会生活相互连接的前沿。英国历史学家杰克·哈特内尔（Jack

编者按：莎士比亚所身处的16世纪末，人类的理性刚刚从上帝的信仰中解放，击败西班牙无敌舰队的英国海军驰骋着大西洋。但光辉的背后却是更深的黑暗，弥漫着死亡和恐惧的瘟疫接踵而来。身处其中的莎士比亚一生始终受到瘟疫和死亡的威胁，剧院大规模关停，邻居、朋友和观众都相继死去，但是他却从瘟疫中幸存下来，在“世界”这个舞台的“无常”面前，书写着辉煌的诗篇。莎士比亚的精神疫苗文

宋朝是中国传统美学发展顶峰，它美在意态，美在澄澈，美在雅俗兼备，美在生活市井也繁华如梦。抚琴、调香、赏花、观画、弈棋、烹茶、饮酒......一场场生活美学场景的步步还原，让我们一次次感受到关于美的全新体验。夜宴将启，回望宋时。第三届“榕图·夜读”品牌重磅主题活动之“榕图夜宴

相信许多读者都读过施耐庵的《水浒传》，还记得小说中的高俅高太尉有什么本事吗？对，他擅长蹴球。《水浒传》是这么写的：“且说东京开封府汴梁宣武军，一个浮浪破落户子弟，姓高，排行第二，自小不成家业，只好刺枪使棒，最是踢得好脚气毬。京师人口顺，不叫高二，却都叫他做高毬。后来发迹，便将气毬那字去了毛傍，添作立人，便改作姓高名俅。这人吹弹歌舞，刺枪使棒，相扑顽耍，颇能诗书词赋；若论仁义礼智，信行忠良，却是不会。只在东京城里城外帮闲。”《水浒传》又讲高俅擅长相扑。他征梁山时，被擒上山，受宋江盛情款待，喝得大醉，酒后不觉放荡，说道：“我自小学得一身相扑，天下无对。”卢俊义也喝醉了，听不得高太尉大话，便指着燕青道：“我这个小兄弟，也会相扑，三番上岱岳争交，天下无对。”高俅一听，站起身就要跟燕青厮扑，结果一交手，便被燕青“颠翻在地褥上”。想来施耐庵有意要让高太尉难堪一回。《水浒传》中的高俅形象，其实是被妖魔化了的。历史上的高俅，原是苏轼的小史（书僮），并非什么“浮浪破落户子弟”；也颇讲信义，虽说“恩幸无比，极其富贵。然不忘苏氏，每其子弟入都，则给养问恤甚勤”。要知道，当时苏轼的名字可是被列入“元祐党人”黑名单的，高俅能这么做，还真有点难能可贵。不过，《水浒传》说高俅踢得一脚好球，又识相扑之技，却非捏造之词，因为这两项都是宋时最热门的全民性体育运动，一些士大夫也乐此不疲，高太尉少年时热衷于蹴鞠与相扑，也是完全不必奇怪的。生活在元末明初的施耐庵重点渲染高俅会蹴球、相扑，无非是为了说明他不务正业的市井闲汉身份，但宋人未必有这样的观念，因为在宋代，蹴鞠与相扑属于正当的体育运动与娱乐方式，没有人觉得那是不务正业。南宋末文人戴表元自述说：“余少时多好，好仙，好侠，好医药卜筮，以至方技、博弈、蹴踘、击刺、戏弄之类，几无所不好。翰墨几案间事，固不言而知也。然皆不精，惟于攻诗最久……虽精于诗，亦复何用？曾不如医药、卜筮、方技，犹可以自给；蹴踘、博弈之流，犹为人所爱幸。”蹴球比写诗更受世人“爱幸”。现在我们知道足球运动是欧洲人与南美人的天下，相扑运动则是日本的国技；但我们未必知道，在一千年前，蹴鞠与相扑却是宋朝人的国球、国技。宋人张舜民有诗《桃李花》写道：“宝马嘶风车击毂，东市斗鸡西市鞠。”如果我们将“斗鸡”换成“相扑”，“东市相扑西市鞠”正是宋人的生活写照。这当然也是宋朝社会富足的反映。战国时，苏秦这么形容齐国临淄的富实：“其民无不吹竽鼓瑟，弹琴击筑，斗鸡走狗，六博蹋踘（即蹴鞠）者。临淄之途，车毂击，人肩摩，连衽成帷，

“中文打字机现代信息技术史上最重要却被误解最深的发明之一。”在近代，汉字曾一度身处“生存还是毁灭”的存亡之境，中文打字机的发明为其探索出与全球化接轨的路径，却因其笨重低效的刻板印象而长期受到冷落和忽视。面对这一研究空白，多年深耕中国历史研究的美国斯坦福大学历史系教授墨磊宁（Thom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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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绪是“好”还是“不好”，不在情绪本身，而取决于其与环境的匹配。换言之，适时适度的情绪就是好的，而不适时不适度的情绪才是不好的。所谓情绪（Emotion），是以生理变化和外部表现为特征的一系列主观体验。以快乐这种正性情绪为例，当我们达到了渴求的目的，原有的紧张感就会解除，这时，我们体验到的情绪就是快乐。此时，我们主观上的体验会是愉悦、欣喜、满足，生理上会变得放松，外部表情则是笑逐颜开、神采飞扬、手舞足蹈等。在人们眼里，正性情绪都是好的，因此，越多越好。而负性情绪都是不好的，因此，一点都没有才好。其实这是对情绪的重大误解。抽象地看，快乐的确比痛苦好，无畏一定比恐惧好，振奋一定比沮丧好。但是，生活是具体的，我们根本无法脱离具体的情境来判断情绪的好坏。比如在森林中遇到老虎，如果我们不感到恐惧而设法躲避，那么，十有八九会葬身虎口；而唯有恐惧，才能调动起人的生命潜能，使人拥有逃出虎口的一线生机。再如参加高考的学生，除非他是学习的天才，否则他上了考场还轻松无比，那么他的成绩百分百会出问题——因为他的焦虑不够，无法激活考试所需要的能量。在与人交往的过程中，也是情绪使我们得以主动协调与他人的关系，比如通过微笑表达友好，通过热忱表达关切。我们还知道：表现快乐会使人感到愉快，表现稳重会使人感到放心，表现体贴会使人感到亲近，表现幽默会使人感到放松。情绪还有影响人际沟通与交流的作用。和别人交流时，我们都有过这样的经验：不仅要注意听对方说什么，还要注意他的表情。恋人之间，女孩浅笑盈盈地对男孩说：“你真烦!”男孩不仅不会生气，还会高兴地傻笑，因为他从对方的情绪上看得出女孩是在表达对他的喜欢。但如果女孩冷冷地向他宣布：“我喜欢你。”他一定会感觉后背发凉，会很紧张。为什么我们在和别人说话时要这么留心他们的表情，即情绪的外部表现形式呢？因为人与人之间除了言语交流之外，还有非言语交流，情绪便是非言语交流的一种，它通过人的面部表情、体态、语调、穿着甚至空间距离等，向他人传递着比言语更为丰富、微妙而又真实的信息。在社交场合中，我们会根据他人的表情判断自己的言行是否得体，并及时做出相应调整。与人相处时，我们会用冷淡表示距离，用热情表达友好，等等。此时，情绪又成了我们适应人文环境的工具。不仅如此，与人相遇时，别人表现出的欣喜会让我们产生自我价值感。与人相处时，别人的皱眉会使我们自省与自我约束。在此，情绪又成为我们自我觉察与调节的工具。最有意思的是，不论是实验还是经验都已证实，人类的基本情绪（快乐、愤怒、恐惧、忧伤）都是一致的，都有着共同的生物学基础。因此，情绪不仅有助于我们和本民族人的沟通，也使我们得以和世界各地的人去沟通。想一想，两个语言完全不通的人通过面部表情和手势热烈交流的情景，想想那场景中不时闪现的会心微笑，那表示赞成的用力点头，那种融洽与友好、沟通与理解的场景，是不是有一种特别的感染力！情绪还有激发人行为动机的作用。爱会成为激发人们为正义、和平、环境和美好生活而奋斗的动机；好奇会成为激发人们去冒险、探索、努力认识世界的动机；忧伤会成为激发人们深入思考的动机；恐惧会成为激发人们追求安全的动机；焦虑会化作人们争取放松的动机；激情会化作各种创造的动机……看到情绪所具有的审美功能、适应功能、交际功能和动机功能，看到我们如此受惠于自己的情绪，我们是否能发现：情绪不论正负，都是一个人可以依赖的最重要的内在资源之一。所谓正负之分，在某种程度上只是为便于区分而已，并不存在褒贬之意。而无论正负情绪，只要不足或过度，都会导致问题发生。所以，情绪是个中性词，过犹不及。适时适度的情绪是我们的朋友而非敌人，正负情绪皆然。过去，我们都知道人体的四肢、五官、内脏等有形器官的作用，但很少有人想过情绪这类无形的心理过程对于生命的意义。人们在深入地认识自己之前，往往把情绪当作自己的敌人或人性的枷锁，为此，先哲们提倡克制、控制情绪，甚至提倡消灭情绪。这真是一个极为奇怪的现象，人类对自己与生俱来的四肢、五官充满了感激，却对同样与生俱来的情绪充满了恐惧与敌意。也许，人在借助科学手段认识自己之前，不得不以如此极端的方式应付自己的情绪。但是，时代发展到今天，在科学心理学已诞生

2003年，一位巴黎卖家把一颗保存良好的人头出售给加拿大的私人收藏者。这颗头颅有些不同寻常，头骨的顶部不见踪影，就像饼干罐没了盖子，里面的大脑被移除，只剩下萎缩的基部组织，以及平整的脊髓残束。如此生动而神秘的遗骸，令人好奇。古生物病理学家对遗骸进行检视后发现，头颅主人是位男性，高加索人后裔，死于四十五岁左右。放射性碳定年法估算出此人生活在1200年至1280年之间，也就是说，这是一具中世纪的身体。中世纪，一个没有名字的世纪，一个夹在古希腊、古罗马盛世和欧洲文艺复兴之间，被视为停滞和隔绝的时期。对中世纪扭曲的偏见，从过去到现在时有所见，而“从扭曲印象中揭露中世纪的真相”，则是英国东英吉利大学艺术史副教授杰克·哈特内尔过去一直在做的事。《中世纪的身体》是这位学者最富盛名的作品，亦是《星期日泰晤士报》评选出的“年度最佳历史图书”，集结作者十数年治学心血，借由身体观的角度切入中世纪漫长和庞杂的历史，既有助于我们了解历史现实，也提供给我们一种认识自身的全新眼光。写在身体上的文化史，扭转对“黑暗时代”的先入之见“中世纪”，拉丁文是

石头会做梦，当然蝴蝶也会做梦。这是庄周的蝴蝶梦，庄子之梦从来不仅仅是他一个人的梦想，这是哲学自身的梦想，是思想的事情。庄周梦蝶，既要庄周梦蝶，又要蝶梦庄周。这样的双重书写如何可能再次实现？本雅明在《柏林童年》的自传书写中，借助于普鲁斯特的无意记忆与中国道家的即刻幻化，进行了变异转化。要实现这样的双重书写，本雅明不得不借助于异域的想象方式，中国艺术由此出场。因为中国艺术一直在面对二者的关联：一方面是模仿自然，进入一种梦幻的书写中，如同超现实主义的自动书写，一个中国书法家持续进行几十年的书写活动后，进入肌肉记忆，进入无意记忆，放弃习惯的程式化，才有晚年的衰年变法，进入自身身体中的自然，让自身身体的自然性或无意识动作相互作用，且不断激活，才可能不断激发新的变化；另一方面则是让自然来为，对于中国水墨艺术家而言，就是让材质的自然性，无论是宣纸的空白、水性墨性的流动性，还是自然的混沌，都走向一种律动的节奏，在一种烟云变化又有着节奏的书写中，让自然具有某种意境。此意境，就是自然向着人类的生成，尽管并非一种具体的生成，而是一种可能的生成。由此，自然向着人类生成，自然也包裹人类，自然环境与人类身体合而为一。中国文化“似与不似之间的感通”原理，之为云-烟式的书写，也是本雅明1938年观看中国绘画展览时直接感受到的“思想图像”：中国书法——或称“墨戏”（也是游戏？——笔者注，下同），这里我们借用一个杜保斯克先生用来描述绘画的字眼——的呈现，因此具有卓越的动态性。虽然这些记号有其固定的联系和形式，但它们所包含的多种“相似性”（ressemblances）却能给予它们动态。这些虚在的相似性（Ces

日本的伊斯兰研究权威人物羽田正曾经做过一个很有趣的研究。他发现，9世纪后半期到10世纪，阿拉伯语地区和波斯语地区分别开始了其世界史的书写。阿拉伯语的世界史书写，作者们认为即使伊斯兰世界在现实中分裂为多个政权，但是仍然有一个完整的“伊斯兰世界”存在，它对峙于“非伊斯兰世界”，两个世界又被称为“伊斯兰之地”与“战争之地”。波斯语的世界史书写，这些作者并不采取横向记录整个“伊斯兰世界”各地区的办法，从未尝试设定包含阿拉伯语文化圈的空间概念，除了从穆罕默德蒙天启到阿巴斯王朝建立之间的阿拉伯帝国历史，原则上他们只对伊朗高原及其周边的波斯语文化圈的政治史及王朝史有兴趣。也就是说，波斯语地区的世界历史书写——他们的历史哲学的表达——实际上是力图超越于伊斯兰教之外，将伊斯兰教揉入波斯世界的自我表达之中，从而形成波斯世界的主体性叙事。波斯人作为穆斯林，没有办法脱离开伊斯兰教说事了，但是伊斯兰教于此只不过是波斯人自我意识的表达载体。中世纪的中亚突厥人的行政语言和文学创作通常是用波斯语，中亚突厥人之主体意识与伊斯兰教的关系类似于波斯人，只不过这些突厥人的主体意识不是通过历史著作形成的，而是通过长篇诗歌的创作完成的。11世纪中期，喀喇汗王朝分裂为东西两个汗国，东喀喇汗王朝定都喀什噶尔，西喀喇汗王朝定都撒马尔罕，这两个地方成为中亚的两大文化中心。喀喇汗王朝的伟大诗人玉素甫·哈斯·哈吉甫，出生于巴拉沙衮，成名于喀什噶尔，写作了第一部伟大的突厥语长诗《福乐智慧》献给东喀喇汗王朝的博格拉汗。《福乐智慧》长达13000多行，完整地表达了对于正义秩序、政治理想、世俗道德等一系列问题的思考，其中自然有大量诉诸伊斯兰的观念，但是这种种诉诸，都是围绕形成中亚突厥人的自我表达这一意图的。此外，喀什噶尔还孕育了堪称11世纪中亚社会百科全书的《突厥语词典》，伦理长诗《真理的入门》则完全是用喀什噶尔语言写就，同样是以伊斯兰的话语表达中亚突厥人的意识。这些重要著作可以说是中亚地区的自我意识的宣言。但尤为值得注意的是，喀喇汗王朝的统治者自称为“桃花石汗”，一说桃花石是拓跋的转音，是当时中亚基于对北魏王朝的记忆而对中国的称呼，带有“东方与中国之王”或“东方与中国之苏丹”意义的封号。他们自认是中国的国王，与唐、宋的皇帝是甥舅关系，西亚国家和哈里发也都承认他们是中国之王。喀喇汗朝自我意识的表达是在一个已经抽象化的“中国”意象下展开的。从而，西域地区对未来的大陆普遍帝国之政治性的逼问，便有了加倍的复杂性。一方面，从普遍治理的层面，已经获得了自我意识，却也不排斥抽象的中国意象的中亚人群，对习惯了中原或东亚本位的帝国提出巨大挑战；另一方面，这个中亚人群的自我意识又是通过一种普遍性的宗教获得表达载体，从而内蕴着“有经人”与“无经人”的精神冲突。西域将从政治实践与精神秩序两个层面，对后世的大陆帝国形成最深刻的挑战，令后者最终淬炼出其政治性来。可以说，西域就像一面镜子，大陆帝国正是在这里才得以看清自身的本质。大辽亡于大金后，其皇族成员耶律大石率众逃至漠北，整顿军马又西征，征服了整个大中亚地区，在七河之地重镇巴拉沙衮建都，改称虎思斡耳朵，称帝建号以待东征复国，耶律大石在中亚休养生息之后，曾派大将东征，出发前誓师曰：“我大辽自太祖、太宗艰难而成帝业，其后嗣君耽乐无厌，不恤国政，盗贼蜂起，天下土崩。朕率尔众，远至朔漠，期复大业，以光中兴。此非朕与尔世居之地。”东征大军“行万余里无所得，牛马多死，勒兵而还。大石曰：‘皇天弗顺，数也！’”（《辽史·天祚皇帝本纪四》）西辽的东征之念方才不得不作罢。史称西辽。耶律大石武功超群，儒家学问也很了得，故而力图依照儒家的办法来治理中亚，包括开科取士的工作全都做过。但儒家的地理依赖性在这里又一次获得印证，耶律大石可以在政治架构上力图以儒家办法来治理，却无法让已经皈依伊斯兰教的当地人普遍性地转从儒学，因为这意味着生活方式、社会结构、财产观念等等的转变，皈化成本远高于伊斯兰教。而大辽在灭亡之后，还能在此前未曾履足的中亚再建一个王朝，只有大辽这种兼容农耕游牧的二元帝国才能做得到，中原的纯农耕定居帝国是无法做到的。耶律大石在西辽的称号是“菊尔汗”（意为“汗中之汗”），也显示着其在儒家之外另有草原身份的一面。耶律大石所征服的，是近三百年前西迁的回鹘人所建立的、时已分裂为东西两部分的喀喇汗国。此前的突厥汗国虽然与穆斯林早有交往，但是一直没有改宗。直到喀喇汗王朝的阿尔斯兰汗，才在公元960年率领20万帐突厥人皈依伊斯兰教，并宣布伊斯兰教为国教。人类历史上第一个突厥人的伊斯兰汗国出现了。这一年，正与赵匡胤黄袍加身是同一年，不啻是个历史隐喻——西域在与中原隔离发展的时候，双方都在蓄力，未来的重逢之日，西域将以极为深刻的方式逼问出东亚普遍帝国的政治性。平民社会要求帝国政治的世俗化转型，它进一步要求在帝国的精神层面上完成政治与伦理的分离，作为其思想条件，而这种分离需要有诸多精神世界的彼此实质性冲突，才能被激活出来。在宋学兴盛之后，佛教已经被儒家文明内化为自身的一部分，儒释二家无法形成那种精神世界的实质性冲突；那么，此种实质性冲突，最终必定是在亚伯拉罕一系宗教（包括犹太教、基督教、伊斯兰教）的“有经世界”与非亚伯拉罕宗教的“无经世界”之间展开。经此冲突逼问出帝国的政治性，意味着此后帝国政治才能走上自我节制之路，为自己划定界限，将自己约束于纯粹属人的事务，而将属神的信仰世界转交给社会来自主抉择。只有这样，帝国才能超脱于文化性与伦理性之外，真正获得自己的政治意识。帝国由此转化成为一个普遍的容器，为各种人群的自主道德抉择、各种文化的自由发展提供一个外部条件。帝国承认其治下个体的道德自主性，帝国的属神性寄托于每一个个体（或初级共同体）身上。至此，普遍理想也不再力求将自己外化为帝国，以其作为自己的世俗担纲者；而是放弃世俗的政治，摆脱建制化对精神带来的异化，投入到纯精神的世界，让自己的普遍性获得更加深刻的展开。帝国下降到人间，精神上升到神界。近代西方与中国的冲突，当然带来了这样一种实质性精神冲突；但是回溯历史，我们会发现，西域的伊斯兰化，已经埋下了这样一个历史伏笔，它已经为帝国真正的政治意识的激活，提供了一种内在的可能性。只不过，这种可能性，未及释放，便伴随着西方的到来而为人们所遗忘；但是，焉知在伊斯兰复兴的今天，千年前埋下的这一伏笔不会迸发出其最深层的历史哲学意义呢？本文摘选自点击上方图片，购买施展代表作《枢纽：3000年的中国》

被称为“第一位后现代主义小说家”和“‘反文化运动’在作家中的最佳代表”的理查德·布劳提根（1935-1984）是一个传奇人物。他在1984年在家里吞枪自杀，尸体二十几天后才被发现，动机费解；他的骨灰装在一个他早就备好的日式骨灰陶罐里，但墓地至今成谜；他的父亲在其死后记者来访时，才知道有这个儿子；他在1956年来旧金山寻梦前，交给初恋女孩的母亲一包手稿，并告诉她“等我出人头地了，这就会成为你的社保”，这些手稿1992被发现，并售得几十万美元；其诗集《请种植这本书》（1968）将诗印制在8个颜色各异的纸质种子袋上，袋内真的装着种子。这些都是布劳提根传奇人生的一些片段，是我们在其作品之外，认识和理解他的窗口。另一个认识布劳提根的窗口，是他众多的人像摄影封面及其封面女郎。有传言，说布劳提根的封面女郎都曾是他的情人。他的老朋友、小说家唐·卡朋特（Don

一座小破屋里，一个女人正对着火盆剥栗子吃，火盆里伸出一只白净的手，向她也讨一点。女人给了一颗，手还要讨。又给了一颗，手还要。这样四五个来回才罢休。第二天，女人去火盆旁看，下方落了一只白色的旧勺子，栗子就那么撒了一地。原来昨晚那只手，就是这把旧勺子变的。这样的鬼日本称作付丧神。如同动物在山川沼泽里呆久了变成当地精怪，足够漫长的时间也把物件酿成了妖异。日本也有年末大扫除的习惯，抛弃旧物，也是为了躲避古物妖异之灾。只不过，这些被抛弃的镜子火盆、太鼓竹笛要复仇，长出手脚纷纷跑上街，就是百鬼夜行。日本小说家涩泽龙彦在《东西不思议物语》中，讲了许多这样煞有介事的小故事，虽说有些怪异，但绝对称不上惊悚，反让人觉得轻松和好奇，每天都能饶有兴味地读上几篇。他说勺子变手讨栗子吃的故事像童话，自己特别喜欢，“那么惹人喜爱的小妖怪，还真想碰上一回呢。”涩泽龙彦讲鬼怪却不赋魅，最终还总是显出他对人类本身的关怀。比如他说“骸骨之舞”，即骸骨伸手招呼大家“来吧！一起跳舞吧！”于是不管你是何种身份、何种职业，都要加入其中，一起狂舞。据说，这样的“死亡之舞”观念还是源于东方，不过在西方广泛流行起来，也成为欧洲美术史上重要的主题。比起欧洲中世纪僧侣早晚凝视骸骨装饰以思考死亡，涩泽龙彦的想法轻快多了：骸骨其实是人类的归空之物，摆脱了负重肉身、欲望烦恼，何等喜悦！当然要起舞啦！涩泽龙彦讲志怪神力，总能道出其中的乐趣，不问真假，就能沉浸其中。有一篇讲“反复惊吓”，说有个武士正在独行，遇到另一位年纪相仿的武士，能够结伴，心里很高兴，问他是否听说这一带有个人称朱盘的妖怪。那人说：是长这样的吧……就突然变了脸，把武士吓晕过去。过了很久，武士醒来，赶紧去路边人家讨水喝，那里的妇人问他为何要喝水，他就把刚才的遭遇说了一遍。妇人说：是长这样的吧……也突然变了脸，和刚才那张一模一样。武士再次吓晕过去。虽说是个惊吓的故事，读的时候却先笑了出来。读到译者张斌璐的译后记才意识到，这种乐趣，来源于涩泽龙彦触发了大多数成人业已干枯的情感和想象力。张斌璐解读“不可思议”的东西，偏偏是只可思、只可议，却无法付诸现实。“越是难言处，越要反复言。”涩泽龙彦就是这么一个人，也就有了这么一本书。“你想：寻找那些偏僻之地是值得的，它们有着丰富的记忆，却又无比僻远。”（亚当·扎加耶夫斯基）——这正像涩泽龙彦向我们描绘的世界。他于边界之地，见证着人类的文化史和思想演化史。他旁征博引，“最近刚看了这本书”“最近刚好在看一本书”。日本固然是他研究分享的重要对象，却也作为一个分支，被纳入他所展现的丰富地缘文化中，映照出被海洋隔绝的不同大陆所拥有的相同精神谱系。如今我们读到的涩泽龙彦，是在半个世纪前写下的，但它们身上时代的痕迹难寻，或许因为它们本就安于一隅，或许因为它们已凌驾于任何一个具体的时代，涩泽龙彦周围，存在着一个独立、恒定的精神世界。他是这样描绘“妖异博物馆”的。这座壮观的博物馆内，陈列着欧洲历史上最显赫、统治地域最广的哈布斯堡王朝历代皇帝的疯狂收集：机关玩偶、时钟、沙漏、护符、远古野兽化石、异变植物、矿物标本、光学仪器、纸牌、魔法书、祈祷书、骷髅，等等等等。他将这个博物馆比作孩子喜爱收集的“宝贝”，是“开启另一个世界的通灵之物”。我们能从这座摄人的博物馆中，窥见深潜在意识中的恋物癖。更重要的，正是这座妖异博物馆里结晶成形的，成为了当时巴洛克风尚中最极端的东西，博斯那样氛围魔幻、气息超现实的画家也从中诞生。在重视节制和秩序的古典主义理想得到明确和强化之前，允许猎奇嗜好与科学混合的，是巴洛克式的想象力和自由。不同时代中，涩泽龙彦相信迷信怪癖与科学探索一贯的表里关系。十六世纪，似乎全欧洲的知识分子都沉迷超自然，涩泽龙彦认为，他们对不可解释之物的执迷，已超越了猎奇心态，含混地希望能借神秘之物拓展知识的疆界。与此相反，中世纪许多以“巫术”“魔法”给后世留下印象的人，只是因为他们在自己的时代里，才智过于出类拔萃。比如传说把阿拉伯数字传到西欧的第一人、最后当上罗马教皇的热尔贝，著有《算术之书》，但当时的人们从未见过阿拉伯数字，只觉得密密麻麻的数字、记号、十进制表都是魔法。热尔贝还亲手做过一个带齿轮的报时钟，人们被其精巧所震惊，坚信他借助了魔鬼的力量。中世纪布拉格犹太区中，还有一则著名的魔像传说。拉比洛伊乌施咒为泥人注入生命，造出了类似科学怪人的魔像。每个礼拜五，洛伊乌担心魔像冒犯安息日，都会取下其身上生命之源的符纸，魔像只是一堆黏土。但有一次洛伊乌忘了，魔像便在安息日迈开了大步。为了解除魔力，魔像不得已被分崩粉碎。“魔像的碎片就混杂在布拉格古老教会倾颓的尘屑里。”再追溯至古希腊，也不乏雕像会动的故事。有的雕像因苦闷流汗，有的赤血横流，传闻最多的是雕像不安分地离开台座，涩泽龙彦将其算作最早的机器人反叛人类。狄俄墨得斯像被丢入海里后，又自己走回原位。以至于到后来，人们不得不在夜晚来临时，缚住能工巧匠们制作的雕像。除了亚里士多德曾描述过，建造克里特岛米诺斯迷宫的工匠达罗斯，设计过一尊靠内部水银触发活动的维纳斯木质雕像，别的人偶究竟是否真的会动、为何会动就不得而知了。《梦的宇宙志》中，涩泽龙彦以这样一章篇幅谈论“玩具”。小到机关人偶，大到喷泉烟花等造园技术。从达芬奇为法国国王制作的、能后足站立的机械狮子，到笛卡尔为自己制作的、容貌酷似他去世的女儿的机关人偶。从文艺复兴到洛可可时代，会唱歌跳舞、说话计算的装置大量涌现，“这些不实用的游戏性技术”有了惊人的提升。在他看来，这些精巧但无实际用途的机械，是人类反抗天然的证据，携带着背叛社会正常秩序的力量。创造和收集这些玩物的人，期待的不是“安心欣赏”，反而是“让人内心松懈防护的快乐”。在《梦的宇宙志》后记中，涩泽龙彦回顾了贯穿于自己不同时期文章中的两大主题。机关人偶，及书中另外提到的天使、怪物、雌雄双形体等，都是超越身为人类的局限的具象，是“人的变形”。涩泽龙彦自己喜欢动物，想成为“动物”这一概念的一部分，同时也向往精神性，想成为双脚离开地面的天使，难怪他在描述那些看似追求游乐的人时，总含着惺惺相惜的深情，他们都在追求更广阔更完整的东西。另一大主题是“意象的形态学”。涩泽龙彦从小喜欢根据视觉形象进行思考，反之，抽象的观念就要先经过类比，变为可见的具象，再表述出来。为此，涩泽龙彦说，我偏好收集某种意象的原型，快成了神经质的收集狂。圆形即是意象的典型，贝壳、宇宙、甚至末世论，也是观念的圆形运动。“玩具”中也提到了贝壳这种“凝结成型的动物几何学真理（加斯东·巴拉什）”。一位“充满童真的天才人物”，贝尔纳·帕利息，构想了一座贝壳城乌托邦。帕利西记载，螺旋形的壳不仅外观美丽，毫无攻击性的柔软生物也可以绕啊绕缩进螺旋的最深处。它们是用这种方式抵抗外敌的。于是，他以贝类中最脆弱、防御器官最发达的紫贝为模型，“设计出一种遁世花园”，钻进去，就“在膨胀的小宇宙和凝缩的大宇宙之间的自由交感世界里活下去。”

抵达方式1.自行驾车/打车前往，可使用地图导航至【卓悦中心星巴克门店】；2.乘地铁至【岗厦】站，步行200米即可到达；3.乘公交至【大中华国际广场】站，步行400米即可到达。健康码查验1.活动现场采用封闭式打卡入场形式，

里赫特独邀贝多芬1997年年底，也即斯维亚托斯拉夫·里赫特（1915—1997）逝世后数月，《爱乐》做了一期他的专辑，拙文《独邀里赫特》有幸忝列其间，这是笔者第一次向《爱乐》投稿。里赫特百年诞辰已过，想再写点文字，顺便给这许多年对他的聆听做个阶段性总结。当初总以为他的唱片是可以收齐的，但时至今日，早被他那曲海片山逼得放弃了初衷，唯一能做的，大约是试着去了解他演奏的某一位作曲家作品之大端，这就有了本文的构想。▲斯维亚托斯拉夫·里赫特（Sviatoslav

纪录片《浮生一日》中，有两个关于爱和死亡的片段让人尤其印象深刻，一个是丧偶的日本男人独自带着儿子生活，妈妈不在了，家里一团糟，但是妈妈的相框却被擦得干干净净。另一个是妻子罹患癌症的家庭，当丈夫被问到，你最怕什么？男人说，我现在无所畏惧。“从前我害怕你会得癌症，可是你得了。我后来害怕你复发，可你还是复发了。但都撑过去了，我想我没有什么好怕的了。”过去几年，60岁开始海外旅行的陆晓娅，频繁将目光投向旅途中这种生死相遇。2012年，她曾在北京师范大学开设过一门名叫“影像中的生死学”的选修课，后来教学实录写成了《影像中的生死课》一书。她的新书《旅途中的生死课》，则是从拜访存在主义精神大师欧文·亚隆开始的。既然生命终会死亡，那么人生的意义是什么？意义在于连接，所以在偶遇纪念逝者的椅子后，陆晓娅开始思考，可能墓园特别需要一把椅子，让生者可以安心地坐下来，静静地表达自己的思念和爱。死亡是生命的一部分，哀悼也是。正如她从亚隆身上学来的，“哀悼，是我们为有勇气爱他人所付的代价吧。”下文选自《旅途中的生死课》，编者有所删减，经出品方授权发布。艾琳多南城堡对面的椅子在世界的不同角落，我和不同的椅子相遇，渐渐明白了，椅子并非没有感觉的“物件”，它们是生命故事的载体，甚至是生命故事的参与者。日本建筑师黑川雅之说：“从后面看，椅子是物品，从前面看，椅子是空间。”——这个空间不仅在为人的躯体服务，它们也在照顾和抚慰人的灵魂。1那是一个傍晩，我们从苏格兰的艾琳多南城堡开车到了斯凯大桥边上。从这道桥上跨越斯莱戈海峡，就是那座名为天空岛（Isle

城邦林立的古希腊内忧外患不断，希腊人自认拥有高贵的血统与文化，所有非希腊人都是未经开化的野蛮存在，希波战争将这一强烈的民族认同推向顶点，波斯人被视为面目可憎的残暴侵略者；

酷吏，是为人主所用，是人主实行统治、实现其政治目标的工具。酷吏之晋用，是因为他们迎合了君主的部分需要，其所以可以将其严酷苛责的性格发挥得淋漓尽致，并将之全面运用到执法施政之中去，根源就在于君主需要这样的人及其手段。

众所周知，英国首相又换人了。根据媒体消息，“10月24日，英国执政党保守党党首竞选结果出炉。前财政大臣里希·苏纳克作为唯一一名候选人，自动当选英国保守党新党首，他将接替上任仅45天即辞职的伊丽莎白·特拉斯，出任英国首相。”特拉斯成为最快辞职的英国首相，但在之前，她可是结结实实被喷了一脸唾沫。10月19日，也就是特拉斯宣布辞职的前一天，是让各位首相都不好过的周三质询日，原本不打算当”逃兵“的特拉斯，经过这一天毫不留情的质询后，似乎改变了想法。比菜市场还吵的英国议会到底是如何运转的？能把首相都喷走的日子，具体有哪些流程？今天的推文，就详细和大家讲讲大英”德云社“的周三日常。作者是两位服务英国议会超过40年的内部人士，堪称专业、细致又全面。·首相质询时间·每个星期三从中午12点到12点30分，首相会进行半个小时长的答问时间。只有经过随机排序后的前15个质询会印出来，而其中绝大多数的问题，都是以“首相是否愿意列出今日（7月9日星期三）的公务行程”这样的格式提出。所有采用这种格式提出的问题中，在议事日程上只有排在最前面的那一个，会将问题全打印出来；剩下的就只会把提问者的姓名印在问题编号旁边而已。

10月9日上午，第七届华语青年作家奖颁奖典礼在成都揭晓，作家赵志明创作的《歧路亡羊》获得中篇小说“双子星”奖。在授奖词中，由七位评委组成的专业评审团这样写道：“赵志明的小说既有依靠非凡的想象力展开书写的‘奇谈志异’，也有直接描述生活细节、书写日常经验的作品，其非凡的想象、真切的细节和微妙的情绪，使文本呈现出令人惊异的复杂性和鲜明的风格。《歧路亡羊》通过写两对陌生恋人阴差阳错的相遇及相处，不疾不徐地揭开人物各自的人生遭遇和困境，以细腻的笔触描摹出人物内心的起伏波动，用平静准确的语言，在交织着寒冷与荒诞、挣扎与希望的故事底部，不动声色地将人性中阴暗与光明两种不同的面向一并呈现在读者面前，引领人们思考善恶、命运以及我们所身处的现实。”这篇获奖小说收录于赵志明最新小说集《看不见的生活》中，由新民说出品上市！以虚无写实在✦

文献分析和语文学分析是德意志民族主义的两样工具，它们不仅创造了“德意志人”的历史，还间接地创造了“所有人”的历史。它们构成了一组可以快速输出的套件，很容易被用来解释任何语言书写的任何文献资料。而且，自从德意志“科学”历史学的标准在19世纪逐渐统治了欧洲，甚至统治了美国的大学之后，那些受过德意志习明纳尔（seminar）教学法和文本批评研究训练的外国历史学家们在返回自己的国家后，都成了民族主义分析的代表。赫尔德式的运动，比如泛斯拉夫主义，很快就被政治化了，一些民族和准民族都有样学样，创造出了适合本民族自我塑造的方式。这些方式包括编纂“民族重要历史文献”合集，让语文学家们（许多人受过德意志的教育）阐明民族的古老起源。这样一来，历史学和民族主义合流了。经历了1870年普法战争的惨败之后，法国对德意志学界的政治化开始了迟来的防御。一些语文学家，比如莱昂·戈蒂埃（Lé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