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足球的黄金时代

相信许多读者都读过施耐庵的《水浒传》，还记得小说中的高俅高太尉有什么本事吗？

对，他擅长蹴球。

《水浒传》是这么写的：“且说东京开封府汴梁宣武军，一个浮浪破落户子弟，姓高，排行第二，自小不成家业，只好刺枪使棒，最是踢得好脚气毬。京师人口顺，不叫高二，却都叫他做高毬。后来发迹，便将气毬那字去了毛傍，添作立人，便改作姓高名俅。这人吹弹歌舞，刺枪使棒，相扑顽耍，颇能诗书词赋；若论仁义礼智，信行忠良，却是不会。只在东京城里城外帮闲。”

《水浒传》又讲高俅擅长相扑。他征梁山时，被擒上山，受宋江盛情款待，喝得大醉，酒后不觉放荡，说道：“我自小学得一身相扑，天下无对。”卢俊义也喝醉了，听不得高太尉大话，便指着燕青道：“我这个小兄弟，也会相扑，三番上岱岳争交，天下无对。”高俅一听，站起身就要跟燕青厮扑，结果一交手，便被燕青“颠翻在地褥上”。想来施耐庵有意要让高太尉难堪一回。

《水浒传》中的高俅形象，其实是被妖魔化了的。历史上的高俅，原是苏轼的小史（书僮），并非什么“浮浪破落户子弟”；也颇讲信义，虽说“恩幸无比，极其富贵。然不忘苏氏，每其子弟入都，则给养问恤甚勤”。要知道，当时苏轼的名字可是被列入“元祐党人”黑名单的，高俅能这么做，还真有点难能可贵。

不过，《水浒传》说高俅踢得一脚好球，又识相扑之技，却非捏造之词，因为这两项都是宋时最热门的全民性体育运动，一些士大夫也乐此不疲，高太尉少年时热衷于蹴鞠与相扑，也是完全不必奇怪的。

生活在元末明初的施耐庵重点渲染高俅会蹴球、相扑，无非是为了说明他不务正业的市井闲汉身份，但宋人未必有这样的观念，因为在宋代，蹴鞠与相扑属于正当的体育运动与娱乐方式，没有人觉得那是不务正业。南宋末文人戴表元自述说：“余少时多好，好仙，好侠，好医药卜筮，以至方技、博弈、蹴踘、击刺、戏弄之类，几无所不好。翰墨几案间事，固不言而知也。然皆不精，惟于攻诗最久……虽精于诗，亦复何用？曾不如医药、卜筮、方技，犹可以自给；蹴踘、博弈之流，犹为人所爱幸。”蹴球比写诗更受世人“爱幸”。

现在我们知道足球运动是欧洲人与南美人的天下，相扑运动则是日本的国技；但我们未必知道，在一千年前，蹴鞠与相扑却是宋朝人的国球、国技。宋人张舜民有诗《桃李花》写道：“宝马嘶风车击毂，东市斗鸡西市鞠。”如果我们将“斗鸡”换成“相扑”，“东市相扑西市鞠”正是宋人的生活写照。这当然也是宋朝社会富足的反映。战国时，苏秦这么形容齐国临淄的富实：“其民无不吹竽鼓瑟，弹琴击筑，斗鸡走狗，六博蹋踘（即蹴鞠）者。临淄之途，车毂击，人肩摩，连衽成帷， 举袂成幕。”

宋朝也是如此。好了，我们且到宋朝城市逛一逛，看看宋人到底有多热爱蹴鞠与相扑。

蹴鞠盛时

如果我们在冬至至元宵期间来到北宋开封府，将会看见，东京御街每日都有“击丸蹴踘、踏索上竿”等文娱表演；及至元宵节后收灯，东京人又纷纷出城探春，此时郊外园圃，“次第春容满野，暖律暄晴。万花争出粉墙，细柳斜笼绮陌，香轮暖辗，芳草如茵；骏骑骄嘶，杏花如绣，莺啼芳树，燕舞晴空，红妆按乐于宝榭层楼，白面行歌近画桥流水，举目则秋千巧笑，触处则蹴踘疏狂”，到处都是蹴球的红男绿女；暮春三四月，皇家林苑琼林苑对市民开放，园内亦有专供市民踢球的场所：“宴殿南面有横街，牙道柳径，乃都人击球之所。”

宋朝城市有许多茶坊、酒肆，如果我们进去喝茶饮酒，也许还会发现，有些茶坊酒肆里面居然有蹴球表演。南宋时的杭州，便有一家“黄尖嘴蹴球茶坊”，是“士大夫期朋约友会聚之处”；又有多家叫“角球店”的酒肆，“零沽散卖”小酒，你可以在此一边饮酒、品茶，一边观赏足球表演、比赛；如果是春季，杭州名园蒋苑使小圃也安排蹴鞠表演，“以娱游客，衣冠士女，至者招邀杯酒”；西湖边，每日总有一帮少年人在“宽阔处踢球”；瓦舍勾栏里，更是天天都有商业性的蹴球表演，你只要掏钱买票，就可以入内观赏。临安瓦舍内蹴球最有名的几个明星，叫黄如意、范老儿、小孙、张明、蔡润，他们的名字被周密收入《武林旧事》的“诸色伎艺人”名单中。

宋代话本《钱塘梦》形容临安府“有三十六条花柳巷，七十二座管弦楼，更有一答闲田地，不是栽花蹴气球”；元明时期的小说《三遂平妖传》开篇亦写道 “话说大宋仁宗皇帝朝间，东京开封府汴州花锦也似城池，城中有三十六里御街，二十八座城门；有三十六条花柳巷，七十二座管弦楼，若还有答闲田地，不是栽花 蹴气球。”这些说法显然是民间艺人的格式化表达，且说得很夸张，不过，若说东京与杭州的市民热衷于蹴球，却是实情。

不但都城如此，在宋朝的其他地方，蹴鞠运动也是风靡一时。

陆游的诗歌就多次写到蹴鞠。如《残春》：“乡村年少那知此，处处喧呼蹴鞠场”——这是乡村的蹴鞠；《三月二十一日作》：“蹴踘墙东一市哗，秋千楼外两旗斜”——这是城市的蹴鞠；“路入梁州似掌平，秋千蹴鞠趁清明”；《感旧四首末章盖思有以自广》：“寒食梁州十万家，秋千蹴鞠尚豪华”——这是陆游在梁州看到的蹴鞠盛况。陆游少年时，还曾在咸阳观看过一场蹴鞠竞赛，写下《晚春感事》，其中场面更是热闹：“少年骑马入咸阳，鹘似身轻蝶似狂。蹴鞠场边万人看，秋千旗下一春忙。”

从出土的宋代文物也可以看出宋人蹴鞠风气之盛。河北博物馆院藏有一件宋磁州窑“张家造”的“童子蹴鞠图”瓷枕，枕面图案为一名小童正在全神贯注地蹴鞠，看来宋时小朋友也喜欢蹴鞠；中国国家博物馆藏有一件宋代“蹴鞠纹铜镜”，镜背为一对年轻男女对垒踢球的浮雕，可知当时女性也可以蹴鞠。

宋末词人赵文有小词《凤凰台上忆吹箫·白玉磋成》曰：“疑是弓靴蹴鞠，刚一踢、误挂花间。”汪元量诗《张平章席上》：“舞余燕玉锦缠头，又著红靴踢绣球。”说的都是女子蹴鞠。司马光亦有小诗《次韵和复古春日五绝句其三》：“东城丝网蹴红球，北里琼楼唱《石州》。堪笑迂儒书斋里，眼昏逼纸看蝇头。”那“蹴 红球”的人，大约也是女子——男性想必不会踢红色的足球。她们唱歌蹴球的青春活力，让躲在书斋里埋头看蝇头小字的诗人深为艳慕。

不但民间流行蹴鞠，上层社会也有蹴球的盛事

宋朝开国皇帝赵匡胤与赵光义兄弟，都是蹴鞠的爱好者，他们蹴球的故事被北宋画师苏汉臣绘成《宋太祖蹴鞠图》，此图已佚失，另有宋末元初画家钱选的摹本传世，现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太祖蹴鞠的故事还被宋朝的“足球俱乐部”写成广告词传播 ：“巧匠园缝异样花。身轻体健实堪夸。能令公子精神爽，善诱王孙礼义加。宜富贵，逞奢华。一团和气遍天涯。宋祖昔日皆曾习，占断风流第一家。”

宋代白釉黑彩童子蹴鞠图瓷枕

宋代蹴鞠纹铜镜

《宋太祖蹴鞠图》，北宋苏汉臣原画，现存图为元代临摹品

南北宋均设有“皇家足球队”，分为左右军举行对抗赛。《东京梦华录》卷之九介绍了北宋皇家足球队左右军的不同球衣：“左军球头苏述，长脚幞头，红锦袄，余皆卷脚幞头，亦红锦袄，十余人；右军球头孟宣，并十余人，皆青锦衣。”《武林旧事》卷第四则收录了南宋皇家足球队的一份首发名单，叫“筑球三十二人”：“左军一十六人：球头张俊、跷球王怜、正挟朱选、头挟施泽、左竿网丁诠、右竿网张林、散立胡椿等；右军一十六人：球头李正、跷球朱珍、正挟朱选、副挟张宁、左竿网徐宾、右竿网王用、散立陈俊等。”

每逢皇帝寿辰，或者招待外国大使，宴会上，这支皇家足球队通常都要出来参加表演赛。如北宋“天宁节”（徽宗寿辰）御宴，饮到第六盏御酒时，“殿前旋立球门，约高三丈许，杂彩结络，留门一尺许”，球头苏述、孟宣分别率领皇家足球队左右军上场比赛，“胜者赐以银碗锦彩”，“不胜者球头吃鞭”。

又如南宋乾道年间，朝廷接待金国使者的宴会节目安排是：“凡使人到阙筵宴，凡用乐人三百人，百戏军七十人，筑球军三十二人，起立球门行人三十二人，旗鼓四十人，并下临安府差。相扑一十五人，于御前等子内差。”宋朝士大夫中也不乏蹴球高手（应该叫“高脚”才更准确），如宰相丁谓、李邦彦，球艺都十分了得，还有一个叫柳三复的士人，蹴球也很厉害，“初柳为进士，欲见晋公（丁谓）无由，会晋公蹴后园，柳往伺之，球果并出，柳即挟取。左右以告，晋公 亦素闻柳名，即召之。柳白襕怀所素业，首戴球以入，见晋公再拜者三，出怀中书又再拜，每拜辄转至背膂间，既起复在幞头上。晋公大奇之，留为门下客”。

可以说，中国蹴鞠运动的黄金时代正是宋代。彼时，上至皇家贵胄、达官贵人，下至贩夫走卒、黄口稚儿，都以蹴球为乐。

本文摘选自↓

《宋潮：变革中的大宋文明》吴钩 著

中国的近代化究竟始于何时？
国内有晚清和晚明两种主流说法，而海外则有一种“宋代近世说”，认为早在宋朝，中国就已经激起近代化之潮。既然宋代就已经开始近代化转型，那为何还要再等上近千年，直到晚清，中国才真正跨入近代的门槛？
在本书中，作者吴钩综合各说，构建出一个独特的阐释框架，尝试为中国的近代化的时间开端提供一种合理解释。他带领我们重回历史现场，仔细考察了25项极具近代化特征的宋朝文明表现，呈现当时在市政、人文、经济、政治、司法等5个领域出现的种种近代化的端倪。
通过考察这些文明表现的兴起、运转，以及它们在宋亡后悲剧性地走向消亡的过程，作者着重展现了两宋时期的中国是如何悄然摆脱中世纪的桎梏，开始走向近代化的，展现出宋朝最生动、最活力四射的一面。同时，他也试图说明，中国的历史并非单纯的线性发展，而是既有文明的积累与演进，又有传统的断裂与接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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