查看原文
其他

李公明:中世纪的身体观及其图像叙事

新民说 2022-12-26

The following article is from 上海书评 Author 上海书评


文︱李公明
在自古以来的世俗生活中,人类的身体一直是刻写其欲望与想象的天然场域与内在动力源泉,一直以其决绝与顽强、自恋和自虐的姿态反抗灵魂对它的压抑和贬斥。
但是在学术的话语场域上,身体却总是屈居在学科的褶皱之中,以肉体书写的真理总是被以灵魂书写的思想系谱重重叠压在观念框架之下。即便是在“让思想冲破牢笼”的时刻,身体仍会被遗忘在牢笼之中,最后才发现只有身体的解放才是思想解放的“最后的斗争”。但是,从牢笼中挣脱出来的身体又往往会忘乎所以地在消费社会中撒欢打滚,沦为只有肉体与“身价”的商品与性的消费奴隶。身体的真正出场首先要求在世俗生活与思想学术的战场之间搭建平台,身体的显露与寓居在身体之中的灵魂的发声是人类值得拥有的生活图景
近二三十年来,学术界陆续出现许多跨文化、跨学科的以身体为主题的论著,尤其是在“新历史主义”和“新文化史”的旗号鼓舞下,对身体的召唤不断扩大了围绕身体的语义圈。我们终于看到在身体的背后是一部充满美感与痛苦的性别文化史,或者是一部浸泡在鲜血与污水中的政治史,又或者是一部以肤色和身体习俗为标签发展起来的民族-民粹主义史。总之,身体观、身体史应该被看作是当代学术与社会生活相互连接的前沿。
英国历史学家杰克·哈特内尔(Jack Hartnell)的《中世纪的身体》(原书名Medieval Bodies: Life, Death and Art in the Middle Ages,2018;徐仕美译,“新民说”,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2年11 月)是一部既有专业性同时也面向大众的中世纪身体观念史与文化史。虽然无论从篇幅或论述内容的深度和广度而言,它无法与乔治·维加埃罗(Georges Vigarello)法国学者主编的煌煌三大卷《身体的历史》(Histoire du Corps,2005、2006)相比,但是它以自己独特的、最为紧扣“身体”的角度审视中世纪人对身体的认识,同时以相当简洁的论述呈现出围绕身体的思想史与社会文化史,其核心视角与开阔视野的紧密结合使它具有与众不同的学术特征。
从阅读心理来说,读者在书中依次从头部、五官、皮肤、骨头、心脏、血液、手、腹部、生殖器、脚等身体主要部位了解中世纪人的身体观及其与社会文化的关系,很能产生一种“切肤之感”。更重要的是,哈特内尔认为这种叙事结构沿用的是与中世纪思想家相同的思路,重新思考身体。“当中世纪的医学作者坐在桌前,记录自己日渐累积的治疗方法时,他们通常选择身体原有的架构当作体裁,呈现从头到脚的医疗,自秃头和脑袋,往下到扭伤的脚蹀及脚趾头的碎骨。……借由依次具体描述这些解剖结构,我们能够建构中世纪的身体的写照,这不只是各部分的总和,还包含那个时代对于生与死、痛与美的态度。这就是最广泛意义上的人体,是探索中世纪生活各方面的起点。头导引至思想,皮肤至服装,骨头至埋葬习俗,脚至旅行。”(30页)从身体不同部位的物理与生理层面扩展到身体作为一个完整有机组织与外部自然界发生关系,再从身体与自然的联系扩展到与社会、政治、宗教、文化、艺术等众多人类领域的联系,一部以身体为视角的中世纪思想文化史和社会史的简写版本就这样形成。

男性和女性的解剖图,可能在 1559 年印制于伦敦。图中人物通过有局部解剖详图的折叠纸片来呈现,观看者可以掀开一层层纸片,发现内部情形。图中的女性手拿一个标语,上面写着拉丁文:Nosce te ipsum,意思是“认识你自己”。

当然,如果就“身体”而言,作者对身体之外事物的论述或许过于铺张了,在有限的篇幅中使身体的“内史”与“外史”之间平衡受到影响。但是在我看来这种“外向”观正好在某种程度上可以弥补各种专史研究时常存在的盲区,比如思想史研究中的心脏、服装史中的皮肤、旅行史的双脚。
故事从在国际拍卖市场上出现的半具人体遗骸开始讲起。死者是男性,高加索人后裔,死于四十五岁左右,生活在公元1200年至1280年之间。他在死后不久即被人用含汞金属蜡注入主动脉,使他的姿势固定下来,像是雕塑翻模作品一样。作者说作为一个历史学家,他想知道他是谁?来自何处?他有什么故事?“他是来自过去的提示,促使我们更深入地挖掘他生活的那个时代。” (引言,第5页)这样的探索中世纪的身体,在今天尤其重要,“因为他们的年代仍遭受着许多误解”(同上)。
作者谈到至今仍然存在的对中世纪的误解和负面评价的时候,以伦敦一间博物馆作的观众问卷调查为依据,另外敏感地看到在受困于古老城堡的迪士尼公主的浪漫形象以及昆汀的神片《低俗小说》的对话中的中世纪想象,说明在大众流行文化中仍然存在对于中世纪的刻板印象,这是对的。在讲到自己的研究时,作者提到十六世纪英国古物学家威廉·卡姆登(William Camden)在撰写一部不列颠历史著作时对中世纪的轻蔑看法,以及十四世纪意大利人文主义者弗朗切斯科·彼特拉克(Francesco Petrarca)关于中世纪是一个黑暗的中间时代的说法,然后说:“这样看待中世纪时期的观点,无论始于何时,无疑是被曲解过的。从扭曲印象中揭露中世纪的真相,是我十多年来研究的一部分,而且正是这本书的核心。我们不能居高临下地面对这个看似遥远的时刻,只是为了让自己感觉良好。”(第8页)虽然这种学术意图也是对的,但是实际上“这样看待中世纪时期的观点”在学术界早已过时。

福尔图娜女神转动轮子,改变四位国王的命运及统治权。这幅画在 11 世纪被加到一份西哥德手抄本中,手抄本由一位姓戈梅兹(Gomez)的 抄写员缮写于 914年的卡尔德尼亚(Cardena)


早在上世纪初,美国学者亨利·奥斯本·泰勒(Henry Osborn Taylor)的《中世纪的思维》(The Medieval Mind:A History of Thought and Emotion in the Middle Ages,1911)、荷兰学者约翰·赫伊津哈(Johan Huizinga)的《中世纪的秋天》(Herfsttij der Middeleeuwen,1921)已经在观念史和文化史领域中拨开了所谓中世纪的黑暗迷雾,一个世纪以来的历史研究早已证明中世纪并不那么黑暗,与被认为是光明的文艺复兴也没有截然分开的分界线。法国历史学家雅克·勒高夫(Jacques Le Goff)在1960-1970年代发表的一系列中世纪研究论文中甚至已经警惕“用对于中世纪的金色传奇来替代过去几个世纪关于中世纪的黑暗传说”的倾向(参见勒高夫《试谈另一个中世纪;西方的时间、劳动和文化》,前言,周莽译,商务印书馆,2014年)。因此我觉得作者在书中不止一处提到关于“看待中世纪时期的观点”的论述有可能会在无意中误导读者对今天的中世纪史学研究状况的认识。
另外就是在中世纪史研究中“以今度古”的问题。哈特内尔在他对中世纪身体专题的研究中实际上对此有自觉的认识,即不能以今天关于身体的知识来解读和评价中世纪的身体观。他指出中世纪人对于人体如何运作的想法、中世纪的生物学和医学观念往往会引发现代人的感到荒谬和本能不适的反应;从现代的进步观点来看,中世纪对身体的“疗法”比无效还糟糕。因此,“想要了解中世纪的身体,真正的困难是:身体的主人在中世纪想象身体,运用的是目前被证实大错特错的荒谬理论,不过这些在当时似乎是最生动、最合乎逻辑的理论”(17页)。
最后在“结语”中作者这样写道:“这些人类形体是古人讨论和发展复杂理论的地方,是他们的感官与周遭世界接触的管道,是展现性别、宗教、族群认同方面不协和音的舞台,也是挥洒美学观念的画布,从丑陋和痛苦至于令人欣喜若狂的美。对每一个人来说,身体就是一切。”(323页)这的确是回到中世纪人的生活语境中理解他们的身体观,在全书的论述中这是贯穿始终的研究理念。有点可惜的是,作者在“引言”部分没有从史学研究的角度把“以今度古”的议题及相关讨论凸显出来。在这方面,法国历史学家米歇尔·帕斯图罗(Michel Pastoureau)的《中世纪动物图鉴》(Bestiaires du Moyen Âge,2011;王烈译,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20年)对此有很明确的论述。
他以法国图书馆馆员、历史学家阿尔弗雷德·富兰克林(Alfred Franklin)在1897年出版的一本面向大众的著作《从前的生活:动物》(La Vie d'autrefois:les anim aux)和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法国科学史家Georgps Petit和Jean Theodorides的著作为例,指出这种“以今度古”的立场和方法当然会导致对中世纪动物图像的真实历史意义和文化价值的扭曲认识和忽视(《中世纪动物图鉴》,48页)。帕斯图罗继续追问:史家通常会避免以今天的知识来判断过去,但为什么一牵涉到动物就禁不住要这样做?(同上)那么值得思考的就是,在面对历史的一般认知原则与在某一历史研究领域中采取的具体态度之间,可能存在的差异和冲突。由于身体观与医学史有紧密联系,因此在论述中世纪的身体的时候,“以今度古”的问题应该在关于研究观念的论述中受到重视。
关于中世纪史研究与当代生活的关系,美国著名中世纪史学者帕特里克·格里(Patrick J Geary)强调职业历史学家应当以公共知识分子的身份参与到当代现实生活的各个层面中去,尽力回应所有问题,既为专家写作,也为大众写作(参见帕特里克·格里的论文集《历史、记忆与书写》,罗新主编,“编者的话”,北京大学出版社,2018年)。哈特内尔也同样强调了研究中世纪的身体与当下生活即未来发展的关系:“我们对于中世纪的身体的理解,未来会怎样?我认为,这也取决于同时回顾和展望,一只眼看着过去,另一只眼看着前方即将发生的事情。我们的世界目前演变之快是前所未有的……我们现在可以把研究过往的缓慢而谨慎的过程,像是仔细解读艺术、诗歌、宗教文本、民间故事、医学疗法,与发展迅速的科技相结合,将我们的发现推向各种未曾预见的方向。”(327页)在三年来席卷全球的疫情风暴中,种种事物的确令我们想到了以前从未预见的身体政治问题,再次证明了身体观在人类观念与事务中的重要性,身体书写在更为多元的政治文化语境中增加了新的篇章。
采用了大量的艺术图像作为对中世纪身体观的重要阐释依据,形成中世纪身体观的图像叙事,这是该书的重要特色,对建构中的历史图像学研究来说更是重要的案例资源。事实上,中世纪的身体与艺术图像的关系具有双重性质。一方面正如桑塔格(Sontag.S.)所指出的,在古希腊的西方医学肇始之时,用来描述身体整体性的那些重要隐喻,都取自于艺术;有关身体的隐喻性思考,包括了众多取自其他艺术种类以及工艺、尤其是建筑的意象。(桑塔格《疾病的隐喻》,程巍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3年,86页)哈特内尔在他的书中也指出。中世纪的身体“是很强的隐喻,是一种具创造性的身体,治疗者、作家、工匠都能够用它指代几乎任何事物,从形而上的永恒的救赎之地,到季节交替与行星循环的神秘计划”(29页)。另一方面,中世纪图像的丰富性和异质性本来就相当突出,那个如万花筒般的视觉世界是深入理解中世纪人的思想和感情的关键通道之一。因此中世纪身体的图像叙事的意义不仅具有隐喻性,更具有中世纪生活百科全书的叙事性质,是可视的中世纪社会生活与文化史。
图像叙事不仅需要有丰富的图像作品,更需要有图像学的分析与阐释,作者在图像收集、使用图像的学术规范和对图像作为史料的阐释力度等方面作出很好的贡献。毫无疑问这里体现了作者具有对于历史与图像研究的自觉意识,为历史图像学研究提供了重要案例。在这里想到了雅克·勒高夫主编的《中世纪的面孔》(Hommes et Femmes du Moyen Âge,2012;申华明译,商务,2022年),在这部介绍一百十二位中世纪著名人物的著作中虽然使用了大量的艺术图像,但是基本上对图像不作解读和阐释,而只是作为一种插图。无论如何,很难认为在这些重要的图像资料中包含的历史信息对于论述人物生平、思想和历史影响没有任何作用,只能说是反映了至今仍然比较常见的对图像史料的忽视。
哈特内尔自己的主要研究领域是中世纪末期和文艺复兴初期的医学、科学与艺术史,在跨学科研究中重视艺术图像的作用与此有关。围绕中世纪人的身体观,他要研究医学教科书、医师和机构的诊疗记录、诗歌或祈祷文中对疾病或痊愈的抒情回应,同时也会关注视觉层面的资料:“自中世纪流传下来的艺术品与物品是另一种具说服力的材料,传达出如何看待和理解人类身体的丰富想法。在那个没有写日记习惯的年代,个人观点寥寥无几,当文字沉寂之时,图像提供了有力的切入点,而且带着特殊的情感和力量。”(32页)这是历史图像学中的史料研究应该特别关注的问题:某些类别的图像除了可以提供关于事实的证据之外,还可以直观呈现出在文字史料中有时难以传达的“特殊的情感和力量”。在该书中使用的图像资料都有详实的资料出处,在正文叙事中把文献史料与对图像的阐释紧密结合,图版下面的文字除了通俗介绍图像出处之外,时而还有对图像内容的简括论述。
第六章“血液”以一幅出自一本希伯来文医学选集、绘于十五世纪早期的法国南部或意大利北部的《放血人像图》作为引子和本章主要论述对象,在图像叙事中包含了医学史、思想史和社会政治史的重要内容。“他的身体令人恐慌,像是人、兽、物纠缠混杂的结果。红色线条从脸和四肢喷出,希伯来文字构成黑色虚线,似乎正从躯体外缘发出呐喊。”(181页)
这幅图像插在十五世纪初的一部收录了许多著名的阿拉伯、加泰罗尼亚和意大利作者讨论如何治疗人体的文章的著作之中,这个扭曲的人兽混合体实际上是行医者实施血液疗法时的指引。作者详细讲述了图像中的人体如何标示出不同症状和诊断结果应该放血的不同位置,以及某些血线与某些病症有特别强烈的对应关系,同时还指出了在一般的图像解读中可能会被忽视的作用:它不仅有助于行医者之间交流方法,而且也协助医师与病人沟通,减轻病人在治疗过程中不断产生的恐惧。(184页)经过对图像中的各种形象、文字的细致解读,作者认为:“综合来看,这幅放血人像插图含有各种元素,显示出有许多与血液相关的人体科学观念在一致作用,影响一个人的健康。这些元素也暗示了,这些想法在中世纪是多么容易跨越不同文化。这本希伯来文书籍中的人像图,代表犹太人遵守的一种思想体系,但同样为基督教和伊斯兰教治疗者所共有,见证了血液在不同文化医学中的重要性,这种医学经常在不同人群和地域之间友善传递。


然而在中世纪文化的另一些方面,对血液的看法则代表了社会隔绝和社会差异的最恶劣形式,这些情形起初可能始于微小的不公不义,然后全面发展成带着仇恨和恐惧的跨国运动。“(185页)这里论述的议题涉及思想史、跨文化史和社会政治史问题,实际上也触及历史图像学研究中的一个重要但是难度很大的议题:图像不仅仅是一种可以“证史”的史料证据,而且往往就是历史本身,具有历史的主体性品格。接下来围绕着血液问题出现的“血祭毁谤”案件及其图像、在祈祷书中出现的表现“基督圣血”的跨页、在时祷书中出现的有圣血渗出的圣餐祭饼图像以及用于指示止血方法的“受伤的人”图像,作者描绘了一幅丰富的中世纪血液文化图景,启发我们思考这些图像之间具有的真实联系,证实它们本身足以汇聚为一种血液的历史现象。在阐释最后那幅“受伤的人”图像的时候,作者把它与宗教信仰联系起来,因为人像旁边的疗法写着需要有人对着流血病人念出各种咒语,也就是那种可能祈求国王、圣母或基督传递神圣治疗的祷词。
另外从画中人物的姿势联想到中世纪观众会产生的联想到基督痛苦而神圣的蒙难描述的感受,进而与前面论述的几种图像建立起内在的联系。“或许从‘受伤的人’的割伤和擦伤伤口中流下的血滴,是刻意要和那些染在祈祷书页面的血,或者从神奇圣饼中渗出来的血,混淆在一起。如同故意中伤中世纪犹太人的血祭毁谤一样,血液在这里又再次与医学和宗教的思维纠缠交织,把宗教认同从日常生活的平凡时刻中提炼出来,形成一种强大的、有时令人不安的调和物。”(203-204页)
运用图像作为国家政治统治的工具,也是中世纪身体的图像叙事中的重要诉求。哈特内尔通过论述布列塔尼贵族奧利维耶·德克利松被斩首的图像,非常精准地揭示了这种恐惧政治的诉求:“图像也能协助报复心强烈的国家散播恐惧。装饰精美的政治编年史通常会辅以描绘极度暴力的画面。”(53页)历史学家让·傅华萨(Jean Froissart, 约1337-1404) 所写的关于英法百年战争的《闻见录》(Chroniques)中有不少精美插图,画出冲突双方的叛徒的下场。布列塔尼的贵族奥利维耶·德克利松(Olivier de Clisson)在战争中站在英格兰人一边,后来他被法国人逮捕后遭斩首,吊在巴黎城门外示众。“图中的奥利维耶眼睛被蒙住,穿着白衣,身前已经有好几具无头尸流着血倒在行刑台的脚架下,他就位等着步入那些人的后尘。这一戏剧性的最终时刻被永远定格,读者不难设身处地想象他的境遇,也被提醒仔细思量自己对待国家的态度,后者只需挥下利剑,即能轻易结束人的生命。”(53页)说得很清楚了。
奧利维耶·德克利松被斩首   出自让·傅华萨《闻见录》插画本,约1475年作
除了对图像所在的极为丰富和细致的阐释之外,哈特内尔还注意到中世纪有豪华插图的书籍所面向的受众问题。比如,“附有图解的豪华健康书籍要价不菲,尤其受到意大利和法国贵族圈的欢迎,也使我们得以进一步地了解这群特殊的出资人阶层。那些搜集医疗方法用材的医师、病人与研究者,其手抄本中塞满了镀金的大型插图,把他们那个时代的药材装点得华美绮丽”(25-26页)。
在全书的最后,作者说:“这些身体已经沉睡了几个世纪。但如今,它们苏醒过来,前所未有地开口娓娓道来。”(331页)这句话和书中那些丰富的图像叙事更令我想起库尔特·塔科尔斯基的那句话:“一幅画所说的话何止千言万语。”

本文首发于《澎湃新闻·上海书评》,经授权后转载。
·相关图书·



您可能也对以下帖子感兴趣

文章有问题?点此查看未经处理的缓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