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英男评《韦伯传》｜孩子，接过我的长矛，我的手臂已不堪其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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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韦伯传：思与意志》
[德]迪尔克·克斯勒著
高星璐、黄自勤译
阎克文审校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新民说
2023年7月出版
1032页，198.00元
2020年6月17日，是我博士生活结束后的第一天。迟来的清晨，仿佛让“恶战苦斗”般的生活暂时告一段落。时光倒流一百年，在1920年的6月17日这一天，同样有一个人感受到了人生中这种久违的宁静。他静静地躺在床上，聆听着家人与挚友的最后告别。三天前，1920年6月14日的夜晚，在那场夺走两千多万人生命的西班牙流感所引发的重度肺炎与高烧中，他向身边的妻子玛丽安妮·韦伯（Marianne Weber）与曾经的情人埃尔泽·雅费（Else Jaffé）喃喃道，“你们祈祷吧，让它结束！”祈祷应验了，他的世界沉寂下来，而屋外则是雷雨大作，一道道闪电划过天空，他苍白的头颅仿若已故骑士的雕像。
这时正值1966年，是克斯勒与韦伯邂逅的开始。随后在伦敦政治经济学院访学期间跟随奥克肖特（Michael Oakeshott, 1901—1990）研读韦伯的经历，则更强化了他对韦伯及其学说的兴趣。1972年，克斯勒受出版社之邀编辑出版了在当时颇具影响力的韦伯文集，又在1978年为《社会学思想经典人物》第二卷撰写了有关韦伯生平、事业和影响的文章，并于第二年将之扩展为一部有关韦伯的教科书《马克斯·韦伯研究导论》（Einführung in das Studium Max Webers）。这些作品的成功使得人们几乎认为克斯勒是一位只研读韦伯的“专家”，但其实他的硕士与博士学位论文以及教授资格论文，与韦伯即便并非毫不相干，也只具有相当遥远的关联。但无论如何，克斯勒不该有更多的奢求。毕竟，他在研究韦伯方面的盛名让他找到了理想的学术工作。
可是后来事情的发展却出乎所有人的意料。克斯勒并没有如他自己抑或所有人设想的那样专门从事韦伯研究。这固然与其个人专业方向选择有关，但也不乏学术政治的因素。由于学术观点和理念的分歧，温克尔曼虽然是编纂《韦伯全集》的发起人，却未能在实际上左右这项工作；年轻的克斯勒被视为与温克尔曼“过从甚密的聪明助教”，便无缘编辑工作。这虽然只是白色象牙塔黑暗世界中平平无奇的一段插曲，却带来了两个重要的结果，一个令人始料未及，一个则让人期盼已久。
一方面令人始料未及的是，温克尔曼与《韦伯全集》其他编辑之间的分歧日渐突出，最后竟到决裂的地步。温克尔曼强调韦伯有关《经济与社会》的手稿必须被呈现为一部完整著作，但其他编辑则决定在“全集”中分卷出版这些手稿。温克尔曼的一切努力都没有阻止这个“分拆”行动，他在绝望中对准头部向自己开枪。这个事件通常对外被描述为他因“中风”而一病不起。另一方面让人期盼已久的则是，克斯勒作为公认的韦伯专家，除了出版过有关韦伯及其著作的诸多考证性与评述（注）性文章外，并没有恰当的机会完整勾勒和表达自己有关韦伯的见解（如《韦伯全集》的编者沃尔夫冈·施鲁赫特教授等人在编辑导言中所做的那样）。1995年，这个机会来临了。这一年克斯勒碰巧与尼克拉斯·卢曼（Niklas Luhmann）以及汉斯·约阿斯（Hans Joas）在一个研究室中工作。这两位当代重要的德国社会学家力劝克斯勒下定决心写作一部有关韦伯的传记。在将近二十年的漫长筹备与写作后，这部传记终于问世，九年后它的中文版也摆在我们面前（以上相关背景性论述，参见克斯勒发表于《文学批评网》［literaturkritik.de］的文章《我是如何结识马克斯·韦伯又无法离开他的》［Wie ich zu Max Weber kam Und dann nicht mehr von ihm wegkam］，感谢揭乐、黄自勤、高星璐三位译者对此文的精彩翻译）。
首先，克斯勒笔下的韦伯是一位忠贞的普鲁士民族主义者。这个形象或许与我们阅读韦伯著作时所构想的那个冷峻理性的学者形象相去甚远。在他的著名演讲《以政治为业》的结尾，韦伯谈到政治家人格方面的条件时指出，热情、责任感和判断力对于一位真正的政治家来说必不可少。这意味着真正的政治家要以切合实际的目标作为自己的理想，进而采取符合目标的行动，并有勇气承担这一切所带来的后果。韦伯强调，一切问题的核心就是“炽烈的热情和冷静的判断力，怎样才能在同一个人身上调和起来。政治靠的是头脑……政治家的特色，正在于其精神的强韧自制”，而要实现这一点，就需要对于任何事情都“保持一切意义下的距离”。这便是韦伯心目中理想的政治人格（参见韦伯：《学术与政治》，钱永祥等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252页）。
但根据克斯勒的研究，身处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韦伯，远远没有如此冷静理性。1914年8月的柏林，热情洋溢的民众走上街头，把火车站围得水泄不通，他们争相向年轻的士兵投去鲜花、彩带以及口号。在韦伯居住的海德堡这所遍布大学的城市，昂扬抑或狂热的氛围只增不减。韦伯当然厌恶战争，但当他身穿军装担任海德堡预备役陆军医院委员会的军事委员时，克斯勒写道，韦伯虽然每天都要面对重伤和垂死的士兵，“却对这种人道苦难基本无动于衷，他对这场战争简直是欢欣鼓舞”，在一封信中他甚至给朋友写道“无论结果如何，这场战争都是伟大而美妙的”。韦伯还在一封写给母亲的信中说，自己“天生”具有好战的本能，可惜由于年龄和身体原因无法远赴前线亲自作战。这绝非他的托词。克斯勒不失时机地指出，在为大战效力期间，韦伯孱弱的身体竟然奇迹般地复原了：“一个在平时的日常生活中不得不与失眠、饮食失调、噩梦、负罪感、易怒和居高不下的药片消费作斗争的男人，现在竟然能够在这种非正常的特殊生活中抛开一切抱怨，生龙活虎地完成他的军事使命。” （728、730页）
更具反讽意味的是，在《以学术为业》中，韦伯曾经比较过“学问”与“信仰”的差异。在他看来，从事学术工作意味着永远不应为了某种终极或崇高的价值而放弃自己的理智，否则我们就不再是以求真为目的的学者，而是某种宗教的信徒（参见韦伯：《学术与政治》，钱永祥等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190页）。但显然，韦伯同样违背了自己的这一观点。克斯勒指出，韦伯在晚年接受维也纳大学政治经济学教席的重要动因，就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导致韦伯夫妇家族财产的大幅缩水。韦伯用妻子继承下来的财产购买了德国的战时公债，并力劝身边亲友也如此。作为经济学专家，他在1917年9月（德国于次年秋冬正式战败）发表的有关战时公债的文章中“热情称赞公债是一项极具吸引力的资本投资，认购公债既意味着经济上的明智之举，同时也是民族义务”（753页）。不知道韦伯的观点影响了多少人，但至少他本人以及他的妻子和母亲都损失惨重，以至于这位以研究国民经济学见长的学者，不得不将考虑自己家庭的经济开支作为首要议题。
其次，克斯勒笔下的韦伯是一位在苦苦思索人生意义的思想家。任何熟知韦伯的人，都会对他流传下来的那幅肖像印象深刻。画像中的韦伯，身体微侧、双眉紧锁，浓厚的胡须和瘦削的面颊仿佛诉说着他的威严与沉重。这形象一再出现在有关韦伯的各式传记和著述中，仿若韦伯本人。这也符合韦伯在他一系列作品中向我们展示的那个充满乡愁与犹豫的形象：他既对现代社会理性化发展欢欣鼓舞，又对可能降临在现代人身上的最终命运悲观绝望。在《以学术为业》的演讲中，韦伯在讨论现代社会理性化发展的进程时，没有像他后来在《世界诸宗教的经济伦理》的“前言”中从科学、艺术、行政管理、国家以及经济等各个角度展开对理性或“可计算性”现象的比较分析，而是非常意外地提出了一个托尔斯泰式的问题：当以学术研究为代表的理性化发展是一个无限进步的过程时，死亡或者说生命的意义是什么呢？韦伯的回答是，对于现代社会中具有智识的人来说，由于生活在不断进步的过程之中，便不会拥有享尽天年之感，他不会对自己的人生形成一个终极完满的答案，只会对生命感到疲倦，于是死亡抑或生命就变得毫无意义。
同样的论断也出现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的结尾。在总结新教禁欲苦行的伦理如何对世俗世界的逐利行为具有发生学影响时，韦伯（及其译者）以强大的修辞技巧指出，“清教徒想要成为职业人，而我们则必须成为职业人”，因为禁欲已从僧侣的伦理成为了一种世俗道德，它助长了现代经济秩序这个巨大宇宙，“而这宇宙秩序如今以压倒性的强制力，决定着出生在此一机制当中的每一个人的生活方式”。这种理性化的生活是圣徒肩上“随时可以卸下的薄斗篷”，但“命运却使得这斗篷变成了钢铁般的牢笼”。我们在这种生活方式的裹挟下，已经放弃了对于理性生活本身神圣意义的追问，理性——更准确地说营利——成为了目的本身（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康乐、简惠美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187页）。对于以上我们耳熟能详的论断，学者们向来多有讨论。韦伯究竟是一个价值相对主义意义上的虚无主义者，还是尼采意义上“重估一切价值”后以行动赋予世界意义的勇士？这我们不得而知。但至少，韦伯在这些讨论中的态度都相当明确：意义或价值，并非学术研究应当处理的问题。
不过在克斯勒对韦伯晚年有关“意义危机”的思索的分析中，我们会发现韦伯实际生活中有关生命意义问题的态度，远没有他在学术作品中呈现的那样果断坚决。1919年秋天，韦伯的母亲猝然离世；1920年春天，韦伯最疼爱的妹妹同样过世；这一年夏天，他也将长眠不醒。但在此之前的一年，他的内心世界似乎已经走向了尽头。克斯勒考证到韦伯的朋友鲍姆加滕讲述过的一则往事。一天夜晚，韦伯在黑暗中抽着雪茄，玛丽安妮站在窗前，听到韦伯问她：“告诉我，你能想象自己是一个神秘主义者吗？”玛丽安妮回答道：“这肯定是我能想到的最后一种可能。你能想象一下自己吗？”韦伯接着说，“我甚至有可能就是一个神秘主义者。如果像我这样，生活中的‘梦想’超出了一个人原本被允许的程度，那我在任何地方都不会有完全可信的自在感。仿佛我可以（也希望）彻底退出一切”（906页）。晚年的韦伯将自己描述为信仰宗教的“神秘主义者”。这是他在意识到学术工作乃至整个生活并无意义后的本能逃避，还是他对自己长久以来生活与工作的主观动机的总结陈词？无论是哪一种可能性，我们都不难体会到作为学者的韦伯似乎总想对需要保持沉默的“不可言说者”说出些什么。这或许是韦伯个人与其著作之间的矛盾所在，但也可能是其人其书具有如此生命力的奥秘所在。
最后，克斯勒笔下的韦伯是一位纠结于激情与理性之间的恋母之子（Muttersohn）。韦伯是闪耀着理性与激情光芒的一位现代社会思想家。对此，大多数人并无疑义。初读韦伯的人，往往不会迷失在他繁复庞杂的历史资料与晦涩难懂的行文风格中，反而会沉醉于他在冗长论述结束时的“点睛之笔”。“铁笼”“专家”“纵欲者”“巫术花园”“克里斯马领袖”这些形象的表述能够超越德语而风靡于中文和英文世界即是明证。在克斯勒的描绘中，我们会对这一点有更深刻的体验，甚至会感受到身为学者和政治家的韦伯往往不是以理性驯服激情，而是相反，激情常常超越理性。
比如，根据克斯勒的论述，韦伯的一生只跟两位女性——他的母亲与妻子——保持着长久的友好/亲密关系，除此之外，特别是在亲属之外的关系中，他似乎都搞得一团糟，“他所有的友谊……大多因为他粗暴地终止关系而走向破裂”（910页）。克斯勒将这种情况归结为韦伯性格中与生俱来的矛盾：一方面他永远是个腼腆、不安而又胆怯的需要保护的孩子，但另一方面他为了保持自己内心与外在的独立性而厌恶任何意义上的情感依赖。这使得不仅周围人感到韦伯难以接近，韦伯本人也不知道如何与他人相处。日常生活中的韦伯往往会呈现出一种冷漠抑或无情的样子：“既没有能力对他人抱有长久的同情，也没有能力迎合他人，更没有能力真正做出有同情心的反应……极端情况下可能会……看起来像个自闭症患者。”（909页）
但如果我们就此认为，韦伯永远不会表露自己的情感，那就大错特错了——别忘了，正是那幅留给我们冷峻印象的肖像中的络腮胡下，有韦伯在大学期间与人决斗后留有的伤疤。克斯勒考证，韦伯身后出版的三卷《宗教社会学文集》分别献给了三位女性：第一卷有关新教和中国经济伦理的文章，献给玛丽安妮·韦伯；第二卷有关印度的文章，献给一位他结婚后与之热恋过的女性米娜·托布勒（Mina Tobler）；第三卷有关犹太教经济伦理的文章，则是献给他的情人埃尔泽·雅费。饶有意味的是，克斯勒在检索韦伯有关犹太教的文章后发现，这一卷中在谈及性爱时提到，“运用智慧节制地享受生活，乃是人类一切努力的目标所在，任何内心世界的禁欲都完全不存在”，而埃尔泽·雅费身上正体现出一种“自然的无拘无束”。更让人震惊的是，这份题词韦伯在临终前只与埃尔泽·雅费提到过，并请她转告出版商，玛丽安妮并不知情。当仰慕韦伯“真诚”的卡尔·雅思贝尔斯（Karl Jaspers，1883—1969）在暮年得知这一切时，克斯勒说，“他的内心世界崩塌了”（899页）。
韦伯不仅不吝于表达自己的情感，甚至还享受运用激情、情感以及情绪对他人带来的影响。他在斗剑场上的胆魄、在社会政策协会和新教社会代表大会介绍农业工人调查结果时的强硬态度、在弗莱堡的就职演说以及在看到自己“粗暴态度”引起论辩对手恐慌时的欣喜，在玛丽安妮撰写的传记中都被描述为一种英勇的“战士”形象。但克斯勒则更为客观地指出，其实韦伯身边的许多朋友认为他具有“神经质”特征。这常常表现为他火爆易怒的性格，以及在某些时刻对于个人欲望——无论是金钱方面还是情感方面——的毫无节制。根据克斯勒的论述，韦伯这种性格的养成或显露，或许最早出现在他进入大学的第三学期前后。此时韦伯写给父亲与母亲的信件表明了“那个瘦瘦高高的‘疑似肺结核患者’如何成长为人们口中习惯提起的那个‘真正的男人’‘魁梧的汉子’”（191页）。正是在这一时期后，克斯勒在论述中就逐渐减少了对于玛丽安妮传记的大段援引。这或许表明从此之后韦伯自我意识逐渐形成。我们无法再依靠任何单一材料来理解这个叫作马克斯·韦伯的年轻人。
不过克斯勒认为，与其说韦伯从进入大学开始形成了自我认知，倒不如说韦伯的自我认知终生停留在了这一阶段。他指出，母亲的过多期望以及他对母亲的依赖，使得韦伯的性格很容易受到权力的影响，也具有暴力倾向。他的生活一直处于母亲的强力约束之下，母亲示范的女性角色成为他成长的模板；但与此同时，母亲以及当时男性居于主导的社会氛围迫使他不仅要展现还要过度展现出具有“男子气概”的行为。这造成了韦伯人格方面的撕裂，而这种分裂并没有随着他的成长而弥合，反而愈演愈烈，甚至影响了他的著述——他有关新教伦理的文本“并没有成为一个单纯意义上的学术文本，而是一段由科学、历史新闻、文学和富含比喻的散文构成的蒙太奇”（683页）。
母亲海伦妮·法伦施泰因（1944—1919）对韦伯的影响是细致入微的。某种程度上我们甚至可以说玛丽安妮是以妻子面目出现在韦伯身边的母亲海伦妮。克斯勒虽然没有明确论述这一点，但我们可以从他引述的玛丽安妮与韦伯母亲大量亲密无间甚至私密的信件中有所体会。众所周知，韦伯在他三十三岁盛年之际遭遇了某种难以名状的精神崩溃。他的症状是身体虚弱、失眠、内心紧张、内疚、精疲力竭、恐惧、长期焦虑，医生的诊断是韦伯具有“神经衰弱”的症候（463页）。这一时期，玛丽安妮在与婆婆海伦妮的通信中，会详细汇报韦伯的身体状况，而其内容的详细或私密令人震惊。在克斯勒引述的信件中，玛丽安妮和婆婆毫无保留地谈到韦伯在夜里出现的“无意识勃起和遗精”以及种种噩梦，以至于克斯勒评论说，“在某种程度上，她似乎确实有了一个孩子，尽管是以她丈夫的面目出现”（464页，译文稍有改动）。表面来看，这是贴心的妻子悉心向自己婆婆汇报丈夫的情况。但从心理学角度考虑，恐怕造成韦伯这种情况的根源，就是他的母亲和以母亲面目出现的妻子。克斯勒分析道，母亲无所不在的影响使得韦伯“在形成统一人格方面的失败”，并造成“这个常年患病同时又如此好斗的男人自觉不幸”，他无法成功地展示自己被要求展现的男子气概（683页）。这或许解释了他对妻子以及情人们的激情与伤害。
不过这或许丝毫没有减损韦伯在他读者心目中的形象，而是拉近了他与我们每个人的距离。在他生活的年代，有俾斯麦以铁和血铸就的普鲁士帝国，有十九世纪向二十世纪过渡时欧洲遭受的普遍意义危机，有第一次世界大战所带来的毁灭和革命，以及推动德国走向第二次世界大战时的仇恨与狂热。在今天，这一切当然都已成为历史陈迹，但它们所带来的影响，让我们更像韦伯为之奋斗和痛苦的那个时代的“遗腹子”（许多研究者也如此称呼韦伯与俾斯麦时代的关系）。在这个意义上，韦伯当然是我们的同时代人，且永远如此。我们永远会从他身上学到如何面对这个世界的重负，如何面对自己内心的深谷。“孩子，接过我的长矛，我的手臂已不堪其重。”1889年8月1日，罗马法专家特奥多尔·蒙森（Theodor Mommsen, 1817—1903）在充分表达自己的反对观点后，向正在博士答辩的二十五岁年轻人马克斯·韦伯说出了这句话。在韦伯逝世一百余年后的今天，我们也期待着他向我们重复同样的字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