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明“共同人类”："他者性"的批判与反思

从自媒体博主他塔拉"决定不学英语"视频引发的争议，到真人版《小美人鱼》选择黑人女演员 Halle 饰演主角掀起的骂战，从语言交流到影像传播，不同领域、不同媒介的论争层出不穷。事实上，它们指向的是同一个问题："我们"如何面对"他们"？

所谓“我们”与“他们”的区隔，其实也就是跨文化差异，包含但不局限于不同国家、民族、种族之间彼此审视的目光。于是，“他者”（the other）的概念应运而生，用于被视为客体的群体。然而，从充斥着敌意的“前后皆蛮族”到机锋暗藏的“一视同仁”，人们的观念始终没能摆脱自我中心主义的傲慢与偏见，将异族妖魔化的“他者性”（Otherness）仍然贯穿始终。

《发明人类：平等与文化差异的全球观念史》回溯处于古今不同文明中的人们对于异族“他者”的评价，发现“共同人类”的发明恰恰来自于人们对“他者性”的反思，而若想抵达真正的“共同人类”，则需要人们对这一概念本身进行更深的批判。尽管当下我们试图通过各种大众传播手段呼吁平等和包容，诸多质疑“政治正确”的声音仍时有出现，由此可见，不论是“共同人类”抑或是“平等”的观念，依旧有待进一步阐明。

图/电影《小美人鱼》预告

"他者"的建构：

跨文化视阈下的不平等话语

作为“自我”（Self）的对立面，“他者”的建构不仅关乎人们如何看待生长于不同文化语境下的另一群体，也关乎人们如何看待自己。显然，将异族视为平等的“同类”并非易事——“蛮族”这一几乎通行于所有文化对外来者的蔑称便是例证。

千殊万异的地理环境和社会条件造就了不可避免的文化差异，面对这一不争的现实，不同文明试图用自己的方式解构各自眼中的“外邦”：

城邦林立的古希腊内忧外患不断，希腊人自认拥有高贵的血统与文化，所有非希腊人都是未经开化的野蛮存在，希波战争将这一强烈的民族认同推向顶点，波斯人被视为面目可憎的残暴侵略者；

军事力量强大的古罗马不断通过征服扩大统治疆域，却将北方的日耳曼人、凯尔特人、斯拉夫人等族群描述为残暴好战之徒，必须通过征服和教化予以强力统治；

中世纪的伊斯兰文明将人类的中心定位在自己所处的北半球的“中间温和地带”，而这一范围之外的北部和撒哈拉以南地区的民族则是原始、落后、缺乏理性的“野蛮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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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电影《斯巴达300勇士》

《发明人类》一书作者、荷兰政治学家西佩·斯图尔曼通过梳爬古今中外众多文明的历史和民族志发现，尽管早在轴心时代，“共同人类”的构想就已诞生，各文明纷纷试图描摹人类境况的普遍性，事实上，民族中心主义与普世主义之间的张力始终未能消弭，自诩公正的评述并不能掩盖其视自我为中心和正统的核心立场。正如其在书中所阐述的：

这些正典文本中的普世主义都把“野蛮他者” 吸收、囊括在内，但乃是通过析出他们的他者性来完成的。

不论是欧洲的殖民主义、中国古代的蛮夷观还是印度的异种学，无不充斥着对外族的不平等话语——大到社会运作、组织架构，小到宗教信仰、服装配饰，文化差异成为鄙视链条的砖瓦，和用以表征异族之劣等的不二例证，并通过“他者”的一连串对立面发明和建构强大的自我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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凝视的反转：

是否存在一个积极意义上的“他者”？

被广泛应用于学术研究领域的“他者”一词，显然贬义居多，波伏娃在《第二性》中就将“他者”阐释为没有或丧失了自我意识、处在他人或环境的支配下、完全处于客体地位、失去了主管人格的被异化了的人。可见，“他者”本身就是不平等的代名词。

“我们”有无可能突破根深蒂固的偏见，平等地看待“他们”呢？人类平等观念的发展是否有可能推倒铁板一块的文化中心主义之墙？一个积极意义上的“他者”是否有可能存在呢？斯图尔曼认为，转机或在于凝视的反转：易地而处，调转视角站在异族的立场上审视自己的文化。

中国史学家司马迁在《史记》中记载了叛变归顺匈奴的汉人中行说的故事——“入乡随俗”的中行说极力反对匈奴的“汉化”倾向，抨击汉朝文化和制度层面的社会弊病——由此可见司马迁在想象匈奴如何看待汉人时已经意识到对方有着同样的不屑；

西班牙殖民扩张时期，为了使“异教的印第安人”改宗而来到美洲的传教士们目睹殖民者们的杀戮和暴行后，开始讲述印第安人的恐怖遭遇，并以“蛮族”的目光控诉欧洲殖民者驱逐和奴役原住民的残酷罪行；

法国启蒙思想家孟德斯鸠的《波斯人信札》通过一位来到法国的波斯旅行者的书信集，以异邦人的视角观察和记录法国社会，激烈批判欧洲人的高傲与自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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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电影《最后的莫希干人》

上述东西方的作家试图在书写中跳出所处的社会文化框架，从他者的视角回望自我，进而认识和反思自身制度和文化的局限性，他们有人甚至清醒地认识到其他文明也将自己视为“蛮族”，斯图尔曼将之称为“人类学转向”。

中世纪的伊斯兰史学家比鲁尼指出，贬低外族的现象不仅仅存在于伊斯兰和印度人当中，所有民族都会有这种倾向。当人们意识到彼此互为各自眼中的“蛮族“和“他者”时，当“我们”对”他们“的不同生活方式不再全然否认和贬斥时，观念便朝向更加平等的方向迈进。

“透过外国人的棱镜来看待自己的文化，拓宽了想象的边界。它打开了欣赏文化多元性的大门，这种多元性是人类境况的基本特征。他人过着不同的生活，现在可以被看作正常的事态，而不是可耻的自相矛盾。这种思维方式与民族志知识的积累相结合，使文化差异成为实证调查和哲学思考的对象。”诚如《发明人类》所揭示的，凝视的反转带来了一种强大的平等效果。

文明的边境：

在批判中逼近跨文化平等

凝视发生了反转，不同文明逐渐意识到不同声音存在的正当性和合理性，但这并不意味着“人人平等”的观念已然实现，事实上，从种族歧视、性别偏见，到文化管控、经济制裁，不平等的话语和现象无处不在。面对如此根深蒂固的传统，我们还有可能接近跨文化平等的理想吗？

在人类逼近平等的努力中，斯图尔曼尤其关注文明间边境所起的作用，他认为，荒蛮边疆虽是文明和帝国对峙之地，却也为个人和文化带来开放交流的契机。正如《发明人类》所阐释的：边境既是一个地理概念，也是一个历史概念。在边境上，处于不同文化和文明的人们持续地交流和碰撞，在此超越早期的种族中心主义，从将外来者视为野蛮人，到视之为与自己存在相似之处的同类，建构起对于人类共同体的想象。

汉朝人和匈奴在长城边境发生的民族融合就是鲜活的例子。从司马迁《史记》的记述中可以获知，汉朝人与长城以北的游牧民族匈奴时战时和，不论是军事冲突还是和平往来，文明的边境人口流动不断，匈奴人逐渐习得汉朝的服饰和食物偏好，汉人也学习和发展了匈奴的畜牧技术，可以说，二者的文化在边境上互相渗透，彼此融合促进，从而一点点消除滤镜，更平等地待彼此。

“打仗、保卫城市、穿过海域和山区，或成为受迫害少数的一部分，诸如此类的经验促使人生起强烈的互惠感和团结感。这种感受可以跨越文化边界，并引起对既定等级体系的批评。”斯图尔曼认为，边境经验至关重要，正是不同文化对边界的跨越，才让不同文化和文明认识到彼此的合理性，进而意识到自身的局限性，对自我文化观念深入批判、反思，由此，共同人类与跨文化平等的概念也才得以进入可意想的领域。

结语：

“共同人类”的构想能否实现？

从“共同人类”的构想诞生之初，人类就从未停止追求平等的脚步，但纵观现代平等的历史轨迹，这一构想远未实现——即便进入了21世纪，国家、民族、种族、性别、阶层等各层面的歧视依然顽固。

尽管不平等的话语具有极其强大的力量，但也并非全然不可撼动，信息和思想的交流唤起更多的同理心，推动人们对盛行的不平等概念进行批判性反思。

"当有足够多的人拥抱共同人类的普遍观念，想象的限度就得以拓展，新的行动路线就随之出现。"尽管实现共同人类和普遍平等依然道阻且长，关于平等与文化差异的全球挂念史依然在延续和发展，人类也始终行走在追索“共同人类”和普遍平等的道路上。

相关图书

跨文化视阈下的不平等话语

《发明人类：平等与文化差异的全球观念史》

[荷]西佩·斯图尔曼 著

许双如 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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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文化差异的现实，人们如何将外邦“蛮族”构想为“共同人类”？这一努力又如何受到自身视角、经验和历史的局限？在本书中，西佩·斯图尔曼聚焦希罗多德、司马迁、蒙田、博厄斯等人对各自时代的边境经验的思索，分析世界历史上不同宗教经典、哲学、史书、民族志中“共同人类”观的异同，追溯跨文化平等的演进。斯图尔曼认为，诸如“共同人类”和“平等”的观念的“发明”并不描绘社会现实，而是旨在打造一个不同于现实的、想象的世界。人们利用这些思想资源，与现实中的不平等展开持续对抗，正因如此，这些观念也具有了改变现实的变革性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