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同样语言就是一家人？不好意思，不是

文献分析和语文学分析是德意志民族主义的两样工具，它们不仅创造了“德意志人”的历史，还间接地创造了“所有人”的历史。它们构成了一组可以快速输出的套件，很容易被用来解释任何语言书写的任何文献资料。而且，自从德意志“科学”历史学的标准在19世纪逐渐统治了欧洲，甚至统治了美国的大学之后，那些受过德意志习明纳尔（seminar）教学法和文本批评研究训练的外国历史学家们在返回自己的国家后，都成了民族主义分析的代表。赫尔德式的运动，比如泛斯拉夫主义，很快就被政治化了，一些民族和准民族都有样学样，创造出了适合本民族自我塑造的方式。

这些方式包括编纂“民族重要历史文献”合集，让语文学家们（许多人受过德意志的教育）阐明民族的古老起源。这样一来，历史学和民族主义合流了。

经历了1870年普法战争的惨败之后，法国对德意志学界的政治化开始了迟来的防御。一些语文学家，比如莱昂·戈蒂埃（Léon Gautier）甚至认为，德意志人胜利的原因是他们接受了语文学家式的训练：“普鲁士人用批评文本的方式进行战斗，他们实践了同样的精确性和同样的方法。”显而易见，解决这一问题的办法是学习德意志模式：一方面，在大学里增加语文学和历史学领域的教师职位，1876至1879 年，法国在这两个领域里设立了二百五十个教职；另一方面，学习德意志传统的语文学方法。当然，法国人试图将德意志民族主义的特点从语文学中清除出去，但是，他们只试着去掉了“德意志”，而没有去掉“民族主义”。对法国来说，语文学依然是民族主义的工具。

法国的语文学家们提出，中世纪法国的文学作品是“本土产物，它们自然而然地诞生于祖国的土地上”，这种方式让人想到了费希特，他坚持认为，只有原生的语言才能在一个民族和这个世界之间建立起合适的关系。这样一来，让人感到讽刺的是，虽然法国人研究“科学”语文学的目的是脱离“浪漫主义”，但是“浪漫主义”却从本质上被解读成了“德意志性”；到最后，法国的语文学家盗用了德意志民族主义的工具。由此产生的语文学不仅赞美了把中世纪浪漫主义化的观点，还赞颂了法国人具有科学严谨性的自我神话。在这一过程中，为了宣扬族群民族主义的意识，以独立于历史上所有民族语言和民族文化为特点的共和国“公民”意识被抛弃了。

纵观欧洲，通过语言来识别民族的语文学方法带来了无数恶劣的影响。

首先，欧洲综合性语群的许多不同层级被科学规则切割成了独立的语言。由于现实中人们的口头表达和书面表达从来都不可能与人为制定的规则完全吻合，所以，语言的“官方”形式被发明了出来，通常是把政治上强有力的一个群体或一个重要城市所使用的方言系统化之后，并借由国家支持的教育系统强加给民众。结果就是，语言的边界变得更加僵化，在“规范”用法的压力之下， 口语传统和某些情况下的书写传统几乎消失了。这种做法差不多等于重新创造了语言，这样的例子并不少。

显而易见的例子有，乌克兰语、保加利亚语、塞尔维亚语、克罗地亚语、斯洛文尼亚语（Slovine）、拉脱维亚语、希伯来语、挪威语、爱尔兰语、荷兰语和罗马尼亚语；不那么明显的例子有，德语和意大利语。毫不意外，这些“标准”语言的支持者们最初都倾向于认为，这些语言附属于现实中或期望中的政治边界。一个特定政治实体里的所有人都说同一种受到青睐的方言，这样的情况几乎不存在。甚至在法国也是如此。

1900 年时，尽管法国的传统政治边界已经延续了几个世纪，法语准确用法的规则也早已形成了几个世纪， 但只有百分之五十的法国人将法语作为母语。除凯尔特语和日耳曼语族的语言在 布列塔尼、阿尔萨斯（Alsace）和洛林（Lorraine）地区占据优势外，其他法国人都说着罗曼语族中的不同语言和方言。在其他国家，要么只有一个非常小的群体说民族语言，比如挪威；要么民众会为了不同的目的，比如为了贸易、文化、政治或家庭生活中多种多样的组合，说着各种不同的语言。

因此，各地的个人、家庭和社会群体都发现，他们与“民族语言”处于分离状态，他们在压力之下放弃了自己的语言传统。这会带来广泛的影响：它可能意味着要使用规范的词语、标准的发音和被调整过的语调体系，对荷兰的居民来说就是如此；它也可能意味着放弃方言或古老的语言传统，法国南部的普罗旺斯就是这种情况。它还可能意味着要在政府支持或委托的学校中学习一门完全属于另一个语族的语言，法国的布列塔尼人和巴斯克人、匈牙利的罗马尼亚人和斯拉夫人就面对着这样的现实。

结果就是，这些野心勃勃的民族教育方案，包括施泰因竭力主张的语言教育，成了创造一个能使用民族语言的群体的必要条件。因此，教育机构成了创建民族国家的核心，为了实现这一目的，教育机构不仅直接地反复灌输民族主义意识形态，还采用一种更加婉转的手段，即推广作为民族主义化身的民族语言来实现这一目的。一个“族群”所说的以及用来表达政治抱负的语言成了教授这个“族群”民族历史的工具。不仅如此， 这种新语文学让民族主义的教育者和倡导者走得更远了。它让创造一个民族性的、“科学的”历史成为可能，这个历史能将民族语言和民族观念投射到遥远的过去。

这样的投射是可行的，因为语文学的成就对民族主义的发展还产生了另一个同样恶劣的影响。一旦民族语言被构建起来（即使不被民众广泛使用，也至少是理论上的民族语言），印欧语文学的规则就可以让语言学家们将那些用通俗语言写成的文献（有些甚至有超过千年的历史）归为民族语言的作品。语言学的规则使学者们可以总结出一条从古老文献到现代民族语言的线性发展体系。

这样一来，语言学家就能够证明这些文献是他们民族古老的记载了：最早的“德语”文献可以追溯到8 世纪， 最早的“法语”文献可以追溯到9 世纪，最早的“斯洛文尼亚语” 文献是11世纪的，最早的“亚美尼亚语”（Armenian）文献是6世纪的。但是，比较语文学还能把时间追溯得更早：对不同印欧语言传统的比较研究能够总结出不同语言里系统性变化的规则，这样一来，历史语文学家们就可以以现存的语言版本为起点，对更为古老的、产生于无文字时代的语言进行假设性的重建了。

通过这种方式，语文学家为民族主义者们提供了一种可以将他们的民族投射到遥远、无文字时代的方法。根据费希特的传统思想，民族主义者们提出，无论有没有文献证据，历史语文学都证明了相互分离的“语言共同体”的存在，它们具有同样的生活方式、同样的社会和宗教观念以及同样的政治制度。民族诞生的时间就是这些不同的、可识别的语言从共同的日耳曼语系、斯拉夫语系、罗曼语系和希腊语系中分离出来并形成一个语言和文化统一体的时间。

本文摘选自 ↓

《民族的神话》[美]帕特里克·格里 著吕昭  杨光 译

本书揭示了古代晚期到中世纪早期欧洲族群演化的真实版本，内容囊括从古代希腊到20世纪南非长达两千多年的历史。浪漫主义政治哲学、“科学的”历史学、印欧语文学和民族考古学等看似中立客观的学术工具共同创造了滥用和曲解历史的民族主义史学，为族群民族主义的发展提供了历史依据。书中， 格里不仅考证了古典晚期和中世纪早期欧洲的族群演化，还阐述了民族主义史学在1800至1900年形成的过程及其产生的灾难性影响。作者以广阔的学术视野和巧妙深刻的论证，向公众展示了历史的复杂性和变动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