寒门的孩子

檩子语：这篇文章是来自豆瓣的一篇书评；评论图书的名称叫《不平等的童年－阶层，种族和家庭生活》。作者结合这本书的内容和社会现实，探讨了社会阶层对家庭教育的影响，也许能引发一些思考 ......

这几年，对家庭、教育与不平等的兴趣越发浓厚，但对高考、减负、扩招和素质教育，对如今“寒门难出贵子”与“考赢高富帅/白富美”交替出现的话语，个人经历与学术体验交织，想说的可说的太多，却反而有种无从说起的感觉。

1.

我在Harvard Square的星巴克里，第一次见到王东。这一年，是王东在哈佛读博士的第四年。

和我的许多同学不同，王东家在中国中部农村，家境贫寒。他十二岁离家，去县城以高考成绩出众出名的第一中学念实验班。六年里，王东成绩很好，高考时顺利考取上海的一所名校，靠奖学金、助学金、勤工俭学与极其少量的亲友帮助，完成学业，毕业后来美国留学。在美国四年后，王东的英语仍有着浓重的口音，说起中学时候的英语教学，他说，“我们哪里有外教——听都没有听说过。不过我语法很好，因为高考需要嘛。”

聊到家庭教育，我问王东有什么印象深刻的事情，王东说，印象最深的是，父母最怕的就是他们这些孩子“读闲书”而荒废功课——于是每次都得偷偷躲起来看，有一次看《封神演义》被父亲捉住，书便被“收缴”了。

“《封神演义》也不让看？那好歹也算名著嘛。”

“是啊，可是他们哪里懂么。”

然而，在王东与我的交流中，他反复提及少年时候阅读的必要性——他说，对于他而言，书本在贫瘠的生活外提供了另一种栖息地与可能性。“我那时候又没有钢琴课出国夏令营，要不是读书的话，如今大概也和我的本家兄弟是一样的。”

王东的本家兄弟，如今大多在不同的城市里打工。在哈佛读博士的王东在村里近似传奇——“对于我这种家庭的孩子，其实我也算特例了”，王东自己说。

2.

2007年春天，保送结束后，我和我的同学，开始在南京一所外来务工人员子弟学校里当英文老师。

学校很小，离市区很远，从一年级到六年级，每个年级三个班，每班八十多个学生。学校的老师很少，一个老师需要同时负责几个科目。

坦白地说，对我而言，那并不是一段愉快的教学经历。那时候我十八岁还没到，缺乏必要的耐心，更不懂得教育资源分配中的不公平，也不懂得家庭、学校与社会阶层的交互关系。所能看到的问题，大概也止于：闹哄哄的教室，永远收不齐的作业，教了一个星期还是教不清楚的“第三人称单数加s”和“复数加s”。

张艺谋曾拍电影《一个都不能少》，然而在外来务工人员子弟学校里，学生少了，并不是件稀奇的事情。有些是父母一路辗转谋生，孩子也跟着流动上学。还有一些，是退了学随着父母一起，开始打工生活。 而即便顺利毕业，有继续升学的打算，仍然要面临着，去哪里参加考试的问题。

那时班里有一个很乖巧的女孩子，我印象很深——班里的同学大多不爱上英语课，认为“学了也没用”，只有她最认真，默单词正确率最高，学发音也很努力。那时候她还要我给她取英文名字，我还记得，给她起的是Betty。

也不知，此时此刻，那时的孩子，都在哪里。

3.

我的朋友塞勒一家，可以算是挺典型的美国白人中产阶级家庭：父亲有一份收入良好的白领工作，母亲全职在家——两个孩子里，大女儿八岁，小儿子四岁。母亲有一个博客，只对亲友开放，她在上面详细记录了一家人的日常安排。一个暑假，两个孩子加在一起，一共参加了六个有长有短的夏令营，除此之外，孩子们每周还有固定的骑马、游泳和钢琴课。

2013年六月，我去看他们，每天同塞勒妈妈一同接送孩子。塞勒妈妈已经开始计划孩子们明年的暑期安排了，她看上了一个“航天夏令营”想让大女儿参加，因为“女生学理科，以后上大学好拿奖学金”——对于塞勒夫妇而言，并不存在孩子是否会上大学的问题，问题不过是，什么时候上什么样的大学罢了。

美国社会学家Annette Lareau在Unequal Childhoods里，论述了美国不同社会阶层家庭的育儿方式：美国孩子每天在学校上课的时间有限，有经济条件的中产家庭用各类课外活动安排孩子的课余生活，而工薪与贫困家庭，则更多的是一种放羊的模式，而这进一步导致了不同阶层孩子不同的在校表现与社会流动机会。

4.

我国提“素质教育”提“减负”，时间已经不短。然而问题是，什么是真正的素质教育？让孩子们早早放学回家不留作业，更多的教育任务转移到家庭上——那么一定社会经济地位的家庭，孩子尚得以积累文化资本，反之则被放羊。长此以往，并非“素质”的提升，而是“素质”的分野，与阶层的固化。

而被视为学生压力“万恶之源”的高考——王东是它坚定的支持者。他半是玩笑地对我说，“我们这样的，要想逆袭，也只能靠高考了。”

——有些时候，没有出国夏令营也没有外教，也没有钢琴还是网球课、考托福还是考雅思的选择。有些时候，所有的全部选择，或许是要不要退学和爸妈一同打工去，是宿舍熄灯后要不要去盥洗室再读一会儿书做一点语法题。

——而这些，是“素质教育”的宏大叙事里，故事的另一面。

5.

高二在美国，接待家庭住在非常不错的社区，于是念的也是当地较好的公立学校。那时上的所有Advanced Placement课与Honor数学，同学都是白人。参加学校的智力竞赛队，队友也都是白人。参加全美拉丁语比赛，最后一起得奖的，也是白人。那一年，英语课有两周读Maya Angelou的自传I Know Why the Caged Bird Sings，作者以情绪极其饱满的笔触，描述自己成长过程中所遭遇的，种族、性别与阶层交互的不平等。

那时候，读完书，也心有所感写日记感慨为何少数族裔相对“成就不高”，然而完全是“谴责个体”的逻辑（你们自己不上AP课标准化考试考不好上不了大学怪谁）——现在想想，要不是本科后接触社会学，自己一直在“努力就能得到”的成长轨迹下，可能至今都无法意识到某些结构性压迫，保持着当年的“神三观”。

我们爱说“非不能，是不为”与“非不为，是不能”——然而结果上的差别，并不能简单地用个体的“不能”与“不为”，加以完全的解释。这也是为什么，我非常喜欢社会学家Annette Lareau所写的Unequal Childhoods，在这本书里，作者论述不同阶层的不同育儿模式，如何强化与再生成着更大范围内的不平等。同时，这本书也是一本畅销书。据Lareau自己说，很多毫无社会学背景的读者读完之后，都表示极有共鸣——“天啊！这简直和我的生活一样！”。 而从极其私人的角度来说，这本书是一种“提醒”——在讨论社会不平等时，必须重视对于自身结构位置的反思。

而Lareau此书的社会学意义在于，关注和描摹了宏观层面上的不平等，如何在微观（家庭与学校）层面被产生与强化。如今的社会学研究越来越重视“机制”，而这本书对于中国的社会学研究也具有相当的借鉴意义——在大学扩招，社会不平等持续加强的后改革开放中国，本土的社会学界，对于教育、分层与文化资本的研究，还有许多空白之处值得填补。我们耳熟能详的“素质教育”就是一个十分值得研究与商榷的概念——在我们谈“素质”时，我们究竟在指什么？对“素质”的重视，在大学扩招的大背景下对于寒门的孩子意味着什么？

在不平等研究中，要做两重区分：一是inequality和inequity的区别；二是机会平等和结果平等的区别。美国大学招生中的Affirmative Action,从某种程度上是为追求一种结果平等，但很多时候，结果上的“一样”，真的就是equitable的吗？这也争议颇多。而这篇文章讲的，是因为种种结构性因素，在一开始的“机会”上，就已然出现的不平等。

来源：翕如的日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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