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广州治理“电鸡”想到的，城市的乱糟糟不能怪老百姓

最近，广州人很关注电动车的话题。作为一个在这里生活近二十年且也有一辆电动车的新广州人，我也有一些话要说。

二十年前刚到广州时，这个城市还没有全面禁摩。在那时的广州，摩托车和犯罪是可以联系在一起的。“飞车党”、“砍手党”这些现在年轻人已无记忆的名词，都和摩托车有关。来去如风穿街走巷的摩托车，既方便了很多低收入者，也成了犯罪分子的重要工具。摩托车，是那个生机勃勃、乱中有序、总体向上的时代的重要象征。如今调取当年广州的内存，少不了摩托车的身影和轰鸣。

2007年1月1日起，基于种种原因，广州开始全面禁摩。

没有摩托车代步的广州市民，只能依赖公共交通，或者买私家车。好在广州公交地铁发达，想去哪都挺方便。疫情前的十几年，大家生活还不错，也能买得起私家车。不过，最后一公里的问题，始终难以解决。虽然后来出现了共享单车，但是再稍远点的距离，骑个单车也不是个事。直到广州放开了电动自行车的上牌，大家才集体发现，这叫“电鸡”的玩意真香啊——比起共享单车，它更快更好骑，比起出租车，它又更便宜。尤其住在无处停车的老城区，有一辆“电鸡”，无论是接送小孩，还是出门买菜，都太方便了。

住在老城区的我，前年入手了一辆。从此，汽车是路人，除非出远门。

建于上世纪的小区里，原有一个停自行车的车库，从2020年开始，车库里的电动车越来越多，后来都停不下了。

一个小区如此，整个广州也是如此。有数据称，截至2023年3月底，广州全市电动自行车登记上牌数量为322万辆（媒体估算实际数量超过500万辆），已经远远超出了广州市现有道路通行、停放资源承载能力。如果是500万辆，那差不多平均4个广州人便拥有一辆电动车。其实不管是绝对数还是占比，广州电动车都不算多。论绝对数量，上海是千万级规模；论占比，海口南宁都大过广州。而广州电动车的乱象之所以引人注目，一是因为一线城市的效应，二是广州严重缺乏自行车和电动车的道路规划。

清华大学交通研究所副所长杨新苗说，相比电动自行车保有量大更棘手的是，上世纪九十年代，广州在修主干路时没有预留非机动车道，导致如今虽然想弥补却很难。没有自行车道，只能在人行道上驾驶电动自行车，这是广州等城市屡屡想推动电动自行车限行的内因。

现在广州的交通状况，哪怕是电动车主，哪怕是再云淡风轻的人，都会觉得混乱不堪。

这种状况，确实该改变。但是怎么变、怎么管，既让市民满意，又不给城市添堵，就很考验城市管理者的智慧了。

7月10日，广州将举行电动车管理听证会。届时，15位各界代表将进行表决。从人员构成上看，这次15名代表的遴选是科学和公正的——既有公交和出租行业的代表，也有外卖和车商相关人员，还有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律师等。

但是由15名代表决定广州几百万人的出行，总觉得哪里不对。如果人数再多点，代表的身份和行业再广泛一点，也许更有说服力。

广州500万电动自行车，相信多数都是低收入者，他们对出行成本异常敏感。哪怕仅仅是限行，或者是收取保费，对他们的生活都会造成较大影响。如果不能出台一个最佳方案，可能不止是骂声一片。不能好好骑车的人，可能会用其他方式给城市添堵。

据说，近日广州街头已经有一些年轻人操控着轮椅式电动车，成群结队穿行在街道上。这车除了慢了点，其他都是优点，最重要的是操作它不需要证、不需要头盔、不需要交罚款。

听证会之后，如果结果不能让大多数人满意，轮椅式电动车会不会迅速占领广州的大街小巷，谁也说不好。到那时，是不是要再来治理一轮轮椅电动车？

其实如何治理电动车难题，方法并不复杂。很多城市的经验表明，解决电动车等带来的城市拥堵问题，更应从优化道路规划和加强交通管理入手。

想起几年前去过的台湾。2018年底，第一次去台湾，站在台北街头，发现这个城市的摩托车太多了，耳边是摩托车的噪音，呼吸到的是尾气。当时想，为何台北不像广州一样禁摩呢？

后来向当地人了解到，台北人爱摩托，最重要的是便宜和方便。台北人口260万人，摩托车数量超过150万辆，平均每2人就有一辆摩托车。和广州人喜欢电动车一样，台北人爱摩托，主要因为它很便宜。台湾一个工人或刚毕业的大学生，花一个月左右的薪水就能买一部合适的摩托。由于摩托车更好停车，又灵活快捷，加上台北管理得当，所以大家都喜欢骑摩托上下班。印象中，虽然台北摩托车特别多，但大家都遵守交通规则，少见左右穿插和乱闯红灯的。

虽然摩托车尾气会污染空气，但是不是就可以用这个理由禁摩呢？当然不可以，街上跑的一个个摩托车主，可不仅仅是一个个底层人。他们手中的权利，可决定这座城市管理者的去留。

台北和广州都是华人社会中的明星城市，可以互相借鉴治理经验。台北能大度容纳危险性更大的摩托车，广州没理由容不下无污染的电动车。

一个好的城市，一定是各个群体住起来都舒适的城市，绝不能为了好看或照顾少数人的观感而不顾大多数老百姓的真实需求。城市的乱糟糟，不是老百姓的问题，而是规划和管理的问题。如果公共交通系统还没有足够发达完善，大家不是那么乐意坐公交搭地铁，那么这时候限行也好封禁也罢，就是剥夺人民的交通权。

公共行政理论上有一个观点，执法上要讲究“比例原则“，即对于社会的底层要多些宽容，摆小摊的、骑电动车的，多是社会上经济能力较差的，执法就要宽松一点。有些事睁只眼闭只眼就过去了，好过让他们没有了谋生能力而制造其他问题。但是对于大企业和政府官员，则要执法从严，哪怕是逃税和贪污一元也要追究。

这种对底层的宽容，才是一个城市最大的魅力和竞争力。

广州向来以开明著称，官民之间互动良好，民意常常能被采纳，很多人才愿意来广州生活打拼，正因如此，广州才能以省会城市的级别，长期跻身一线城市行列。虽然身后追赶者不少，只要继续尊重民意，借鉴民智，广州就不用担心被谁超越的问题。

希望下周一的听证会上传来好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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