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克里夫：蔑视中立至死的改教先驱 | 宗改五百年纪念专栏
橡树出版之【宗改五百年纪念专栏】
不少基督徒在理解宗教改革时直接简单化地回到1517年，事实上，这场改革历经的世代和过程要远比我们知道的复杂得多。今天的威克里夫，这位活跃在14世纪的“狂热分子”，就更早地提出了因信称义的教义，并且顶着“异端”的大帽子致力于推翻教宗制度，从而成为宗改先驱的代表。纪念宗改，怀想那没有硝烟的战争中的勇士，对于今天的我们，甚至尤其有深刻的现实意义。试问：在个人与神之间障碍被拆除五百年后的今天，我们是否真的珍惜这份关系，还是在敷衍地信仰，不温不火地履行着宗教责任？
中世纪末期，兴起不少勇士，敢于公开批评罗马天主教的教义及组织。其中最重要的两位是威克里夫和胡司。威克里夫约于公元1330年生在英国，受教于牛津大学，后来成为该校教授。
公元1376年，他开始批评圣职人员，他说：“政治与财富已经腐化了教会，这个教会需要彻底革新。”对于教会，他说：“教会必须回到使徒时代的贫穷与单纯。”他宣称：“只有圣经是信仰的根据，教会不是信仰的准则。”但是天主教会所用的圣经，是拉丁文写的，一般百姓无法阅读。为了使英国的基督徒能够自己读圣经，威克里夫将圣经译成英文，他也写了好些书。
威克里夫的跟随者将他的教导及新译的圣经带到英国各地，当然教皇和圣职人员对这件事非常不满，他们用尽方法要摧毁威克里夫；但英国大部分人民及许多贵族都全力支持威克里夫，贵族们并保护他，使他不至落入逼迫者手中；公元1384年的最后一天，威克里夫平安地离世。
威克里夫死后，他的教导继续在英国散播，藉着他的著作，也透过门徒的努力，这批人后来被称为罗拉得派（Lollards）。他们反对教皇和圣职人员，过贫穷的生活，以圣经为信仰的唯一标准。当威克里夫门徒的影响越来越大时，从圣职人员而来的反对势力也越来越大。最后，主教们通过一项法律，规定烧死传异端者。于是，英国全地从南到北，都有罗拉得派的人在火焰中殉道。
然而，要将他们连根铲除，并非易事，这股火焰一直延烧到十五世纪，才总算能逐渐抑止罗拉得派的发展。他们的人数越来越少，连最后一批也被逐消失。但“罗拉得主义”却在英国默默存留，直到改教运动时期。
约翰·威克里夫（John Wyclif，1330？—1384）常被认为是一位狂热分子。像大多数狂热分子一样，他蔑视中立，种什么就收什么。自他那个时代起，人们要么将他褒奖到天上，要么将他贬到十八层地狱。
摧毁中世纪神人关系障碍
人们对威克里夫的认识非常混乱，这是可以理解的。我们对于其人所知甚少。他有一个恼人的习惯，即将自己的个性埋藏在学术话语深处；而且当历史学家们追踪其论点时，很少有人说他们理解他。
威克里夫早年的生活像他本人一样模糊不清。我们甚至不能确定其出生日期。他出生于英格兰北部，但当他从中世纪的迷雾中呈现出来的时候，他是牛津大学的一位学生，1372年获得博士学位，并马上被提升至显赫位置，成为牛津大学的杰出教授。
在那个时候，最热点的问题是在人之上的“支配权”（dominion）或“主宰权”（lordship）。所有的思想家都同意，主宰权源自神。但这种权力如何从神那里转交给现世统治者的？一种广为接受的观点认为，只有源自罗马教会的主宰权才是公正的。神已将对尘世中万物和万民的支配权委托给教宗。任何由有罪的统治者施行的权威都是非法的。
其他教师坚持认为，主宰权与其说依赖于教会这个中介，不如说依赖于这样一个事实，即主宰权的拥有者处于恩典状态之中，也就是说，他没有犯下重罪。威克里夫的一位老师理查德·腓茨拉尔夫教授认为，“为什么只有世俗统治者需要恩典状态？当教士们生活在不可饶恕的大罪之中，他们有这种统治权吗？”腓茨拉尔夫说，如果恩典为世俗统治者所必需，那么它也是教士所必不可少的。
毫无疑问，威克里夫受到这位教授的影响，他投入到这场争论之中，并为之增添了一个重要的思想。他认为，英格兰政府具有神授的责任纠正在其领地之内的教会中的弊端，解除那些继续在罪中生活的教士们的职位。国家甚至可以没收腐败的教会官员们的财产。
毫不奇怪，教宗[指格列高利十一世（Gregory Ⅺ）：1370—1378年在位。]会在1377年给这位牛津改教家定罪。教会当时可能会反对威克里夫，但他在英格兰的有影响力的朋友们发现这种定罪没有构成威胁。
威克里夫关于支配权教导的深远意义在于，它与宗教改革运动存在着必然联系。这位英格兰改教家的方法是强调义人的属灵自由。
义人是“奠基于恩典之上的支配权”的拥有者。“神如果没有首先将他自己赐予他的仆人，就不会将主宰权交给他们。”因此，每个人，无论是否神职人员，在神的眼里都地位平等。这种人与神之间的位格关系（personal relation）就是一切；品质是职位的一个基础。作为中介的祭司职位以及中世纪教会中的弥撒祭献不再是必不可少的。因此，威克里夫先于路德提出了因信称义的教义。这两人都摧毁了中世纪设立于个人和神之间的障碍。
这个“奠基于恩典之上的主宰权”教义仅仅是威克里夫发出的第一声惊雷。他的改教生涯中关键的一年是1378年，即教宗制大分裂的那一年。面对罗马教宗绝罚阿维尼翁另一位教宗这出悲喜剧，威克里夫在对教会的评价和对改教的迫切性问题上变得更加激进。
强调使徒时期的简朴
威克里夫早期的教宗制观点强调使徒时期的简朴。他坚持认为，那些坐在圣彼得职位上的人，应当像这位使徒一样，没有金银财宝。根据威克里夫的看法，“符合圣经的教宗制”应当是简朴与谦卑的生活，投入于教会事工，为神的子民树立基督徒美善的榜样。教宗应当为羊群的牧人，是将人领向基督的传道人。
这种观点没有为教宗的世俗权力留下任何空间。作为一种政治力量的教宗制竭力通过政治手段主宰人类，这种概念为威克里夫所诅咒。威克里夫厌恶权力的种种诱惑；他谴责教宗俗不可耐，安于奢华。
在某种意义上，威克里夫欢迎大分裂。对他来说，两个相互绝罚的敌对教宗的情景似乎让所有人实实在在地看到教宗职位在属灵上的腐败，因此需要用某种东西来替代它。但是，随着大分裂的持续发展，威克里夫的观点更加强硬。他开始相信教宗就是敌基督者。如果有两位教宗彼此责骂，那么他们享有的仅仅是毫无神圣可言的头衔。
威克里夫透过源源不断的指控责骂，表明教宗制离基督及其使徒们淳朴的信仰与行为何其遥远。“基督是真理，”他写道，“教宗是谎言。基督生于贫困，教宗为世俗的荣华富贵奔忙。基督拒绝世俗的主宰权，教宗追求它。”
这位牛津改教家嘲弄道，由于彼得在罗马去世，所以每一位罗马主教都凌驾于基督教王国之上。出于同样的推理，穆斯林也可以下结论说，基督在耶路撒冷受死，所以“耶路撒冷的教士”比教宗大。威克里夫说，只有基督是教会的元首。教宗制度是“十足的毒药”。它是敌基督者，是将自己提升到神之上的罪人。让审判降临！
从改教家到新教徒
这位改教家由此迈出了人生一大步。他从渴求改革既有世界的罗马教会的正统布道家，变成一位新教徒。
这位牛津学者与教宗制的决裂是他已形成的新教会观的一个部分。他接受古代教会三分法——“一个是天国中得胜的教会”，“一个是尘世中争战的教会”，第三个是“炼狱中沉睡的教会”。但是他将尘世教会定义为全体蒙神拣选的成员，包括“唯独那些必蒙拯救的人”。
他的预定论极其绝对，他补充说，任何人，甚至包括教宗，都不知道自己是否属于教会，或是否“恶魔的肢体”。威克里夫为了防止他的教义出现偏差，他补充说，“因为每个人都希望自己得享福乐，所以他应当设想自己是神圣教会的肢体”，他甚至认为，“每个将被定罪的人必被自己的过犯诅咒，每个必蒙拯救的人是被自己得到的恩典拯救”。
威克里夫从这种蒙神拣选的人组成无形教会的教义，得出一些实践性的结论。教会是统一体，与教宗首席权及其等级制，以及修士、会士和神父等一类的“小教派”毫无干系；蒙神拣选者得救不会被物质、赎罪券、补赎或神父的其他花招限制。
最终，威克里夫挑战所有的中世纪信条和习俗：宽恕，赎罪券，赦罪（天主教告解圣事中的一个环节），朝圣，圣像崇拜，尊崇圣徒，储存在教宗宝库中的功库，以及可宽恕的罪和重罪的区分。虽然他承认他为终傅（天主教圣事之一）徒劳无益地查找圣经，但他保留了炼狱和终傅信条。至于圣像，他说，如果它们能提高奉献精神，就不必废弃；而且向圣徒祈祷并不必然是错误的。忏悔要出于自愿，并向适当的人做，最好是公开做，如果是这样的，他坚持认为忏悔非常有用。他认为，强制性的忏悔是“敌基督者的捆绑”。他宣称，传道“远比管理任何圣事更有价值”，从中我们可以捕捉到他的反抗精神。
威克里夫用来判断罗马教会的标准是圣经中的教诲。他说，“奥古斯丁和哲罗姆甚至任何其他圣徒的话都不是标准，不应当接受，除非以圣经为基础。”他认为，“基督的律法是最完美和丰富的，人们不应当抓住其他法律，而是将之当作神法的分支。”
这位牛津改教家在声称每个人有权自己研究圣经时走得更远：“新约有极大的权威，单纯的人都能读懂；对于救恩最要紧的是……存温柔好怜悯的人才真正理解圣经，行出圣经来，”因为“基督把他的律法不是刻在石板上，或是羊皮上，而是刻在人的心板上”。
威克里夫一切大声疾呼所引起的敌意，都不及对传统的变体说教义的攻击所引起的大。1380年夏天，他发表12点论据，反对圣餐中饼和酒变为基督有形的圣体和宝血的观点。他断言，早期教会认为饼和酒的圣化有效地象征着基督的圣体和宝血。由此，基督临在于圣餐并非是有形的。圣餐的目的是基督临在于人的灵魂之中。
威克里夫否定变体论让他的敌人抓住了把柄。在牛津，他的支持者很少。首先，校长和一次小规模的公会议谴责他的教义，禁止他讲学。紧接着，坎特伯雷大主教威廉·考特奈（William Courtenay）在另外一次公会议上谴责威克里夫的十大教义为异端。至1382年，这位改教家在牛津被有效地压制下去。
但是，威克里夫在牛津大学失败之前已转而寻求城乡民众的支持。他的事工需要用工匠农夫语言写就的圣经，所以他带领一批牛津学者将拉丁文圣经翻译成英文，并效法圣法兰西斯会士们安贫乐道。
威克里夫从牛津——正如两百年前法兰西斯从阿西西那样，派遣“穷神父”到偏僻地区和乡村田野，有时候甚至到教堂里，去赢得被忽略的灵魂。
威克里夫的“穷神父”穿着粗糙的褐色羊毛长袍，没有便鞋、钱袋和零钱，手里只有一根长杆子，靠着邻舍们的善心获得食物和住处，他们不久就成为这块土地上的一支力量。他们的敌人送给他们一个绰号“罗拉德派”，意指“喃喃祈祷者”。当他们走村串户，传讲神的道时，他们携带一些这位改教家翻译的圣经经卷、小册子和布道书。一位目击者万分惊恐地说，他遇见的人中“每隔一个”就是“罗拉德”。
威克里夫获得了广泛的支持，教会当权者变得聪明起来，不再反对他。他的追随者被追杀，被逐出牛津，或被迫放弃自己的观点，威克里夫虽然被赶出牛津大学，却在路特沃斯（Lutterworth）地区他的教区内平静地度过了一生中最后一段时间，1384年在那里去世。
（摘自《基督教会史<第三版>》，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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