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罗如何用同时代的哲学语言传福音？
橡树出版之【精彩书摘】
有历史学者不信主的理由之一在于，他们坚称《圣经》是吸纳了历代历史和哲学作品而撰写的，其中最典型的例证之一就是保罗所写的《新约》书信，多受当时的希腊哲学思想影响，因此他们认为是人杜撰了上帝，而非上帝启示了《圣经》，乍听起来，这似乎很有道理，但他们的谬误就在于用形式和工具混淆了实质。正如今天科林·布朗的文章所说：“各种哲学的思想，需要按照保罗在基督里寻求到的真理来修正。”并且，保罗在他所处的时代，就用同时代听得懂的哲学语言来传福音，这恰恰值得我们学习。
当我们转向《新约》的时候，我们发现只有一处提到哲学这个词，并且，只有一处涉及“哲学家”。后者出现在《使徒行传》17：18。那里提到使徒保罗在雅典和一些伊壁鸠鲁与斯多葛学派的哲学家相遇的事情。对于一些人而言，仿佛保罗是在传外邦的鬼神，因为他传讲耶稣与复活。这次相遇，引发了保罗在亚略巴古的讲演。
关于这次讲演，令人吃惊的是如下事实：保罗假设了一个关联点。对于他而言，无需努力说明上帝的存在。这点根本不是一个问题。雅典人凡事“很敬畏鬼神”（徒17：22）。一方面是上帝的品性与各种行动，另一方面，是人做出相应的回应。这些才是问题的关键。但这里也有某种接触点。因为，保罗继续从希腊著作家那里给出两处引文支持他的论点：上帝离我们各人并不远。“我们生活、动作、存留，都在乎他。就如你们作诗的，有人说：‘我们也是他所生的。’”（徒17：28）
这一整段文字一直是人们讨论的主题。亚略巴古的讲演，也许是明显遵从当时的修辞学模式的范型。我们对此特别的兴趣在于，保罗把他的论证建立在后面的事实上：希腊的思想家们，具有对上帝的存在和品性的真正洞见。
出自希腊著作家的这些引文，当放在它们的上下文来理解的时候，把上帝说成是主神宙斯，正如斯多葛的传统所理解的那样。因此，他是人类之父、所有生命的源泉。所以，上帝不应当被设想为一个居住在神龛里的有限的存在者。这位神，不应当被想象为一个影像。但这就是自然知识所能知道的。它需要基督福音的补充。
福音呼召各地所有的人悔改，因为上帝“已经定了日子，要借着他所设立的人按公义审判天下，并且叫他从死里复活，给万人作可信的凭据”（徒17：31）。而论及基督的复活，就引出三种反应——一些人讥诮他，一些人想在日后再听他讲，一些人信了主。
曾有人议论说：鉴于保罗留下的归信者很少，他在雅典的策略是一次错误的失败。诚然，在雅典，没有任何卓越的教会，可以同保罗在传道旅程中建立的其他教会相比。一些人认为，这样的教会的缺乏，是保罗失败的证据。其原因是保罗不直接传讲福音而是展开了哲学论证。另一些人则认为，保罗的这种失败（他们所假设的），特别是和权能布道相比时，是对自然神学之无力的无言见证。这里是将权能布道与伴随使徒的福音传道的神迹奇事相联系。
不过，这两种结论都是不成熟的、错误的。关于保罗早期在小亚细亚和希腊的各教会的传道策略，人们的仔细考察表明，他的成功往往很复杂，保罗并没有在他传道的每个地方都建立一所大教会。从多数情况看，公众对某种思想的回应，并不是这种思想的真理性与有效性的尺度。
然而，值得我们做的事情，是进一步在历史的背景中反思保罗的论证。因为，保罗在路司得曾经使用过类似的论证，后来在致罗马人的书信中，又继续重复使用它。
在路司得，保罗和巴拿巴的传道，引发了一个非同寻常的事件：一位瘸腿人能够走路（徒14：8-20）。路司得的居民获悉这个事件，称之为神意介入的行为，他们相信是神灵以保罗和巴拿巴的人形降临地上。他们称巴拿巴为宙斯、主神、人类的保卫者，也是气候之神，因为巴拿巴一直保持沉默。由于保罗说了大部分的话，他们称他为赫耳墨斯、诸神的信使，以为他担当了巴拿巴的发言人。宙斯的庙宇位于城外，他的祭司甚至想给他们献祭。但是，保罗和巴拿巴撕开衣裳，跳进人群中，喊着说：
诸君，为什么作这事呢？我们也是人，性情和你们一样。我们传福音给你们，是叫你们离弃这些虚妄，归向那创造天、地、海和其中万物的永生上帝。他在从前的世代，任凭万国各行其道，然而为自己未尝不显出证据来，就如常施恩惠，从天降雨，赏赐丰年，叫你们饮食饱足，满心喜乐。（徒14：15-17）
路加是《使徒行传》的作者，他注意到，用这些话，保罗和巴拿巴简直无法阻止众人给他们献祭。不过，后来气氛突然变了。从安提阿和以哥念来的犹太人，满心敌意，便挑唆众人抵挡保罗，就用石头砸他，以为他是死了，把他拖出城外。
这段插曲突出了两点。首先，保罗的论点，是自然为上帝的善良与伟大做见证。大自然本身，以其丰富的见证显明：创造者不应当和受造物相混淆。但这把我们引向另一点，即人的前见和世界观对人们感知事物的方式有多么大的影响。
这种影响很强大，它不仅会扭曲人们思考自然的总体方式，而且会歪曲人们看待各样个别事件的方式。对于那些在场的人，由于保罗，发生了非凡的医治事件，这是显而易见的。不过，路司得的居民按照他们的世界观来看待这个事件，他们信仰古代希腊神祗。保罗和巴拿巴的抗议，产生了暂时的阻挡效果。但这一切被安提阿和以哥念来的充满敌意的犹太人一扫而空。他们成功地诽谤了使徒保罗。
不是医治的基本事实改变了；改变的，正是按照人们所有的前见来解释这个事实的方法。首先，存在着种种前见，导致路司得的居民把保罗和巴拿巴看成有人形的神祇。然后，有保罗的解释对这种观点加以反驳。最后，是保罗在犹太人中的反对者们的陈述，彻底颠覆了原来的解释。保罗从被崇敬为神祗开始，结果被当作应当处死的恶人。
在《使徒行传》14章和17章所描述的两种情形下，使徒保罗的教导显然适合外邦的听众。正如保罗向犹太听众传道时，他强调的主题针对的是犹太人的宗教处境。然而，这种诉诸自然启示和某种对上帝的自然意识并非孤立、绝无仅有的。很可能保罗在希腊，尤其是在路司得和雅典的传道经验，成为他在《罗马书》中的教义的基础。
这封书信，明显写于哥林多附近，或者就是在他从雅典来到哥林多不久，或者更大的可能是他待在那里的最后的日子。无论如何，保罗在《罗马书》的开头几章，提出了同样基本的论证，我们从他在路司得和雅典的传道中，已经注意到这些论证。保罗使用它来为上帝的善良伟大做见证，同时以它为人类应当对上帝负责这一观点的基础。但是，正如在《使徒行传》中描述的那样，这种通过自然而来的关于上帝的知识，因着福音而得到补充。
在《罗马书》1：19-20里，保罗写道：“神的事情，人所能知道的，原显明在人心里，因为神已经给他们显明。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是眼不能见，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这里，保罗也不是在证明上帝的存在；他在论证的是：考虑到人在世界上的经验，我们应当具有的关于上帝的各种观念，以及我们应当做出的何种回应。创造者不应当和受造物混淆。创造万物的大能者不应当被贬为受造之物。然而，这正是人类在愚昧中所做的一切。人类目前的困境，是人拒绝回应上帝的结果。
《使徒行传》中，保罗吸收了希腊著作家们的思想来支持他的论证。《罗马书》1章里，他借鉴《所罗门智训》13章，其中同样谈及人类无可推诿的愚蠢，他们没有对上帝的创造之工做出回应。无论是在这里还是别的地方，保罗都能够用旧约的教训和其他的思想，包括斯多葛主义的思想，来证明他的观点。
但是，每当保罗这样做时，他都不是简单地接受希腊的哲学。他会利用斐洛以及希腊化的犹太思想，他也使用斯多葛主义的语言。他会承认，斯多葛学派与其他人，都有各种真正的洞见及正确的观念。但他所讲述的信息，是关于耶稣基督的福音，在哲学里是无法见到的。此外，各种哲学的思想，需要按照保罗在基督里寻求到的真理来修正。
所有这一切，如何与《歌罗西书》2：8明显贬斥哲学的经文联系在一起？实际上，那是新约中唯一提到哲学这个词的地方。在此，保罗警告读者们：“你们要谨慎，恐怕有人用他的理学（即哲学——译者注）和虚空的妄言，不照着基督，乃照人间的遗传和世上的小学，就把你们掳去。”
学者们在这段警告中发现对各种可能的哲学的警醒，范围包括：从智慧的追求、各式各样的犹太教学派到最初的诺斯替主义，和对土、火、水、气四种元素的崇拜。
另一方面，这里很可能有某种反讽的因素。随后的几节经文，没有明确地谈到哲学的各种问题。相反，它们讨论的，是诸如割礼、饮食、节期、安息日、天使崇拜之类的问题。对于犹太人而言，所有这些都是重要的问题，但因着基督的死，保罗现在把它们看成是陈旧的、无关的问题。事实上，它们是一种束缚人的形式，基督已经使信徒从中得着自由。
所以，很可能，保罗是在讽刺地称呼这些习惯为“照人间的遗传的理学和虚空的妄言”。信赖这样的东西，如同信赖某种空洞的、异己的哲学。它是人的传统的产物。
在我们结束对使徒保罗和古代哲学的这些简短的评论之前，有必要注意一下人们阐释保罗的思路发生了怎样的变化。20世纪早期，保罗一再被人们当作柏拉图主义者。这种看法的典型是乔治・ 霍利・吉尔伯特（George Holley Gilbert）：
在论及人的构成时，这位使徒总是站在希腊哲学家们而不是希伯来圣经的立场。和柏拉图的立场一样，他认为，人是由外体（外在的人）和内心（内在的人）构成的（林后4: 16）；总体上，和希腊哲学一致，他认为，身体乃是灵的监狱（罗7:24；8:23），和奥尔菲（Orphic）的信仰一致，他抱有原罪学说，把恶的原则归于“肉身”。自从亚当犯罪以来，罪就在肉身上作王（罗5: 12）。这种思想的双重性，在《罗马书》7:15-18经典地表达了出来。
在对这些观点做出回应的时候，有两点评论是适宜的。一方面，仔细考察保罗实际上所写下的内容表明：这种主张并不能得到证实。现代圣经注释家们发现：保罗关于人性的理解，正好同柏拉图的身体与灵魂的希腊二分法相反。
另一方面，最近对使徒保罗的生活与思想的研究，不断强调的是保罗具有的彻底的犹太教特征。保罗对人性的理解，要根据《旧约》来审视。如果说保罗偶尔使用了希腊哲学的语言，那么，它正是斯多葛主义的语言而不是柏拉图主义的语言。
在这些情况下，保罗的目的不是要教导哲学，而是用他同时代的语言来传达福音。这种信息本身，是根据耶稣基督的生、死与复活，来重新解释希伯来圣经。
（摘自《基督教与西方思想（卷一）》，上海人民出版社，2017.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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