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he Ji》学报第十一期导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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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sciencedirect.com/science/journal/24058726

 本期目录 

Editorial

Weaving People and Places: Art and Design for Resilient Communities

Ezio Manzini, Adam Thorpe

The Unlikeliness of Us

Anne Eggebert

Early-Stage Innovation Centered on Making for Youth Mental Health: A Design-Led Approach

Nick Bell

Amplifying Relationships through Place and Locality in the Design of Local Government Digital Services

Alison Prendiville

The Public Collaboration Lab—Infrastructuring Redundancy with Communities-in-Place

Adam Thorpe, Sarah Rhodes

Fashion Design as a Means to Recognize and Build Communities-in-Place

Dilys Williams

Makeright—Bags of Connection: Teaching Design Thinking and Making in Prison to Help Build Empathic and Resilient Communities

Lorraine Gamman, Adam Thorpe

Designing for Vulnerability: Interpersonal Relations and Design

Carla Cipolla

长文预警

本期《She Ji》的主题是“弹性文化：人和场所的交织”。我们全文翻译了客座主编Eizo Manzini和Adam Thorpe撰写的编者按。这篇介绍，不仅是对过去几年在伦敦艺术大学进行的一组弹性文化（CoR）行动研究的回顾，更是对在地社群（communities-in-place）的缘起、特征和营造策略的梳理。时间仓促，翻译还显生硬，望诸君包涵。

人和场所的交织：营造弹性社群的艺术与设计

作者：Ezio Manzini, Adam Thorpe（客座主编）

翻译：马谨、刘盈

 背景：弹性文化——一项文化实验 

当代社会是脆弱的。[1] 导致脆弱的原因多种多样，其中主要的一条，是社会缺乏凝聚力，更准确地说，社会弹性程度低下。[2]

当灾难爆发时，这个问题尤其明显。但是，在日常生活中也能发现这个问题的苗头，比如与经济危机或欧洲及全球移民潮相关的事件。在所有这些情况里，不论是微观层面的个人日常遭遇，还是宏观层面的社会整体，都明显缺乏社会凝聚力。另一方面，理论和实践的证据都表明，“通过运用能够培育自我组织能力和灵活性的合作式治理形式，会产生显著的益处。”[3] Robert Sampson关于“持久社群效应”的描述表明，在社区范围内，亲社会活动会减少反社会活动，并促进更大的社区弹性。[4] Sampson发现，那些社会关系和人际关系更密切、更有活力的社区对灾难性事件的反应能力更好。网球俱乐部会变成救援中心，俱乐部成员们则形成一个相互连接的支持服务网络。烧烤设备可以变身厨房，室内球场成为宿舍，浴室的毛巾充当寝具和绷带——为了应对极端情况，日常物品会被挪作他用。Adam Greenfield也提出过类似的发现：他把2012年为了应对飓风桑迪而兴起的“占领[桑迪]”网络的救援举措称为“自发的基础设施”。[5]

这些作者发现，在灾难性事件发生之后——当日常行事的规律被打破，当标准的自上而下的沟通坍塌——那些彼此认识、也熟悉当地环境的人有能力进行自组织，并且最好地利用现有资源。类似的情况也可能出现在严重的经济和社会危机爆发时：居住在附近的人们组织起开放、灵活的社交网络，这种网络不仅可给予彼此基本的操作支持和经济支持，还能在面对困难和不可预见事件时提供一种“与你同在”的心理支持（这正是今天的欧洲所没有的——移民问题正进一步揭示欧洲社会的脆弱性）。

这些思考总结起来，就是社会弹性需要一群群在物理环境中互动并协作的人。与地方的亲近程度和人际关系使得这些人能够在危机中自我组织并解决问题。

承认这些社会形式的重要性的同时，我们要问：“这些与地方相关的社群的本质是什么？我们可以做些什么来支持他们？”特别是，“艺术和设计能为他们做些什么？”

本期《She Ji》主题专刊汇集了一组反思艺术与设计行动研究的文章，它们都回应一个共同的主题：弹性文化。最初，“弹性文化”（Cultures of Resilience, 简称CoR）项目[6] 的目的是在文化层面上讨论弹性，并就该主题产出一套叙事、价值观念、想法和子项目。但随着CoR项目的发展，我们将重点收窄到“与地方相关的社群”这一专题——而这被认为是每一种可能的社会弹性的情境存在的先决条件。[7]

伦敦艺术大学（UAL）当时已开展了一些直接或间接处理社会弹性和社区营造问题的自发项目，对这些项目的观察越发证明了CoR项目的可行性。有鉴于此，CoR项目的目标是为这些进行中的项目提供一个共同平台，帮助交流经验并讨论和建立一些原创的艺术和设计的知识。在做的过程中，CoR项目实际上开展了一个行动研究项目，其行动主线由多个艺术和设计项目组成，研究主线则是一系列探寻项目的社会影响的讨论和讲习会。主要目标之外，CoR项目还期望将正常的教学活动纳入研究过程中，激励一所艺术与设计学院同时也承担起行动研究代理的角色。

◦ 学生Zi Liang和居民Sheona Josiah 在伦敦艺术大学中央圣马丁学院外。Photograph © 2016 www.GTislington.com.

◦ 学生项目CaW的海报。Image © 2015 CaW.

CoR项目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从2014年2月到2014年10月——致力于组建起一个弹性文化委员会，吸纳成员，并讨论主题。第一阶段的主要特征有两个方面，在提升对话水平的同时，培育、加深并且丰富各种差异性。[8]

第二阶段从2014年11月至2016年7月。十三个独立的CoR项目小组[9] 同意加入统一的进程。尽管每一组都有着非常不同的动机和目标，但是它们都将从“项目对社会形式的影响”这个角度来展示并讨论各自进行的活动。每一组都探讨同一个问题：如何描述项目正在帮助生成的社会形式。换句话说，在第二阶段，我们把进行中的项目作为参考和实践经验，用来讨论当代社群的本质、他们力图建立的人与人的互动接触（encounters），以及艺术和设计在呈现或支持这些接触中所起的作用。

 社会荒漠化、新部落主义和新兴的反趋势 

为抵抗当前的危机并从中复原，也为了应对可预见的未来危机，我们的社会应通过强化不同的社会形式来提升自身凝聚力。不幸的是，主流文化的轨迹似乎正朝着相反的方向高歌猛进。正如Richard Sennet所写，“现代社会的实践合作正在使人的能力退化”。[10] 结果，前现代社群——家庭，社区，村庄——正在加速消亡。[11] 与此同时，二十世纪的意图型社群（intentional communities）——由强烈的意识形态、共同的利益和归属感所驱动的社群，如政党和工会——正变得越来越弱。[12]

松散、灵活、临时的社交网络正日益取代意图型社群。这种转变的影响是充满矛盾的，但有一点可以肯定，最主要且最明显的影响，是产生了人们的个性化日趋明显、迁移日益频繁的趋势，这反过来又进一步削弱了上述的传统社区和意图型社群，进而令社会系统变得愈加脆弱。

但是，传统社区的弱化并不是唯一的问题，现代社会还面临着社会侵蚀的恶性循环带来的其他风险。回到Richard Sennet，我们可以看到，第二个同样危险的后果可能是：将人们对社区和合作的需求转向他所谓的“部落主义”（tribalism）——一种“可能会产生对他人造成破坏性影响的合作交流”。[13] 从今天的种种情况看来这种风险极高，其中最明显的是，此类合作明确地通过损害他人来达到促进团体利益的目标（参见犯罪团伙，黑社会或恐怖组织）。另外，在一些人以特定身份的名义而合作抵制其他人时——就像某些种族和宗教团体中发生的情况一样——我们也可以清楚地看到这种危害。最后，每当合作产生封闭的组织——当某个群体同不属于该群体的其他人划清界限，并将他们视作敌对者——便会出现部落主义的苗头。这种现象在城市部落、流氓团伙，甚至封闭居民区都很明显。无需说明这些封闭社区有多危险：它们是导致社会癌变的社会形式，其增长对社会具有致命影响，也加深了社会弹性的危机。在此背景下，我们看到全球范围内越来越多的人口流动，他们不是全球化市场活动中的特权角色——那些可能会扩散、操纵和维护支撑全球资本自由流动的信息时代网络的人——而是那些因上述全球化和部落主义的双重危险而流离失所的人。

尽管上述趋势显然占统治地位，但它们不是唯一可见的社会趋势，这一点很重要。仔细研究当代社会的复杂性和矛盾性，我们会发现其他一些东西：有别于社会荒漠化和部落主义的主流趋势，我们看到越来越多的人通过重新发现协作以及场所的品质，正在创造新的有益的社会形式。

一旦我们开始观察社会，寻找这样的自主行动，就会看见各种有趣的案例：家庭群落决定分享某些服务以降低经济和环境成本，同时也创造新的社区形式（在住宅楼或社区内开展的共同居住或多样的分享互助形式）;新的交换形式（从简单的以物易物到时间银行和当地货币）;青年和老年人相互帮助的服务，提倡新的福利理念（协作式社会服务）;由公民创建和管理的邻里花园（游击花园，社区花园，绿色屋顶），以改善城市和社会肌理的质量;能够替代私人汽车的交通系统（汽车共享，拼车，重新发现自行车的可能性）;基于当地资源和当地社区参与的新型生产模式（社会企业和合作社）;以及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公平和直接的贸易（公平贸易的自主行动）。[14]

这些都是突破性的社会创新。他们以创意社区（creative communities）[15] 的形式出现，并在成功后演变为协作式组织（collaborative organizations）：一群人选择合作的方式致力于实现特定成果，并造福于社会和环境。

近几十年来，越来越多的协作式组织已经融入数字社交网络，创造出前所未有的人际网络，网络中的人们通过数字和物理的方式同彼此以及生活所在地建立起联系，这显然横跨 “流动空间”和“地方空间” [16] 的概念。“在利用全球网络化信息和当地面对面交流的同时，这些条件和特点正在产生与地方相关的新一代社群。

这期主题专刊中的文章探讨了合作式和参与式艺术与设计的实践如何能够帮助创造这些与地方相关的社群，重新交织人员和场所，并反思行动中的经验教训。

 经验1：当代社群的特点 

所有CoR项目都声称自己是与社群相关的自发项目，但如果仔细研究它们促成的社会形式，我们会发现它们是全新的，和过去的社群十分不同。项目发起者人和参与者们对于自己创造的究竟是什么社会形式缺乏清晰的界定，因此也对新的背景下社群一词的真正含义未做明确定义。[17]

从这里开始，关于CoR项目的讨论将是谦逊的，但在帮助更好地理解当代社群方面不失为一次有意义的尝试；我们将特别讨论项目基于艺术和设计经验试图在这一领域建立特定的艺术和设计知识的贡献。

把所有CoR项目作为一个整体看待，我们可以认识到CoR项目所说的“社群”——前所未有的各种社会形态——的一些新兴特征。

第一个也是最明显的特征，前现代社会的传统社群与其成员的选择无关，而[CoR项目中营造的]当代社群的存在是由其成员的选择主宰的；同时又有别于二十世纪的意图型社群（它们建立在强烈的意识形态之上，要求坚定地加入并承诺强烈的身份认同），这些当代社群是多元的，非排他性的，也不需要特别的承诺。

第二个特征取决于第一个特征，那就是参与此类社群的人并不会去寻找现成的解决方案或身份。相反，他们希望通过在提出的各种选项中作出自己的选择来建立自己的解决方案和身份。

第三个特征和这些当代社群的本质有关：人们不把他们视为（相对）稳定，持久，同质的人群，而是可能的空间——各种社会关系并存的空间，其中，人们为了交换想法、解决问题、开辟新视角，可以做出不同的选择，采取不同的策略。

最后，基于第三个特征，第四个特征和社群的建设过程相关。有两种方式有助于建立这些当代社区：一是为合作式接触（collaborative encounters）创造机会，实践层面上来说，就是为这些接触提供动机和机会; 二是为接触创造赋能系统（enabling systems）——可以激发这些接触萌芽、繁荣和演进的有利环境。

更确切地说，关于合作式接触，一些CoR项目通过提供新的、不同的，有时是不可预见的选项来丰富人们的选择。

讨论这些特征和能够体现特征的项目，可以让我们更好地了解这些当代社群的本质及其营造过程。很明显，它们不能作为孤立的实体被设计和实现出来。此类社群要求在两个层面上进行运作：微观层面上特定的合作式接触，以及宏观层面上的赋能系统，旨在创造更有利的环境使特定的合作式接触有可能发生。[18]

 经验2：有意义的接触和在地社群 

我们可以从不同的角度、使用不同的概念工具来观察社群。弹性文化研究关注微观层面上的构成社群基本单元的互动：有意义的接触——人们见面并由于同做一件事情而开始对话。这样做的过程中，在人们之间和他们与周围环境之间创建不同形式的关系。

这些接触和发生地点的关联方式受到了特别的关注。正如我们已看见的，有意义的接触有助于创造与地方相关的社群，这对于建立弹性社会至关重要。从这里开始，我们将把它们称为在地社群（communities-in-place）——建立在（也）与所在地点相关并受其影响的对话基础上的社区。

我们在这一期里呈现并反思的各个CoR项目，其目标是多种多样的，例如，有明确的尝试将“设计学校发展（成为）对试验及反思式学习和创新至关重要的拥有多样性和冗余度（redundancy）的思想行动堡垒”，通过和当地政府及其所服务的社区合作来支持社会和服务创新[19] ；也有理解艺术和设计如何在人们的实践中，通过提供应对人际关系的脆弱性的指导方针来滋养和加强社区，处理人与人的关系。[20] 前者力图为社区提供解决当地需求和追求的冗余的方法和手段，而后者则明白，将在地人员连接起来需要处理以下事实——“与看似迥然不同的人发生某种接触是需要承担风险的：向一个陌生人展示自己，这样做会让自己变得脆弱。”[21]

基于多样性的原则，CoR利用这些项目的结果更好地去了解他们所创造的接触的本质、各种接触与所发生的环境之间的关系，以及它们有助于营造的社会形式。在此过程中，我们认识到一些共同的模式，并提出了新兴的主题。项目的结果提供了一些有关如何触发和支持不同对话者和临时对话者进行有意义的接触的深入见解。即，如何在流动的社会中培养有意义的接触。

◦ 克里斯普街I Stood Up项目的参与者们。Copyright © 2015 Emmi Hyppa.

 经验3：CoR项目作为陌生人相遇的场所 

尽管项目多元（方式不同，动机不同），结果显示，所有的CoR项目都在为人们建立在地联系而创造机会，这里我们说的机会指的是接触的机会，它们可能成为在地社群的构筑单元。

所有的项目发现都或明确或隐晦地提到了三个关键认识。第一点也是最基本的一点，是接触必须被认为是用以建立社会的行动单元。我们的理解是，为了交织人和场所，必须考虑接触，考虑它们的数量和质量——我们假设，如果接触的数量很少，没有产生足够的社会价值，社会将被侵蚀、其民主生活会被削弱，社会弹性也会降低。

第二点认识是关于艺术和设计对于在流动的世界中创造有意义的接触机会所能发挥的作用。Anne Eggebert 将艺术视为“通过社会参与和参与性实践与他人建立联系的工具”，她补充说，“瞬间的，流动的，短暂的在地联系可以像长期关系一样强大。”[22] Eggebert认为，轻度和短暂的接触以及临时加入在地社群，对于营造新型在地社群具有显著且有启示性的潜力，在当代高度流动的世界中，轻度的、短暂的接触正在成为常态。这种类型的接触可能在以自己的方式发挥强大作用且深度关联着，在这种假设的前提下，所有CoR提出的项目——尽管各不相同——都可以被看作是探索如何使这些轻度且短暂的接触发生、以及如何提高其品质的实验。

◦ Superannuates and Tenderfeet项目：交换时间。作者：学生Yoon Bae 和居民Eddie Mence, 2016年5月。Photograph © 2016 AIR Studio.

◦ 学生绘制的家庭图书馆服务办公室以及团队的路径。Copyright © 2015 Ling Hou.

从这个角度来看，正是这里分享的几个项目所阐述的事实——居住在某地的人们和（往往只在学习或项目期间逗留此地的）学生们之间产生的接触变得特别有意义; 这些项目展示了当代流动的社会中人与人的临时接触正在变成常态的极端例子：需要将非常不同的流动人口与常住人口交织起来。

通过这种方式，CoR项目本身可以被理解为“陌生人相遇的地方”。[23] 正如Christine Barwick [24] 指出的那样，尽管Jane Jacobs无比关注人行道，Ray Oldenburg阐述了“第三空间”对于城市的重要性，他将其描述为 “公共生活的核心环境”。[25] 第三空间的关键特征是它们会孕育偶然的接触。Oldenburg、Jacobs和Sennett都担心城市中此类空间的流失，因为我们的公共领域正日益受到私人利益的侵蚀。随着Sennett所说的公共领域的丰富社交性被耗尽，通过获得陌生人所代表的多样机会、偶然接触之间的关联性，以及无数关系配置的冗余所提供的社会弹性也在被削减。

鉴于此，我们得出第三点主要认识：接触是关联式的，而且不能被直接设计出来。能被设计并且必须被设计的，是那些更利于发生接触且接触品质更高的条件。

看看CoR项目创造这些条件的方式，我们可以发现，其中大多数提供了一些赋能的物品、事件和活动——即专用的产品服务体系或沟通项目，或用于实践的专门框架——多亏这些，各项目才能一致支持并培养同一类定义清晰的接触。这些行动完全符合我们多年来在社会创新设计方面学到的经验。但是在这个与以往经验相一致的框架中，这些项目做出了原创性贡献，它们重点关注两个方面：关联性的事物，能够触发关联式的、具有同理心的接触; 和安全的地方，在降低风险的环境中可能发生有意义的、关联式的接触。

 经验4：能够触发关联式的/共情接触的特殊物品 

所有这些项目都利用了某些特定的物品和交互过程，这些物品和互动可以理解为边界对象和过程。[26] 这些社会/物质的相互作用，被描述为“既能够适应不同的观点，又稳健到足以保持一以贯之的身份”[27]；它们容得下不同角色之间的交换、对话、甚至观点之争，这些都是建立关联式的理解所必需的。物品如同它们的应用环境一样多样化：从克里斯普街的I Stood Up项目中邀请陌生人进行交流的T恤衫（被描述为“熟悉的，可关联的对象”，“为参与者提供表达意见的机会”），[28] 到MakeRight项目中安排的学习游戏（目的在于发展信任、合作、沟通技巧，以及监禁人员和监管人员之间的相互尊重和同理心）。[29] 研究人员观察到这些物品及其应用使得“个人的主张、社群内的连接性，以及对社会基础设施更广泛的贡献之间[得以建立]弹性连接”。[30] Eggebert[31] 观察到，“对话往往既是社会参与式艺术实践的过程又是结果”，同时，对话还凸显了共同的制作体验以及材料在促进参与过程和激发对话方面发挥的作用——这一理解与Early Lab[32]对过程的描述一致。

同理心对于促进人与人之间的有意义的接触至关重要。在参与式和合作式创造的过程中，通过开发和应用共情设计的研究方法和工具（比如用于表达人的体验、需求和价值观的设计探测包、旅程、人物角色和故事板等），参与者之间可以建立起同理心。同时，同理心也可以通过贴近所在地、经历过程等方式含蓄地建立起来，整个过程中，参与式设计的信条——即民主和解放，并致力于确保每个人的声音都能在决策的过程中被听到——无处不在，让每一个参与者都能够更加了解其他人的观点和价值观。针对类似的目标，艺术实践运用了多种多样的方法。例如，在Superannatesand Tenderfeet的项目中，除了共同制作的行动，参与式和合作式活动还包括“散步，参观展览，交流技术，互相写信和喝茶。”[33]

◦ 采用轻松的、非正式的制作过程来探讨专业人员如何能够更好地和儿童及青年一起合作（国家健康研究学会，剑桥，2016）。Copyright © 2016 Early Lab.

 经验5：安全的地方，才可能发生接触 

正如Carla Cipolla[34] 指出的那样，形成多样的人际关系意味着脆弱性（vulnerability）。 “与看似迥然不同的人发生某种接触是需要承担风险的：向一个陌生人展示自己，这样做会让自己变得脆弱。”[35]

因此，那些能够引发新的人际关系的有意义的接触，甚至只是转瞬即逝的接触，都需要考虑参与人员可能的脆弱性并做出调整。这是CoR项目的共同点——尽管方式方法和环境都各不相同——即，为有意义的接触创造了一个安全的场所。创建这种去风险的场所的策略需要考虑所处场地的性质：如，I Stoop Up项目有意识地选择一个废弃的商店来进行参与互动，而不是在画廊或博物馆，就是为了避免那些会增加“必须遵守的社交界限”的“规则和条例，风险和责任”[36]；选择在监狱工厂里展示MakeRight设计学堂，而不是在监狱的教育区域，是为了避免许多监禁人员消极地联想到曾经经历过的传统教育环境。这个选择也为监禁人员参与的深度关联式的、变革性的活动创造了“有偿工作”的证明。两种情景中，参与者之间发生接触的场地都是有意识的精心策划的结果，以消解支配权，逐步获得开放性，并邀请众人参与。此外，降低接触“场所”风险的策略不止于关照具体情境，还要处理行为方面的因素。也许这期分享的最极端的例子，还是MakeRight设计学堂，这个项目采用了恢复性司法（restorative justice）的原则和方法，和参与式设计的原则方法相结合，以摘除参与的监禁人员的监狱面具。[37] 面具的隐喻描述了直接保护佩戴者的一种举止，令他们能够“隐藏自己的感情以避免不安或冲突”，[38] 并将他们隔离在与他人的有意义的联系之外。另一种策略倾向于有趣而松散的接触，使所有参与者更得心应手地掌握高强度的合作，降低风险。[39] Cippola更详细地探讨了各CoR项目所应用的不同策略，将它们定义为“脆弱性的促成者”。[40]

◦ 在伦敦HMP Thameside监狱开展的Makeright项目，由监禁人员设计、生产的防盗挎包。Copyright © 2016 Design Against Crime Research Centre, CSM, UAL. 

◦ Makeright项目的工作思路后来在印度萨巴马蒂中央监狱再次测试时，监禁人员通过工作坊学习设计制作的防盗背包。Copyright © 2016 Sahil Thappa for NID India.

从根本上说，这些接触之所以低风险，是因为它们某种程度上来说是过剩的——它们提供了一种积极的冗余（redundancy）——从而使参与者能够试验原型并实践，以此演练在未来更关键的环境下可能使用的新方式。

 经验6：赋能系统和铺设基础设施的活动 

这些文章中的情境合在一起，将在地社群描绘成充满可能性的场所——一个由不同角色、资源、接触和对话构成的丰富、复杂、流动的充满可能性的空间，使得数个不同的与地方相关的项目得以实现。反过来，这些项目的多元性通过冗余——即人际关系和资源的多重配置——提供了弹性，为实现目前和未来目标提供替代途径和手段。

回顾这组弹性文化项目对营造这些条件做出的贡献，主要可以看到两种途径。第一种，我们可将其定义为基于项目的方法，它包括将行动者、资产和物品构思、组合并提升为专门的赋能系统，[41] 通过这样的系统完成一些特定的项目，营造更理想的接触和对话。

第二种途径，旨在丰富和改善现有的社会技术生态系统，[42] 为不同的、开始无法预见的接触和对话创造条件，使其存在并繁荣。这种途径实际上可称之为铺设基础设施（infrastructuring），[43] 即连接行动者和资源，使得未来更易于出现多重备选项目。

根据Erling Bjorgvinsson、Pelle Ehn和Per-Anders Hillgren的说法，[44] 这种策略需要“长期的投入，但它也提供了一种开放式的设计结构，无需预设的目标或固定的时间表。”其特点是“不断地与不同的行动者建立关系，灵活地分配时间和资源。这种更有机的方法促进了各种可能性不断涌现，新的设计机遇可以通过持续不断的配对过程而进化发展。”

乍看之下——除了Public Collaboration Lab[45] 之外——所有CoR项目采用的都是第一种途径。Public Collaboration Lab则体现了第二种途径。但再细细观察，我们会发现，除了不同的具体目标之外，所有项目都有助于改善整个社会技术生态系统。也就是说，它们都是采用铺设基础设施这一途径的自主项目。

事实上，CoR项目营造的赋能系统——或者至少是它们的一些组成部分——在项目结束后还持续了一段时间，并成为当地基础设施的一部分。此外，可以预见的是，在现有的社会技术生态系统中，关联式的接触带来的信任、共同价值观和同理心，会融入并强化相互关联的基础设施。

因此，在这两种途径之间，可以建立一个良性循环：改善当地的基础设施，使更多的项目成为可能; 而项目的多样性、它们找到并连接起的资源，以及它们生产的关联性的产品，反过来可以改善在地社群的基础设施。 

 结 论 

本期《She Ji》中呈现的弹性文化（CoR）项目让我们得以更深入地了解当代在地社群的本质及其建设过程。它们尤其表明了那些轻度、但高度关联的接触是多么重要，并演示了关联式的互动和造物在触发和支持这些接触中所扮演的角色。这些项目还突出了“降低场所的风险”的意义，在这样的场所中，通过在脆弱性和被支持、被保护的感觉之间达成平衡，使参与者可以接受这样接触。最后，它们有助于理解营造这些接触的两种主要途径：建构赋能系统和铺设开放式基础设施。在此过程中，这项研究有助于我们理解合作式和参与式的艺术与设计实践如何通过在流动的社会中创造和重建在地社群，并抵制和扭转当代社群所面临的社会侵蚀恶性循环的影响，形成良性循环。

尽管如此，这些项目还揭示了一些其他内容，关于艺术和设计在日常生活里的政治中所发挥的作用。

CoR项目可以被视为一组政治行动——一类特殊的政治行动——它们并非让艺术和设计服务于政治，而是通过制造事件、服务和产品，来产生有意义的人际接触，以及有弹性的、可持续的生存和做事的方式。换句话说，它们不搞政治，它们就是政治。它们推广有弹性、可持续的社会——莫若说，一个新文明——的方式，不是通过宣传（更不是支持为这个新文明摇旗呐喊的政党或运动）。相反，它们本身就是这个新文明的一部分。它们是预览——是对可能的、理想的未来的彩排。

在某种程度上，这些活动都可以看作是一种行动主义。但这种看法是不充分的：它让人想到，作为艺术家或设计师，还有其他的，非行动主义的存在方式；而事实上，艺术家和设计师要想名副其实，这也许就是他们应该要、也能够去做的事。

尾注：

[1] Rockefeller Foundation, “100 Resilient Cites,” accessed March 23, 2018, https://www.rockefellerfoundation.org/our-work/initiatives/100-resilient-cities/; Stockholm Resilience Centre, “The Nine Planetary Boundaries,”accessed March 23, 2018, http://www.stockholmresilience.org/research/planetary-boundaries/planetary-boundaries/about-the-research/the-nine-planetary-boundaries.html; Jeremy Davies, The Birth of the Anthropocene (Oakland: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16); Andrew Zolli and Ann MarieHealy, Resilience: Why Things Bounce Back (New York: Simon &Schuster, 2013); Nassim N. Taleb, Antifragile: How to Live in a World We Don’t Understand (London: Allen Lane, 2012).

[2]Markus Keck and Patrick Sakdapolrak, “What is Social Resilience? Lessons Learned and Ways Forward,” Erdkunde 67, no. 1 (2013): 5–19, available at http://www.jstor.org/stable/23595352; Peter A. Hall and Michèle Lamont, eds., Social Resilience in the Neoliberal Era (Cambridge, U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13).

[3] Angela M. Guerrero, Örjan Bodin, Ryan R.J. McAllister, and Kerri A. Wilson, “Achieving Social-Ecological Fit through Bottom-up Collaborative Governance: An Empirical Investigation,” Ecology and Society 20, no. 4 (2015): 41, DOI: https://doi.org/10.5751/ES-08035-200441; Daniel R. Curtis, Coping with Crisis: The Resilience and Vulnerability of Pre-industrial Settlements (Farnham: Ashgate, 2014).

[4] Robert J. Sampson, Great American City: Chicago and the Enduring Neighborhood Effect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12).

[5] Adam Greenfield, “Practices of the Minimum Viable Utopia,” Architectural Design 87, no. 1 (2017): 16–25, DOI: https://doi.org/10.1002/ad.2127.

[6] Cultures of Resilience (CoR) was a two-year project at the University of the Arts London (UAL). It gathered together staff and students from across the University. Its coordinators were Ezio Manzini, Chair Professor at UAL and President of DESIS Network; Nick Bell, Chair Professor of Communication Design at UAL; and Jeremy Till, Head of Central Saint Martins. CoR was also the leading project of a larger initiative on the same topic promoted by DESIS Network in several places worldwide.

[7] Ezio Manzini, Design, When Everybody Designs (Cambridge, MA: MIT Press, 2015), 189.

[8] Ezio Manzini and Jeremy Till, eds., CoR Ideas (London: Hato Press, 2015), 7.

[9] CoR Project participants in the CoR Group: Hena Ali, Tricia Austin, Sandy Black, Marsha Bradfield, Carole Collet, David Cross,Neil Cummings, Melanie Dodd, Rebecca Earley, Anne Eggeburt, Kate Fletcher, Lorraine Gamman, Silvia Grimaldi, Lisa Hall, Anna Hart, Monica Hundal, MattMalpass, Ezio Manzini, Jane Penty, Alison Prendiville, Nick Rhodes, Torsten Schroeder, Mark Simpkins, Ida Telalbasic, Sarah Temple, Jeremy Till, Adam Thorpe, Kim Trogal, Luise Vormittag, Marcus Willcocks, Dilys Williams, andAmanda Windle.

[10] Richard Sennett, Together: The Rituals, Pleasures, and Politics of Cooperation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12), 7.

[11] Anthony Giddens, Modernity and Self-Identity: Self and Society in the Late Modern Age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1),70.

[12] Robert D. Putnam, Bowling Alone: The Collapse and Revival of American Community (New York: Simon & Schuster, 2000); Zygmunt Bauman, Liquid Modernity (Cambridge, UK: Polity Press, 2000).

[13] Sennett, Together, 5.

[14] Manzini, Design, When Everybody Designs, 11.

[15] Anna Meroni, Creative Communities: People Inventing Sustainable Ways of Living (Milan: Polidesign, 2007), 9.

[16] Manuel Castells, “Space of Flows, Space of Places: Materials for a Theory of Urbanism in the Information Age,” The Cyber Cities Reader, ed. Stephen Graham (London: Routledge, 2004), 85.

[17] Ezio Manizni, “Communities (in a highly connected world),” Cultures of Resilience, accessed March 23, 2018, http://culturesofresilience.org/setting/.

[18] In this discussion, we have observed a possible convergence between our working definition of “contemporary communities” and that of Dewey’s “publics.” However, we conclude that while these social forms share a temporary and heterogeneous nature, a meaningful difference exists. What we call contemporary communities differs from Dewey’s publics in their relational and geographical dependency; as social forms they are better described as conjugations than assemblies, emphasizing the relational connection between people in a place and people and place more so than the motivating shared issue of concern.

[19] Adam Thorpe and Sarah Rhodes, “The Public Collaboration Lab—Infrastructuring Redundancy with Communities-in-Place,” She Ji: TheJournal of Design, Economic, and Innovation 4, no. 1 (2018): 60–74, DOI: https://doi.org/10.1016/j.sheji.2018.02.008.

[20] Carla Cipolla, “Designing for Vulnerability: Interpersonal Relations and Design,” She Ji: The Journal of Design, Economic, and Innovation 4, no. 1 (2018): 111–22, DOI: https://doi.org/10.1016/j.sheji.2018.03.001.

[21] Ezio Manzini, “Afterword: Weaving People and Places Seminar,” Cultures of Resilience, accessed March 23, 2018, http://culturesofresilience.org/afterword-2/.

[22] Anne Eggebert, “The Unlikeliness of Us,” abstract, SheJi: The Journal of Design, Economic, and Innovation 4, no. 1 (2018): 20, DOI: https://doi.org/10.1016/j.sheji.2018.02.006.

[23] Richard Sennet, “The Public Realm,” accessed March 23, 2018, http://www.richardsennett.com/site/SENN/Templates/General2.aspx?pageid=16.

[24] Christine Barwick, Social Mobility and Neighbourhood Choice: Turkish-Germans in Berlin (Abingdon: Routledge, 2016), 86.

[25] Ray Oldenberg, The Great Good Place: Cafés, Coffee Shops, Community Centers, Beauty Parlors, General Stores, Bars, Hangouts, and How They Get You Through the Day (Saint Paul: Paragon House Publishers, 1989), 15.

[26] Susan Leigh Star and James R. Griesemer, “Institutional Ecology, ‘Translations’ and Boundary Objects: Amateurs and Professionals in Berkeley’s Museum of Vertebrate Zoology, 1907–39,” Social Studies of Science 19, no. 3 (1989): 387–420. DOI: https://doi.org/10.1177/030631289019003001.

[27] Ibid., abstract, 387.

[28] Dilys Williams,“Fashion Design as a Means to Recognize and Build Communities-in-Place,” She Ji: The Journal of Design, Economic, and Innovation 4, no. 1 (2018): 83, DOI: https://doi.org/10.1016/j.sheji.2018.02.009.

[29] Lorraine Gamman and Adam Thorpe, “Makeright—Bags of Connection: Teaching Design Thinking and Making in Prison to Help Build Empathic and Resilient Communities,” She Ji: The Journal of Design, Economic, and Innovation 4, no. 1 (2018): 91–110, DOI: https://doi.org/10.1016/j.sheji.2018.02.010.

[30] Dilys Williams and Renee Cuoco, “Co-creating a City Spectacle: Fashion as Facilitator of Social Ties and Forms: An Opportunity to Explore Fashion as Participatory Design in a City Locale,” Cultures of Resilience, accessed March 7, 2018, http://culturesofresilience.org/category/wip/projects/page/4/.

[31] Eggebert, “The Unlikeliness of Us,” 13.

[32] Nick Bell, “Early-Stage Innovation Centered on Making for Youth Mental Health: A Design-Led Approach,” She Ji: The Journal of Design, Economic, and Innovation 4, no. 1 (2018): 31–46, DOI: https://doi.org/10.1016/j.sheji.2018.03.002.

[33] Eggebert, “The Unlikeliness of Us,” 16.

[34] Cipolla, “Designing for Vulnerability.”

[35] Manzini, “Afterword.”

[36] Dilys Williams, “Fashion as a Means to Recognize and Build Communities in Place (draft)” (unpublished manuscript), MS Word file, 8.

[37] Gamman and Thorpe, “Makeright—Bags of Connection,” 92–94.

[38] Ibid., 92.

[39] Bell, “Early-Stage Innovation Centered on Making for Youth Mental Health,” 43.

[40] Cipolla, “Designing for Vulnerability,” 117–19.

[41] Manzini, Design, When Everybody Designs, 167.

[42] Ibid., 90.

[43] Pelle Ehn, “Participation in Design Things,” in PDC’08: Proceedings of the Tenth Anniversary Conference on Participatory Design (Indianapolis: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2008), 95.

[44] Erling Björgvinsson, Pelle Ehn, and Per-Anders Hillgren, “Participatory Design and DemocratizingInnovation,” in PDC ’10: Proceedings of the 11th Biennial Participatory Design Conference (New York: ACM, 2010),43. DOI: https://doi.org/10.1145/1900441.1900448.

[45] Thorpe and Rhodes, “The Public Collaboration La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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