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往系统化设计的路径：《She Ji》学报第十六期导览

马谨同济大学设计创意学院 2021-06-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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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sciencedirect.com/journal/she-ji-the-journal-of-design-economics-and-innovation

本期

导览

《She Ji》2019年第二期是来自奥斯陆的第六届系统思维与设计研讨会（RSD6）的专刊，由Birger Sevaldson和Peter Jones担任客座主编。这是系统化设计（systemic design）社群贡献的第二期《She Ji》专刊。前一期专刊“系统化设计，改变世界的力量”，重点呈现新兴的、优秀的系统化设计实践和方法研究案例。本期的重心探向了更深层次的思考。

Systems Thinking and Design Thinking:

The Search for Principles in the World We Are Making

Richard Buchanan从系统思维与设计思维之间的关联出发，探讨有可能为系统化设计提供指导原则的哲学框架。

Flourishing: Designing a Brave New World

在处理可持续这一人类最大的系统危机时，John Ehrenfeld尝试用“共生共荣”（flourishing）的概念来替代无法真正激发行动以阻止社会和环境进一步恶化的“可持续”（sustainability）愿景。

John Ehrenfeld 与Andrew J. Hoffman合著的《Flourishing: A Frank Conversation about Sustainability》（斯坦福大学出版社，2013）一书封面。图片来自互联网。关于这位著名学者的更多思想，见http://www.johnehrenfeld.com

Design beyond Design

在通过推理模式辨析设计本质的基础上，Kees Dorst发问，为应对系统的复杂性，设计是否将迎来真正的范式转变？

Co-shaping the Future in Quadruple Helix Innovation Systems:

Uncovering Public Preferences toward Participatory Research and Innovation

Florian Schütz、Marie Lena Heidingsfelder和Martina Schraudner基于政府、社会、学术研究和商业领域的四重螺旋模型，探索如何让社会公众参与到科学研发和创新过程中来。

Cognitive Point of View in Recursive Design

Evan Barba批评了系统理论和设计领域中常见的各种基于尺度和层级的概念，他用认知视角重新架构了尺度和层级之间的关系，为跨学科间的对话提供了联系和分析的单元。

与以往导览不同，这次我不打算面面俱到地介绍每一篇文章。任何解读版都不能取代阅读原文的价值，更何况是一组如此精彩、深刻的文章。但我想说，这是一期不同寻常的《She Ji》。她经历了主编、客座主编、作者、审稿人们激烈且持续的讨论才得以呈现；而最终的成文，又再次在两位客座主编之间激起了争辩。这种反应，是一个由系统理论、系统思维、软系统、控制论、工程师和系统设计主导的新兴学科，在与各种不同形式的设计思维正面相遇时，产生的诚实反馈。反过来，反馈有助于我们理解设计学进入其他学科进行交叉对话时，会在哪些方面遭遇阻力或者质疑，以便进行更好的沟通和交融。

思辨

摩擦

对话

客座主编Birger Sevaldson和Peter Jones在合作的编者按中这样写道：

“作为这个新兴领域的发起人，我们期待系统化设计在实现其愿景的同时，无需囿于某一种固定的范式或方法论。我们寻求多元化、重要性，和必要的差异性……我们挑选某些文章的理由是，他们并非描述单一模式的设计思维——这些作者挑战我们的观念，将系统化设计打开，作为一个接受批评和审视的新兴领域来对待。在学习系统化设计思想和哲学的生态系统中，多重声音催生出一种必要的多样性。” [1]

本期的大部分作者都来自系统化设计社群之外。两位客座主编将他们称为“初来乍到者”，但“外来”的新思想似乎在系统化设计这个新兴领域里大有可为。当然，这些新思想要赢得系统化设计社群理解并且欣赏，就必然要面对其与不同领域相会时所产生的摩擦、对话和反思。

两位主编诚恳地写道：

“过去我们曾经多次联手，主编过一些文集。通常，关于那些文章，我们的观点颇为合拍，因此达成一致的理解也并非难事。但这一次的经历却完全不同：我们发现，每一篇文章都会让我们争论一通，而富有成效的争论体现了这些文章具有令人信服的对话价值。”[2]

他们在编者按中围绕几篇观点型文章展开了对话。限于篇幅，不在这里全文呈上，以下仅选取针对Richard Buchanan的文章的讨论，以飨读者。

《系统思维与设计思维：在我们制造的世界中寻找原则》

在Richard Buchanan眼中：

“尽管自设计学发轫起，‘系统’这个概念一直是设计理论和实践的一部分，今天人们对系统思维和设计之间关系又产生了新的兴趣。本文在回顾系统的通用定义的模糊性的根源之后，对于‘什么是一个系统’、‘它如何运作’以及‘系统可能服务的目的是什么’这三个问题，做出了四种截然不同的解释。由此引发我们思考系统思维和系统分析对于设计的价值和局限性。关于设计师需要处理的问题，系统分析并不能提供更清晰的界定。相反，设计将注意力从情境和周遭事物的复杂性上移开，转而关注在具体情境中人们面临的障碍和问题，进而创造能够支持并改善人类体验品质的环境。设计，就是将周遭事物转变为人的体验环境的过程。发展到今天，开始讨论设计的原则以及我们渴望创造的环境是非常重要的工作。”[3]

在Birger Sevaldson和Peter Jones眼中，Richard Buchanan探讨了分析派系统科学的传统和受益于设计思维的创造性干预之间的内在张力。

Birger：我认为这是一篇重要的文章；它处理了几个关键问题。Buchanan讨论的许多问题，我们在过去几年中也一直在讨论，在挣扎。事实上，在某些问题上，他把那些历来语焉不详、点到为止的想法用文字清晰地表达了出来。

但我担心，他没有把第一代系统思维（系统分析）的方法同第二、第三波系统思维浪潮以及它们带来的根本变化区分开来。例如，Donella Meadows[4]和Bela Banathy[5]曾经非常聪明又有见地地讨论过设计；Werner Ulrich[6]、Robert Flood和Norma Romm[7]，还有Gerald Midgley[8]，他们将多元主义引入了系统思维；Mark W. Maier和 Eberhardt Rechtin[9] 将系统思维视为一种艺术，而不是一组分析方法。谈到设计，我们不得不提Harold Nelson和Erik Stolterman[10]，他们描述了设计内生的系统化本质。我认为这篇文章的一个弱点在于，它是针对某一种特定的系统分析观而进行的论述。

有趣的是，Buchanan指出学界缺乏关于原则的讨论。我认为，在系统化设计领域里，我们避而不谈原则是出于一种共同的谦卑，同时我们也认识到，没有哪一种原则可以普遍适用于所有的设计情境。今天的设计学是一个大熔炉，人们创造并且讨论着不同的视角、想法、理论和模型。而我们并不希望这个热闹的熔炉那么快冷却下来！我们期盼的是思想的百家争鸣，而不是打造一个新范式。系统化设计领域明确呈现的多元性正清楚地体现我们的设想，这种多元性更趋近于一种（我们在批判式系统思维中会发现的）实用主义方式，而不是一种关注原则的方式，常常将这种或那种系统方法奉为正统。

系统思维的第三波浪潮并不认可不同的系统方法之间存在普适性，它提倡用实用主义和批判式的方式运用各种系统方法。[11] 我认为，我们需要对系统化设计实践本质进行充分讨论。而我们最最需要的是系统化设计的人类行为学（praxeology）。在我看来，Buchanan文章的结论部分最难以理解，因为，我认为它与开放的、动态的、鲜活的、新兴的、有机的系统化设计这个发展中的领域有所矛盾。

Peter：我认为，Buchanan提倡用一种强烈的设计引领的视角来处理系统。在我眼中，他的确在倡导一种人类行为学的方式。他的立场源自于方法论的多元性；站在McKeon[12]的基础上，他将设计干预的模型提升到了一种在系统语境下具有解释力的交互框架。他不主推某一种具体的方法，甚至不主张将系统视为分析的“场地”——那些我们可以站在远处进行分析然后加以干预的空间。我发现，这种远观分析方式是批判式系统思维的陷阱之一，因为带有这种思维的人往往因为有东西想要批评而选择一种批判方法！当批评主导了探究，就会限制我们进行协同设计的能力——因为某种规范性的目标已经被事先决定了。

Buchanan在文章中所说的是，“随着我们取得新的洞见，新的创造性可能浮现，探索设计与系统的方式在持续朝多元化发展。”[13]

他告诫我们，特别是RSD社群，不要在学科兴起形成的过程中以我们暂时还无法理解的方式故步自封；他提倡在模糊和不可捉摸的系统环境中寻求能指导我们进行设计的原则。在尝试澄清围绕“系统”这一概念的迷思、进而对其作出清晰定义的同时，Buchanan也通过演绎McKeon的“思考四模式”（four modes of thought）为我们开启了一系列设计的可能性，事实上还提供了一套他所倡导的原则。在他的总结表格中，我们读到一种关于复杂问题的各种假设的设计理论，与之相近的有David Snowden[14]的Cynefin模型，该模型提出了通过复杂性的类型来探测问题的思维模式。

通过重新回顾从Kenneth Boulding[15]到 Russell Ackoff[16]的一系列思想，Buchanan对于系统在设计思维中的作用进行的阐述是一种经典叙述，但他的论点最终将我们的注意力指向原则（principles）。我认为这一点对于目前的阶段大有裨益，因为关于系统思维的观点和背书简直数不胜数。最近兴起的包括系统变革和“系统创业”在内的以系统为主导的种种动向，带有以往各种运动过于乐观的危险倾向，例如早前的转型设计（transformation design）行动，尤其是系统科学：我参加他们的年会，因此我可以保证，他们对于理论的价值没有什么共识，对系统变革的含义更是莫衷一是，他们将系统变革视为一种手段，而非研究。因此，与其声称在这些新运动中存在某种特别的设计专长，也许对原则达成共识而不必对未来的成果和偏好的方法作一定之规才是一条出路。方法的效力可以通过实验和实践来验证，可以在争辩和对话中不断尝试，正如我们在RSD所做的那样。

在这样的框架下，各种合适的方法都有容身之处；如果我们仅仅关注方法论，则会错失重要的东西。Buchanan认为，强势的系统理论导向会将设计实践引入歧途，而且变得毫无建树。这个观点，恐怕比我们想象的还要有价值。

Birger：谢谢你，Peter！你拓宽了我对文章的理解。我同意你说的绝大部分观点，特别是关于有益的警示和实践的导向那一部分。长久以来，我都很欣赏Paul Feyerabend[17]反对唯方法论的观点。设计本质上是一种系统化的活动，虽然人们并不总是这么看。从行动中的反思开始，设计活动更多地植根于实践，而非方法论。面向系统的设计从一开始就被认为带有浓重的实践色彩，它的使命更多地集中在发展行为学，而不在于定义方法论。

Peter：Birger，关于你对我们当前的新一代系统思维运动的观点，我还有一点不同的看法。我认为，历代系统思维也代表着它们所处时代的潮流动向。软系统方法和批判性系统思维自上世纪60年代起，就一直与经典的系统动力学共存。但它们不够强大，或者说，发展不够完善，因而影响力有限。我曾关注从60年代就开始活跃的Hasan Özbekhan。作为一位批判式系统学者，他在Ulrich 或 Jackson之前；而作为一位社会系统设计师，他的贡献更是早于Banathy。他呈给罗马俱乐部的公开说明书[18]所招募的研究最终被委派给了系统动力学模型的建构者Donella Meadows[19]和 J.W. Forrester[20]，但也难怪，当时实证主义科学风头正劲。Özbekhan没有在罗马俱乐部赢得投票来支持他完成他的研究招募书，其中部分原因是，他没能提供一种方法论；他是初代的社会系统设计师，没有强大的工具在手。另外，Geoffrey Vickers[21]和 Boulding[22]同是批判式和系统未来学家。尽管Buchanan对他们的引用富有深意，这两位学者不应仅仅被视为经典系统理论家。他们的想法对塑造设计原则、方法和实践有着巨大的影响力，也许，对Buchanan教授本人的这篇文章也是如此。

在我眼中

这是一篇会让期刊编辑为她所从事的工作感到自豪的文章。2016年，在同济大学设计创意学院举办的第五届新兴实践设计研究与教育会议上，Richard Buchanan首次阐述了关于“什么是系统”的理解。此后，他一直在继续发展阐释系统本质的多元主义框架，并像我们在这篇文章中看到的那样，最终将关于系统本质的探讨引向了对系统设计中不同原则的辨析和诠释。期间，我经历长达两年的约稿、与作者的沟通，以及在确定这篇文章加入本期专刊后，与客座主编和审稿人的沟通。这篇文章从雏形阶段起，就充满启发性，但其哲学根源也令许多其他领域的学者颇为费解，因而争议不断。

首先，要理解Buchanan关于系统本质的多元主义框架，以及整篇文章的推理结构，我们就不得不提到Richard McKeon为Buchanan的理论奠定的哲学基础。在《Philosophic Semantics and Philosophic Inquiry》一文中，McKeon[23]提出了剖析各种哲学流派的最基本的一组主题，包括：原则、方法和释义等；而决定每个主题具体取向的，是四种最根本的但又截然不同的思考模式，它们分别是：1）搭建和解构；2）区别和假设；3）决断和提问；4）吸收和例证。以此为依据，McKeon搭建起了一个精妙的框架，可以用它辨析林林总总的哲学学派，阐明它们在发展历程中累积产生的歧义和模糊性。这个框架抓住了多元主义复杂性的根源。Richard Buchanan在McKeon的基础上，将这套哲学思辨的框架引入到设计学中来，探讨各种关键的设计学对象，例如：设计思维、交互、体验，以及本文阐述的系统和原则。

对多元主义的认识和欣赏，是Buchanan一系列设计论著的基调；基调之上，是精准演绎的存在于设计中的多元立场，主题从对象，到方法和策略，再到原则。可以说，Buchanan的工作大大丰富了我们对系统化设计的理解。因此，我无法认同Birger所说的，对原则的关注有悖于这个“开放的、动态的、鲜活的、新兴的、有机的”领域的发展，他忽略了理解原则多元化的价值。

同时，多元论框架最具启发性的地方之一，是对待同一个问题，我们可能采取不同的视角（立场）来决定对它的解释、处理的方法和遵从的原则。因此，当Peter将Buchanan的框架与David Snowden[24]的Cynefin模型做类比时，我有一些担心。Cynefin模型可以帮助人们在处理复杂问题时做出决策。它将决策的背景按照不同的复杂特征分为5个领域：明显的、混乱的、繁复的、复杂的、紊乱的，并提出了在处理不同领域时的思考模式。这5个领域不是处理同一问题时相互竞争的5个视角（立场），而是把复杂的对象分别归到5个类别，然后以专属的思考模式来处理不同复杂性的问题。很明显，这与Buchanan主张的基于多元的、相互竞争（或者相互切换）的思考模式的复杂系统多元框架，是完全不同的两种模型。

Cynefin模型（2014年6月版）。图片来自维基百科。CC BY-SA 3.0.

最后，我想简单回应一下Birger提到的顾虑——关注原则是否与实用主义方向相冲突？Buchanan认为，“系统思维始于系统这个概念，止于对设计行动的需求。设计思维始于通过行动开展的创造性探究，止于创造各种各样的系统。”[25]要在两种思维（领域）之间架起桥梁，原则成为一个重要的主题，因为两个领域都必须关心原则。设计关注令人满意（satisfying）的原则、实用（useful）的原则、公正（just）的原则和善（good）的原则——前两者关注局部，后两者关注更大的整体。在设计的世界里，恐怕很难形成某种原则一统天下的局面，但每一类原则，会主导设计师在创造体验环境过程中考虑的特定内容。多利益相关的行动者们所持的多元原则共存于一个系统——这是不争的事实。如果要建立对话和切换的可能，就需要有效的工具帮助人们澄清多元原则的模糊性。对原则的探讨，不等于走向教条化。

实用主义秉持多元论的立场，认为存在不止一种对世界的合理理解；它强调想法和行动之间的关联，强调想法的实际应用——在将想法付诸行动的过程中，在人的体验中去测试想法的适用性。从这个角度来说，设计，包括新兴的系统化设计，的确带有强烈的实用主义特质。

Buchanan在“思考四模式”的基础上建立起关于系统概念的多元论框架，是为想法。他鼓励我们将这些不同的认识（想法）与我们在复杂系统中的各种体验作比照、对话，从而理解这些想法的合理性以及它们背后的根本立场，是为实用主义的态度。Buchanan用实用主义的手法来处理多元理解和原则并存的复杂系统，为设计介入此类系统提供了一张概念地图。

注解与参考文献

[1] Birger Sevaldson and Peter Jones, “An Interdiscipline Emerges: Pathways to Systemic Design,” She Ji: The Journal of Design, Economics, and Innovation 5, no. 2 (2019): 75, DOI: https://doi.org/10.1016/j.sheji.2019.05.002.

[2] Ibid., 76.

[3] Richard Buchanan, “Systems Thinking and Design Thinking: The Search for Principles in the World We Are Making,” She Ji: The Journal of Design, Economics, and Innovation 5, no. 2 (2019): 85–104, DOI: https://doi.org/10.1016/j.sheji.2019.04.001.

[4] Donella Meadows, “Dancing with Systems,” Whole Earth Review, 2001, available at http://www.wholeearth.com/issue/2106/article/2/dancing.with.systems; also see Donella H. Meadows, Thinking in Systems, ed. Diana Wright (London: Earthscan, 2008), Chapter 7, available at https://wtf.tw/ref/meadows.pdf.

[5] Bela H. Banathy, Systems Design of Education: A Journey to Create the Future (New Jersey: Educational Technology Publications, Inc., 1991); Bela H. Banathy, Designing Social Systems in a Changing World (New York: Springer, 1996), DOI: https://doi.org/10.1007/978-1-4757-9981-1.

[6] Werner Ulrich, “Critical Heuristics of Social Systems Design, ”European Journal of Operational Research 31, no. 3 (1987): 276–83, DOI: https://doi.org/10.1016/0377-2217(87)90036-1.

[7] Robert Flood and Norma Romm, Critical Systems Thinking: Current Research and Practice (New York: Plenum Press, 1996).

[8] Gerald Midgley, Systemic Intervention: Philosophy, Methodology, and Practice (New York: Springer, 2001).

[9] Mark W. Maier and Eberhardt Rechtin, The Art of Systems Architecting, 2nd ed. (Boca Raton, FL: CRC Press, 2002).

[10] Harold G. Nelson and Erik Stolterman, The Design Way: Intentional Change in an Unpredictable World (Englewood Cliffs, NJ: Educational Technology Publications, 2003).

[11] Midgley, Systemic Intervention.

[12] Richard McKeon, “Philosophic Semantics and Philosophic Inquiry,” in Selected Writings of Richard McKeon: Philosophy, Science, and Culture, vol. 1, eds. Zahava K. McKeon and William G. Swenson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5), 307–26.

[13] Buchanan, “Systems Thinking and Design Thinking,” 88.

[14] David Snowden, “Multi-ontology Sense Making: A New Simplicity in Decision Making,” Journal of Innovation in Health Informatics 13, no. 1 (2005): 45–53, DOI: https://doi.org/10.14236/jhi.v13i1.578.

[15] Kenneth E. Boulding, “General Systems Theory—The Skeleton of Science,” Management Science 2, no. 3 (1956): 197–208, available at https://www.jstor.org/stable/2627132.

[16] Russell L. Ackoff, Ackoff’s Best: His Classic Writings on Management (New York: Wiley, 1999); Russell L. Ackoffet al., introduction to Idealized Design: Creating an Organization’s Future (Upper Saddle River: Wharton School Publishing, 2006).

[17] Paul Feyerabend, Against Method (London: Verso, 1993).

[18] Hasan Özbekhan, “The Predicament of Mankind: A Quest for Structured Responses to Growing World-Wide Complexities and Uncertainties (A Proposal),” (Club of Rome Report, Geneva, 1970).

[19] Donella H. Meadows et al., The Limits to Growth: A Report for the Club of Rome’s Project on the Predicament of Mankind (New York: Universe Books,1972), available at http://www.donellameadows.org/wp-content/userfiles/Limits-to-Growth-digital-scan-version.pdf.

[20] J.W. Forrester, World Dynamics (Cambridge, MA: Wright-Allen Press, Inc., 1971).

[21] Geoffrey Vickers, Value Systems and Social Process (London: Tavistock Publications, 1968).

[22] Kenneth E. Boulding, “Dare We Take the Social Sciences Seriously?,” American Behavioral Scientist 10, no. 10 (1967): 12–16, DOI: https://doi.org/10.1177/000276426701001004.

[23] McKeon, “Philosophic Semantics and Philosophic Inquiry.”

[24] Snowden, “Multi-ontology Sense Making.”

[25] Buchanan, “Systems Thinking and Design Thinking,” 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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