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计》杂志专访 | 徐江：关于“好设计”标准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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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采访：李杰 李叶
ⓒ 受访：徐江
徐江，工学博士，同济大学设计创意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现任同济大学设计创意学院副院长、设计工程与计算实验室主任，设计战略与管理方向负责人。兼任中国工程院战略咨询研究专家、中国创新设计发展战略联盟副秘书长、中国好设计奖委员会副主任、中国机械工程学会工业设计分会副主任委员、中国机械工程学会机械史分会副主任委员。荣获第九届光华龙腾奖“中国设计业十大杰出青年”、江苏省科协青年科技人才等荣誉。研究方向为设计哲学、设计战略与管理及产品创新设计。参与撰写《关于大力发展创新设计的建议》（中国工程院报国务院文件[2015-23]）、《中国创新设计发展战略研究综合报告》、《中国创新设计发展路线图》、《中国机械工程技术路线图》、《设计科学知识图谱》等具有影响力的著作与报告。 |
《设计》：请介绍下您与“好设计奖”的渊源。
徐江：有幸受中国“好设计奖”委员会委托，在此与业界分享“好设计奖”的故事。
“好设计奖”官方网站
“好设计奖”创立于2015年，原名“中国好设计”，该奖由中国创新设计产业战略联盟和中国工程院科技知识服务中心共同主办，依托中国工程院国家高端战略智库，经中国创新设计产业战略联盟会长、两院院士路甬祥发起，由中国创新设计产业战略联盟副会长兼理事长潘云鹤院士领衔，集聚中国创新设计领域知名专家智库、产业资源、金融资源，旨在打造中国创新设计领域的权威奖项。2017年奖项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办公室备案登记，奖励编号0283。
“好设计奖”的诞生可追溯到2010年，经时任中国机械工程学会理事长路甬祥院士倡导, 中国机械工程学会启动编写《中国机械工程技术路线图》，彼时我有幸受邀主笔其中“文化与情感设计”部分内容。这项工作持续至今已有11年，期间我先后担任中国机械工程学会工业设计分会副秘书长、中国机械工程学会工业设计分会副主任委员。目前《中国机械工程技术路线图》（第三版）正进行新的修订。在“路线图”研究编写过程中, 多位业内知名专家认为：中国要成为制造强国,必须从跟随走向引领,从模仿走向创新,而设计是制造的起点和先导,抓住设计这个“牛鼻子”,就能占据中国制造走向中国创造的制高点。
经过两年多的酝酿和准备，2013 年 8 月路甬祥院士和时任中国工程院常务副院长潘云鹤院士共同牵头实施中国工程院重大咨询项目“创新设计发展战略研究”，组织近 20 位院士、100 多位专家，在地方、行业和企业开展广泛调查和深入研究，取得了重要成果。项目组于2015 年 2 月向国务院提交的报告《关于大力发展创新设计的建议》，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的高度重视。《中国制造2025》明确提出将“提高创新设计能力”作为提高国家制造业创新能力的一项重要举措。
在“创新设计发展战略研究”项目研究过程中，路甬祥院士与潘云鹤院士均强调了向社会推广创新设计理念的重要性。路甬祥院士提出“全民都要有创新创意的文化，全民都能关注创新设计的理念才能真正取得成功，我们有没有可能搞个‘好设计’ ”。潘云鹤院士也指出“项目研究成果，不仅要向中央报告，还要向设计界、产业界和社会公众广泛传播创新设计的理念”。项目开展期间，我承担了重大咨询项目中的“好设计案例研究”子课题。为此，我们历经五年，深入探讨设计科学的知识演进，从技术人工物的哲学概念出发，研究提出了“好设计奖”的评选标准，在2020年12月杭州举行的好设计年度颁奖典礼上，我代表好设计奖委员会正式发布“好设计奖”标准，以期得到社会各界指正。
《设计》：国内目前现存的设计类大奖赛有500多个，您认为“中国好设计奖”有何独到之处？好的设计奖都具备怎样的特点？
徐江：“好设计奖”发端于中国制造迈向中国创造的关键历史时期。历史上，英国、德国、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自上个世纪初以来便深刻认知到设计对促进国家生产力、提升创新竞争力具有重要价值和意义。二战后的德国和日本都面临着经济复兴、扩大出口贸易的紧迫形势，自二十世纪五十年代起日、德设立的设计奖项无疑成为了振兴产业发展、提升创新水平、传播本国产业文明的催化剂。
对比美国、日本和中国1960年至今的GDP的变化趋势，可以看出：美国自20世纪后一直保持着国家GDP总量居世界第一的地位。近年来，我国GDP总量与美国之间的差距逐渐缩小（截至2019年，美国GDP总量为21.433万亿美元，中国GDP总量为14.343万亿美元），迎来弯道超车的绝好时机。当前，我国正处于加快构建“双循环”发展新格局的关键时期，更需要让全民族、全社会认识到设计在国家科技创新发展中的不可或缺性，以创新设计提升国家软实力，复兴中华文明。因此，“好设计奖”的诞生有着深刻的历史必然性，代表着中国产业文明发展的先进方向和未来大势。
美国、中国、日本GDP占世界GDP比例
“好设计奖”的发起人路甬祥院士和潘云鹤院士是著名的战略科学家和教育家，此外徐志磊院士、闻邦椿院士、谭建荣院士、顾国彪院士、薛群基院士、项昌乐院士、邓宗全院士、毛明院士、顾佩华院士、娄永琪教授、张彦敏理事长、孙守迁教授等国内工程和设计界知名专家也都全力指导和参与。“好设计奖”的评审严格遵守公开性、公正性和公益性的原则，每年通过在线征集（http://cgd.ckcest.cn）、初评、终评、颁奖等流程评选出若干项金、银以及创意奖项。
“好设计奖”评选和研究案例广泛来源于国家经济和社会发展过程中的杰出创新案例，覆盖“产品、系统及工程设计、工艺流程及技术设计、商业模式与业态创新”等领域。在2015-2020年间，“好设计奖”举办六届，累计评选出金奖58项、银奖122项，聚焦在《中国制造2025》拟重点支持的十大领域。数据显示：大型工程装备、新一代信息技术、新材料新工艺是热门获奖领域，分别累计获奖28项、22项以及22项，其中，大型工程装备领域获奖数量最多。对180项 “好设计奖”金银奖获奖案例的申报数据分析发现，“技术”、“服务”、“系统”、“智能”、“机器人”等关键词成为代表我国制造业创新设计的重要特征。
2015-2020“好设计奖”金银奖案例来源
值得提及的是，对于科学精神的尊重和对原创发现的重视是“好设计奖”一大独特之处。面对一些被国外卡脖子的关键领域，“好设计奖”突出定位于服务国家科技创新战略，利用高端科技智库优势，将我国重大科学仪器的原创设计和发明纳入评选。2020年7月8日我在《中国科学报》撰文“创新设计凝聚中国创造的力量”指出,历史上先进科学仪器的设计发明加速推动了科学研究水平乃至人类文明的演进。1895年德国物理学家雷诺兹仅仅在伦琴发现X射线后的数月内，就设计出用于医学诊断和疾病治疗的X光机，为人类健康谋福利。2019年“好设计”金奖案例“投影式红外血管成像仪”采用红外光源设计解决老年人和儿童等静脉穿刺困难患者扎针难的问题，科技设计造福病患。
《设计》：请您分享一个“好设计奖”评选过程中给您留下深刻印象的高光时刻。
徐江：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路甬祥院士一开始就提出要重视“好设计奖”的案例研究，在其支持和见证下，2015年举行了隆重的《中国好设计案例研究》丛书首发仪式。至今为止，“好设计奖”坚持从参与评选的近千个案例中深度挖掘、发现和研究。我在同济大学建立好设计奖研究中心，与中国机械工程学会科普与奖励办公室的刘惠荣副研究员共同研究出版了三部《中国好设计案例研究》系列丛书，旨在通过选编具有典型“创新设计”趋势和特征的案例，为政府、行业和企业探寻设计行业前沿动态、提供经验和理论启示。以中国的设计优秀实践成果来示范和引领中国设计和中国制造的先进文化。“好设计奖”案例研究将持续为知识网络时代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创新设计理论大厦增砖添瓦。
2015年《中国好设计案例研究》丛书发布
《设计》：作为国内外设计赛事的资深评委，您认为设计大赛及大奖对中国设计的发展起到了怎样的作用？
徐江：通过奖励计划来推广优秀设计的战略可回溯到1944年英国工业设计委员会的成立，其目标是鼓励和帮助英国工业界为世界市场设计新产品。其原理是通过定义和推广好的设计，提高公众对好品味的认知，为现代设计创造全新的国内市场，从而鼓励英国制造商提升对外贸易的水平和竞争力。我研究发现，近两百年来，因科技知识的涌现与积累，重大的发明创新日趋是在具有明确目标的技术、市场和设计的结合活动中所获得的。“好设计奖”尤其强调科技、设计与文化艺术、商业业态互融互合，突出设计驱动的创新和科技驱动的创新并驾齐驱。
我国要成为制造强国离不开先进设计战略的支撑。“好设计奖”首要服务于我国制造强国战略，遴选中国企业、中华民族创意创造的优秀案例，传播中国当代先进设计文化和技术革新潮流。例如北斗导航、高铁成网、嫦娥奔月等标志着我国制造业先进水平的重大工程装备领域。希望“好设计奖”成为反映中国设计发展水平的晴雨表，希望“创新设计发展战略”研究成为中国设计复兴道路上的播种机。
《设计》：从设计教育的角度，您认为设计大赛及奖项对中国的设计教育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徐江：在设计创意学院分管教学工作，我深刻感觉到大学教育问题的复杂性，具体到跨学科的设计教育问题就更为复杂。设计教育要游刃有余地把握好经验实践与知识理性的“钟摆关系”。在此，我仅谈个具体的观点，知识网络时代的设计教育，应该多从技术哲学、科学哲学、艺术哲学、社会学等学科中探寻滋养，追本溯源科学、技术、艺术与设计的哲学根基，窥探设计教育规律及奥妙，设计教育就易借到“光”，就易走向“澄明之境”。设计折射着人类社会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进化的足迹，建议设计学子们研习设计文化和设计史课程时，在浩如烟海的“科技史”、“哲学史”、“艺术史”中探寻到更多宝藏。
每年编撰《中国好设计案例研究》即有此考虑，希望这些设计案例带着鲜活的知识进入课堂，理论联系实际。立足前期的研究基础，我在同济大学建立“好设计奖”研究中心，牵头负责设计战略与管理方向，以案例为手段将科技、设计、商业和艺术知识的平衡引入到设计理论和知识体系中来，学生可以近距离感受到中国设计的进行时，感受到中国制造与中国设计交织出的宏大画面。我想等中国创造梦实现时，我们设计院校课本上满载优秀“好设计奖”案例，培养出一批批优秀的设计精英；更为重要的是好设计感动中国，培养学生高尚的道德情操和爱国敬业的责任担当，帮助他们树立远大的志向和理想。比如“中国天眼（FAST）”——“500m口径射电望远镜（FAST）柔性并联索驱动系统技术及装备”和“500m口径射电望远镜（FAST）馈元舱系统 ”先后于2017年和2019年两次获得“好设计”金奖，金奖背后是一则则以南仁东、段宝岩等为代表的科学家的感人事迹。
《设计》：时代迅速发展变化，好设计奖的标准是什么？好设计的衡量标准是否发生了变化？
徐江：“好设计”的衡量标准实质上是如何检验中国产业实践创新的真理问题，是打上特定时代烙印的，当然得应时而变。“好设计”案例研究团队历经7年，调研全国7大地区、32座城市、160家企业。好设计的衡量标准源于好设计获奖案例、源于“好设计”奖委员会专家们的集体智慧。具体而言，“好设计”奖评选标准分为“设计未来”、“设计创新 ”、“设计价值”、“ 设计体验”四项一级指标和“战略性”、“先进性”、“颠覆性”、“价值性”、“责任性”、“体验性”六项二级指标。
“设计未来”一级指标着重强调面向未来的战略规划设计、解决公共安全与社会发展难题、有助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等的战略意义。“设计创新”一级指标侧重突出指从0到1的质变。设计创新的“先进性”指设计方法科学性、功能实现有效性，工艺流程与材料等设计技术领先性；软件、网络及大数据等设计智能性；对跨界融合、业态创新及自主知识产权等水平的推动性。设计创新的“颠覆性”指具有原创性、前瞻性、引领示范性、不可预期性等特征。“设计价值”既指构成国家安全、民族文化、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品牌价值、竞争创造等价值；又包含“责任性”，体现出人文关怀、道德伦理、生态环保等责任，这正是创新设计的天然优势，即注重可持续、体现伦理、道德和关怀。“设计体验”指具有人性化、交互性、审美性、安全性、舒适性等体验品质，体验广义上涉及个体体验和集体体验等不同类型。
“好设计奖”标准的哲学逻辑
“好设计奖”标准
我们一直在思考，农耕时代的设计和手工业制造催生了璀璨的农耕文明，工业时代的设计发明和创造引发了第一次工业革命和第二次工业革命，创造了现代工业文明。文艺复兴以来技术和科学飞速发展，具有典型的“硬创新”的特征，而人类文明进化到今天，不是靠科技创新单向驱动的，设计的“颠覆式创新驱动”和“集成式创新驱动”同样代表了人类智慧的超高创造性。
今天中国设计应该有推动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转变的新标准，其产生具有历史必然性，这是一个影响深刻且意义巨大的哲学命题。从哲学底层出发，标准的建立必定要遵循基本逻辑和规律。其一是马克思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明确谈到的“人的世界和物的世界”的关系。马克思认为人是有意识的类存在物，在改造自然界的实践中，人始终是主体。人既可以按照“物的尺度”去认识事物的“客观规律”，又可以根据“人的尺度”去改变世界，把世界变成理想的现实。进一步，科学技术探究未知世界的客观规律，即解决人类改造自然“物的世界”的“Be”的问题；但是社会中“人的问题”无疑又是多向度的。
其二，借鉴了美国人工智能学者、诺贝尔奖获得者西蒙的“人工科学”理论。西蒙认为：自然科学（包括社会科学）旨在研究事物的本质，帮助解释我们周围的世界以及事物的现状，而人工科学的一个突出特点是设计，设计解决“Ought to be”的问题，即“应该是什么”的问题。实则，知识网络时代的中国“好设计”应该关注中国如何从制造大国走向制造强国、十四亿中国人如何创造幸福美好生活、如何实现“中国梦”等重大问题。
马克思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及西蒙的《人工科学》
在此，简要解读中国“好设计奖”标准。人是有目的地利用技术改造世界，此即“技术人工物”的功能和价值维度，即通过技术物化功能的形式服务人本。人必定要考虑主体和客体的多维价值。西蒙认为：“凡是已将现存状态改变成期望状态为目标而构想行动方案的人都在搞设计”。在技术物化关系中，不同技术物化关系显性表征出人与物、人与技术等不同体验及意义构造关系。
技术革新引发颠覆式创新的例子很多，但并非所有颠覆式创新都因单一的技术变革触发。从进化论观点来看，文化与社会对技术及设计如何改造世界起着特殊的选择和进化作用，可将其归纳为非技术因素驱动的创新。如指南针在我国古代最初发明是为了满足祭祀、礼仪和占卜等确定方位需要，但对于欧洲文明来说，指南针是具有革命性和颠覆性的设计发明。又如古希腊匠人设计的自动门更多用来玩赏，直到文艺复兴时代精密的机械结构才被用于制作钟表和仪器，齿轮传动原理才被广泛设计应用于日常生活。
《设计》：西方设计发展早且相对成熟，但东西方价值观的差异始终存在，中国设计是否已经确立了自己的评价体系？
徐江：从不同层面看，东西方内在文化和社会发展的差异必然引起设计发展的差异，前文谈到的指南针和古希腊机械结构的设计案例已可以说明，该问题有很多学者在研究，只是要注意中文“设计”一词是外译而来的。从另一层面来探讨，各界都关心设计教育和设计研究的评价体系问题，东西方设计教育及设计研究都共同遵循本质的内在科学规律。
2015年，同济大学设计创意学院创办了全英文学术期刊《Sheji: The Journal of Design ,Economics,and Innovation》，逐渐在全球学术界发出中国设计研究的声音。2018年以来，学院设计工程与计算实验室利用文献计量学理论与方法在设计科学知识领域持续开展了探索性工作，发布了《全球设计研究前沿报告》，出版了《设计科学知识图谱》等论著。设计学科交叉研究是未来全新的视角和方向，实验室创新性地引入“设计学科交叉度指数”来表征设计研究的复杂性和跨学科性，依托海量文献数据实现学科交叉度的实时定量可视化评价。我相信这些工作将为中国设计与国际设计接轨、中国设计构建自身标准、走出一条特色之路展开有益的探索。
中国创新设计生态体系正在第四次工业革命到来之际加速形成。同济大学设计战略与管理研究团队发现，自2010年以来，国家和部委先后颁布了7项促进支持设计事业发展的政策，全国184个省市政府发布了850余项促进支持设计事业发展的各类政策，涵盖创新设计、工业设计、设计产业、绿色设计、服务设计等各方面，各个省市设计政策都集中围绕产业特点、资源禀赋和基础优势因地制宜地制定和施行。“政、产、学、研、媒、用、金”各界需要兼容并包，加强创新设计战略研究，在宏观战略层协力科学解决设计认知规律和评价标准问题，在认知上再深化，就能形成推动中国创造的共识和合力，才会事半功倍，以中国式标准促发展，以中国式标准促创新。
2010年来政府发布的促进我国设计发展的重要文件
中国乃五千年历史文明的大国，自古秉承“道法自然”的思想，人民大众的福祉即是国家根本利益，好设计奖肩负着推动和传播创新型国家文化建设的特殊使命。“好设计奖”评选与我国创新型国家建设和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同频共振，在科技成果转化、人文精神塑造、环境与经济可持续发展、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等方面发掘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典型案例，引领社会价值取向，追求全人类福祉，创造幸福生活与美好未来。
感谢业内外持续关注和支持“好设计奖”的发展。特别感谢中国工程院、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办公室、中国创新设计产业战略联盟、中国机械工程学会、国务院学位委员会设计学科评议组、北京光华设计发展基金会等机构的大力支持！特别感谢清华大学、浙江大学、同济大学、上海交通大学、中国美术学院、中央美术学院、湖南大学、西北工业大学、天津大学、广东工业大学等院校的鼎力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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