痛惜！又一巨星陨落！他是广东人的骄傲
中国工程院院士，
内科心血管病专家，
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内科教授、
博士生导师陈灏珠，
因病医治无效，
于2020年10月30日凌晨在上海逝世，
享年96岁。
新中国成立是我国现代医学尤其是现代心血管病学的重要发展阶段，而陈灏珠被誉为我国心血管病介入性诊治法奠基人之一。
陈灏珠曾说：“医生这一行不进则退。我现在年纪大了进步慢，但还有好多问题要和年轻人一起解决。”
回顾陈灏珠的人生历程↓
逃亡，是陈灏珠成长中的一个关键词。
1924年，陈灏珠在香港出生，父亲常年在外奔波。“无论是做人还是做学问，母亲给了我很大影响。”他记得，小时候背诗文，不识字的母亲会在一旁听着。虽然，他背错了母亲也不知道，但她的认真执着深深影响了陈灏珠。
15岁那年，母亲患高血压突然去世，陈灏珠第一次感受到生命的脆弱。“当时很多病都没法治。”他说，“这也是我走上学医之路的原因之一，希望尽可能延长人的生命。”
1941年，日军的战火蔓延至香港。陈灏珠回忆，那时在家每天都能听到炮火声。“日子过得很紧，每人每月只能配额买9斤8两米，不得不用树叶、蕃薯藤等充饥。我真的体会到什么是国破家亡。”
在随后的两年，父亲带着几个孩子，从香港逃往家乡——广东新会，不久又逃往韶关。他们晚上乘船，白天步行，翻越山路，一路要躲过日军多道封锁线。
1943年，陈灏珠以全校第一名的成绩，从韶关琼崖中学粤北分校毕业，随后上了中正医学院，从此踏上从医之路。
那时，学校因战火被迫搬迁至江西永新县。在日军封锁下，他们买不到教材，但艰苦条件并没有影响教学质量。学生每晚在桐油灯下，把老师用英语讲授的笔记当作教材温习。
随着日军侵华的深入,学校再度搬迁，最后到福建长汀县。在崇山峻岭的险途中,大家徒步跋涉了几个月，有的同学从此再无音讯。抗战胜利后,当学校迁回南昌时,原本同班的100多位同学只剩下30人。
70年多后，陈灏珠回忆起这段流亡的日子,感叹的是在苦难条件中学到的东西：一是练成快速记笔记的本领，二是打下了扎实的专业外语基础，三是练就了强健的体魄，更重要的是培养了不向困难低头的精神。
1949年，新中国成立的这一年，陈灏珠成为国立上海医学院附属中山医院（现为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的一名内科医生。
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冠心病少见，中国医学界对冠心病认识不深，对当今所用表达心脏肌肉严重缺血而坏死的“心肌梗死”这一病名，仍沿用“冠状动脉血栓形成”来称谓，但冠状动脉血栓形成后并不都引起心肌梗死，因此用以代表心肌梗死并不恰当。
1954年，年仅30岁的他在陶寿淇教授的指导下，发表了论述“心肌梗死”的文章。“当时，人们很忌讳把‘死’放在疾病名称中，这一提法引起了不小的轰动。”陈灏珠说。“心肌梗死”成为目前我国心脏病学界公认的诊断称谓。
“医学领域的创新关乎生命，要完全为了病人着想。”陈灏珠抱着这样的信念，从过去只用听诊器、心电图、X线诊断的方式，转而选择一种新的介入诊断法——将一根管子顺着病人的血管插入心脏，到病变现场一探究竟。这大大提高了先天性心脏病和风湿性心脏病患者的诊断质量。
此后，陈灏珠又成功开创了一个又一个“第一”：第一例埋藏式永久性心脏起搏器安置手术,第一例选择性冠状动脉造影手术,第一例血管腔内超声检查……如今这些已成为心血管疾病治疗领域应用最广泛的技术。
作为一种常用的心律失常治疗药物，奎尼丁一直在临床广泛使用。但奎尼丁本身会引起恶性快速室性心律失常，引起晕厥抽搐甚至死亡，“奎尼丁晕厥”也成为医生的梦魇。
1976年5月，陈灏珠收治了一位28岁的年轻母亲。该名患者接受了心脏二尖瓣瓣膜分离手术后，突发心房颤动。在服用奎尼丁后，病人逐步恢复了正常心跳。不料，1个小时后，患者产生恶心、呕吐，进而神志丧失，陈灏珠当即判断，患者出现了“奎尼丁晕厥”反应。
在随后的10小时中，病人先后发作29次，晕厥间的间隔也越来越短。面对这样棘手的案例，陈灏珠翻阅了病案记录，最后认定大剂量注射异丙肾上腺素可发挥作用。
果然，其用量达到正常剂量的15倍时，患者病情逐渐趋稳。此次抢救创造了逆转“奎尼丁晕厥”的世界奇迹。
“虽然想不到，国家今天能这么富强，但这些年来，凡是国家和人民需要，我都要上去。”陈灏珠感慨道。
陈灏珠珍藏着一枚小银盾，上面写着“病员的哥哥”五个字，这与他69年前的一段经历有关。
1950年，驻上海和江苏一带的解放军中，不少人患上血吸虫病。陈灏珠响应华东军政委员会和上海市政府号召，到浙江嘉兴为官兵进行防治。
在驻军的一年里，除了为病员观察病情，他还主动为呕吐的患者清理。痊愈的战士归队时，把这枚小银盾送给了他。
抗美援朝战争爆发后，陈灏珠加入了抗美援朝医疗队，到齐齐哈尔治疗伤员。那里的冬天最冷达零下40度。他们外出时戴着大口罩，从鼻子里呼出的气体会凝在睫毛上，形成一道冰霜。“当时条件有限，无论是心胸外科手术、骨科手术，还是结核病治疗，我都要干。”陈灏珠说。
在陈灏珠的从医生涯中，最让他产生国家荣誉感的是治疗外宾的一次经历。
1975年，美国斯坦福大学巴茨博士在参观江苏省血吸虫病防治研究所时突发心肌梗死，生命危在旦夕。
陈灏珠受命担任抢救组组长。他婉言谢绝了美方派医师来华主持抢救的要求，与同事们一起经过七昼夜的治疗和监护，终于使病人脱离了危险。
1976年，美国权威医学杂志《内科文献》详细报道了此事，同时发表了著名心脏病专家戴蒙德教授的评论：“中国医务工作者纯正的热忱、良好的愿望和献身精神提醒了我们，不论政治制度如何，这些品质是应该坚持的。”后来，巴茨博士与陈灏珠结下了长久的友谊。
“我从事医、教、研工作已经70年。我经历过解放前外敌欺辱、民不聊生的时代，也经历了新中国的艰苦奋斗、沧桑巨变，深刻体会到只有把自身同国家的前途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我们的精神才有归属，奋斗才有方向，梦想才能实现！”陈灏珠激动地说。
陈灏珠还于2007年捐赠100万元，创立“复旦大学陈灏珠院士医学发展基金”，用于支持医学人才培养和医疗精准扶贫，近年来受到社会各界爱心人士的广泛关注和支持。
据介绍，陈老直接培养的学生共有79位，还有数不胜数的进修生，其中许多人已成为国内顶尖的心脏病学专家及各地医疗骨干。
“未来的世界是年轻人的，医学未解决的问题需要年轻人努力。”陈灏珠说。
此前采访报道陈灏珠：预防心血管疾病道理简单实现不易
记者：您精力还不错，有何养生秘诀？
陈灏珠：我的确还会常回办公室处理事务。我不抽烟不喝酒，日常饮食比较注意，尽量保持食物多样，少油少盐，不吃饱和脂肪酸含量高的食物；年轻时喜欢打乒乓球，现在腿脚不好了（笑）。我也喜欢中国古典文学，每天睡觉前会读一些唐诗、宋词、元曲，用来保持脑子的活力。
记者：您近年来是否还会回家乡？
陈灏珠：我家在江门还有祖屋，清明期间都会回乡祭祖，每次回去都能感受到家乡的变化。江门市有一条“院士路”，让我对这里尊重科学的态度印象深刻。
记者：心血管疾病是广东人健康的“头号杀手”，对预防心血管疾病您有何建议？
陈灏珠：近年来，我国在心血管疾病防治方面下了大力气，也取得了很大成效。其实，预防心血管疾病道理很简单。我认为，预防心血管疾病要保持宽阔的胸怀，培养规律的生活和健康的饮食习惯，还要坚持一些体育锻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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