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头马面是……
飞廉纹六曲银盘，六曲葵花形，窄平折沿，浅腹平底，盘心模压一只鼓翼扬尾、偶蹄双足、牛首独角、鸟身凤尾的动物形象，其器型规整，纹饰精美。
这件银盘的纹饰非常独特。由于盘底的动物形象为牛首鸟身，并有双翼，因此有的学者称其为翼牛纹。孙机先生考证认为所谓的翼牛应即中国神话中的飞廉。
飞廉是中国古代神话传说中的风神。屈原《离骚》中有“前望舒使先驱兮，后飞廉使奔属”。王逸注解“飞廉，风伯也”。
它的具体形象有二说：一说是兽身鸟头，另一说是鸟身兽头。鸟身的飞廉最早见于安徽马鞍山东吴朱然墓出土的一件彩绘漆格盘上，它的前半身类兽，后半身类鸟，头部像小鹿。再晚一些，在辽宁朝阳袁台子一座十六国后燕墓的壁画中也绘有飞廉，它仍是鸟身，但头生双角，颌下有须，像牛也像羊。可见飞廉其头部有牛、鹿、羊等几种形式，形象不一。
关于唐代飞廉的形象，有日本正仓院所藏唐螺钿紫檀琵琶的红牙鏤拨子上所绘的异兽，这个所谓的飞廉，是马头独角，无独有偶，何家村窖藏还出土有一件鎏金银盒，其上飞廉形象也是马首独角的异兽。可见飞廉形象在唐人心目中也没有统一的定式，但兽头、有角、鸟身大尾的基本形象是被承传下来了。
《太平御览》卷179引魏文帝歌：“长安城西有双圆阙，上有双铜雀，一鸣五谷生，再鸣五谷熟”。《三辅黄图》讲述：建章宫玉堂上的铜鸟“下有转枢，向风若翔”，可以看出，安装在屋顶上的铜鸟，应是司职风神的飞廉了。
不论这翼牛及翼马是不是飞廉，但它们与西方有联系是可以肯定的。在盘心装饰单点动物纹，周围留出空白。这种构图方法并非我国金银器传统装饰手法，而盛行于萨珊、粟特地区。
萨珊银盘
波斯萨珊王朝的银器纹饰中，有一种前半身像狗，后半身像鸟的神兽——塞穆鲁（senmurv），这种神兽象征帝王的权威和国力的昌盛；而在粟特银器中，塞穆鲁则由本地的一种与之相似的有翼骆驼取代，这种有翼骆驼在粟特地区是神话传说中的胜利之神。
饰有翼骆驼纹的粟特银瓶
在唐代的金银器中，唐朝工匠不仅以中国的神兽飞廉取代了有翼骆驼，而且还突破了粟特银盘单一的圆形平面，将盘口作成唐代流行的六曲葵花形，使之既具有异域色彩，又有着明显的本土风格。从这件鎏金飞廉纹六曲银盘可以看出，唐人对外来文化并不是一味地模仿和照抄照搬，而是在模仿中时有创新，使器物的造型、纹饰变得更适合中国人的使用和欣赏习惯。
附录 何家村唐代窖藏及出土文物欣赏
1970年10月5日，西安市南郊何家村省公安厅下属的某收容所内，基建施工现场一片忙碌，当地基下挖到距地表深约0.8米时，露出一个高0.65米，腹径0.6米的陶瓮。打开一看，里面竟是一堆闪耀夺目的金银器。
紧挨陶瓮西侧，是一个高0.3米，腹径0.25米的银罐，里面也有一堆器物。收容所负责人立即将这一发现报告给陕西省文化局，文化局指示陕西省文管会进行处理。文管会派韩伟、雒忠如、杭德州、戴应新等前往清理。经调查得知，陶瓮和银罐均埋藏在活土中，而从出土文物看，部分器物不能成套，很可能还有文物埋藏，于是决定由此向四周普探。
几天后，在陶瓮北侧约1米处，当探铲在仔细的钻探中突然接触到金属器物，不仅有金属的铿锵之声，而且探铲上下颤动，考古人员心知有重大发现，时已接近黄昏，悄悄地掩盖了探口，回到了机关。
第二天恰是周日，考古人员顾不得休息，坐在当时省文管会一辆二战时的吉普，奔赴工地。因为是文化大革命时期，担心文物被抢，匆忙进行发掘，结果又发掘出另一瓮金银等器物，总数达1000多件。
这些器物按类可以分为金银器皿270件。
另有银铤、银饼、银板、钱币、水晶、玉器、金箔、麸金、宝石及朱砂、石英、琥珀、石乳等药物。器物造型和纹样，主要代表了盛唐时期北方中央官府作坊金银器风格。
何家村窖藏位于唐长安城内，对于其所有者,简报提出发现地点是在“兴化坊的坊街以南，北距坊街五十五米，西距清明渠遗迹约二百四十米，在兴化坊中部偏西南部位。唐人韦述《西京新记》兴化坊条有‘西门之北，今邠王府’的记载，因此我们初步认为这批文物出土地点在唐长安城兴化坊邠王府的部位上”。
后来段鹏琦先生认为何家村窖藏的位置不在邠王府，其埋藏时代应在唐德宗时，但他仍认为窖藏主人是达官贵族。认为属私人财物的还有荣新江先生。
第二种观点由北京大学齐东方先生提出，他认为何家村窖藏与租庸使刘震有关，埋藏时间应在唐德宗建中四年，但遗宝性质却是官府财物。
我们认为何家村窖藏10副玉带胯中,形制较为特殊的是九环蹀躞带胯，五代后唐马缟《中华古今注》卷上：“唐革隋政，天子用九环带，百官士庶皆同。”可认为符合最高等级。其余九副玉带胯除去头、尾两块玉带板及带扣外，总数均为十三块。
十三胯是唐代革带最高胯数，为御用带。所以仅从何家村窖藏十副玉带銙可知，何家村窖藏不但是为官府所有，而且可确定是皇家财物,具体由中尚署管理。
镶金 兽首玛瑙杯
高6.5厘米，长15.6厘米，口径5.6厘米。
杯的造型与西方“来通”相似。“来通”起源于西方，希腊的克里特岛在公元前1500年已出现此种器物，它像一只漏斗，可用于注神酒。当时人们相信来通角杯是圣物，用它注酒能防止中毒，如果举起来通将酒一饮而尽，则是向酒神致敬的表示。传到亚洲以后，来通广泛流行于美索不达米亚至外阿姆河地带的广大区域。该杯产地或认为来自西方，或认为出自唐工匠的仿制。
鎏金 线刻飞廉纹银盒
高2.9厘米，直径8.3厘米，壁厚0.22厘米，重182克。
外表通体鎏金。盒面正中为一异兽，余白填以云纹，盒底饰两只鸿雁和折枝花草。盖面、盒底纹样刻划浅而草率，应是纹饰尚未完工的金银器，从中可见唐代金花银器的制作工序是先用极细的錾子点击出纹饰轮廓，再鎏金，下面的工序应是再錾刻，使花纹显现，然后再鎏金再錾刻，如此反复多次才能完成。盒面正中鼓翼扬尾、偶蹄双足、马首独角的异兽可能就是中国古代传说中的凤神飞廉。
鎏金 双狮纹银碗
高3.4-3.7厘米，口径12.6厘米，壁厚约0.2厘米 ，重201克。
外腹壁锤出十朵相连的三出云曲纹，并透映到内腹壁上。碗底焊一圆片，这种技法公元三世纪时流行于西亚地区。圆片边缘由绳索纹、波浪纹构成圆框，为萨珊银器惯用的“徽章式纹样”。中心一对双狮。这件银碗既借鉴了西方银器的制作技法和装饰纹样，又有着已经本土化的狮形图案和中国传统图案中常用的成对布局方法。
伎乐 纹八棱银杯
高6.7厘米，口径6.9—7.4厘米，足径4.4厘米,重285克。
八棱形杯体、环形连珠纹把、指垫及足底所饰一周连珠纹是明显的西方风格，胡人采用浮雕式的做法更是西方银器的装饰特点。因此，这件银杯很有可能是一件外国输入的器物或外国工匠在中国制造的仿制品。杯身内外有多处绿锈，据分析是以铜为主要成分的焊药日久腐蚀后出现的绿锈痕迹。
赤 金盆
高6.7厘米，口径24厘米，重2075克。
《太平御览》卷731《方术部》记载这样一个故事，隋尚食奉御郭弘道善于相面，当时李渊任隋殿内少监，两人关系甚好，有一天郭弘道对李渊说：“公天中伏犀，下相接於眉，此非人臣之相，愿深自爱。”李渊就取弘道银盆，放在地上，引弓射之，对弘道说：“向言有验，当一发中之。”结果是应弦而中。弘道就说：“愿公事验之后赐偿金盆。”李渊大笑。
王建《宫词一百首》“丛丛洗手绕金盆，旋拭红巾入殿门。众里遥抛新摘子，在前收得便承恩。”描写的就是皇宫里嫔妃们使用金盆的情景。
《太平广记》卷48记载：唐宣宗时有位罗浮先生轩辕集，年过数百，颜色不衰。唐宣宗召入内廷，谈论长生之道，宣宗曾遣嫔妃取金盆，下扣白鹊，准备考考他，未及召问，轩辕先生已猜出盆下为白鹊。金盆不仅用于皇宫里的嫔妃洗手洗面，同时也是为新出生的皇子洗身使用的器具。唐代宗出生三天，唐玄宗就赐给他一个金盆。
元人骆天骧《类编长安志》引《天宝遗事》讲，杨贵妃的姐姐虢国夫人，在长安城永昌坊内构筑一座合欢堂，工成后，以二十万钱支付工匠，工匠不愿意，又加红罗五千段，还是不愿意，最后给了两件金盆以及其他一些东西，才算了事。
白玉 忍冬纹八曲长杯
高3.8厘米，长径10.1厘米，短径5.5厘米，壁厚0.05厘米。
白玉杯为八个横向分层式的曲瓣，椭圆形矮圈足，外腹壁装饰有尖叶忍冬卷草纹。伊朗马赞德兰州出土的五曲银杯是3世纪的制品，恰为八曲长杯之半爿，日本奈良天理参考馆所藏银鎏金八曲长杯，其上之女神像与多数萨珊器物上见到的一样，具有相同的程式化特点，纯属萨珊作风。这种平面呈八曲椭圆形，杯体较浅，曲瓣对称，曲线处向器内凹入，两侧曲瓣的曲线不及底，为横向分层式的曲瓣，有椭圆形短圆足的银长杯，流行于7世纪后半叶,白玉杯时代当与之同时,但其纹饰则是直接继承了南北朝时期流行的忍冬纹。所以器型虽为萨珊式，但仍为唐代工匠所作。
金筐 宝钿团花纹金杯
高5.9厘米，口径6.8 厘米,重230克。
此杯运用了掐丝编结、镶嵌、金珠焊缀等特殊工艺，体现了唐代金银器制作的高超水平。
鎏金 铜兽首铰链玉臂环
外径8.2厘米，内径6.6厘米，宽2.2厘米。
金兽 首铰链玉臂环
外径8.4厘米，内径6.5厘米，宽2.1厘米。
唐代文献中又将这种臂环称为“玉臂支”。唐郑处诲《明皇杂录·逸文》：“我祖破高丽，获紫金带、红玉支二宝，朕以……红玉支赐妃子，后以赐阿蛮”。《格物镜致》“玉支”作“玉臂支”。这两件玉臂环构思巧妙，制作精湛，它充分利用黄金、白玉不同的质地、色彩、光泽，互相衬托，交相辉映，使玉臂环更显华贵富丽。
金 梳背
高1.5厘米，长7.9厘米，厚0.34厘米,重3.2克。
唐代妇女头上插梳为社会时尚。此件金梳在厚仅0.04厘米的金箔上，采用掐丝编垒、金珠焊缀等工艺装饰出花纹，金丝直径0.08厘米，且粗细均匀，金珠直径0.05厘米，密密麻麻，至今几无开裂或脱落，是唐代金银细工的杰作。
鎏金 舞马衔杯纹皮囊式银壶
通高14.8厘米，口径2.3厘米，底足长径8.9厘米，短径7.2厘米，重549克。
壶的形制模仿北方游牧民族的皮囊壶而设计，壶腹两面以模压的方法分别捶击出两匹奋首鼓尾、衔杯匐拜的舞马形象。据文献记载每年八月五日玄宗生日这一天，唐朝廷都在兴庆宫勤政务本楼举行盛大的庆祝活动，玄宗接见并宴请群臣，训练有素装扮华丽的宫廷舞马也进行祝寿表演，时任宰相张说在《舞马千秋万岁乐府词》中这样描绘到：“更有衔杯终宴曲，垂头掉尾醉如泥”，银壶上的舞马形象正与诗文描绘相符。
鎏金 双狐纹双桃形银盘
高1.9厘米，最大径22.5厘米,重322克。
何家村窖藏与这件银盘同时出土的还有：鎏金飞廉纹六曲形银盘、鎏金凤鸟纹六曲形银盘、鎏金龟纹桃形银盘、鎏金熊纹六曲形银盘。它们工艺风格相同，自成一组。这种在盘心装饰单点动物纹构图方法盛行于萨珊、粟特地区，这组银盘，虽然构图方式上接受了外来的艺术手法，但在装饰题材的选择上却是中国化的。白狐、玄狐在唐代属上瑞。
《太平广记》卷447引《朝野佥载》：“唐初以来，百姓多事狐神，房中祭祀以乞恩。食饮与人同之。事者非一主。当时有谚曰：‘无狐魅，不成村’。”也有学者认为双狐纹应是双獾纹。取双狐或双獾纹作装饰题材正是迎合了中国所特有的压邪喜庆的民族心理和审美情趣。
鎏金 海兽水波纹银碗
高3.6厘米，口径11.2厘米，足径5.3厘米,重152克。
碗壁所饰的十四道水波纹在中国传统器型装饰中极为罕见，这种风格类似于6至7世纪时的粟特银碗。碗内底饰海兽纹，海兽两旁有两只极具中国本土特色的鸳鸯相伴。碗外壁所饰的鹿、羊、狐、兔、戴胜鸟等及圈足底面所饰由石榴、莲叶、忍冬连接而成的团花图案，更是中国传统的祥瑞题材。
双狮 纹金铛
高3.5厘米，口径9.2厘米，柄2.9厘米,重268克。
在器物上分区构图，是西方金银器中常见的构图方式，金铛内底部双狮周围环绕麦穗纹圆框的作法也是萨珊金银器中常见的“徽章式纹样”。南朝宋人黄休復在《茅亭客话》卷4《王太庙》中记载：“以铁茶铛盛水银，投丹煎之，须臾水银化为黄金。因是将丹与金呈蜀主，云：‘此金为器皿，可以辟毒；为玩物，可以却邪。若将服饵，可以度世’”。从何家村窖藏所出的药物分析，此铛当为炼丹器具。
鎏金 飞狮纹银盒
高5.6厘米，口径12.9厘米，重425克。
这件银盒的装饰还有“徽章式纹样”的遗风，但繁密的团花、折枝花则表明，它是唐代工匠的作品,大约在七世纪中期。
狩猎 纹高足银杯
通高7.3厘米，口径6 厘米，壁厚0.9厘米，重100.8克。
高足杯的造型具有罗马风格，狩猎纹样在粟特、珊萨艺术中占据重要地位，此杯所表现的狩猎场景完全中国化，应出自中国工匠之手。
鎏金 仕女狩猎纹八瓣银杯
高5.4厘米，口径9.2厘米，足径4.2厘米，圈足高1.3厘米,重209克。
银杯呈八曲葵口，口沿錾刻一周联珠，杯腹上部以柳叶条作界分为八瓣，下腹捶揲出内凹外凸的八瓣仰莲以承托杯身，每瓣内饰一朵忍冬花，近圈足处饰一周荷花。杯底焊接八棱形圈足，其上饰四组两两相应的莲瓣纹，足边錾刻一周连珠纹。在口沿下一侧焊接有多曲三角形指垫，指垫凸起的圆片上錾刻有一只鹿，圆片周围饰有简单的花枝。指垫下焊接环柄，环柄仅能容一手指，下端还有勾尾。银杯的主体纹饰，分布在外壁的八瓣内。四幅男子狩猎图与四幅仕女游乐图相间排列。仕女狩猎纹八瓣银杯造型体现出典型的粟特金银器特征，仕女游乐与狩猎装饰图案却是典型的唐代本土题材。
开元 通宝金银钱
开元通宝金钱
直径2.14—2.5厘米，重6.60—8.36克，共30枚。
开元通宝银钱
直径2.5—2.6厘米，重5—8克，共421枚。
开元通宝金银钱，不是流通货币，而是用于宫廷赏赐、喜庆活动。《旧唐书·玄宗本纪》记载，先天二年（713年）九月乙卯，玄宗“宴王公百僚于承天门，令左右于楼下撒金钱，许中书门下五品以上官及诸司三品以上官争拾之。”于鹄《江南曲》有：“众中不取分别语，暗掷金钱卜远人”之句，说明民间也有金钱流传。唐人韩偓《金銮密记》记载，天复二年（902年）昭宗在岐州时，皇女诞生三日，“赐洗儿果子、金银钱、银叶坐、金银锭子。”
参考文献:
(1) 陕西省博物馆、文管会革委会写作小组：《西安南郊何家村发现唐代窖藏文物》，《文物》1972年第1期。
(2) 段鹏琦：《西安南郊何家村唐代金银器小议》，《考古》1980年第6期。
(3)耿鉴庭：《西安南郊唐代窖藏里的医药文物》，《文物》1972年第6期。
(4)齐东方：《何家村遗宝的埋藏地点和年代》，《考古与文物》2003年第2期。
(5)陕西历史博物馆等编：《花舞大唐春》，文物出版社，2003年。
(6)孙机：《中国圣火——中国古文物与东西文化交流中的若干问题》，辽宁教育出版社，1996年。
(7)韩建武：《关于何家村窖藏的几个问题》，《陕西历史博物馆馆刊》第十三辑，三秦出版社，2006年6月。
(8)冀东山主编：《神韵与辉煌—陕西历史博物馆国宝鉴赏》，三秦出版社，2006年6月。
图片来源：本文摄影作品已获原作者授权，其余图片来自上述参考文献。
韩建武，男，1968年5月出生，陕西省华县人。1986年至1990年在西北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学习。1990年7月分配至陕西历史博物馆工作，1999年被聘为保管部副部长，2007年聘为研究馆员，2009年聘为保管部部长。2013.10-至今陕西省文物保护研究院副院长。
发表的论文有《陕西出土的黑人俑》、《陕西唐墓出土的胡人俑》、《何家村金银器的制作工艺及作坊》等论文50余篇。编著图书20余部﹐多部获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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