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何家村唐代窖藏金银器上的墨书题记

1970年10月西安市南郊何家村窖藏出土金银器、玉器、钱币、铜器、药物等1000余件，这些精美的实物被称为20世纪唐代考古的一次划进代的重要发现。

唐代是中国古代最强盛的时期，而金银器又是唐代工艺美术的代表，所以绝大多数器物属盛唐时期的何家村窖藏可称得上“皇冠上的明珠”。

何家村出土金银器270件，其中带有墨书题记者，共计90件，还有两件金盆传原有墨书，另有7件残存有当时包装纸印上的墨书。这些墨书题记对于揭示器物名称、唐代衡制、赋税制度，反映埋葬情况、器物来源、检校藏品等具有重要意义，同时其书法价值也不容低估。

1、对于唐代赋税的认识

何家村出土有14块有墨书题记的银饼、银铤：

东市和西市是隋唐长安城中设立的集中商业区，市内以井字形街道分割为九区，每区开设临街的各行店铺，据宋敏求《长安志》：“市内货财二百二十行，四面立邸，四方珍奇，皆所积集。”可见“东市库”银饼是经营邸店、店铺的商人上交国家的税银①。

▲“东市库卌五两半”银饼

因为许多有势力的贵族大臣在市内经营邸舍、店铺，以取厚利。以至于开元二十九年（751年）正月下诏：“禁九品以上清资官置客舍、邸店、车坊”。“宋之”、“赵忠”等当是商人名。

▲“宋之”银饼

▲“赵忠”银饼

根据《旧唐书》卷四十四《职官三》：“两京都市署”：“京师有东西两市”，东市库可能就是京师都市署属下之库。②

“五两朝”银铤之“朝”，根据《唐六典》卷二十：“左藏有东库、西库、朝堂库”，可见刻有“朝”字的银铤，即是中央铸造，国家库藏——左藏所属朝堂库之物③。其上墨书是后来重新称量时的记号，所记“卌八两半”不是这枚的重量，而是多枚合称，最后将重量记在此银铤上的。

▲“五两朝”银铤

左藏是户部管辖的国库，专门负责国家赋税所得，国库银铤主要来自地方赋税和供奉，从“十两太北朝”银铤清晰的剜削及补钉痕迹分析，国库银铤的管理有统一的重量要求，称量也非常严格。因唐代库藏日常业务由太府寺管辖，有人认为太北之“太”应是“太府寺”④。该银铤上墨书已不清，应是第二次重新校对重量时所写，内容应为重量。

“五两一分半”银铤，墨书与何家村绝大多数金银器上墨书字体相同，应为埋藏前称重所写。

▲“五两一分半”银铤

2、标明存放器物的名称、数量、重量等

何家村窖藏墨书涉及存放物品名称、数量、重量的有11件：

莲瓣纹提梁银罐内所存物件数量与墨书所记相符。

▲莲瓣纹提梁银罐

▲莲瓣纹提梁银罐盖内墨书

蓝、红宝石(有人认为是红色蓝宝石)等十六块与颇黎（玻璃）十六段相契合。

▲部分宝石

由此可见，唐代玻璃是指宝石之类的天然矿物，《天竺记》：“大雪山中有宝山，诸七宝并生，取可得，惟颇黎宝生高峰，难得”。《新唐书·罽宾传》：“武德三年，遣使贡宝带、金锁、水精盏，颇黎状若酸枣。”这里玻璃显然指天然宝石。《本草纲目》引陈藏器：“玻璃，西国之宝也。玉石之类，生土中……主治惊悸心热，能安心明目，去赤眼，熨热肿，摩翳障。”何家村出土的蓝宝石上有多处加工琢磨的条痕，并多有穿绳之系孔，绿玉髓已加工成底面平坦的戒面形式，可见这里的宝石是当作装饰品用的，而非药物。

珊瑚，《唐本草》认为，珊瑚“去目中翳，消宿血，为末吹鼻，止鼻衄。”唐代来自域外的珊瑚除医用外，主要用来制作指环、手镯和其它的珠宝饰物。何家村出土珊瑚三段，和宝石等放在一起，应也是作为珠宝饰物之用。

▲珊瑚

“玉杯一”即白玉忍冬纹八曲长杯。凸纹琉璃碗、水晶八曲长杯惟与“琉璃杯碗各一”相对应。琉璃，则指人工烧制物，《南洲异物志》：“琉璃本质是石，欲作器，以自然灰治之”。水晶，古称“水精”、“千年冰”等，古人不了解水晶是天然矿物而误为千年冰。有趣的是唐代玻璃也被认为是“千年冰所化”，可见唐代水晶可能有时也归为玻璃之类。墨书上将水晶杯题为琉璃杯反映了当时有以琉璃冒充水晶的状况，东晋葛洪《抱朴子》：“外国作水晶椀，实是合五种灰以作之，今交、广多得其法而铸作之者”。正因为有此现象，这里唐人将水晶杯误记为琉璃杯，正所谓“假作真时真亦假”了。

▲水晶八曲长杯

银罐内所装的两对镶金玉镯是迄今唐代遗物中仅见的，从墨书题记“玉臂环四”可知，这种可以开启的臂饰在当时被称作“玉臂环”，它是一种可以自由开启的臂饰。

“玛瑙杯三”即玛瑙长杯、玛瑙羽觞、兽首玛瑙杯。

▲玛瑙长杯

▲玛瑙羽觞

三个大药盒中存放有三种钟乳。钟乳又名虚中或鹅管石，为溶洞中自洞顶垂下之碳酸钙积淀物，为古代强身健体和延年益寿的药物，同时也是炼丹原料，《吴氏本草》曰：“钟乳……山谷阴处，岸下聚溜汁所成。如乳汁，黄白色，空中相通。”《本草纲目》：“时珍曰，石之津气，钟聚成乳，故名石钟乳。芦与鹅管，象其空中之状也。”《神农本草经》载石钟乳：“味甘，温，主咳逆上气。明目益精，安五藏，通百节，利九窃，下乳汁。”《本草纲目》引孙思邈语：“乳石必须土地清白光润，罗纹、鸟翮、蝉翼一切皆成，白者可用。其非土地者，慎勿用之，杀人甚于鸠毒。”《旧唐书》记载高季辅为太子右庶长，上疏切陈得失，太宗特赐钟乳一剂，并奖褒说：“卿进药石之言。故以药石相报。”《唐语林》也载玄宗赏赐宰相宋璟上好钟乳去合炼“寒石散”，大臣也以得到皇帝赏赐的钟乳为荣。宰相元载被抄家，有钟乳五百两。

唐代钟乳产地较多，《新唐书》载河南道河南郡颖阳倚箔山有钟乳，山南道房州房陵郡土贡钟乳。《唐六典》载岭南道出钟乳，《通典》载韶州始兴郡贡钟乳二十四斤十二两。

何家村出土三种钟乳，分别盛放于三个银盒中，其一，盒盖上有墨书题记“上上乳一十八两”，出土时盒内原盛有管状钟乳石678克，透明度好，部分碎裂成指甲状小块。钟乳以透明度高者为上品，唐萧炳《四声本草》载，钟乳石“如蝉翼者上，爪甲者次，鹅管者下，明白而薄者可服。”此银盒内钟乳晶明透亮，管壁薄而均匀，品质极佳，故称识“上上乳”。

▲“上上乳”银盒

其二，银盒内有唐人墨书“次上乳十四两三分堪服”，盖外有“次上乳一十四两三分”。出土时盒内原盛有管状钟乳石606克，大多已碎裂为小块，颜色灰白半透明，比“上上乳”颜色略暗，等级略差，故名“次上乳”。

▲“次上乳”银盒

其三，盒盖面书“次乳廿四两”，盒盖内书“次乳廿四两须简择，有堪服者”。出土时盒内原盛有管状钟乳石947克，颜色灰暗略泛黄，透明度不好，粗细厚薄也不均匀，符合萧炳提到的最后一等。

▲“次乳”银盒

▲“次乳”银盒盖面内部墨书

鎏金鹦鹉纹提梁银罐内所装的白石英、紫石英，即盖内墨书提到的“紫英五十两，白英十二两”，也就是水晶。无色透明者，古人称为白英。紫水晶称紫英，紫色是因为“铁”的氢氧化物在晶体中形成“呈色中心”的缘故。这是天然水晶作为药物的明确发现。

▲鎏金鹦鹉提纹梁银罐

▲白英

▲紫英

李时珍《本草纲目》引徐锴语：“英，亦作瑛，玉光也。今五种石英，皆石之似玉而有光莹者。”同书引《名医别录》曰：“白石英生华阴山谷及太山，大如指，长二、三寸，六面如削，白澈有光，长五六寸者弥佳。” 晋葛洪《抱朴子》卷十一《仙药》中将石英与丹砂、黄金同列上品。《神农本草经》卷一《上经》认为白石英“味甘，微湿，主消渴，阴痿不足，咳逆，胸膈间久寒，益气，除风湿痹。久服，轻身，长生。”苏颂谓：“古人服食，惟白石英为重。” 白石英还是古代炼丹的主要药物，《云笈七签》卷七十一《金丹部》中“太一玉粉丹法”的配方为“紫石英（五两）、白石英（五两）、银粉（五两）、空青（十两）、流艮雪（一斤，用银雪）。”

唐代产白石英的地方较多，《新唐书》载睦川新宝郡、梧州苍梧郡土贡白石英。《通典》载泽州高平郡贡白石英五十小两。《唐六典》载河东道泽州、岭南道都出白石英。

紫石英在唐代也被视为珍贵的服食药物和炼丹药物。《岭表录异》曰：“陇州山中多紫石英，其稍蕴紫，其质莹彻，随其大小，皆五棱，两头如箭镞，煮水饮之，暖而无毒，比北中白石英，其力倍矣。”《神农本草经》载：“紫石英，味甘，温。主心腹咳逆，邪气，补不足，女子风寒在子宫，绝孕十年无子。久服，温中、轻身、延年。”《本草纲目》引《日华本草》有用其治痈肿毒气之方：“紫石英火烧醋淬，为末，生姜、米醋煎傅之，摩亦得。”《云笈七签》有“灵宝还魂丹法”的配方，其中需要光明砂和紫石英。《抱朴子》载不寒之道是服“紫石英朱漆散”。

《通典》载兖州鲁郡贡紫石英二十二两，沂州琅琊郡贡紫石英二十二两，《唐六典》也载两州出紫石英。

银盒内所装药物朱砂与墨书所记数量和重量基本符合，墨书标明名称者有：“大粒光明砂”、“次光明砂”、“光明碎红砂”、“光明紫砂”、“红光丹砂”、“井砂”六种，实物观察可见确有色泽、颗粒大小等诸多的不同。《抱朴子》卷六十九《金丹部七》：“丹砂者，太阳之至精……丹砂是阳之正气……只如丹砂之体数种，受气不同，惟三种堪为至药，上者光明砂，中者白马牙砂，下者紫灵砂，余有溪砂、杂类之砂，不中入至药服饵所用……光明砂者，受太阳精通澄朗正真之精气，降结而红光耀耀，名曰光明砂。”此种砂开片解理处颜色鲜艳并有光泽，故称光明砂。唐《新修本草》：“最上者名光明砂，大者如鸡卵，小者如枣粟……光明照彻。”⑤《本草纲目》：“时珍曰：丹砂以辰、锦者为最，麻阳即古锦州也。佳者为箭镞砂，结不实者为肺砂，细者为末砂。色紫不染纸者为旧坑砂，为上品；色鲜染纸者为新坑砂，次之。”《云笈七签》：“上品光明砂，出于辰锦山石之中。”光明紫砂应为光明砂中的旧坑砂。

▲“光明紫砂”银盒

红光丹砂，银盒上注“红光丹砂二大斤，大颗三枚绝上”，共重1415克，其中三块较大，为光明砂中的箭镞砂，但色鲜，可能为新坑砂，品质略次于光明紫砂。

▲“红光丹砂”银盒

光明碎红砂852克左右，盒上墨书记为“一大斤四两”，为黄豆大小的咖啡颗粒，色彩深浅略有差异。

▲“光明碎红砂”银盒

▲“光明碎红砂”银盒盖面墨书

据《神农本草经》，丹砂因形态、色彩不同，有不同等次，最上者名光明砂，“大小如豆者谓之豆砂，细赤碎者谓之碎砂，又称‘红雪’”。唐《新修本草》谓：“最上者名光明砂，大者如鸡卵，小者如枣粟……光明照彻。”次光明砂720克，比光明砂品质差。需要注意的是墨书中朱砂有两种不同写法，井砂、次光明砂，“砂”字均写为“沙”，是否反映了产地的不同？产于山石之中写作“砂”，产于溪水中用“沙”？井砂也是朱砂的一种，《历代名画录》：“武陵水井之丹，磨嵯之砂”，可见唐代至少武陵和溪州是井砂的著名产地，《通典》载溪州灵郡年贡朱砂十斤。     

《神农本草经》：“丹沙，味甘，微寒，主身体五藏百病，养精神，安魂魄，益气，明目，杀精魅邪恶鬼。久服，通神明，不老。” 我国是世界上最早发明炼丹术的国家之一，用丹砂、铅、汞等矿物为原料，用炉火烧炼，制作“长生不老”之药，称炼外丹。《云笈七签》：“镇魂固魄飞腾方灵丸”需“丹砂八两，白石英二两……”。

丹砂本身无毒。但经焙烧后变成氧化汞时，则有剧毒，唐代多个皇帝就因服“仙丹”而亡。唐代产贡朱砂之郡甚多，《通典》、《新唐书》载容州普宁郡贡朱砂二十斤，越州会稽郡贡朱砂十两。《新唐书》载锦州卢阳郡土贡光明丹砂一斤，辰州卢溪郡贡朱砂十斤（即辰锦之地），因古代产于辰州（今湖南沅陵）者最优，故朱砂称为辰砂。剑南道茂州通化郡“贡麸金、丹砂”，黔州黔中郡土贡光明丹砂，溱州溱溪郡土贡丹砂。

四个大银盒内装九副玉带胯，根据墨书，有碾文白玉（白玉碾文）、更白玉、白玉、白玉有孔（白玉玉开孔）、斑玉、深斑玉、骨咄玉带胯及白玛瑙铰具等名称。

▲“大粒光明砂”银盒

▲“大粒光明砂”银盒盖内墨书

这使我们知道，唐人对玉的命名多以色泽为名，有纹样者则称为“碾文”，而骨咄玉，应是产地为名。《新唐书·西域传》：“河中城邦国有骨咄……”。骨咄国地处帕米尔西部的阿姆河上游即喷赤河流域的山中，相当于今中亚的塔吉克斯坦和阿富汗之间，《册府元龟》记载骨咄国在开元天宝年间曾四次向唐朝廷贡良马，由此可见，骨咄国与唐王朝关系密切。骨咄玉带胯说明唐代玉器除来源于新疆于阗外，也有西方贡玉⑥。（刘云辉先生最新观点认为骨咄指的是玉色）墨书所记九副玉带胯数量与实际所出基本相符，但伎乐纹玉带胯共有方胯、圆胯十六件，没有带扣，但所记是纯方胯一十六件，并玦。狮纹带胯共有十五块，有玦，但所记是十六事，失玦。

▲狮纹白玉带胯

▲狮纹白玉带胯

虽然墨书与胯数存在帐物不符现象，但根据唐代用胯规定，这些玉带胯除去头、尾两块玉带板及带扣外，总数均为十三块。《通典》卷六十三《礼典二十三·天子诸侯佩剑绶玺印》：“上元元年八月，敕文武官以上，金玉带，十二銙（胯）；四品，金带，十一銙；五品，金带，十銙；六品、七品，并银带，九銙；八品、九品，服并钅俞 石带，八銙；庶人，服黄铜铁带，六銙。”十三胯是唐代革带最高胯数，为御用带胯。

伎乐纹白玉带胯是其中惟一不合制度的一例，它由四枚方形胯和十枚半圆形胯组成，成了十四胯，但这十枚半圆形胯中九枚雕胡人伎乐，只有一枚上面雕琢狮子，虽从玉质形状并无差别，但构图主题明显不是一类，可见伎乐纹白玉胯仍合唐制为十三胯，这个狮纹带胯埋葬前当另有归属，属于混入其中，但它非所藏狮纹带胯中的一枚，因为狮纹带胯本就是十三枚，且全为方形。

▲伎乐纹白玉带胯

如此可见是墨书所记时出现了笔误，这也可从“更白玉一具数准前”中得到印证，因为所出更白玉一具，正是十五块，盒内狮纹带胯也是十五块，与墨书“准前”意思相符。

▲更白玉带胯

令人产生疑惑的还有装井砂的银盒，其上“十两”，如谓盒重或井砂重，都合唐制，但若以“卅七两”为井砂重量，则不合，因为出土井砂仅444克，“卅七两”如指金屑，则简报称出土金屑787克，实测为912克，均不够唐制三十七两。“次光明砂”银盒内药物也与记载差异较大，超过允许的误差范围。

▲鎏金石榴花纹银盒

▲鎏金石榴花纹银盒盖面

▲鎏金石榴花纹银盒盖内墨书

金屑即黄粉，《本草纲目》引宗奭语：“不曰金而更加屑字者，是已经磨屑可用之义，必须烹炼锻屑为箔，方可入药，金箔亦同生金，有毒能杀人。……若不经锻，屑即不可用。”

麸金则是从冲积层中淘拣出来的金片，因其小如麸皮，故名麸金。

▲素面金盒

▲素面金盒内存放的麸金

《名医别录》认为黄金“镇精神，坚骨髓，通利五脏邪气”。李时珍认为可“疗惊痫风热肝胆之病。”《抱朴子·仙药》：“仙药之上者丹砂，次则黄金，次则白银。” 《太平御览》卷六六九《南岳魏夫人内传》载，晋成帝服金屑得道。黄金还是练丹的重要物品，《云笈七签·方药部》：“灵宝还魂丹制法”需“金簿二十四片，光明砂研如面……”。

唐代产金屑、麸金之地很广，《岭表录异》载广州“彼中居人，忽有养鹅鸭，常于屎中见麸金片，遂多养，收屎淘之，日得一两或半两，因而常致富矣。”《通典》、《新唐书》记载，日南郡驩州贡金箔黄屑，陇右道贡金屑，剑南道茂州通化郡土贡麸金，宕州怀道郡贡麸金十两，岭南道出金箔黄屑，饶州鄱阳郡贡麸金十两，眉州通义郡贡麸金八两，衡州衡阳郡贡麸金十四两，廓州宁塞郡贡麸金六两，蒙州蒙山郡贡麸金十两，巫州潘阳郡贡麸金八两。

何家村窖藏出土琥珀10段，与次光明砂一起存放于一银盒内。陈藏器言，琥珀可止血生肌，合金疮。

▲“次光明砂”银盒

▲琥珀

沈约《宋书》载，武帝时，有人献琥珀枕，时将北征，以琥珀治金疮，上命捣啐分付诸将。《拾遗记》载孙和悦邓夫人因水精伤面，太医就用白獭髓和琥珀末涂之，遂好。《名医别录》认为，琥珀可“安五脏，定魂魄，消瘀血，通五淋。”明郎瑛《七修类稿》记载，琥珀主疗小儿惊娴之疾。唐代琥珀主要从波斯输入，日本、林邑等国也献过琥珀。

唐代金银器的计量单位有五个即“斤”、“两”、“分”、“钱”、“字”。一斤等于十六两，一两等于四分，一两等于十钱 。药盒药物标重时出现“大斤”概念，按唐代衡制有大制、小制之分，根据银盒上墨书，则一大斤分别为660克、681.6克、707.5克、746克。则唐代一大斤平均为698.8克。

3、反映唐代衡制

何家村窖藏金银器中墨书最多的是标明自身重量，共63件，另外还有两件金盆传原有墨书：

以上器物墨书大体应该是同时标重，但可能非同一称量者和同一书写者。

▲鸳鸯莲瓣纹金碗

▲素面双耳提梁银锅

▲素面双耳提梁银锅－线图

重量单位为“斤”、“两”、“分”，没有“钱”，超过十六两者，有的以“斤”为基本单位，有的仍以“两”为单位，如小簇花纹银盖碗，碗盖及底内分别墨书“卅两并底”，“卅两并盖”，以“两”为基本单位，或许和盖捉手内沿錾文“卅两一分”和底足内沿錾文“卅两三分”相对应。

▲鎏金小簇花纹银盖碗

圈足与环状捉手均与器物焊接，盖较之碗稍大，“卅两一分”、“卅两三分”的字样说明器盖与碗不是一套，应该有另外一套与之相匹配。而折枝花纹银盖碗则标为“二斤一两并底”、“二斤一两并盖”。

▲折枝花纹银盖碗

在以“两”、“分”为基本单位时也有此现象，有标为“八两二分”，也有标为“八两半”，可能反映了称量者使用不同的衡器或者手写者书写习惯的不同。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折枝花纹银盖碗圈足内沿錾刻一“进”字。“进”即进奉之意，表明此碗非中央官府所作，应是地方官府向皇帝进奉的物品。目前已知考古发现带铭刻的唐代金银器，绝大多数为中晚唐作品，铭刻主要包括制作年代、器物名称、数量、重量、制造机构等方面内容。以上两件盖碗从纹饰分析，大体属德宗朝器物。此碗上刻铭也说明了此点，而恰好进奉之风在德宗时达到极盛。

除前面提到的“五两朝”银铤上墨书及银盒内钗钏外，何家村金银器上标重多为单个器物，但如器物带盖等附件，则在盖内、器内均有书写，素面提梁银盖罐盖内标明“九两”，罐内底也有墨书标明，此小罐较深，罐底极难书写，这说明当时管理者是十分认真的。

▲素面提梁银罐

除了金盒、银药盒等盛药物者，因器内底不方便标注，鲜有例外。银熏炉因难以找寻书写地方，故写在中间，但明确是“三层五斤半”。

▲五足镂空银熏炉

但另外大量的金银器上未标重无墨书现象，又令人费解。实物标重上有“软”、“软少”、“强”这样的描述，说明当时测量者尽力追求精确，这在一些器物上能得到确认，如“十二两一分”者（七一18）实测得491克，“十二两半”者（七一19）实测重503克。但是也有大量不相符合者，如“十五两半软少”者实测重651克，“十五两半强”者实测重650克。

▲十四两三分强

▲十三两软

▲十五两

▲十五两半

▲十五两半强

▲十五两半软少

同样标明“十五两”者（七一1、七一4、七一7），重量分别为646克、579克、604克，相差殊甚。标明“十二两”（七一20）者和标明“十二两一分”（七一18）者分别重496克和491克，前者比后者还重。虽都在允许的误差范围之内，但还是增添了唐代衡制的复杂性⑦。

还有一些墨书题记明显属笔误，如宝相花纹银盖碗，盖面标明“三斤二两并底”，依唐代衡制推定，应是“二斤二两并底”。

▲鎏金宝相花纹银盖碗

根据以上器物，总的来说，唐代一两最大为46.6克，最小为38.6克，银饼更有折合一两为46.7克，而以40-43之间为最多，这就是唐代衡制的基本状况。

4、反映器物的来源与用途

何家村窖藏器物组成复杂、多元，有未完成品，有地方进奉的器物，有诸国珍宝、诸国钱币，有大量中央官府作坊生产的金银器，有明确属官府收交上来的庸调银等。经过初步分析，窖藏的所有者应是皇室，具体管理者是“中尚署”。⑧

何家村有两件墨书器物值得注意，一件是素面金铫，高5厘米，口径14.5-14.9厘米，重683克，柄残断，从金铫内壁残留的遗迹看,金铫曾被长期使用,这和何家村大量未使用过，甚至未完成品相比，值得注意。金铫内底有三行墨书题记：“旧泾用， 十七两，暖药。” 

▲素面金铫

▲素面金铫器底墨书

▲素面金铫墨书（摹本）

题记的内容涉及三方面，金铫的使用者，原来是“泾”，金铫的重量为十七两，金铫的用途是暖药，即温药。有专家根据《旧唐书》：“张美人，生泾王……泾王梃，肃宗第七子，至德二载十二月，进封泾王，推定这件器物可能是泾王府的用物，泾王死后（德宗兴元六年，784年），被收归皇家内库。⑨这就对何家村窖藏器物的来源提供了一些线索。另一件素面银盒，高3.8厘米，直径9.1厘米，重240克，盒外有“刘古口口”四字墨书，第四字似府字，这会不会又是器物的一个来源呢？

▲“刘古口口”银盒

5、反映埋葬情况及埋藏时间

何家村窖藏金银器上的墨书分三类：第一类60多件，主要内容是记录存放物品的名称、重量或器物的自身重量，这些墨书虽非同一人书写，但基本是同一时间书写，墨书字体舒展大方，多属于颜体行书，当是高级管理人员所书。

▲鎏金鸿雁纹银匜

▲鎏金鸿雁纹银匜底部

▲鎏金鸿雁纹银匜内底墨书

▲银盖罐

第二种，如刘古□□墨书，笔触略有呆滞、拘谨。第三种，银饼、银铤上字体，分两种，“东市库郝景”等字体软弱无力，潦草幼稚。当为低级收税者所写； “吴锐”等字体属于行草，非常洒脱，反映了书写的不同时间和不同的书写者。

▲“郝景”银饼

▲“吴锐”银饼

第一类为大多数，也最重要，当为出库时详细称重并记录，与出土情况也相符，应为埋藏前所为。因为将各类器物混装在一个银盒或银罐的情况，（如大粒光明砂银盒内装朱砂、玉带胯、小金盒、金钱、麸金等）绝非库房器物正常保管的状态，第一，金玉等东西混装，容易破损，第二，违背了库房分类保管物品的原则，所以只能是搬迁出库时临时所为，墨书所记是便于日后对帐，在出库时详细称量并记录，又说明搬迁出库，绝非匆匆而为，而是从容不迫，有计划的。⑩

另外在整理文物时我们还发现有些器物外部有墨书（见下表），但并非书写，而是包装纸印上去的，多不识，唯可识“容县”等字，器物在当时被仔细地包装过，也说明埋藏前是有充分时间准备的。

▲银盘外底包装纸印上的墨迹

何家村窖藏的埋藏时间有安史之乱时和德宗时两种观点。从“东市库，郝景，五十二两四钱”银饼可推知，德宗时埋藏的观点可能更接近于事实，因为在盛唐时期，计算重量单位，只有“斤”、“两”、“分”三种，“钱”作为第四种计量单位，出现较晚。

6、何家村窖藏金银器墨书的书法价值

在金银器上书写比在纸上要困难的多，而且可以挥洒的空间也很有限，所以何家村金银器上的有些墨书，在字体排列上有时松散，有时又特局促，行距、文字排列也时常有误，使得字体大小不一，有的比较拘谨，有的被空间压迫得似无法喘息，但总体来说，字体大方洒脱，令人叹为观止。何家村墨书属颜体，主要为行书和楷体。

▲素面长柄三足银铛

▲素面长柄三足银铛

▲素面长柄三足银铛内底墨书

▲素面长柄三足银铛－线图

▲素面折腹银碗

“光明紫砂”银盒、“大粒光明砂”银盒等，字体活泼圆润，行气贯通，字体大小匀称，笔锋有藏有露，筋力丰满。

“次光明砂”银盒，楷书味很浓，用笔横轻竖重，笔力雄健而有厚度、兼以笔划重，更增加了气势宏大圆润，浑厚的美感。“上上乳”、“次上乳”、“次乳”银盒，字体浓纤得体，筋力丰满，又有纵横跌宕的特点，结构上方正茂密，方中呈圆，竖笔向中略显弧度，这在“须”“简”中均有所表现，显得刚中有柔，富有动态。

总之，何家村窖藏金银器墨书气势充沛，巧妙自然，笔墨淋漓，深得颜体要领。

颜真卿（709-785年），唐长安人，开元年间中进士，德宗时，李希烈叛乱，颜奉命劝降，被李杀害。颜真卿自幼勤奋好学，有文学才能，他的书法受家庭和外祖父殷氏的影响，同时得到张旭的指导，又广泛学习历代书法，广采众长，创造出出类拔萃，雄伟刚劲，大气磅礴的独特风格，被称为颜体，成为有唐一代的大书法家。

何家村金银器上墨书以颜体为主，说明当时其书法的流行，其时可能颜氏尚在或过世不远。

注释：

（1）（3）秦波：《西安近年来出土的唐代银铤、银板和银饼的初步研究》，《文物》1972年第7期。

（2）（4）李伟国：《关于“东市”、“太北”、“法化”和“永安五男”》，上海博物馆《周秦汉唐文明研究论文集》，2004年12月。

（5）耿鉴庭：《西安南郊唐代窖藏里的医药文物》，《文物》1972年6期。

（6）刘云辉《北周隋唐京畿玉器》，重庆出版社，2000年。

（7）申秦雁：《重见天日的遗宝》，《花舞大唐春》，文物出版社，2003年5月。

（8）（10）韩建武：《关于何家村窖藏的几个问题》，《陕西历史博物馆馆刊》，第13辑，三秦出版社，2006年6月。

（9）申秦雁：《素面金铫》，《花舞大唐春》，文物出版社，2003年5月。

图片来源：本文摄影作品已获原作者授权，其余图片来自上述参考文献。

作者简介 | 韩建武

韩建武，男，1968年5月出生，陕西省华县人。1986年至1990年在西北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学习。1990年7月分配至陕西历史博物馆工作，1999年被聘为保管部副部长，2007年聘为研究馆员，2009年聘为保管部部长。2013.10-至今陕西省文物保护研究院副院长。

发表的论文有《陕西出土的黑人俑》、《陕西唐墓出土的胡人俑》、《何家村金银器的制作工艺及作坊》等论文50余篇。编著图书20余部﹐多部获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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