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富汗珍宝：流浪远方，只为了梦中的橄榄树
阿富汗珍宝巡回展览，可以看成是一场现代行为艺术，我们不知道它们的下一站会是哪里，却知道它们的每一次亮相都会谱写出新的文明之歌。
文明的回响：来自阿富汗的古代珍宝
成都博物馆
2018年2月1日—5月6日
©拿破破
曾于故宫雁翅楼展厅几度回首，恋恋不舍的眼神像是黏在了那顶伫立在红色廊柱与绿色天花下的摇曳金冠上，金饰的奢华与造型的别致，让它周身散发着一股灵动与自信。
▲牡牛纹金碗
公元前2200年—前1900年 法罗尔丘地出土
▲野猪纹金碗
公元前2200年—前1900年 法罗尔丘地出土
这批代表着20世纪阿富汗考古发掘成果的231件（套）文物，自20世纪80年代阿富汗陷入战乱后，就一直辗转挪移且一度下落不明。
自2006年法国吉美博物馆开启全球巡展之后，已在世界范围内举办过近20场展览，它们身上所承载的早已不单单是文物的考古学信息，还有在整个文物的生命周期中所写就的文化遗产保护与全球博物馆发展的历史。
故宫雁翅楼展厅一别，或许是因为这批文物高昂的保险费用及国内对于阿富汗文化艺术研究的长期滞后，也或许是因为长达十余年的国际巡展，早已踏遍了全球范围内有能力接受它的土地，这231件（套）阿富汗珍宝开始在这场国际接力式的巡展中，焦急地寻找与等待着下一站目的地。
流浪脚步的受阻，无疑使它们更加思念故土了。
▲阿富汗巴米扬山谷
但从故乡频频传来的爆炸声，似乎在不断告诫着它们，现在还不能回去。这也是众多阿富汗研究学者达成的一致共识：“只有当阿富汗真正获得 34 42977 34 14940 0 0 4044 0 0:00:10 0:00:03 0:00:07 4044和平之时，他们才会护送这批文物一同踏上回家的路。”
▲敦煌研究院展览现场©邵学成
最后，在各方努力下，敦煌研究院向这批文物张开了怀抱。这两处命运相似的，承载着政治、经济和文化交流的丝路重地，这两片在多元文化交流互鉴过程中占有重要地位的土地，能够在命运之路已然岔路前行的今天重新聚首，不能不让人感叹这中间蕴含的命运之力与那份彼此间的惺惺相惜。
▲巴克特里亚的阿佛洛狄忒金像
公元25—50年 蒂拉丘地六号墓出土
此像是希腊神话中爱与美的女神阿佛洛狄忒，其整体造型呈现出明显的希腊风格，但眉心白毫、眼部特征与丰满圆润的面容、体态则又具有印度风格。
在阿富汗的文物中，我们可以看到古希腊罗马文明的痕迹，看到印度文明的影响。在敦煌石窟中，也同样展现着古希腊、古印度的影响，以及来自中亚、西亚的多种因素，其中就包含了古代阿富汗的文化元素。
德国诗人赫尔曼·塞黑曾说过：“在这世间有一种使我们感到幸福的可能性，在最遥远、最陌生的地方发现另一个精神故乡。”
敦煌遇见阿富汗，应如是吧。
当年，正是敦煌研究院的常书鸿先生，最早引进并翻译了介绍阿富汗宗教美术考古的著作《从希腊到中国》，这无疑又为今天的聚首增添了一份冥冥之意和向前辈致敬之情。
▲［法］格鲁塞 著，常书鸿 译 《从中国到希腊》
敦煌研究院“感同身受”的挺身而出，使得这批文物得以在中国继续巡展，未来的两年，这批来自阿富汗的珍宝，可能还会在中国各大博物馆一站一站式的文化接力中，感受到更多来自于这个古老民族的慰藉。
近些年，国内博物馆越来越强调发挥各自的主观能动性，对于引进外展的举办，不再拘泥于统一的展览设计，而是努力寻求着各自不同的展品组合与叙述方式。这就使得在不同博物馆看同一批文物，变得更加令人期待，而博物馆之间组织、叙述与展示能力的对比，也因此变得更清晰直观。
不变的展品与多样的展览，从侧面反映着这批文物所承载的信息，正被众多学人从不同的角度切入进行着研究与展示：
故宫以“浴火重光”为主题，尝试突出它们历经战火洗礼后的重生，强调背后的文保工作者所付出的努力；
敦煌研究院则以“丝路秘宝”为题，努力突显丝绸之路上的文化交流，以及阿富汗珍宝的神秘。
而此番巡展至成都博物馆的“文明的回响”，则主要是想通过这批文物勾画出古代世界多元文明交流互鉴的历史进程，展现出阿富汗“文明十字路口”曾经的文化繁荣。
▲生黏土头像
公元前2世纪 阿伊哈努姆出土
▲神像图案银鎏金饰板
公元前3世纪 阿伊哈努姆神庙出土
这一描绘希腊自然女神西布莉的图案饰板是阿伊哈努姆遗址发现的最古老文物之一。西布莉面向观众站立在战车之上，右旁站立着胜利女神耐克，侧面向前，手握缰绳。西亚样式的战车由两头狮子牵引穿过一个布满岩石和鲜花的区域。
马车后一位头戴帽子的祭司，高举一把西亚样式的遮阳伞，另一位祭司站在前方的祭坛之上，这种祭坛样式在叙利亚和伊朗经常见到。太阳神、新月和星星一同出现在天空中。该饰板代表着希腊神灵信仰一直在中亚地区延续着，但不可否认的是已经融入了西亚地区的元素。
看过故宫阿富汗展览的人，应该还记得当时与此展相对的西雁翅楼正同期举办着“尚美巴黎”展览，那是一个没有苦难的、充满着审美乐趣与人间浮华的璀璨珠宝世界，比之“浴火重光”更令人精神愉悦，这样一来，阿富汗展厅遭到冷遇似乎也在情理之中，但仍有不少人为之表示遗憾。
（相关阅读：关于故宫的阿富汗展，我们有些不一样的看法）
展题中“浴火重光”带来的激动，在随后的展览组织与呈现中，逐步被缺失的展览背景与文物信息消解，不明所以的观众只能在观展时匆匆而来，匆匆而去，至于隐藏在这批文物背后跌宕起伏的历史信息与众多守护者的故事，更不曾被提起。
正如2017年世界博物馆日的主题“博物馆与有争议的历史”一般，博物馆在面对杂糅着国家、民族、宗教等各种纠葛的历史与现实时，也许只能呈现出一种难以言说的状态。
博物馆一直引以为傲的所谓真相呈现，也许从来就无法避免各种意识形态的束缚，更难以超越复杂的国家民族问题与敏感的宗教种族问题。这样一来，故宫展览中展题与展览内容“两张皮”的尴尬局面，似乎也正是博物馆自身局限性的体现。
如何化解这种尴尬，成都博物馆给出了它们的尝试。
▲成都博物馆展览现场
既然“浴火重光”的故事不好讲述，成都博物馆索性不再局限于此。展览的主题没有过多关注这批文物传奇的命运，而是着力叙述这批文物所代表的阿富汗自公元前4世纪至公元3世纪的多元文明图景。
▲展厅入口处的“世界古代文明对照表”
从阿富汗向东翻越帕米尔高原，可进入中国腹地，去往东亚；向北可沿兴都库什山麓顺势进入广袤的中亚，直至里海；向西经伊朗高原可达地中海地区；向南出开伯尔山口，便可直下丰饶的印度河与恒河冲积平原。
阿富汗特殊的地理环境，让它成为了众多大帝国军事扩张的极限边缘之地，不论是亚历山大东征、萨珊波斯还是印度孔雀王朝，帝国的版图扩张，都到阿富汗为止。这造就阿富汗成为了整个欧亚大陆各种文明交汇融合的十字路口。
这样一来，成都博物馆按照法罗尔丘地、阿伊-哈努姆、蒂拉丘地和贝格拉姆4处阿富汗考古遗址为线索的展览叙述，就显得更为合情合理。
不同历史时期的黄金饰品、神祇形象、象牙与玻璃制品，都依时间顺序，讲述着古代阿富汗从新石器时代文明到希腊文明到草原文明，再到贵霜文明的历史进程。
虽说如此，在展览的序厅部分，一张阿富汗国立博物馆的海报和一句“A Nation stays alive when its culture stays alive .”（文化不灭，国家永生）依然有力地表明了展方的态度和阿富汗整个国家对于走出战乱的信心与勇气。
其实，这更像是一句宣言：不管是阿富汗国立博物馆中被毁的文物，还是巴米扬大佛，抑或是千千万万被毁或流散的文化遗产，被毁的也许只是它们的形体，它们的文化意义并没有被摧毁，甚至会在后人的不断追溯中变得愈加清晰。
那一刻，我虽不知阿富汗何时会迎来真正意义上的和平，但我相信，曾经创造出如此辉煌文明的它，一定会有拨云见日的一天。
巡回展览，往往见证着一个展览的成长。如果随后的每一站展览都能适当化解前一站展览中的遗憾，无疑会让巡展的生命得以不断完善。
▲故宫“浴火重光”展览中的展板信息传递
在故宫与敦煌的阿富汗特展中，文物信息的传递都较为欠缺。而对于普通观众来说，展览基本信息传递的不畅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观展效果。这也成为国内前两站展览与国外的阿富汗文物展览进行对比时，一个被人诟病的话题。
▲敦煌壁画 张骞出使西域
▲《史记·西南夷列传》记载张骞在大夏见到蜀布与邛竹杖
《史记》记载，张骞出使西域达到大夏（今阿富汗北部）时，见到产自四川的蜀布和邛竹杖。可见，早在两千年前，中国和阿富汗的先民已开始了早期商贸交易。
成都博物馆在很大程度上改善了这一状况：每个展览单元，都配有单元解说、考古遗址的概况介绍、同时期的欧亚大陆形势示意图。还结合史实的记载，融入了地域特色，运用展板突显着全球史观之下的中国视角，其中就包括四川与阿富汗在历史上的联系等内容。这种展览主办地相关内容的渗入，无疑会让展览与观众多一份情感共鸣。
▲蒂拉丘地6座墓葬的墓主着装复原图
▲蒂拉丘地遗址平面图
▲展板与展品相配合的展陈空间
整场展览中最出彩的部分，依然属于蒂拉丘地，该地出土的大量金器灿烂的视觉效果与黄金本身固有的价值，不仅让它们成为了劫掠者觊觎、争夺的对象，也成了今日展览中当之无愧的明星展品。
蒂拉丘地遗址位于阿富汗北部的朱兹詹省，是一座方形神庙所形成的废墟。1978年11月至1979年2月，遗址由苏联考古学家发掘，在废墟上发现多座墓葬。
在已经清理出的6座墓葬中，5座墓主为女性，1座为男性。据出土文物判断，6座墓葬的年代大致相当，大约为公元前2世纪，月氏人西迁、南迁至巴克特里亚时期。结合文献分析，墓主很有可能是大月氏的某代翕侯及其女眷。
▲故宫博物院“浴火重光”展览中的金饰陈列，
采用的是几何图案
▲敦煌研究院“丝路秘宝”展览中对黄金饰件的展陈，
参照了巴米扬与敦煌石窟中的套斗藻井造型
▲成都博物馆此次展览中的金饰展陈，
曾因摆放成馆标形状，在网络上引发热议
▲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的蒂拉丘地金饰品展陈效果
日本地区的博物馆之所以在展览中敢于使用这样的展陈方式，我认为除了民族性格的原因外，更多是基于日本学人对于中亚考古的长期关注与研究。
日本曾多次组织考察队对阿富汗考古遗址进行踏查，且设立有阿富汗文化研究所，并在巴米扬大佛被毁后，及时向世人传达巴米扬石窟的现状，积极组织学者思考巴米扬大佛重建的各种可能性和开辟石窟研究新的思路。
展览的形式设计永远都是内容研究的外化，过分保守和跳脱的形式设计都会出现问题。
蒂拉丘地的6座墓葬中，出土了大量的金饰品，其中很大一部分细小的金饰是当时草原民族缝缀在衣物之上的。对于这些细小金饰，在故宫和敦煌的展览中，都没有过多的文字说明，更没有相关图示，比之先前于东京国立博物馆的展陈，可谓存在不小的差距。
▲龙与神图案祇镶宝石金饰
公元25—50年 蒂拉丘地二号墓出土
此件为头饰，出土于女性墓主人帽旁，装饰着绿松石、青金石、珍珠和红宝石。
▲羚羊纹金手镯
公元25—50年 蒂拉丘地二号墓出土
此类手镯常见于草原地区。动物形象很有可能是羚羊，作腾跃飞奔状。羊身使用阴刻手法表现角、耳、四肢上端及蹄部镶嵌绿松石，眼部镶嵌玛瑙、绿松石。
▲蒂拉丘地展厅的介绍展牌
而此次成都博物馆在展示这批文物时，给予了每座墓葬一个独立的陈列空间，每座墓葬都配合有“墓区位置图、墓葬清理现场照、墓葬的出土平面图和墓主着装复原图”。
这四张示意图配合着相关出土金饰，不仅客观呈现着文物出土时的场景，更用多年的考古研究支撑起了展览中的适当猜想，在一定程度上丰盈着展览内容。展柜之间的彼此独立和最后共同的空间组合，恰似蒂拉丘地整个的墓区空间。众多精彩文物还以独立展柜的方式点缀其间，置身展厅中，此地仿佛无人是客。
▲项饰
公元25—50年 蒂拉丘地二号墓出土
类似器物在蒂拉丘地三号墓和五号墓中都有发现
▲金腰带
公元25—50年 蒂拉丘地四号墓出土
腰带由9个造型相似的徽章状金饰组成，一般认为徽章上的人物形象为希腊神话中的酒神狄俄尼索斯。
很多时候，观展讲求“缘分”。好展览带给人的那种“交心”之感，就如同知己难求一般，往往是可遇而不可求的。
▲金冠
公元25—50年 蒂拉丘地六号墓出土
（成都博物馆展厅）
两次不同地域的观展经历，让我开始重新思考：
这样一种充满着心酸的全球流浪，对于这批代表着古代阿富汗文明菁华的文物来说，到底意味着什么？
这种全球博物馆的文化接力，又将在展览之外带给这个国度什么样的帮助？
众多投身阿富汗宗教美术考古的研究者，对于这片不是轻易能够涉足的土地，又怀抱着怎样的爱恨？
最后，看着展厅中出土于贝格拉姆的三位恒河女神象牙雕像挺立的背影，我在想，这样一程看似全球颠簸的旅途，对于这样一个深处苦难的国家与民族来说，也许并非坏事。
尘封多年，它可能正等待着这样一个机会，来向世界诉说属于它的故事，擦出新时代文化交流互鉴的火花，让更多的人看到战争、离乱、死亡之外的阿富汗。也让更多的学者有机会接触到来自阿富汗的文物，并借此唤醒阿富汗宗教、美术、考古等学科领域更多等待研究的课题。
▲巴米扬大佛下绽放笑容的孩子©邵学成
当有一天，这批承载着阿富汗历史的文物回归故土之时，这一路旅途赋予它们自身美之外的自信与开放，一定会抚平故土亲人的战争创伤，重塑他们的历史记忆。
这批阿富汗珍宝不仅见证了20世纪殖民主义在阿富汗留下的残局，21世纪初战后重建的艰辛，以及现在依旧混乱的国内局势，更见证着曾经属于阿富汗的辉煌，并记录着所有在这程文化接力中，贡献出自己力量的每一个单薄个体。
日暮下的巴赫尔古城遗址闪烁着金色，仿佛一伸手，我们就能感受到它的光芒。流浪，流浪，只为了梦中的橄榄树……
后记
▲夜色中的成都博物馆
▲夜场观展到忘我的孩子
近年来，成都地区的几家博物馆，已然形成一股合力，共同引领与带动着整座城市的文化生活。放眼全国，没有哪一个地区的博物馆，能够像成都这样，积极主动地探索着博物馆与人民文化生活间的关系，并一次次尝试着做出改变。
夜场的开设，更是让这座本就闲适与自如的城市，多了一份属于夜间的宁静与美好。当然，这彰显着背后众多博物馆人的热情与付出，相信此举也终将会见证着新一代博物馆人的成长。
文字：赵多多
图片：成都博物馆、邵学成、拿破破、赵多多
本文同时刊载于中国美术报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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