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早就无法带领全球发展了

曾经的美国之所以高度发达，与华尔街精英的努力分不开。

美国能够成为全球金融资本的大本营，因为其他国家（也即日本和中国）把钱借给了美国。这形成了美国金融资本主义的根基，想要铲除，就必须实现美国贸易账户的平衡。

多年之后，经历了金融危机和全球经济衰退，我们想知道我们的未来将如何发展？中国、日本等亚洲国家曾经是美国的“大债主”，该如何处理与美国的经济关系？

曾经在日本的证券业供职的美籍经济学家辜朝明，在上个世纪日本发生经济衰退道德时，已经在寻找这些问题的答案。如今，他的这些思想又有了用武之地。

文/辜朝明

业已明朗的一点就是，美国再也无法带动全球的发展。与此同时，整个世界即不缺乏对于美国金融资本主义显现颓势的快意，也到处充斥着对于华尔街终于罪有应得的幸灾乐祸。

美国是一个低储蓄率国家，由于美国民众需要将资金用于有形商品和服务的消费，因此这样的经济体无法完全依靠一己之力来支撑一个规模宏大的金融资产体系。美国之所以能够成为全球金融资本的大本营，仅仅是因为其他国家（也即日本和中国）把钱借给了美国。那些支撑了美国大规模贸易赤字的流入资金是使得美国得以引领全球金融资本的必要条件（尽管不能算是充分条件）。

显而易见，与借给资质欠佳借贷人或者投资有毒证券相比，这些资金还有更加有效的运用方式。亚洲债权人不应该因为华尔街挥霍了他们的资金而遭受指责，但是我们需要认识到，正如一些观点所建议的，为了铲除当前这场危机的祸根，就必须消除全球贸易失衡，尤其是美国的贸易赤字。

亚洲与以美国为核心的金融资本主义其实是一体两面的关系。亚洲的经济发展模式非常简单，这种模式形成于20世纪50年代的日本，也即保持本地货币的出口竞争力，制造优质产品并出口到美国，由此获利。日本为了实现这个目标甚至将外交和国防等棘手问题的主导权拱手交给美国，转而将本国最优秀和最优质的资源与人才都用于生产高品质的汽车和照相机。这种发展战略最终证明行之有效，很快就助推日本经济实现了腾飞。而中国台湾和韩国也尾随日本之后，很快就融入进了相同的发展潮流。接下来是泰国、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这些国家。最后，中国也加入了进来。然而，这些国家的成功却最终导致了美国的巨额贸易赤字，并使得资本大规模地从亚洲地区流入美国，为美国的贸易赤字提供融资，从而铸就了金融资本主义的成长与繁荣。

如果我们要想铲除金融资本主义的根基，美国就必须实现贸易账户的平衡，或者至少要实质性地减少贸易赤字。这将迫使亚洲放弃现在的经济发展模式，对于严重依赖美国市场的经济体而言，这将会是一个极其痛苦的过程。但是残酷的事实是，美国再也无法像曾经的那样担负起整个世界经济发展的重担了。

我不确定同时着手处置长期全球贸易失衡和应对当前金融危机这两项挑战的做法是否明智。历史最终或许会证明，作为难度极大的挑战，想要同时达到以上这两个目标并非上策。然而贸易保护主义情绪业已在世界各地开始蔓延。毋庸置疑，当美国纳税人需要为超过7000亿美元的经济刺激方案埋单时，美国人更希望是美国企业和工人而非日本和中国的出口商从中获益。基于相同理由，欧洲和中国的纳税人毫无疑问也会产生同样的念头。尽管在任何时候都应该反对贸易保护主义，然而几乎可以确定的是，这股风潮将会在接下来的年头里愈演愈烈。

亚洲面临的当前挑战

就短期而言，亚洲各国绝对不能给美国借口以指责亚洲国家在借助美国实施经济刺激之机揩油。这将助长美国的贸易保护主义风潮并最终两败俱伤。为此，亚洲国家至少也要同步推行足够规模的财政刺激政策以消除美国的指责。

对这一点认识最深刻的国家当属中国，并已经于2008年11月，在G20峰会召开数天之前公布了四万亿人民币的救市方案，以此来回应美国的批评。中国救市方案的规模相当于中国GDP的17%，远远大于奥巴马经济刺激计划规模占美国GDP的比率。中国的四万亿救市方案将能够在一段时期内有效改变其所遭受到的抨击。

日本的麻生太郎首相对于资产负债表衰退的理解要比任何其他国家的领袖都更加深刻。然而令人感到讽刺的是，民主制度的政治僵局却使得他无法实施大规模的财政刺激方案。考虑到日本和世界经济正所面临着的严峻局面，希望日本的政治家们能够尽快挺身而出，勇于面对目前的挑战。

然而即便在以上这些努力都能够切实付诸实现，美国依然会要求亚洲国家对于自身货币进行汇率调整。这是因为若要有效且持久地缩小美国贸易赤字，都必然会牵涉到汇率问题。假如这一天来临，亚洲各国就应当实施协调一致的共同汇率调整政策。传统上，亚洲各国的货币都是以各自为政的形式，单一地实现对美元的增值。这就使得那些本国货币对美元汇率出现增值国家的出口商深受其害。究其根源是因为这些国家制造的产品在国际市场上很容易被周边国家所取代，从而使得汇率增值国出口商的利润在美国消费者不需要面对商品涨价的情况下就出现显著缩减，而这对于美国贸易赤字的改善也起不到任何有益作用。

如果亚洲国家能够实施协调一致的汇率政策，那么不仅亚洲各国之间的贸易不会受到任何影响，同时汇率相对小幅度的上调甚至有助于缓解美国过度炽热的进口需求。假如亚洲各国之间能够精诚合作，那么在当前状态下需要达到30%才能产生效果的汇率调整或许只需15%便已足矣。当所有来自亚洲的进口商品都要涨价15%时，美国消费者就将承受更高的物价。

或许有人会质疑，那么在实际操作中，像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这些实行自由浮动汇率的国家和地区又该如何实现上述目标呢？事实上，他们需要做的仅仅只是公开承诺当汇率在15%的调整区间内时不进行任何干涉。如果美国真心谋求减少自身的贸易赤字，那么这个共同政策将能够满足亚洲和美国的各自利益。

亚洲面临的当前挑战

就长期而言，中国和日本都必须通过刺激内需来结束对于美国的依赖。我可以在此指出日本的两个潜在增长动力。其一就是增加工薪阶层的法定假期。作为一个发达国家，长假在日本却是罕见之物。一个标准的日本雇员平均一年有九天的带薪假期，实际使用的仅仅只有五天。由于可用休闲假期太短，以至于购买游艇或者度假屋完全是无用之举。这是日本内需不振的一个主要肇因。

对于发动国家的民众而言，由于一般生活用品的需求基本上都已得到了满足，因此刺激内需的唯一有效途径就是扩大奢侈品的消费。然而对于消费者而言，要想刺激他们对于这些“非必需”商品的消费欲望，首先就得让他们能够有时间去好好享受这些商品。而日本社会长期以来只注重经济发展和工作至上的社会氛围使得大众对于这类消费都采取了刻意忽视的态度。过度依赖出口的经济发展模式如今已经走进了死胡同，仅仅只须增加假期，让社会大众能有更多时间享受劳动果实，便足以有效提振日本的内需。

法国在夏季设立长假就并非是无意之举。这种无须任何技术创新的政策对于一个发达经济社会助益匪浅。这种做法在帮助一个国家降低经济对外依存度的同时，又能够让社会大众有效享用自身财富。然而不幸的是，日本至今对于这个经济增长点依然熟视无睹。

另外一个重要的潜在增长点就是住房。与其他高收入国家相比，日本的住房标准非常低。这倒不是因为日本没有土地——日本的面积足以放下上百个香港和上千个新加坡。问题的关键在于日本的土地没有得到有效利用。

多年以前，这个问题就作为美日经济结构协商（U.S.-Japan Structural Impediments Initiative）议题的一部分进行过讨论。这一系列讨论是由当时的老布什政府为了消除日本的贸易壁垒，促使日本增加消费，形成以内需为导向的经济增长而率先提起。美日经济结构协商本来从一开始就抱有极大的可能性帮助广大日本民众认识到，日本其实拥有充足的土地资源，问题的关键只是在于这些土地没有得到有效利用。可是最终美国的注意力被第一次海湾战争所分散，这场对话也就无疾而终。但是日本国内的巨大需求空间依然存在，并能够起到推动日本经济继续增长的作用。

另一个与几乎所有其他国家迥然不同的问题是，由于房产增值在过去的15年基本上损失殆尽，因此在日本，房产不再被视作是耐用消费品。这就导致以低标准修建的日本住房在30年后就必须拆除重建。事实上，日本社会建筑年份不足15年的所有住房每年都要贬值1/15，贬值总额加起来相当于一年的新建住房费用——大约20万亿到30万亿日元。也就是说，日本每年都有相当于全国GDP 6%的财富直接就烟消云散，从而导致当其他国家的民众都在通过房产增值积累财富的时候，日本的住房拥有者却愈加贫穷。这种状况也导致日本人不得不抑制消费，增加储蓄以便能够在30年后重筑自己的住房。

《大衰退：宏观经济学的圣杯》，东方出版社，2016年12月第二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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