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IT领袖谈 | 从源头到体制全方位优化，合力促进智慧城市健康发展
席卷全球的新冠疫情对人们的生活以及企业的生产经营带来了诸多影响。但对广大IT企业来说，除了需要应对各种挑战之外，促进了行业数字化转型的同时，也面临很多增量的需求。
由B.P商业伙伴特别策划，听IT领袖谈高端访谈系列，汇聚行业尖端生态领袖，云端分享产业发展的新动向。
本期“听IT领袖谈”主持人B.P商业伙伴创始人兼总裁国秀娟，邀请深圳市政协委员、深圳市智慧城市大数据研究院院长陈东平、人民政协网大数据事业部主任隋国龙，展开关于智慧城市建设的对话，以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角度，详细阐述了打造智慧城市的成功之道，以及深入交流如何有助于协同有序地发展智慧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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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秀娟
B.P商业伙伴创始人兼总裁
智慧城市是把新一代信息技术充分运用在城市中各行各业基于知识社会下一代创新的城市信息化高级形态，实现信息化、工业化与城镇化深度融合，有助于提高城镇化质量，实现精细化和动态管理，并提升城市管理成效和改善市民生活质量。
深圳市政协委员、深圳市智慧城市大数据研究院陈东平院长，曾任中共深圳市委社会工作委员会专职副主任，现兼任国家电子政务信息系统整合共享专家组二十名专家之一。他是目前国内对智慧城市既有深入理论研究，又有在千万级别以上人口的超大型城市主持实施智慧城市实践的专家，作为深圳市“织网工程”的顶层设计者和统筹实施者，使深圳成为国家五部委联合授予的唯一政务信息共享示范市和八部委联合授予的全国首个信息惠民示范市。
今天我们一起讨论如何促进智慧城市发展这一话题的背景有以下两方面的原因：
一是人民政协网也在关注智慧城市建设在我国数字经济发展中发挥的价值。
二是去年我有幸与陈院长一起参加世界互联网大会期间的对话活动，了解到陈院长在智慧城市领域有深入的研究。
非常荣幸再次能够与我国智慧城市建设领域著名专家对话交流，希望今天陈院长能够更深入地分享一下对智慧城市的研究思考，包括取得的成绩与存在的问题。先请陈院长谈谈智慧城市建设成功的关键要素有哪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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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东平
深圳市智慧城市大数据研究院院长
治理能力的现代化，首先是人认知上的现代化。在各地建设智慧城市的问题上，我们可能都忽略的一个更基本的问题是，我们的数字素质能不能承担起这样一个涉及全民的大规模投入。如果这个问题得以解决，我们建设起来的智慧城市将会被很好地使用。
所以这次我在政协发言时提到一个很重要的观点：要加大培训力度，把提高领导干部的数字素质能力作为下一步的重点工作之一。
另一个是我们的机制体制问题。我认为技术工具发挥作用的前提，是体制机制的适配性改革。业务部门受上级部门指导的同时受属地管理，当条与块的管理要求发生冲突时，属地管理方会基于自身利益考虑对条的规定做出干预。
回到智慧城市建设成功的关键要素有哪些问题。
首先，我们要理解为什么要建设数字政府和智慧城市？如果这个根本性和方向性的问题不解决，在建设过程中对数字政府、智慧城市的方向、目的等就不能持续围绕着核心诉求来建设。
我们都知道近几年随着大数据、人工智能、物联网、移动互联网等技术的成熟，各类智能应用层出不穷，各地智慧城市、数字政府建设也百花齐放，十分热闹。智慧城市建设成为紧扣时代发展脉搏的必然。今天我主要从生产力、生产关系与上层建筑的角度来谈谈对这个问题的认识。
工业时代的主要生产要素是土地、资金、劳动力、制造技术等，与之相匹配的上层建筑是以科层制为主的管理组织架构发挥了重要作用。今天随着数字经济发展带来的新生产要素，如数据、信息、知识，让我们的基础生产配套从“三通一平”“五通一平”向现在的存储、计算、网络带宽等能力转变，也让我们的管理从以往的科层制向扁平化转变。生产要素、生产力的变化推动着经济基础的变化，也对我们的上层建筑做出新的要求。
数字政府、智慧城市建设是这场信息化建设中，政府积极拥抱新技术，探索让城市管理更精细，城市服务更高效的实际行动，更是探索数字时代下政府最优组织模式、管理模式和服务模式的有效途径，这种探索也应为线下实体政府改革提供思想力和随行路径。从这个高度来重新认识数字政府、智慧城市建设问题，有助于更好的把握方向，才不会仅仅只是当做若干个信息化项目来建设。
在此基础上，我们再谈怎么建设智慧城市。大家都有一种感觉，智慧城市跟我们的日常工作好像不是一回事，平常没有多少人真正在用这套技术开展工作，它在很大程度上成了一个展示，这跟我们在建设智慧城市中的指导思想是有关的。
如果上百度、谷歌查一下智慧城市，可以得到超过100个定义，说明大家还没有共识。在大家分头探索的过程中，成本是很高的，所以需要不断的总结与引导。
上海的提法叫“一屏观天下，一网管全城”，体现出一种整体性治理的逻辑，这种自上而下的顶层设计，全局观是非常清晰的。深圳更早提出”六个一”，总结的方式和角度不一样，这种差异化其实不要紧，大家都分头在不同的方向探讨不同的内容。
但是要真正做到实用和好用，我们对智慧城市必须有更深的理解，除了本质上的，我们在工作上要思考它解决的是什么问题。
很多人把它视为信息化的一种延续，是无数工作中的一项工作。但是像前面提到的我们应该更深刻的理解为是一种生产力的变革，因此需要主动调整我们的生产关系，否则会造成社会进步速度的放缓，甚至出现关系的紧张甚至对抗。
所以如果能够从生产力发展和生产关系协调的角度来理解，建设数字政府和智慧城市不是要不要的问题，不是早和晚的问题，而是能不能主动迎接历史挑战、更早利用这个规律掌握核心竞争力的问题。
如果有了这样的认知，我们就不会仅把它作为一项工作，而是作为一个城市发展的重要战略。中央的新基建战略就是为我们提供最基本的生产力在准备。只有在这样的前提下，才会把它理解为未来城市发展与城市管理的核心战略任务。
所以没有更高的站位，大家在具体工作中进行判断的时候方向就容易变。比如一讲智慧城市，现在基本都是在讲服务。服务重不重要？显然非常重要，但服务是全部吗？我们应该把一些刚性的、底线的、明确的内容提出来，这需要各方专家一起参与进来，更好地把它的定义重新解析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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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秀娟
B.P商业伙伴创始人兼总裁
陈院长讲得很透彻，这让我想到9月22日B.P商业伙伴在北京主办的数字生态大会，北京大学经济政策研究所所长陈玉宇教授提出ICT产业成长迅速，而且在国民经济中占比已经达到较大比例，但是对经济发展带来数字上的增长的空间却有限。我谈到这个问题是考虑到不仅是智慧城市建设，包括各行各业的数字化应用，技术的搭建已经进行了投入，人员也都到位了，如果相关人员的认知能够得到提升，将有助于更进一步发挥数字化的价值。
您讲要加强培训，提升认知，从这一点上，人民政协网能特别好地衔接政府和产业。我们也在关注产业发展，未来也希望为提升认知搭建平台、提供机会。下面请隋主任谈谈您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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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国龙
人民政协网
大数据事业部主任
陈院长不仅是专业人士，也曾是几届深圳市政协委员。我赞同陈院长的观点，有深入的思考研究，陈院长关注到了政府人员的数据能力问题，我们可喜的看到，很多政府人员也在加强自己的数据能力建设。包括刚刚在深圳市政协召开的相关会议上，就以大数据推动城市精细化智慧化治理展开专题协商，这凸显对大数据应用的重视。
我们也想听听陈院长对大数据应用应该如何落地的观点。您刚才说服务不仅仅是智慧城市的主体，还有哪些其他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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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东平
深圳市智慧城市大数据研究院院长
在工业化时代，我们招商引资会提出帮助企业建设好生产环境。在数字时代，政府是否可以为企业提供储存、算力、网络、带宽和数据支持呢？
如果能从更核心、更基本的逻辑上去判断，就可以解释政府为什么要提供这些。所以观念的转变直接决定了政府的行政逻辑。如果政府提供的越多，新的ICT基础越好，企业的成本就越低，就能够轻装上阵，在压力更小的前提下做更多的创新和发展。
我认为国家需要从这样的高度去认识各地的ICT建设以后，应该如何向社会提供服务，利用集约化的优势让企业用较低的成本来使用数字化基础能力，这样数字化经济才有可能更发达。
还有一点，疫情其间真正发挥数字化技术能力的往往是无数的中小微企业，他们都依附于基层街道、社区，满足各级政府的需求，迅速提供一些数字化技术，做成各种各样的产品，这一点极其好地促进了中小微企业的创新活力。如果在疫情后期，政府能够继续持续把自己的政务痛点开放给中小微企业，实际上不但解决了我们的应用问题，也培育了我们的创新主体。此次疫情以前，全国从来没有如此深刻的动员过全数字化生活场景的应用需求。
我认为疫情至少为中国提前5到10年，为全民深刻的送上一次数字生活全场景的教育。以前的数字化技术主要拿来娱乐、购物，很少拿来工作和学习，在疫情中全场景的数字化生活模式，如此广泛地动员到每一个层级的男女老少。
如果把人民群众已经被广泛的动员和教育起来的这种能力，再加上疫情中小微企业的创新能力维持下去，我判断这将是中国数字经济发展的一个全新起点。
如果从体制机制上来思考，我得出两个结论：
第一，在制度体系没有做出适配的情况下，再好的应用也无法发挥作用。我的另外一个呼吁是现在最重要的不是建什么系统，而是对要建的东西进行体制机制的适配，做法治规章制度的创新。只有把这些固化下来，才有可能使新技术形成新能力。
大家回想一下，2016年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提出要深刻认识互联网的作用（“我们要深刻认识互联网在国家管理和社会治理中的作用，以推行电子政务、建设新型智慧城市等为抓手，以数据集中和共享为途径，建设全国一体化的国家大数据中心，推进技术融合、业务融合、数据融合，实现跨层级、跨地域、跨系统、跨部门、跨业务的协同管理和服务。”）。
2017年12月中央再次提出要建立健全机制（在2017年12月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二次集体学习中指出“建立健全大数据辅助科学决策和社会治理的机制，推进政府管理和社会治理模式创新，实现政府决策科学化、社会治理精准化、公共服务高效化。要以推行电子政务、建设智慧城市等为抓手，以数据集中和共享为途径，推动技术融合、业务融合、数据融合，打通信息壁垒，形成覆盖全国、统筹利用、统一接入的数据共享大平台，构建全国信息资源共享体系，实现跨层级、跨地域、跨系统、跨部门、跨业务的协同管理和服务。”）。
到“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要建立健全我们的制度规则（在2019年10月28日十九届四中全会上提出，建立健全运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手段进行行政管理的制度规则。）所以政协会议上我说同志们要深刻认识中央从能力建设到体制机制建设到制度建设要求的逐步深化。
讲一个案例，100年前的中国农民对社会对世界的认识和今天中国农民的认识是不一样的，因为我们的数字化技术已经席卷全国。但是100年前印度山区里的农民对社会和世界的认识和今天差别不大。因为这种闭塞使他们对世界的认知滞后了很多。
所以前面我说治理能力现代化是有前提的，要有人的认识上的现代化，比如领导干部的数字化素质。只有认识上的现代化、技术上的现代化和法制的保障，才能使治理能力得到实质性的提高。
我一再呼吁，要从思想上、认知上深刻的认识这个问题。要以技术引领改革服务理念，要从管理为核心到以服务为核心，要从业务驱动到数据驱动，这些理念说起来都好，但是更根本的观念是人的观念和体制机制的根本性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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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秀娟
B.P商业伙伴创始人兼总裁
陈院长把前面的观点又进行了进一步的阐释，未来我们应该多请像陈院长这样的专家，向我们的政府和各行业的管理层积极建言献策，关注产业发展，共促国家数字化战略落地。
另外，我对陈院长提到中小微企业在整个疫情防控中发挥的作用也感受深刻。在这次疫情中，很多中小微企业在阿里、腾讯等强大的生态体系中发挥了非常巨大的作用。我也看到您近期呼吁国家要重视对中小微企业的创新能力的推动、保护和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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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国龙
人民政协网
大数据事业部主任
现在全国所有的城市都在建设或者探讨智慧城市，陈院长觉得其中有没有泡沫？另外深圳是最早的实现全市覆盖5G网络的城市，在智慧城市建设上应该会取得先发优势，希望陈院长给出一些建议和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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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东平
深圳市智慧城市大数据研究院院长
其实企业在很多时候不理解政府做的事情。举个例子，某城区运用了某大公司的能力，利用视频识别技术一旦发现违法渣土车，立即上报，城管部门立即前往现场处置。我在点评时说，这件事当然好，但是在区委书记心中重要吗？局长们觉得重要吗？
现在重大的技术进步，好就好在解决了我们以前解决不了的问题，通过科学方式发现了违章对象，能够追究他的责任。但这是谁的痛点呢？它不是书记、区长、局长的痛点。它可能就是一个工作人员的痛点。
在这种情况下花那么大代价建立一整套感知体系，代价到底值不值？其实如果从治理思维上来思考，问题远远没有解决，因为他还会不断违法，不断违章。如果从为什么敢多次违章角度看，是不是违章的成本太低？如果是，城管部门要提高对多次犯规的处置力度，逐渐做到不敢犯，不愿犯。否则就追究主管单位为什么允许他一而再的违章。作为工地建设的主体单位，有没有约束和限制对方必须在合法的前提下提供服务呢，如果没有，该不该承担社会责任？
最后再从政府的角度思考一下。申请流程如果在过程中存在不足，是否可以进行改进优化。治理不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治理必须是体系化源头性的解决问题，找出问题的症结所在，才有可能深刻的进行梳理，要从技术思维回到治理思维。
我强调这个问题，实际上是在讲各地政府把它作为一个技术问题的时候，同时也从更深层次、更系统的层面去思考效果将更好。如果不只把它看作一个技术问题，而是看做一个城市治理和社会治理问题的时候，你会发现整个思维方式、处理方式会改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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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国龙
人民政协网
大数据事业部主任
从您提到最早的数据能力建设到最后完善体制建设的问题，这是值得整个行业从业者和管理者认真思考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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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秀娟
B.P商业伙伴创始人兼总裁
我觉得您对智慧城市建设的整体观点，可以归为两个词：源头性和体系化的问题。
其实在智慧城市建设中，源头性问题就是管理者认知的提升，然后就能够更好地在体系上、战略上做好相应的安排，推动应用更好地顺利落地。
因为我们在IT产业，最后请陈院长对数字政府或智慧城市建设的提供商给出一些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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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东平
深圳市智慧城市大数据研究院院长
企在考虑发展的同时，希望也要多考虑社会责任，深刻挖掘技术能够如何更好地发挥作用。企业对于政府管理的了解深度还有待提升。
在智慧城市建设中，会发现投入越来越大，但是在管理理念、思维方式、操作方法上取得的进步却还没有达到预期，这是我在全国看到的大多数情况。所以，要把大家的认知提高起来，管理者知道自己要什么，服务者知道自己应该提供什么，大家一起努力，形成良性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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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国龙
人民政协网
大数据事业部主任
陈院长的分享给我们提供了真知灼见，也体现了政协委员的担当。
未来我们希望邀请陈院长参与对大数据应用的探讨，与更多的政协委员共同对智慧城市发展问题进行深入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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