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n Our Time创刊号《南方以南》
文章选载
本文探究大西洋奴隶贸易档案中无处不在的维纳斯。虽然有关维纳斯的讨论似乎已被穷尽，本文仍愿与此不可能性相角力。作为大西洋世界受奴役女性的象征形象，维纳斯揭露了恐怖和愉悦在奴隶制欲望经济中的交汇，及历史与文献中的丑闻与无度的亲密联系。本文以书写逼近不可说与不可知的边界，并通过尽量全面地展现那些决定了维纳斯的出场形象又使之沉默的条件，来模仿并试图纠正档案的暴力。
卫斯理大学文学学士（1984）；获得耶鲁大学博士学位（1992年）。哈特曼教授的主要研究领域是非裔美国人和美国文学与文化史、奴隶制、法律与文学以及表演研究。她是Callaloo的编委会成员。她曾担任富布赖特（Fulbright），洛克菲勒（Rockefeller），惠特尼·奥茨（Whitney Oates）和加利福尼亚大学的院士。她是《服从的场景：十九世纪的美国恐怖、奴隶制和自我造就》（牛津大学出版社，1997年）的作者，《遗失汝母：大西洋奴隶之路之旅》（Farrar，Straus和Giroux，2007年）的作者。她曾发表关于摄影，电影和女权主义的论文。她正在开始一个关于摄影与伦理的新项目。
原文登载于《Small Axe》第 12 卷第 2 期，1-14 页。版权所有 2008 年。转载及翻译版权由版权持有人及杜克大学出版社惠允。1本文也是作者赛蒂亚·哈特曼的著作首次被翻译成中文，分享给华语读者。
这次，她化身为奴隶制档案中死去的少女，出现在一名奴隶船船长涉嫌谋杀两名黑人少女的诉状中。但我们也可以在以下各处与她偶遇：在计入借方帐目的船舶分类帐上，或者在一个监工的日记里——“昨晚，我在地上干了蒂朵”。她也曾在哈里斯的《科芬园众媛考》中香艳登场——据说她那松紧自如的钱袋“能塞得进男人能呈上的最大物件”；她可以是苏里南雇佣兵故事中的情妇，或是旅行者记述的巴巴多斯妓女中的老鸨，也在一部十九世纪色情小说里客串一个小角色。2 她的芳名甚多——哈丽奥特、菲芭、莎拉、乔安娜、瑞秋、琳达、还有莎莉，现身于大西洋世界各处。待贩卖奴隶的禁闭所、奴隶船的船腹、检疫站、妓院、牢笼、外科医生的手术室、监狱、甘蔗田、厨房、奴隶主的睡房——这些都成了同一个地方，在这儿她都叫维纳斯。还能知道些什么？她的命运与其她所有的黑人维纳斯相仿：没人记得她的名字或者记下她所说的话，或察觉到她根本拒绝说话。3 她不合时宜的故事被不及格的证人讲述。直到数世纪之后她才被允许开口说话。4参照一位名哲的说法，我们所知晓的维纳斯的众多化身都“不过是她遭遇权力的记录”，是“对其存在的粗略速写”罢了5。一个偶然的举动或一场突发的灾难使她偏离常轨，将她从地下的隐形常态猛然冲升至话语地表。这些境遇都太非同寻常，无从让我们了解她的日常生活、进入她的思绪、一瞥她面容中的脆弱——甚至无从得知如何能见到这样一张脸。我们仅能从帐目上分析和推断，或借由那些俘虏、奴役她的人们所处的世界管窥她的身世。但同时，若想从她身上窥探受奴役人们的普遍处境，这些非同寻常的境遇又必须当作有代表性的典范。“谁是维纳斯？”是个无解的问题。成千上万的女孩都有着相似的遭遇，但她们留下的故事凤毛麟角。这些仅存的故事也与她们无关，而是关于掌控了她们生命的那些暴力、欲求无度、虚伪及“理性”，那些把她们变成商品、尸体、侮辱称谓和粗鄙玩笑的一切。在这里，档案是一句死刑判决 、一座坟墓、对被施暴的身体的一次展示、一卷财产清单、一份关于淋病的医学报告、描写一名妓女一生的几句话——大历史叙事中的一个注脚。因此，“试图了解这些生命的本身——它们‘在自由状态下的表现’，无异于天方夜谭。”6位于达喀尔城外戈雷岛的“奴隶之家”。照片中的那扇狭窄的门——即不归之处——从此处奴隶们被装载上开往美洲不归路的船只。Maison des Esclaves, by Robin Elaine - Flickr, CC BY 2.0, https://commons.wikimedia.org/w/index.php?curid=999602但我想说的还不止这些。我想做的不仅仅是复述那些在档案中留下痕迹的暴行。我想讲一个关于两个女孩的故事——它能够唤醒她们生命中那些与当下紧密相关、有所主张的沉睡记忆——而不在我自己的叙事中深化档案的暴力。这是一个建立在不可能之上的故事：聆听未说的话，翻译误解了的词，让破损的生命重生；也试图达成一个不可能的目标：纠正过往的暴力——尽管这些暴力所生产的数字、密码7 和话语碎片是我们仅有的、最接近受奴役者传记的材料。但我们如何挽回这些与她们的死亡判词紧紧缠绕甚至无法区分的生命呢？这包括把她们当作价值单位的账本、视她们为财产的发票单、剥夺她们人性特征的编年史。如福柯所说，“这些词语带来的震撼会产生一种夹杂着恐惧的美感吗？”8 我们能像努贝斯·菲利普（M. NourbeSe Philip）所说的那样，“从核心上不把非洲人视为人的文本中召唤出新的东西”吗？9 这种新的叙事又会呈现何种面貌？换句话说，我们能如何重写这部预知死亡的编年史，让它成为一部死者的集体传记、一部人类的反向历史，并以此实践自由？叙事如何能够在以语言承载生命的同时尊重我们无从了解的一切？我们如何能听见那些呻吟和呐喊、那些未能破译的歌谣、甘蔗地里噼啪的火星、给死者的挽歌、胜利的呼号，然后赋予它们语言？有可能从“话语的不可能之处”构建故事，从废墟中复活生命吗？10 美能够成为耻辱的解药吗？爱能释放掩埋的哭声、让死者重生吗？11又或者，叙事的恩赐和目的在于其本身？既然重写过去与逆转死亡定然无法实现，叙事是唯一的可能吗？故事究竟能做些什么呢？一种在经历了灾难与毁灭的世界中生活的方法吗？一个给残缺破碎的自我营造的家园吗？12 给谁的呢——是我们还是他们？非洲奴隶叙事的缺失让这些问题变得更为紧迫与重要。没有一部来自大西洋奴隶贸易幸存女奴的自传性叙事流传了下来。档案的沉默，加上奴隶堡和奴栅之坚实——不是作为监牢或囚室的坚实，而是作为认识体系的坚实———极大程度地让奴隶贸易的历史书写聚焦于可量化之物，以及市场与贸易关系等议题13。缺失生成渴望。在这种情形下，或许把故事作为一种赔偿不算是天方夜谭；它们可能也是我们唯一能获得的赔偿。作为一个有志于讲故事的作者，我努力去呈现那些无名无姓、被遗忘的生命，去面对失落与陨逝，去尊重那些不可知的边界。于我而言，叙述奴隶制的“反历史”与书写关于“当下”的历史——即追求自由的未竟事业与前奴隶们被早逝与无端暴力所主宰的、岌岌可危的生命——密不可分14。在我的理解中，关于当下的历史致力于阐发我们的经验与死者生命的亲密性，致力于书写一个被历史打断、侵扰的现在，也致力于想象一种自由的状态———它不存在于奴役和奴隶制未曾发生的过去，而是在这样的写作所预见并为之而准备的未来。这种写作是个人的：我因这段历史而生，“对他人的认识在我身上留下印记”15，也因为那些在我与档案碎片的邂逅中所遭遇的痛苦，那些我为了连通过去与现在而构思、对“无”（空房间、静默、作废的生命）进行戏剧化的种种故事。从那些与死亡极其亲近的人们口中，或者围绕他们的生平，能讲述怎样故事？罗曼史？悲剧？在语言和歌曲中隐匿的尖叫？鉴于反历史的叙事本身没有能力来抵抗复述暴力话语、再现酷刑现场所蕴含的风险，它应有怎样的规范和限制？我们能如何重访“服从的场景”16 而不去复制其暴力的语法？这些场景中的“恐怖之美”真如弗雷德·莫顿（Fred Moten）所暗示的那样能是一种类似补救措施的存在吗？17 大房子农场歌谣中融入的赫斯特阿姨（Aunt Hester）的尖叫声、照片里艾默特 · 提尔（Emmett Till）破损的脸庞，以及愿意望进打开着的棺材的那种“敏锐的注视”18—— 莫顿从中辨识出恐怖之美和恐怖之声，这其中蕴含的潜能足以与（再次）观看的危险相抗衡吗？如果“阅读档案就像进入一个停尸间；它允许我们向将要消逝于奴隶船舱的人们投以最后一瞥，作临终告别”19，那我们出于何种目的开棺直面死亡？为什么要冒着被它们污染的风险，来重复印刻于奴隶生命并使其泯灭的恶咒、污言秽语、盈亏记录与价值尺度？为什么要让死者承受新的危险、二度暴力？还是说商人的话语是一座冥桥，通向死者或他们正等待着我们的墓室？这些有关历史再现的伦理考量解释了题目中的“双幕”。我在此必须修正我之前在《死亡之书》中有关维纳斯之死的说法20；“双幕”宣告了维纳斯必然的回归，既作为萦绕于现世的鬼魂21，也作为可弃的生命。商人有关死亡的描述表明了重复的必然性：“忧郁、痢疾、同上、同上。”比起费力划掉“枯瘦的女孩”或“废小子”，帐目用这种省略的方式记载了又一宗的死亡，并“以死者被驱逐出这个世界的方式”把他们还给我们22。1839年的法国印刷品《戈雷岛上的安娜·柯拉斯的家》（the House of signare Anna Colas at Gorée）描画的正是如今的“奴隶之家”。该画由d’Hastrel de Rivedoux绘制。*signare 为当时对法非混血女性的称呼，这些女性在大西洋奴隶贸易中有一定特殊地位
丑闻与过度23 充斥着档案：死亡报告的原始数据、船长日志中策略性的闪烁其词、思乡的商人在奴隶港口发出的一封封华丽而感伤的信件、废奴主义者们对骇人听闻的暴力事件充满魔力的描写、关于雇佣兵们“碍于体面不能公开”却仍然一吐为快的旁观者报告，以及被奉为法律的折磨、殴打、绞首和截肢仪式。对暴力的欲力投入在决定我们对过去认识的文件、宣言和机构中随处可见。那些关于维纳斯说过的、能说的话，都把事实、想象、欲望和暴力之间的流通和交易视作理所当然。佐证的案例有很多。我们可以从阿尔比恩（古英国）护卫舰的船长詹姆斯 · 巴伯特开始，他供述了死亡空间所提供的获取快感的机遇。在奴隶船上控制性欲是很难的，巴伯特吐露，因为“年轻活泼的女孩儿充满着欢声笑语，给我们提供了很多消遣。”24福尔肯布里奇表示同意，并强调了受害者与情人、情事与过分残暴之间的互通性：“在一些船上，普通水手如果能得到对方的同意便可以与那些黑人女人发生关系。有的人还会极其在意其情人的不忠，以至于跳船轻生。”只有欧拉乌达 · 厄奎阿诺（Olaudah Equiano）没有借用浪漫化的语言来描述奴隶船上的习惯性暴力：“用暴力践踏女奴的贞洁几乎是船员和其他的白人习以为常的恶行……一些人的所作所为不仅为基督徒不齿，更是人类的耻辱。我知道有的人用还不到十岁的小女孩来满足他们的兽欲；他们恶贯满盈、罄竹难书25，有位船长还为此解雇了他的大副和相关船员。”26种植园里的情况更糟。托马斯 · 希斯尔伍德的连环强奸与渐进式折磨露骨地呈现了从毁灭和践踏生命中榨取快感的过程，也让我们看到从这种毁灭性的暴力中还原受奴役者的生命何其困难：“不轻不重地鞭他一顿，把他泡起来，让赫克特在他嘴里拉屎，立刻封住他的嘴，塞上四五个小时。”27。这样的日常虐待记录无疑构成了奴隶制的历史，但更艰巨的任务在于挖掘文字下面的生命，又或者去接受菲芭和蒂朵只在这些语句的枷锁下存在，接受她们就是以这种方式进入历史。我们梦想把她们从让我们认识她们的污言秽语中解救出来。恨一个像希斯尔伍德这样的人很容易，困难的是承认我们继承了他日记中那些残忍的拉丁文语句。进入奴隶制的档案时，那些无法想象的都换上了日常运作的面孔。当我们为德丽娅、德雷娜、蓝蒂和杰克那阴沉的脸庞和被剥光的上身倒吸一口凉气，畏缩于安娜查残缺的躯体，或沉醉于戴安娜美丽得“让所有锦衣华服都黯然失色”的裸体时，都必须记得这些暴行在当时都是日常运作28。其他人在特定话语的压力下或联想中浮现：自我鞭笞（而获得快感）的人、霍屯敦人29、臭脾气的婆娘、死去的黑女人（negréss）、染了梅毒的妓女。不当的言论、污秽的表达、危险的命令孕育了我们在档案里碰到的角色。基于他们的处境，唯一可以确定的是我们会再次失去他们：他们会死去、逃离我们的掌控，或者在探寻的压力下崩塌。这是我们关于维纳斯唯一可以确定的事实。那么我们能不取悦也不挑逗读者地复述她的名字，叙说一个关于耻辱的故事，而冒险尝试另一种写作模式吗？如果仅仅揭露丑闻是不够的，那么如何才能从档案中生产出一套不同的描述方案呢？想象曾经可能发生的事吗？从这种表达秩序中想象一种自由状态？由于无法避免再现暴力的场景——它们定义了黑人的存在状态和前奴隶的生命，这些努力所隐含的风险无法被搁置或回避。在我的作品中，不管是那些我选择去述说的故事还是我回了避的故事，这些风险都恰恰处于核心地位。在此，我想回到一个我在《遗失汝母》（Lose Your Mother: A Journey Along the Atlantic Slave Route）中选择了不说或者说没有能力说的故事。这是一个关于维纳斯的故事，主角是在复原号上死去的另一个我仅仅稍微提及的女孩。
地图显示了当年在欧洲、非洲和美洲之间的主要贸易路线。（这些路线）在三大洲之间辗转奴隶、棉花和制成品。在十八世纪和十九世纪早期，这些贸易路线的轨迹大致呈三角形。
两个女孩在“复原号”上死去。船长约翰·金伯格被控告“罪不可赦地恶意殴打和虐待一个女奴，并致其死亡：他也同时被控害死另一位女奴。”30。1792 年 6 月 7 日，辩方律师皮格特先生在对外科医生托马斯·道灵——作证亲眼目睹船长谋杀了黑人女孩的两位证人之一——的交叉询问中，叫嚷着“维纳斯”的名字。根据医生的证词，船长“连续多日不断地”抽她鞭子，“下手极重”，致其死亡31。维纳斯不是这个黑人女孩，而是死在船长手中的另一人，她仅仅在法庭上被匆匆提及。皮格特问医生：问：是不是有个从[商人]杰克马克里处买来的女孩跟我们讨论的这个女孩处于同样的状况？
“还有一个女孩在复原号上…他们把她叫做维纳斯，她也有梅毒。”33船长于第一宗谋杀被判无罪，也没因第二宗获罪。“由于没有比第一宗更多的证据支持第二宗控诉，陪审团宣布被告无罪。”34我在《死亡之书》中为维纳斯写过两句话，把自己的沉默隐藏在威尔伯佛斯背后。我说：“他（威尔伯佛斯）选择不去谈及维纳斯，那另一个死去的女孩。这个昵称默许并粉饰了（在她身上发生的）堕落荒淫。”35我决定不去写维纳斯，但不是基于我赋予他的理由。我害怕我会创作，而创作出来的将是浪漫传奇。如果我当时能召唤出诉状上的名字以外的东西，如果我能想象出维纳斯自己说出的话，如果我能填补那些被货物帐单放逐的微小记忆，那么我或许能重现两个惊恐而孤独的女孩之间萌发的友谊。一对船友。那么维纳斯或许能目送她奄奄一息的朋友，在耳边温柔地安慰，抱起她轻轻地摇晃，许下承诺，说着“快了，快了”来安抚她，并祈祷她有一个美好的归途。想象一下她们的模样：两个女孩的残骸，一个抱着另一个，被摧毁的无辜者；一名水手看到她们，后来告诉别人她们是朋友。两个被世界驱逐的女孩在对方的怀抱里找到了家园。除了溃败和恐怖，我们也许还有一瞥之间的美好与转瞬即逝的希望。故事的缺失加剧了我们对故事的渴望。为其补白和划上句号是极为诱人的。在禁止哀悼的地方为哀悼创造空间，为一宗不为人知的死亡添造目击者。在自由状态下，女孩们可以参加她们朋友的葬礼，为逝者流下眼泪，但奴隶船不允许悲伤，还会用尽折磨的手段消灭任何一丝哀痛的痕迹。这种想象——在两个女孩的怀抱中被承认和哀悼的生命——所带来的慰藉，与奴隶船抹杀一切的暴力以及我写过的几乎所有文字都格格不入。最初我以为我想通过把她们想象为朋友，把她们送给对方，来表现在奴隶船舱中关系的割裂与弥合。但最后我不得不承认我想安慰的是自己，我想通过想象两具沉没在大西洋海底的尸体以外的画面来逃离奴隶船舱。最后，关于维纳斯，我能说的也不外乎我曾说过的关于她朋友的话：“我不确定是否能从只言片语中拯救一个人的存在：一位疑似被谋杀的黑人女孩。”36我什么都改变不了：“这个女孩‘只存在于那些把她的谋杀合法化了的、危险的语言之中’。”37我无法另下结论，那不如就让她们保持被发现时的模样：两个女孩，孤立无援。
如今平静的大西洋，曾经在16世纪至19世纪时期（也有人认为早至15世纪，并持续至20世纪），被称为贩卖黑奴的“中央航线”。
图片来自网络
我选择了不去讲述有关维纳斯的故事，因为这么做会僭越了档案的界限。历史宣誓效忠于事实、证据和档案的边界，即使那些沾满死亡气息的确定性是恐怖的产物。我想写的故事超越了历史的虚构性——那些构成档案并决定过去能如何被诉说的谣言、丑闻、谎话、伪证、编造的口供、不可靠的事实、牵强的比喻、巧合与幻想。我想写一个全新的故事，一个不被法律文献束缚、超脱于重述和搬运之外的故事。要写这样的故事，我运用了打乱和挑战档案惯例及其陈述权威的策略，放大并强化档案的虚构性。寻找恰当的、足以呈现这两个女孩生命的美学模式，决定语句在页面上的组合排列，允许叙事的轨迹被回忆的声音跳转、打断，在甲板上释放的恸哭、哀嚎与挽歌，通过想象维纳斯和她朋友在驱逐她们并宣判她们的生命微不足道的陈述和判决条款之外的存在来动摇权力的安排38——所有的这些都无法在历史的范畴内做到。那些我没能讲述的抵抗的浪漫，以及我拒绝描绘的爱的故事，对于我们应该如何用历史的目光思考至今仍悬而未决的问题、思考被学科规范所抹杀的生命，以及这些思考的意义提出了重要疑问。怎样去想象一种自由状态或讲述一个不可能的故事？符合自由状态的诗学必须出现在自由来临之前、构想人类之后的世界，而非等待姗姗来迟的大赦吗？废奴的未来必须首先在纸面上演绎吗？当我从两个女孩的故事中退场，我是否只是简单地在遵循历史学科的行业守则以及杀人凶手们炮制的确定性，并因此封印了她们的命运？39难道我不也让她们默默无闻地消失了吗？归根结底，我是否应当让她们保持发现之初的模样？如果不可能撤销让女孩生命留下贫乏记录的暴力、无法用一个名字来弥补她的无名无姓，也不能翻译商品的语言，那究竟为了什么而讲述这些故事？我们为什么又该怎样书写暴力的历史？为什么要重访女孩死亡的事件或者说这一“非事件”？奴隶制的档案建基于其起源暴力。这种暴力决定、规范、组织着关于奴隶制可能的陈述，也创造了权力的主体与客体40。这个档案并没有提供女孩生命的详尽记录，而是对将其死亡合法化的陈述归类存档。剩下的一切都是一种虚构：活泼的少女、坏脾气的婆娘、维纳斯、女孩。奴隶制的盗窃式经济与掌控生命的权力制造了商品和死尸。但货品、无生命的实体和物件并不能轻易地被语言再现吧？在《遗失汝母》中，我试图通过追寻一起失踪的路径和讲述不可能的故事来突出受奴役者的经历。我的目的是揭露并充分利用这些经验与历史的虚构性（对叙事的要求，主角、情节和目的等内容）之间的不可调和。怎样讲述不可能的故事呢？关于背负着扭曲其面容的名字的女孩，关于船友之间不具法律效力也不被档案收录的交谈，关于因为没有听众而未曾说出的控诉、祈祷和秘密。两个女孩之间可能曾有过的，但没有船员注意或报告过的暗中交流——这都确认了一个已知事实：档案与谋杀了维纳斯及其同伴并给船长脱罪的权力运作密不可分。但这个事实无助于我们了解两个奴隶女孩的生命和摧毁了她们并以“维纳斯”为其命名的暴力。它同样无法解释为什么在多年之后我们仍想书写关于她们的故事。有可能超越或绕开档案的构造边界吗？通过提出一系列的猜测性论断和利用虚拟语气（一种表达怀疑、愿望与可能性的语法情绪）的潜能来打造一个基于档案研究的故事——我把档案研究定义为挖掘历史的象征性的批判性阅读，我想去讲述一个不可能的故事，并放大它讲述的不可能性。根据骆里山（Lisa Lowe）的说法，“曾经可能发生”的条件时态，“有力地代表着另一种思考空间，一个把具有创造性的注意力投向失落场景的空间，一种具有双面注意力的思考——它同时涵盖实证的对象和历史与社科的研究方法，以及缺席的、纠缠不清的、无法被这些方法阐明的问题。”41我并非寄希望于复原受奴役者的生命故事或为死者提供救赎，仅仅是尽量全面地描绘奴隶的生活。这些奴隶的双重意义一方面在于书写一个与档案极限进行拉锯的奴隶文化史，另一方面恰恰在于通过叙述演绎再现奴隶生命的不可能。这种写作方法可以称为批判性虚构（critical fabulation）。Fabula（事序结构）指故事的基本元素，它是叙事的基石。根据米克 · 巴尔（Mieke Bal）的定义，一个事序结构指“一系列的由角色引起和经历的、逻辑上和时序上相关的事件。一个事件即一种状态向另一种状态的转变。角色是行动的主体（不一定是人）。行动意味着引起或经历事件。”42通过摆弄和重新排布故事的基本元素，重新呈现不同故事和对立视角下的事件顺序，我试图影响事件的地位、撼动已被接受的或权威性的说法，从而想象曾经可能发生、可能说过、可能做过的一切。通过动摇 “什么时候发生了什么”的客观性，及充分利用“史料透明度” 如何支撑历史的虚构性，我希望展示廉价而可弃的生命是如何（在大西洋奴隶贸易和历史学科中）被生产出来的，并透过想象或者倾听商品的低语、誓言和呼喊，来描写“物的反抗”43。我希望能依靠拉平叙事层级和混淆旁白及说话人来展现历史、叙事、事件和事实的争议性，推倒话语的等级体系，让权威话语沉默于声音的碰撞之间。这个方法的成果是“重组叙事”——让互不相容的故事线索首尾接驳成圈，把现在、过去和未来都编织进女孩的故事，把奴隶制的时间变成我们的当下44。这个方法要求叙事上的克制，拒绝填充空白或提供结局，也必须尊重黑（人）噪音——那些永远超出理解范围或法律认可的尖叫、呻吟、胡言乱语和浑浊，它们暗示着并蕴含了极致的乌托邦式的目标，即废弃于也废弃了资本主义、并跟与之相随的关于“何以为人”的论述相对立的雄心抱负45。这种实践的目的并不是要给奴隶以声音，而是去想象不能被证实的事情，一个夹在两块死亡地带——社会性死亡与肉体性死亡——之间的经验领域，从而正视那些在消亡的瞬间才勉强可见的易逝生命。这是一种不可能的写作——它尝试诉说那些抗拒言说的事情（鉴于死去的女孩不能说话）。这是关于不能复原的过去的历史；一个关于什么曾经可能发生、曾经可以发生的故事；这是顺着也是逆着档案书写的历史。不可否认的是，我自己的写作也无法超越档案裁定的言说边界。它取决于法律记录、医生日记、账本、船货单和船长日志。在这个意义上，写作因档案的缄默而蹒跚难行，也复制了档案的删节与疏漏。大西洋奴隶贸易无法弥补的暴力正体现在所有这些我们无法知道也永远无法复原的故事。这一压倒性的障碍或者说本质上的不可能决定了我作品的可能性和局限。所有再现维纳斯的企图都不可避免会失败，这种必然性使重述维纳斯之死的必要性蒙上阴影。但我认为这是一种有益的张力，在叙述庶民、被剥削者和受奴役人们的生命时无法避免。在重述复原号的故事时，我强调了主流话语与事件之间的矛盾，突出了档案的不稳定与内在不一致，嘲弄了历史写作中常见的现实主义幻想，最终在小说与历史的交汇处写出一部反历史。根据加勒格与格林布莱特（Gallagher and Greenblatt）的说法，反历史“不仅反对处于支配地位的论述，也反对主流的历史思想和研究方法。”46。档案的混杂性导致多样的解读，但没有一种能让女孩复活。我的写法也正复制了它试图反抗的暴力秩序，这是因为它也给女孩下了一道命令，要求她的生命有价值、有教育意义，能给我们的未来上一课或让我们对历史抱有希望。我们都没那么天真。用死讯来阻止更多的死亡已经太晚，而依靠死亡现场来叫停新的犯罪又为时过早。但同时，在幕间，在太迟和过早之间，在“不再”与“尚未”的间隙，我们的生命与女孩的生命处于同一个自由尚未实现的时代。与此同时，她和我们的生命都明明白白地悬而未决。那在同时，我们能做些什么呢？在黑暗的时代人们都讲些什么故事呢？一个关于失败的故事能怎样给生者以空间，提供另一种未来的图景？米歇尔·德·塞托（Michel de Certeau）提到至少两种为生者提供立足之地的历史书写方式：第一种为了生者而关注和征用过去，通过我们过去是谁来确定我们现在是谁；第二种在于拷问我们有关过去知识的生产方式47。沿着德·塞托的思路，奥克塔维娅·巴特勒（Octavia Butler)的《亲缘》（Kindred）提供了一种实践模型48。当这部科幻小说的主角黛娜从二十世纪穿越到1820年代并遇到她被奴役的女先人，她惊讶地发现自己竟无力拯救她的族人，也无法逃出暴力和统治纠缠不清的复杂关系，并最终接受了这一切孕育了自身存在的事实。记住这点，我们必须承受那无法承受的：身披枷锁的维纳斯形象。我们重新开始讲故事，一如既往地，在维纳斯的消失之后，带着把她领回这个世界的不羁幻想。希望与失败的并存定义了这份劳力，也使其结果变得开放。书写不可能之事（并非幻想或乌托邦式的，而是“显得不真实和异想天开的历史”49 的任务，尤其在权力结构阻碍我们与渴望拯救的对象相接触的情况下，以拥抱潜在的失败并接受自身的进行中、未完成与暂时性为前提50 就像黛娜，参与其中的我们也因此带着一种未完成感和部分自我也因之不全的认知，从档案深处的邂逅中回来。
黄琨 | 档案的间隙，不可译之声：《维纳斯双幕剧》译序
1 译者感谢黄丁如、顾一敏与康康的细致的审阅和极其到位的修改建议。（译者注，除标明译者注的注脚均为作者原注）2 “Last night cum Dido.” 牙买加监工托马斯·希斯尔伍德用拉丁文记录了他与受奴役女性的性经历：“Cum sup terr” (“I fucked her on the ground”). 见《In Miserable Slavery: Thomas Thistlewood in Jamaica 1750–1756》，道格拉斯·霍尔（Douglas Hall）编（金斯顿：西印度群岛大学出版社，1998），31。塞缪尔·德里克（Samuel Derrick），《Harris’s List of Covent-Garden Ladies, or Man of Pleasure’s Kalendar for the Year 1793》（伦敦，1793；爱丁堡：Paul Harris 出版社，1982 年再版），83。约翰·加布里埃尔·斯代德曼（John Gabriel Stedman），《Stedman’s Surinam: Life in an Eighteenth-Century Slave Society》，理查德·普莱斯（Richard Price）和莎莉·普莱斯（Sally Price）编（巴尔的摩：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出版社，1992）。3 有关维纳斯的困境，更详细的说明请参考加奈尔·霍布森（Janell Hobson），《Venus in the Dark: Blackness and Beauty in Popular Culture》（纽约：Routledge，2005）。4 参见 M. 努贝斯·菲利普，《She Tries Her Tongue, Her Silence Softly Breaks》（伦敦：The Women’s Press，1993）。5 米歇尔·福柯，《Lives of Infamous Men》，收录于《The Essential Foucault》，保罗·拉比诺（Paul Rabinow）和尼古拉斯·罗斯（Nikolas Rose）编（纽约：New Press，2003），284。（中文版《声名狼藉者的生活》收录于《福柯文集I：声名狼藉者的生活》，汪民安编，由北京大学出版社于 2016 年出版。译者注。）↑7 Cipher 的意思包括“无足轻重的人”。（译者注）↑9 M. 努贝斯·菲利普，《宗！》（米德尔顿：维思大学出版社，即将出版）。（已于 2008 年出版——译者注）↑10 斯蒂芬·贝斯特（Stephen Best），《The African Queen》，未出版。↑11 阿西娅·吉巴尔（Assia Djebar），《Fantasia: An Algerian Calvacade》，Dorothy S. Blair 译（伦敦：Heinneman，1993）。↑12 读过 Sa’adat Hasan Manto 题为“Khol Do”的故事——故事中的父亲认领了女儿遭施暴的身体，薇娜·达斯写道：“这位父亲认为他的女儿还活着，尽管她的身体局部能做的不过是宣告她所遭受的暴力……他通过自己的表达［“我的女儿还活着——我的女儿还活着”］给她残缺破碎的自我营造一个家园。”见薇娜·达斯（Venna Das），《Life and Words: Violence and the Descent into the Ordinary》（伯克利：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社，2007），39，47。↑13 斯蒂芬妮·斯莫尔伍德（Stephanie Smallwood），《Saltwater Slavery》（剑桥：哈佛大学出版社，2007）。↑14 见阿齐莱·姆班贝（Achille Mbembe），《On the Postcolony》（伯克利：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社，2001），173–74。阿齐莱·姆班贝写出殖民权力在“从世界中抓获并处死那些本来就被裁定为非物的空洞符号”(189)时的随意性与变化无常的特点。↑15 薇娜·达斯，《Life and Words》，17。↑16 见译者前言《档案的间隙，不可译之声》（译者注）。↑17 弗雷德·莫顿，《In the Break》（明尼阿波利斯：明尼苏达大学出版社，2003），14–22，198–200。↑18 伊莱恩·斯卡利（Elaine Scarry），《On Beauty and Being Just》（普林斯顿：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2001），14。↑19 赛蒂亚·哈特曼，《遗失汝母》（纽约：Farrar, Straus, and Giroux，2007），17。↑21 原文 haint, 专指受中部及西部非洲文化影响的美国南部黑人信仰中带有恶意的、在世间徘徊的鬼魂。（译者注）↑22 米歇尔·福柯，《Lives of Infamous Men》，284。↑23 原文为 excess，意思包括过度、过剩、过分，此处取其涉及性与暴力的内涵。（译者注）↑24 《A Voyage in the Albion Frigate》，载于《Churchill’s Voyages》第 5 卷，1732；于George Francis Dow再版，《Slave Ships and Slaving》（纽约：Dow，2002》，81。↑25 原文中哈特曼用斜体强调“scandalous excess”。（译者注）↑26 亚历山大· 福尔肯布里奇（Alexander Falconbridge），《An Account of the Slave Trade on the Coast of Africa》（伦敦：J. Phillips，1780），23–24。欧拉乌达 · 厄奎阿诺，《The Interesting Narrative》（1789；纽约：Penguin，1995，再版），104。↑27 道格拉斯·霍尔，《In Miserable Slavery》，72。↑28 约翰·加布里埃尔·斯代德曼，《Stedman’s Surinam》，248。德丽娅、德雷娜、蓝蒂和杰克是路易·阿格西（Louis Agassiz）关于人类多源论研究中的拍摄对象；阿伦赫娜(与正文的名字有出入——译者注)是被妇科的创始人摩尔吞 · 斯姆斯（Morton Sims）用于实验研究的十一位受奴役女性中的一位。参见 哈莉特·华盛顿（Harriet Washington），《Medical Apartheid: The Dark History of Medical Experimentation from Colonial Times to the Present》（纽约：Harlem Moon，2006）。↑29 见译者前言《档案的间隙，不可译之声》（译者注）↑30 《The Trial of Captain John Kimber for the Murder of Two Female Negro Slaves, on Board the Recovery, African Slave Ship》（1792），2。↑31 《The Whole of the Proceedings and Trial of Captain John Kimber, for the Murder of a Negro Girl》（1792），14–15。↑33 《Trial of Captain Kimber for the Murder of a Negro Girl》（1792），19。↑34 《Trial of Captain John Kimber for the Murder of Two Female Negro Slaves》，36；《The Trial of Captain Kimber for the Supposed Murder of an African Girl, at the Admiralty Sessions》（1792），43。↑38 见西尔维娅·温特（Sylvia Wynter），《Unsettling the Coloniality of Being/Power/Truth/Freedom》，载于《CR: The New Centennial Review》第 3 卷，第 3 期（2003）：257–337。↑39 斯蒂凡·帕米耶（Stephan Palmié），《Wizards and Scientists: Explorations in Afro-Cuban Modernity and Tradition》（达勒姆：杜克大学出版社，2002），94。参见米歇尔-洛夫·特鲁洛（Michel-Rolph Trouillot），《Silencing the Past》（波士顿：Beacon Press，1997）。↑40 米歇尔·福柯，《Archaeology of Knowledge》，（纽约：Pantheon，1972），128–29。（中文版《知识考古学》，译者谢强、马月，由三联书店于 2003 年再版——译者注）↑41 见骆里山，《四大洲的亲密关系》，收录于《Haunted by Empire: Geographies of Intimacy in North American History》，安·劳拉·斯托勒（Ann Laura Stoler）编（达勒姆：杜克大学出版社，2006），208。↑42 米克·巴尔，《Narratology: Introduction to the Theory of Narrative》（多伦多：多伦多大学出版社，1997），7。（中文版《叙述学：叙事理论导论》，译者谭君强，第三版由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于 2015 年出版——译者注。）↑43 弗雷德·莫顿，《In the Break》，14。↑44 “重组叙事”这个概念是从斯坦·道格拉斯（Stan Douglas）处借用的，但我是在努贝斯 · 菲利普未出版的文章中首次了解到这一想法的。↑45 见斯蒂芬·贝斯特和赛蒂亚·哈特曼，《Fugitive Justice》，载于《Representations》第 92 期，2005 秋季刊：9。↑46 见《Trial of Captain John Kimber, for the Murder of a Negro Girl》，14；《Trial of Captain John Kimber for the Supposed Murder of an African Girl》，20。医生作证说奴隶船上残暴的鞭笞是家常便饭。↑47 米歇尔·德·塞托，《The Writing of History》（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1992）。（又译作米歇尔·德·塞尔托。中文版《书写历史》，译者倪复生，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2 年出版——译者注）↑48 奥克塔维娅·巴特勒，《Kindred》（波士顿：Beacon Press，2002）。↑49 斯蒂凡·帕米耶，《Wizards and Scientists》，97。↑50 齐泽克曾将其描述为一种热切的退却（enthusiastic resignation）：“热切指向由于客体充分再现的失败而得到的对客体的经验。热切与退却因而不是两种相反的时刻：正是‘退却’本身——对于某种不可能性的经验——激起了‘热切’。”见《Beyond Discourse-Analysis》，收录于《New Reflections on the Revolution of Our Time》，厄内斯特·拉克劳（Ernesto Laclau）编（纽约：Verso，1990），259–6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