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焄：胡小石先生的中国文学史讲稿

▍胡小石根据学生课堂笔录，整理成《中国文学史讲稿上编》，这部早期的文学史著作在当时颇有影响，甚至被拿来和胡适的《白话文学史》相提并论。倘用现在的学术水准来衡量，书中疏略之处自是难免。不过仔细翻读一番，还是能从字里行间寻觅到不少有意思的话题。

1928年，时任金陵大学、东南大学教授的胡小石根据学生课堂笔录，整理成《中国文学史讲稿上编》，交由上海人文出版社印行。这部早期的文学史著作在当时颇有影响，甚至被拿来和胡适的《白话文学史》相提并论，但并没有后者来得幸运，至今仍受到关注，不断重印。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讲稿》又经作者门人增补，收入《胡小石论文集续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4月）中，可惜印数寥寥，并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倘用现在的学术水准来衡量，书中疏略之处自是难免。不过仔细翻读一番，还是能从字里行间寻觅到不少有意思的话题。
　　

影响的焦虑

国人着手撰写中国文学史著作是受到海外汉学家的启发与影响，这已经是众所周知的事了。面对这样一种现状，继起的文学史家在内心深处自然充满了“影响的焦虑”。《讲稿》第一章《通论》开篇即提到：“每代都有新文体产生，但是将历代文学的源流变迁，明白地公正地叙述出来，而能具有文学史价值一类的书，中国人自己所出的，反在日本人及西洋人之后。这是多么令人惭愧的事。”可知撰述的动力很大一部分源于日本和西方学界的刺激。年轻时即通晓日语的胡小石对于日本学界尤为熟悉，以本书而论，不仅在理论方面予以借鉴（如第一章《通论》对于“文学”的定义，参考了厨川白村的《苦闷的象征》），对于域外新出资料也很敏感（如第十二章《宋代文学》考察白话小说渊源时，提及由狩野直喜考订的敦煌文献《唐太宗入冥记》）；但更多的却是对日本学者的批评，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屡屡批评在日本汉学界及中国学界都具有深远影响、号称“中国文学研究第一人”的铃木虎雄。可见一方面借鉴倚重日本学者的研究，另一方面又颇不服气，意欲争胜。

在这种心态的影响下，有时不免思虑未周。例如《讲稿》第三章《周代文学》说：“论南北文学不同的，以刘师培的说法为较详尽。日本人谈中国文学的，每喜加以引用。”所谓“刘师培的说法”指的是1905年发表在《国粹学报》上的《南北学派不同论》，全文从“诸子学”、“经学”、“理学”、“考证学”及“文学”等方面纵论学术嬗变与地缘区域的关联，允称详赡。胡小石与黄侃在东南大学、中央大学共事多年，往来甚密，对于后者曾执贽行弟子礼的刘师培自然不会陌生。至于又说到“日本人谈中国文学的，每喜加以引用”，认为刘氏之说影响波及日本学界，则语焉不详，未知所指。而在第十章《唐代文学》有一处内容却与此处所言自相抵牾。作者提及有学者从南北地域差异的角度来比较李白与杜甫时说：“这种议论，尤以日本人之研究中国文学者为尤甚，如笹川种郎之《支那文学史》便主此说，近来颇影响到中国做文学史的人。”言外之意，似乎中国学界讨论南北文化差异乃是受日本学者的影响。按笹川种郎《支那文学史》于1898年完成问世，至1903年就有了上海中西书局刊行的中译本，从时间上看确实都要早于刘师培。而且此书在中国学界也的确激起过不小的波澜，林传甲的《中国文学史》——一度被认为是首部由国人撰著的中国文学史著述——就坦白承认“传甲斯编，将仿日本笹川种郎《中国文学史》之意以成书焉”。

显而易见，认为日本学者在这个问题上受到刘师培的影响是说不过去的。不过，反过来认为中国学者受到日本学者的启发，恐怕也未必尽然。原因很简单，类似的议论古已有之，尽管不像近人那样论述详备。例如唐人所撰《北史·文苑传》云：“江左宫商发越，贵于清绮；河朔词旨贞刚，重乎气质。气质则理胜其词，清绮则文过其意。理深者便于时用，文华者宜于咏歌。”作者也曾引述过这段内容，并认为“从中可以略知南北风尚之不同”（见第八章《北朝文学》），说明对此并不陌生。因此，不论刘师培，还是笹川种郎，其研究基础都是建立在古已有之的话题之上，很难说究竟谁影响了谁。

既然如此，作者为什么还要纠结于这个问题呢？这和他撰述时的心态无疑密切相关。尽管古人早已涉及南北文风差异的问题，但其议论毕竟不属于严格意义上的文学史著作。日本学者在文学史著作中讨论这一问题，显然已着先鞭。作者尽管也意识到这一事实，并了解其对中国学界的影响，但还是力图争夺这一论题发现权。在这背后隐约折射出国人在撰述文学史的进程中，对于外来影响开始由单纯接受转变为应对调整，甚至于暗中较劲，其中或许还交织着颇为复杂的民族情感和家国情怀。
　　

陶诗品第

南朝齐梁时期的锺嵘在《诗品》中将陶渊明列为中品，尽管反映了当时的审美标准，却引起后世的不少争议。钱锺书先生《谈艺录》“陶渊明诗显晦”一节曾论及“近有笺《诗品》者二人，力为记室回护；一若记室品诗，悉本秤心，断成铁案，无毫发差，不须后人作铮友者。于是曲为之说，强为之讳，固必既深，是非遂淆”，而其依据即所谓宋本《太平御览》所引《诗品》上品诗人名单中原有陶潜。钱先生对此力予辩驳：“余所见景宋本《太平御览》，引此则并无陶潜，二人所据，不知何本。单文孤证，移的就矢，以成记室一家之言，翻征士千古之案。”随后从《诗品》全书体例着眼以证成己说。钱先生在这里未点名批评的，一是古直，一是陈延杰。陈氏《诗品注》最初由开明书店于1927年出版，考订未精，错讹颇多，因而问世不久即遭到古直等人的讥评。但在该书初版中，陈氏只说过“彭泽之豪放，当列上品”（《<诗品注>跋》），并未对传世的《诗品》文本提出质疑。率先发此谬论的乃是1928年问世的古直《锺记室诗品笺》。至上世纪五十年代，陈氏在修订己著时才发表同样的意见，孰料羊牢未补，反添蛇足。

乍一看，陈氏新论当是亦步亦趋地承袭自古氏旧说，迹近战败者的无条件投降。但实情恐怕并非如此简单，因为在胡小石《讲稿》第六章《魏晋文学》中也有一段议及此事：“把陶公置于中品的公案，后世人多有不平之鸣。关于此点，我倒有一桩小小的发见。就是锺嵘原来是把陶公置于上品的，我的根据并不是近日流行的《诗品》的版本，乃在《太平御览》第五百八十六卷文学类引《诗品》的地方。明明上品列有十二人，陶渊明正是其中之一。《太平御览》为宋太宗太平兴国时所辑，所据书当为唐本或五代本。今本置陶公于中品，想来系北宋以后始如此，而且陶公的诗，颇合于锺记室所举的‘多非补假，皆由直寻’的标准。”陈、胡二人早年均就读于两江师范学堂，从学堂监督李瑞清游，当时又同在金陵大学、中央大学任教，时相过从，屡有唱和。对于这位老同学兼老朋友的意见，陈延杰自然会格外注意。

不过，虽然胡氏言之凿凿，但很可能并未真的翻检过《太平御览》。当年学者研究治学，可不像现在这样能够轻松自如地获取资料。《讲稿》中有一事可作参考，第七章《南朝文学》中提及自己花了不少时间研究当时人所说的“浮声”、“切响”，认为就是指平仄而言，并自诩为“一件小小的创获”。但后来陆续读到邹汉勋《五均论》、阮元《文韵说》，才知道前人“早已如此说法”。直至最后翻阅《新唐书·杜甫传论》，才知道宋人即已明白指出这一点，“于是更叹读书及持论之不易”。这固然显示出作者治学的严谨审慎，但不也证明其在资料掌握方面的欠缺吗？由此看来，胡氏对《诗品》的意见，恐怕也不是“纸上得来”，而是直接采纳古直之说。当然，课堂讲授不比独立研究，尤其是文学史一类的课程，不可能也不需要事事躬亲，参考借鉴一下旁人的成果无可厚非。只是不加鉴别就率尔命笔，就难免误导学生——兴许有时还误导了同事。

陈延杰生平著述不多，最有影响的就要算这本《诗品注》了。而据其家人回忆，因为初版中错谬颇多，“此事还增加了同事胡小石、陈中凡对他的轻视，此后命运一直不好，失业在家，靠卖文和救济度日”（参见曹旭《诗品研究》引陈氏之子陈鸿询语。按曹著原文误以“胡小石”为“吴小石”）。人际关系的是非曲直向来复杂，当事者各执一词，旁观者很难轻易评判。但陈氏后来在修订旧著时那种凄楚哀怨、战战兢兢、小心谨慎，宛若惊弓之鸟的心态，却是不难想见的。其修订本直至现在仍是传播最广泛的《诗品》注本，只是在陶诗品第问题上，他却相继被当年的批评者和老朋友误导，直接导致后来研究中的谬种流传，虽然本人难辞其咎，但追溯一下事发缘由，却也着实令人感慨莫名。
　　

一分为三

作者在讨论问题时尤其偏好“一分为三”，如第一章《通论》叙述“对于文学有明显主张的，约分三派”，其一为“主单语，重散文”，其二为“主偶体，重骈文”，其三即调和二说，“骈散兼工”；第五章《汉代文学》叙述“关于文学能否独立，文人是否尊贵的问题，当时显然有二派不同的意见”，一派是“耻为文人”，另一派则主张“文士不朽”，但随后又补充道“此外，还有杨修比较是个调和派”；第十章《唐代文学》中将晚唐文学分为“功利派”、“词华派”和“元白派”。诸如此类，不一而足。尤其值得关注是第七章《南朝文学》中的一番议论：“梁代既有这么多的作家，所以同时又产生了几个很重要的批评家。他们中间的派别，虽说很多，但大概分来，不外乎尊崇文学，反对文学，与折中二者之间的这么三派。”具体说来，“反文派”的兴起缘于“齐梁间文学极盛，故所遭之反感亦愈大。此派当以裴子野为代表”；而“主文派”的批评“颇能代表当时的思潮，以刘勰与锺嵘之势力为最大”；至于“折衷派”，“此中代表人物为颜之推，他生于梁而后来入北，可说他能综合当时南北的思想，所以才会发生那种中立的议论”。这番条分缕析、阵营鲜明的考察不仅具有相当重要的学术价值，而且也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学术史影响。

谓予不信，不妨引一段田晓菲在近著《烽火与流星：萧梁王朝的文学与文化》中的评论：“在学术界，很长时间以来一直有一种共识，也就是说在梁朝存在着三种相互敌对或者相互竞争的文学阵营。……尽管学者们对每一个阵营的具体成员仍然持有不同意见，但是在某一些作家和作品的身份归属上基本上具有共识。”可惜在追溯这一观念的发端时，田教授未能追本溯源，而误认为“最早提出这一观点的是周勋初的《梁代文论三派述要》”。按周先生于1950年考入南京大学，即受学于胡氏；1957年又回到南大，继续跟随胡氏攻读研究生学位，尽管问学内容集中于楚辞，时间也只有短短两年，且因受政治运动的影响而时有中辍，但耳濡目染之际，对老师的意见无疑应是熟稔在胸的。其《梁代文论三派述要》发表于1964年，将当时各家分为“守旧派”、“趋新派”和“折衷派”，其划分的依据显然承袭自乃师之说。当然，周先生之文不仅在考察过程中更加翔实细致，而且对三派成员的归属也做了重大调整（如将刘勰归为折衷派而非趋新派的代表），正可谓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不过若要梳理学术观念的发展嬗变，考察学术传统的承传发扬，仍然不能不提及胡小石的贡献和影响，即此也可见《讲稿》价值之一斑。
　　

《春江花月夜》

唐人张若虚的《春江花月夜》，“孤篇横绝，竟为大家”（王闿运《湘绮楼论唐诗》）。近代学术界与其有关的有两篇重要论文，一篇是胡小石发表于1929年的《张若虚事迹考略》，另一篇是闻一多发表于1941年的《宫体诗的自赎》。相较而言，后者更加为人所熟知。闻先生带着特有的诗人气质竭力称颂此诗，“这里一番神秘而又亲切的，如梦境的晤谈，有的是强烈的宇宙意识，被宇宙意识升华过的纯洁的爱情，又由爱情辐射出来的同情心，这是诗中的诗，顶峰上的顶峰”，对其独特魅力的开掘和体验至今仍为人津津乐道。不过，尽管闻先生对《春江花月夜》不吝赞美之词，甚至强调说：“至于那一百年间梁陈隋唐四代宫庭所遗下了那分最黑暗的罪孽，有了《春江花月夜》这样一首宫体诗，不也就洗净了吗？”但仍然沿袭前代如清人王闿运的看法，将之归入历来遭人诟病的梁陈宫体诗范围之内。

1982年二三月间，重返母校南京大学任教的程千帆先生接连发表了《张若虚<春江花月夜>的被理解和被误解》与《张若虚<春江花月夜>集评》两篇长文，针对闻一多的观点提出异议：“宫体和另外大量存在的爱情诗以及寓意闺闱而实别有托讽的诗是有本质上的区别的，在描写肉欲与纯洁爱情所使用的语言以及由之而形成的风格也是有区别的，不应混为一谈。而王闿运与闻一多的意见恰恰是以混淆宫体诗与非宫体的爱情诗的界限为前提的。……王闿运与闻一多所受教育不同，思想方法亦异，但就扩大了宫体诗的范围而导致了对《春江花月夜》的误解来说，却又有其共同之点。这就是对复杂的历史现象理解的表面性和片面性。”虽然言辞犀利，批评得却颇有道理。

有意思的是，在《讲稿》第十章《唐代文学》中，胡小石也将张若虚归入“齐梁派”诗人的行列，并说：“《春江花月夜》，原为乐府诗，由陈后主造题，与《玉树后庭花》等同调。陈代歌词，可惜而今不见。现在此词可见而又最古者，是为隋炀帝所作。其词为：‘莫江平不动，春花满正开。流波将月去，潮水带星来。’新奇可诵，但只有五言四句。即至张若虚作此题时，洋洋长篇，极诡丽恢奇之能事，满篇富有玄理，而毫不觉沉闷。”稍后发表的《张若虚事迹考略》，因为史料匮乏，勾稽出的生平极为简略，相当一部分内容还是集中在对作品意蕴的探讨，而其主旨与《讲稿》一以贯之。作者引录了《新唐书·文艺传总叙》中的一段议论：“唐有天下三百年，文章无虑三变。高祖、太宗，大难始夷，沿江左馀风，絺句绘章，揣合低卬，故王、杨为之伯（按指王勃、杨炯等）。”并作按语云：“王、杨并托旨宫闱，善为情咏。自梁简文帝好为宫体，而情诗怨什，一时称盛，所谓江左馀风，盖指梁、陈旧习而言。若虚生际初唐，受其重沐，故所作亦纯为抒情之什。《春江花月夜》之题，本陈曲也。”显而易见，他和之前的王闿运以及之后的闻一多一样，仍将此诗视为沿袭宫体馀风的作品。

程千帆先生于1932年进入金陵大学（今南京大学前身）中文系就读，师从黄侃、吴梅、汪辟疆、胡小石诸位名师，为其日后从事学术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他在晚年曾多次忆及当时的情形：“从胡小石（光炜）先生学过文学史、文学批评史、甲骨文、楚辞。……小石先生的语言艺术是惊人的，他能很自在地将复杂的问题用简单明了的话表达出来，由浅入深，使人无不通晓。老师们对自己的研究成果，也从不保密。”（《桑榆忆往》）又说：“胡小石先生教《唐人七绝诗论》，他为什么讲得那么好，就是用自己的心灵去感触唐人的心，心与心相通，是一种精神上的交流，而不是《通典》多少卷，《资治通鉴》多少卷这样冷冰冰的材料所可能记录的感受。我到现在还记得当时胡先生的那份心情、态度，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我学到了以前学不到的东西。”（《两点论：古代文学研究方法漫谈》）可惜《讲稿》中的内容还嫌太过简略，当日课堂讲授必定更为生动精彩，胜义缤纷。不用说，对这些内容程先生应该不会感到陌生，尽管多年之后他才着手撰写那两篇长文，但其最初的想法或许早在半个世纪前课堂听讲时就已经萌生了。他在自己的论文中也顺带提及胡小石的《事迹考略》，但只是为了说明诗人生平“后人所知无多”，并未涉及其他。论文历数前人对张诗的误解，涉及近代学界时便把批评的矛头集中指向闻一多，并未提及胡小石在此之前也有同样的看法，这一方面固然是由于闻氏在学术史上的地位及影响使然，另一方面或许也有为尊者讳的意味在其间。明白这一层缘由，才庶几不会对“复杂的历史现象”做“表面性和片面性”的理解吧。

学林（2014.11.14）| 文学史中的学术史
杨焄 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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