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历史学家、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主任、中国人民大学教授、清史研究所名誉所长戴逸先生，因病于2024年1月24日上午在北京逝世，享年98岁。戴逸出生于1926年，原名戴秉衡，江苏常熟人。1944年考入上海交通大学铁路管理系，1946年考入北京大学史学系，1948年进入华北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前身）学习，后留校任教。1972年，戴逸随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小组拨归北京师范大学，1978年人大复校后受命组建清史研究所。戴逸是中国清史学界领军人物，著有《中国近代史稿》《一六八九年的中俄尼布楚条约》《简明清史》《乾隆帝及其时代》《十八世纪的中国与世界》《清通鉴》等40多部著作。2002年，我国《清史》纂修工程正式启动，戴逸任《清史》编纂委员会主任。2013年，戴逸获得吴玉章人文社会科学终身成就奖。2018年2月，《清史》三稿基本完成。今日推送本报驻京记者江胜信的《戴逸：专骛清史

“江山留胜迹，我辈复登临。”在去年上海书展上推出的《唐五代诗全编》试读本杜牧卷的扉页，印有复旦大学资深教授陈尚君手写的这句自题。1月12日，在北京图书订货会上，《唐五代诗全编》再推试读本戴叔伦、许浑和陈陶卷。目前，这部超1200卷，逾1500万字，收入诗人近4000名，诗55000余首的巨著已全部写定、编定，近期将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

Collection）成了博德利图书馆的重要特藏藏品，也使得该馆成为中国研究学者的圣地。“伟氏藏书”中大约有100多种吴语文献，其中又有一半左右是全球孤藏，具有无与伦比的学术价值。

新中国A股第一股飞乐音响和B股第一股电真空的诞生“飞乐音响”股票是新中国证券市场从无到有的突破口，在中国金融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飞乐音响”使上海有了第一家股份制企业，第一家向职工和社会公开发行股票的上市公司，第一家实现柜台交易流通股票的公司，创造了中国股市的诸多第一。电真空B股的发行和上市交易，使上海与国际市场更加接近，已载入中国金融改革开放的史册。中国改革开放刚刚起步时，有关经济体制改革的讨论正在全国展开，发行股票“姓资”还是“姓社”的问题还争得热火朝天。在这个时代背景下，为了广泛动员和集聚社会闲散资金，扩大生产规模，为国家经济建设发展服务；为了充分发挥市场机制，打破条块分割和地区封闭，促进资金横向融通、经济横向联系，提高资源配置效率；为了扩大我国利用外资的渠道和方式，增强对外吸纳能力，有利于更多地利用外资和提高利用外资的经济效益，收到“用外资而不借外债”的效果，飞乐音响和电真空两家公司，尝试通过发行股票进而上市募集资金，为新中国证券市场带来了一场前所未有的观念革命和有益探索。

纪念袁复礼（1893—1987）先生诞辰130周年·斗转星移，光阴荏苒，家父已驾鹤西去36年，今年年底是他一百三十周年诞辰日。为此我们姐弟商定写一篇怀念文章。此文由我执笔，两位姐姐修改而成。在我们眼中，父亲是一个勤奋工作、平易近人的教师，在家言语不多，从不宣扬自己的工作成绩，因此，对于他的学术成就，我们知之甚少。直至“文革”结束后，通过1982年庆祝中国地质学会成立60周年和1983年地学界为袁复礼90寿辰举行庆祝会的盛况，尤其是中国地质大学1993年出版的《桃李满天下——纪念袁复礼教授百年诞辰》一书，读了几代同事和学生的纪念文章，从他们的切身感受中，我们才知道父亲的具体教学工作、学术成就和团结协作开拓进取的精神，深受感动，也才知道为什么每年新年元旦和春节，有那么多批老学生来家问候。袁复礼地质考察前测绘地形图，1928年袁复礼在新疆阜康烧房沟，1930年一2000年前后，我们姐弟陆续退休，有暇对尘封了三四十年父亲的“新疆工作室”散存资料进行清理，在一个书柜中我们找到一张2米多长的《中国西北科学考查团旅行路线总图》，1:200万比例尺，推测是父亲1934年编成，由绘图员李士杰、汪纯明以晕滃线绘法清绘的。图上标出了考查队大队及中方七名团员考察路线和矿产、化石、考古地点等，是一份从未见过的珍贵的总结性图件，于是我们决定把它捐给地质博物馆作为历史资料保存，又把该图的缩微图截成11幅，放大图载于《西北科学考察的先行者——地学家袁复礼的足迹》一书前方，并以该书参加了2007年中瑞两国合办“中国西北科学考查团八十周年纪念展”之学术研讨会。那次展览，瑞方展出了版型统一的56册考察报告、13册游记和一卷珍贵的纪实电影。袁复礼野簿，1929年，济木萨速写袁复礼绘制包头周边图父亲对地形图非常重视，认为它是表现地学成果的载体，也是一切科学工作和国防的基础。早年考察时，他亲手测绘各种地形图，诸如：仰韶村遗址地形图（1:4000），1:1万至1:5万的详查地形图、路线图、地质剖面图，而缩绘的1:50万至1:100万的小比例尺图则能提供全貌或方便随文刊载。西北考查团期间，他作为代理团长多方搜集有关的地图资料，返北平后的1933至1936年间编撰了“新疆1:50万山形水系图”16幅（北疆9幅，南疆7幅），亦由李士杰、汪纯明以晕滃线法清绘，准备提供给中方团员及后来人当作底图使用，惜面临日寇侵华危机无法印刷，直到1944年在昆明时，才托人在美国印制了300份。这图在解放后发挥了作用，一部分于1949年送解放军总参谋部供进军新疆使用，1951年又把该图50套送交中科院副院长陶孟和（由于1950年“中国学术团体协会”结束工作，明确科考研究交中科院接收）。出于对地形图的重视，1932至1937年父亲任清华大学地学系系主任期间，还亲自讲授过“地形测量学”“地球投影”“地质制图学”“地形地貌学”等课程。另，1950年父亲把侵华日军遗弃的朝鲜中部地形图一套（1946年在北平卖花生的小地摊上购得）献给总参谋部供志愿军使用；1951年签署西藏和平解放协议后，政府组织进藏地质工作队，父亲把赫定修订过的1:20万全套西藏地形图送给队长李璞，还把珍藏的1:100万美军航空测量地形图和刚收到不久的Norin（那林）著《西藏西部—喀喇昆仑地质志》借给加入工作队的助教朱上庆使用，这是当时唯一的图件资料。可见父亲对地形图的重视，以及盼望祖国强大的迫切心愿。袁复礼《

陈曾寿（1878—1949），字仁先，自号耐寂、复志、焦庵，湖北蕲水（今浠水）巴河人。因家藏元代吴镇所绘松图《苍虬图》，故名其阁为“苍虬阁”，所作诗汇为《苍虬阁集》，故又以“苍虬”之号为世所称。陈曾寿曾祖陈沆为嘉庆二十四年状元，有《诗比兴笺》《简学斋诗存》行世。祖陈廷经为道光二十四年进士，累官翰林院编修、山东等道监察御史、内阁侍读学士等。父陈恩浦，科考颇蹭蹬。母周保珊，为漕运总督周恒祺之女，精书法。生长于簪缨之家的陈曾寿早岁颇有大志，少年时曾自诩为状元之才。举进士后，陈曾寿累官刑部主事、学部主事、广东道监察御史等。1911年以后，曾短暂在清华大学任教，后在杭州、上海，赖授徒、鬻诗文及卖字画为生。1924年以后，多居京津及长春，为溥仪服务。1947年至上海，1949年逝世，葬于上海漕河泾永年公墓。长子陈邦荣，又名陈微尘，是天津名中医。次子陈邦直，字英三，有日记存世。陈曾寿绘苏轼《南堂五首之一》诗意图（陈氏后裔家藏）陈曾寿著述颇丰，著有《苍虬阁诗集》《苍虬阁诗续集》《旧月簃词》等，编有《旧月簃词选》等，成就为世所称。其诗歌特点，钱仲联、钱学增所编《清诗三百首》引诸家之说，参以己意，有简明而公允的评价：陈三立序《苍虬阁诗存》，谓“比世有仁先，遂使余与太夷之诗，或皆不免为伧父”。陈祖壬序，谓其诗“出入玉溪、冬郎、山谷，后山诸家，以上窥探陶、杜。志深味隐，怨而不怒”。陈衍谓其兼“韩之豪、李之婉、王之道、黄之严”。盖自成其为苍虬之诗，而不同于并世墨守宋人一派的诗人。集中咏松、菊以及游览山水之作，最称杰出。南湖诸作，足与俞明震争胜。辛亥革命以后所作，则多遗老之音。诗歌之外，陈曾寿的词作在近代文坛也颇有影响。陈邦炎《陈曾寿及其旧月簃词》论其创作历程及艺术成就颇详。文中曾引诸家评述，如叶恭绰云，“门庑甚大，写情寓感，骨彩骞腾，并世殆罕俦匹，所谓文外独绝也”等，最终认为，陈曾寿词“自有其特出的意趣、独造的境界，其所开拓的词的审美领域，有并世及前代词家所未到者”。尽管陈曾寿诗词成就颇高，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却长期隐而不彰。很长一段时期，其著述并未得到有效整理。2009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印行张寅彭、王培军两位学者点校的《苍虬阁诗集》，汇编苍虬阁诗词及相关评论资料，予学界以很大方便。事实上，陈曾寿还有规模较大的日记存世，惜乎学界此前多不知，因此极少利用这份珍贵文献。今藏湖北省图书馆的陈曾寿日记共25册，原稿次序颇为错乱，经湖北省图书馆工作人员细心整理，面貌始大致清晰。2021年，国家图书馆出版社影印了陈曾寿的这部分日记，收入《湖北省图书馆藏稿本日记四种》中。现存日记记载的时段，自宣统元年（1909）八月初三日至民国三十六年（1947）二月初十日，然中间颇有缺佚。各册名称不一，有作《苍虬阁日记》者，有作《猛醒庵日记》者等。关于各册的基本情况及记事起止，张剑在《湖北省图书馆藏稿本日记四种》一书《前言》中缕述甚详，且辨析第六册后半部分为陈曾寿女婿周君适（1903—1989）日记，兹不赘述。《苍虬阁日记》封面陈曾寿一九三三年正月十六日日记《陈曾寿日记》尧育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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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毛泽东志在四方，壮游天下，极其关注历史人文地理。他的学习笔记《讲堂录》记有明末清初著名理学家张履祥，此人为桐乡人，属嘉兴人物，这算是嘉兴与毛泽东发生关联的一次机缘。但是，毛泽东是否由此知悉嘉兴，未可轻下定论。嘉兴首度在其心底留下印痕，最可能是因为毛泽东救济许志行的经历。许志行原名潘祖生，江苏吴县人，童年随父母迁居浙江海宁，因家境破落母亲自杀后入赘许家，因而改名。他的浙江一师同学汪静之1993年追述道：许志行“他很早就认识毛泽东。他父亲是浙江人，在长沙做生意，他小时候父亲带他到长沙店里去做学徒，父亲死了，他想回浙江，店里叫他继续做下去，他不愿意，逃到火车站，没有钱，在那里哭，正好毛泽东走过（当时毛是革命学生领袖），看见他在哭，就问他，许志行回答后，毛说：我要去上海开会，我带你回去。就做好事，把他带到上海，买了去嘉兴的车票，让他回家，他很感谢。”这事当发生于1919年底，毛泽东率驱张请愿团离长沙，经武汉，辗转由沪赴京。沪杭铁路于宣统元年（1909年）6月全线通车，其中确有嘉兴一站。嘉兴是1914年重新恢复县名，若以县境视之，则沪杭线包含嘉善、嘉兴等8个车站。无论如何，为许志行购买返乡车票的义举，理应加深毛泽东对嘉兴一地的印象。1921年7月30日夜，中共一大召开第6次会议，突有陌生人闯入，大会代表紧急疏散，法租界巡捕接踵而至。当代表在老渔阳里2号商议对策时，王会悟提出到其家乡嘉兴去续开会议。嘉兴，一个并不全然陌生的地名在毛泽东心中蓦地亮了起来。于是，与会代表分两批前往，毛泽东等与王会悟先行。列车行驶一个小时左右，停靠嘉兴站，据说当时乘客在车上就可以远远望见那清波荡漾的南湖……作者单位：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原载2017年12月15日文汇报更多相关阅读海上画派第一名家——任伯年教民国女子Diy化妆品的陈蝶仙纪念

陈蝶仙的“制造库”专栏出现在《女子世界》的“工艺”版。《女子世界》是他1914年开始主编的女性期刊，这份期刊里靠前的版面主要刊登诗歌和小说——那是精英女性长期以来十分熟稔的文类，个中知识中规中矩。其后则有“家庭”“美术”“卫生”和“工艺”等版面，这些都是更新颖的知识门类。“工艺”版不仅包括“制造库”，还有定期的栏目，包括新食品配方以及衣料缝纫相关的文章。其中展示的知识、实践形式包含了使用原材料制成新产品，通常伴随化学过程。关于制造染料和生产化妆品的文章尤为突出。根据“制造库”来看，“工艺”版介绍的活动应在上流阶层闺房的富余空间中进行。体面的、有教养的女性——亦即闺秀们，正是这些空间的居住者，她们可以用这种独具特色的知识进行交流。在1915年5月“制造库”栏目的稿件里，陈蝶仙用笔名“栩园”，以如下方式描述了适合女性群体的活动：用之制赠闺友，颇有兴味。且可以应时鲜花，制成各种香脂；不必定用玫瑰精也。其法，即化学中所谓“吸收法”者，今为便于闺阁中试验计，特取便简之器，制之如左。（陈蝶仙1915，第5期［5月］，1）>所谓“便简之器”，包括一只玻璃瓶和一块铜片（制成细管）、凡士林、甘油以及花瓣。可以想见，花瓣在上流社会的家庭中是现成的。不过甘油并非家庭日用品，只有到专门的进口商店才能买到。家里也不一定会有铜片。至于烧碱、硫酸之类的原料，最早的本国制造商大概是中国酸厂股份有限公司，创办于1919年(Handbook

1840年不仅是清朝历史的一个重要分界点，更是整个中国古代历史的重要分界点，也是中国古代绘画史的重要分界点。共同的标志性事件是第一次鸦片战争，自此清王朝的统治日渐风雨飘摇，不断地签订各种丧权辱国的条约，积重难返，以至于亡国；素来自给自足的小农社会的中国在西方列强的威逼下，被迫打开国门，西方的军队、武器、技术、思想、文化、艺术大量涌入，深刻且长远地影响中国社会的各个方面；一直以来自成体系的中国传统绘画也开始接受欧风西雨的洗礼，中国画家接触西洋画，借鉴西洋画法，乃至尝试西洋画（如速写、油画）。同时，更为基础性的变化也在此时发生了，中国画家开始接受西方人将画作视为商品的观念——这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画的生态。绘画巨变最令人瞩目的发生地是上海。当时的上海还只是一个海滨小渔村，但自1843年开埠以来，经过短短数十年的发展，就成了整个近代史上中国乃至东方最具活力、最开放、最光彩四溢的繁华都市，政治、军事、商业、文化、艺术各个领域的力量在这里碰撞交汇，各个领域的人都像淘金者一般心怀梦想来这里寻求发展。这样一个大都会自然成了经受过欧风西雨洗礼的中国绘画再美好不过的乐园——这里金银遍地，而且掌握财富的大多数人将绘画和书法作品视为既能体现自家品位，又能衬托对方雅趣的适宜的高贵礼品，所以书画作品需求旺盛。在此后的近百年间，上海活跃着从四面八方云集而来的无法计数的画家，他们带来了散布在中国不同城市的绘画传统——如吴门派、浙派、扬州派、金陵派、虞山派、常州派、娄东派、新安派——在这里接受共同的洗礼，并互相融合，形成了更适合上海这个新兴城市（商业）需求的新面貌，画史称之为“海上画派”。海上画派至少包含这些特点：浅易明快，个性突出，雅俗共赏，重视诗书画印的结合，吸收民间艺术中的象征性元素，多以酬赠或商业为目的——不同于传统的匠人画，而是通俗化和商品化了的文人画，但也不同于原来以抒写性情和独立的艺术追求为目的的文人画。这些变化的背后是社会观念的巨变：文人画家不再矜持于画作带来的经济收益，不但不矜持，许多画家甚至以画作是否好卖来评判是否成功，进而以此作为艺术水准的评判标准；文人社会越来越平和地看待画家身份，不再过分重视他们的士人身份以及科举经历，深受市场认可的画家也往往能获得文人社会的基本认可；文人画与匠人画的观念似乎也不再适用，更无法作为艺术的评判依据，绘画越来越商品化，评判标准多元化——每个买家都可以凭自己的喜好来评判。若真的存在真正独立的个人喜好的话，绘画艺术理论将愈加个人化，愈加丰富而呈现强烈的创造性。实际上，社会的从众性和商业利益最大化的本性极大地影响了绘画，使其因逐利而走向庸俗、从众、单薄——并且还不得不说，至今也是如此。当然了，例外从来都有，并且世俗的不成功往往和艺术的成功有着密切的关系，一些具有惊人创造力的俗世失败者艰难地推动了艺术的发展（至少是在他们成功之前）。也恰好在1840年，海上画派的第一名家任伯年诞生了——他的作品成功表现了海上画派的特点，并使海上画派名声大振。任伯年是浙江山阴航坞山（今属杭州萧山）人，原名任润，字次远，号小楼，后改名任颐，字伯年，号山阴道上行者、寿道士等。任伯年的父亲任鹤声先是一位画匠，后来大约因厌倦这个行当而改开米店，但米店的经营也并不顺利，所以还是将画画的手艺教给了儿子。像中国古代的几乎所有手艺人一样，任鹤声相信有门手艺在身，走到哪里都不至于饿死。任伯年12岁的时候，还曾为太平军撑旗，无数次与死神擦肩而过。大约在他15岁时，父亲在战乱中过世。1856年，经历数年沙场征战的任伯年才回到家乡，开始靠画匠的手艺自谋生路。也确实如父亲所想，他依靠这个手艺活了下来。后来，任伯年来到了宁波，依然以卖画为生，因为生意并不好，他画完画便署上很有名气的任渭长的名字，自称是其侄子。不巧有一天遇到了任渭长本人，场面十分尴尬，但任渭长见他画得好，非但没有计较，还带他回家，收为弟子，与弟弟任熏一起教他。任渭长英年早逝，只活了34岁，但其绘画才能十分全面，山水、人物、花卉、翎毛、虫鱼、走兽无所不精，并且笔力雄厚，气象静穆，尤其人物画古雅天真，被认为直追陈洪绶。对一个靠卖画为生的人来说，全面的绘画才能，广泛的题材摄取都极其重要，这两点任伯年都具备，大概主要源自从学任氏兄弟的经历。任伯年也擅长人物画，一般认为他的人物画学陈洪绶。我们可以推测，应该是通过任渭长而学的。任伯年有一幅《人物图》，人物的面部被夸张地拉长，表情丰富而夸张，虽然来自陈洪绶的这些特征被淡化，加上使用了更为通俗流畅的钉头鼠尾描法，总体上陈洪绶的古怪气息已经减弱，但还是能看出其影响。倒是画中的那只独鹤，以及被两位壮士抬着的巨型鹦鹉，神情冷淡而古怪，很有陈洪绶的风神。无论如何，这段经历对任伯年来说都十分重要，毕竟他从父亲那里学来的本领十分有限，而且之前的眼界也必然有限。所以后来陈半丁说：“任伯年是任渭长一手造就的。”1868年，辗转宁波、杭州、苏州等地之后，任伯年才来到上海。这时他28岁，只是一名微不足道的画工，连涉足画坛都还谈不上，所以要在上海当地画家胡公寿的引荐下，才找到了一份画扇面的工作糊口立足。对成长之路并不顺当的任伯年来说，这样的工作也许很让他满意，即便只是一个商品流水线上的画工，但至少他是靠画画谋生的，而且在工作之余他可以临摹其他画作，偶然还可练习速写——所有这些都将使他在以后的创作中，在技艺层面得心应手，意到笔随。大概由于乐在其中，他所画的扇面越来越受欢迎，几年后，他的名字也被南方的一些扇子商人牢牢记住，进而在这个圈子里有了不小的名气。境况的改善使他不用再把所有的时间都花在工作上，在好友胡公寿的引荐下，他逐渐结识了一些商界人物，这些人的订单使他可以以一位独立画家的身份谋生，而不再需要依靠一家画店。有深厚的功底和不错的艺术造诣，再有了这些人的延誉，任伯年很快在上海画坛有了名声，润格也很高。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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俗话说：“春吃花，夏吃叶，秋吃果，冬吃根。”这是强调一年四季饮食都要跟着季节来。秋后收获的根茎类食物，如土豆、红薯、山药，营养丰富，耐储存，历来是百姓过冬的重要食物。汪曾祺的土豆作家汪曾祺曾写过一篇散文，说他有过一段吃土豆的特殊经历。当时他在河北北部的沽源县下放劳动，那里有土豆培育基地，他当时负责的，是把各个品种的土豆画出图谱作资料。他先是画花，土豆花是伞形花序，有一点点像复瓣水仙，颜色是白的或淡紫的。等土豆花一落，土豆块成熟了，他就又开始画土豆块。他说，土豆块相当好画，想画得不像都不太容易，大概是土豆长得就没有一定之规，怎么画都像。每画完一种，他就把它丢进牛粪火里烤熟吃掉，全国像他那样吃过那么多种土豆的人大概也没几个。土豆不“土”，是“洋”芋土豆不是本土植物，据布罗代尔《15至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一书，土豆最早产于美洲，智利的农业专家认为智利的奇洛埃岛是原产地，随后逐渐在全世界推广种植。然而，秘鲁的一位土豆专家威利安

吐鲁番在天山南路，西北距迪化六日程。城西二十里为雅尔湖，又名为雅尔果尔。旁有甚深之崖岸，崖东有一平原，泉水涌出，居民散布其上，或居崖下沟中，为吐鲁番富庶村庄之一。在村庄之西，有古城遗址，颓垣满野，作椭圆形，位于两道甚深之河床中间，隆起平原，遗址即满布于平原上。本地居民称此城为雅尔和图，此二河床在古时本为两河，环流城之两旁，至城之南端而合，故古名此河为交河，此城为交河城。现分四沟，头、二道沟，发源于约干特勒克达克，西南流四十里，经行戈壁，分为二道：一南流为头道沟，一西南流为二道沟，约三十里，至古城之东北隅而合，流于城东。三道沟起自戈壁，南流十余里，绕于城西，至城之南端而与二道沟合。四道沟亦出自戈壁，绕古坟群西，沿土子诺克达格东麓南流至雅尔沟口，而与三道沟合流出口。现均为泉水。黄文弼作吐鲁番雅尔湖形势图

说古希腊的“五经”乌蒙山连着山外山南宋海洋贸易的时空胶囊我愿秋常驻人间杭州的石榴投稿邮箱wenhuixueren@139.com转载本公号文章请注明出处

文/黎数在接受访谈的时候，九十岁的王水照老先生说：“现在苏轼研究的论著依然不断出现，但是有分量的文章已经很少了。这或许也是历史的规律吧。如何寻找突破口，我也颇感困惑。”然而，如果文学研究尚有可能，《苏东坡和他的世界》让我们清清楚楚看到作者贯穿一生的追求：“把自己的研究心得转化成为大众的阅读，把大众化与学术精品化适当地结合。”这样的转化与结合，来自深厚的文学功底和坚实的文学基础，来自北大课堂的传统。《苏东坡和他的世界》和余冠英的《诗经选译》一样，定位普及型著作，却能与学术殿堂里的精品经典排列在一起，抵达“信、达、雅”，抵达中国人的心事。《苏东坡和他的世界》王水照著

400毫米等降水量线我国400毫米等降水量线大致走向是：大兴安岭—张家口（河北省）—兰州—拉萨—喜马拉雅山脉东部，它与宏观地势密切拟合，大体与大兴安岭—阴山山脉—古长城（黄土高原北缘）—巴颜喀拉山—冈底斯山脉一线相当。此线以东、以南，年降水量在400～800毫米，为半湿润区；此线以西、以北，年降水量在200～400毫米，为半干旱地区。不同地段的走向，显示季风强弱和地形高低的组合形态，叠加气温因素，则有不同的人文意义。例如，200～400毫米的地带很狭窄，意味着草原宽度小，可供牧民游牧的区域小，他们必须大范围内移动，如从大兴安岭南段向西南直到黄土高原北部的广阔地带内移动。而在400～800毫米，南北和东西宽度较大，与平原丘陵地貌结合，适合农耕文明发展。(1)大兴安岭—张家口段。该线大约从呼伦湖向南到锡林郭勒，在大兴安岭中段大约沿霍林河折向东到科尔沁草原（科尔沁左翼中旗、后旗）、经通辽，折向西南方向，走西辽河，经赤峰、围场、沽源，到张家口。这段400毫米等降水量线走向的典型特征是在大兴安岭以西，向南走，然后折向东、东北，再转向南，西南，向松花江、牡丹江流域靠近。在该线段所在区域，降水量呈现自东向西递减的态势。若综合考虑气温、地形、降水、植被等因素，从哈尔滨到呼和浩特，自东向西分为中温带湿润地区、中温带半湿润地区、中温带半干旱区和中温带干旱区。每个自然地理亚区呈南北狭长分布，分别向南延伸至燕山北麓的西辽河及其上游西拉木伦河一线，东西向展开，南侧对接暖温带半湿润区（降水量400～800毫米）。这种自然地理景观格局决定了游牧民族沿这条线路南下到农耕区受阻，其地约在今内蒙古赤峰，于是转向西南，滑过北京西北的张家口向太原延伸到晋中、陕北、甘东半干旱高原丘陵地带（黄土高原北半部），直到兰州、乌鞘岭。自然地理生态亚区的组合是游牧、渔猎族群和农耕民族交往与冲突的根本原因。例如，中温带湿润地区夏天短暂、湿热，冬天寒冷，适合渔猎，女真人祖源于此。中温带半湿润地区牧草丰盛，适合游牧民族发展，历史上的东胡部落（如匈奴、鲜卑、吐谷浑、蒙古等）均栖居在此。历史表明，他们先完成横向融合或者征服，如契丹人与女真人、女真人与蒙古人，建立稳定的后方，才有能量越过半干旱、半湿润线（长城一线），向南与农耕民族争高下，实现融合。前述分析表明，推动他们南下幕后最大的推手是寒冷的气候。(2)张家口至武川段（阴山东段）。400毫米等降水量线过张家口后继续向西南方向行走到大同和乌兰察布市中间地带（察哈尔右翼前旗），然后受高山遮挡，等降水量线向西折北行走到呼和浩特以北的大青山沿线（阴山东段），接武川县，在土默特旗和达拉特旗过黄河进入河套地区。此段的最大特点是先向南行至大同盆地北缘，然后折向北。这个变化，导致大同盆地成为农牧交错的前沿。历史上游牧民族先在这儿建立政权（如北魏），再伺机南下，从山西中部走廊经太原进攻洛阳、西安。当中原农耕民族强盛时，也经此通道向东北和西北进攻。所以，这儿是北方的重要地缘枢纽之一。(3)黄河流域段。黄河流域降水分布对于华夏文明的形成与发展有着重大意义。黄河流域降水量并不丰富，多年平均年降雨量仅有454.62毫米，刚过半湿润线。其最大降雨量为951.17毫米，是最小降雨量（142.89毫米）的6.66倍，差异十分明显，相当于跨过干旱区、半干旱区、半湿润区和湿润区，区域差异特别明显；从空间分布格局来看，年降水量整体上呈现从东南向西北逐渐减少的趋势。多年平均400毫米等降水量线从东到西依次穿过武川、土默特左旗、准格尔旗、神谷、伊金霍洛旗、神木、乌审旗、榆林、子洲、靖边、定边、吴旗、环县、海原、固原、会宁、定西、榆中、东乡、永东、互助、化峰、贵德、同仁、贵南、泽库、同德、玛沁、玛多、曲麻莱、称多等31个县旗、市。这相当于从呼和浩特以北的大青山呈45度角延伸至兰州附近，大体与黄土高原北边缘重叠。(4)青藏高原段。400毫米等降水量线过兰州后，进入青藏高原，呈西南方向延伸到拉萨，然后向东南方向折弯，至喜马拉雅山东端向南。该段地处高原，山高谷深，气候寒冷，人类活动受到强烈抑制，人文意义稍逊。100～200毫米、200～400毫米等降水量线间隔很小，形成狭窄地带。这意味着，游牧民族的生存空间非常狭小，他们须年复一年地赶着牛羊在这个狭窄地带内游牧，这意味着他们有强烈的拓展生存空间的愿望。特别是一旦干旱、霜冻等各种天灾，牛羊大批死亡的情况下，牧民只有求食，甚至劫掠求生（向北是高原沙漠，寒温带针叶林，冬季异常寒冷），争夺生存空间。农耕民族积极防御，修筑亭障边墙，阻挡来犯。这是长城沿着400毫米等降水量线修筑的重要原因。而暖温带半湿润区的覆盖范围，稍微外拓，就与《禹贡》九州范围相当，是华夏文明的摇篮，或者说是古代华夏人生活的核心区域。农业与畜牧业分界线400毫米等降水量线以西以北，由于长期降水不足，并不适合进行农业生产，只能发展畜牧业。其以东以南，降水量满足农业生产需求，是农耕区。400毫米等降水量线附近地区为我国农牧交错带，该地区降水量年际变化大，干旱和风沙天气频发，是典型的生态脆弱带。1953年，赵松乔先生在进行察哈尔北、察哈尔盟、锡林郭勒盟等地的经济地理调查时提出，存在集约农业地带向北递变为粗放农业区、定牧区、定牧游牧过渡区、游牧区的现象，“过渡地带”概念首次被提出。社会处于稳态，会出现游牧与农耕交错的现象，这是河流地形对气候地带性的“扭曲”所致，例如，沿河流、山前平原为农业区，其他地方为游牧区。自东南向西北，可耕作的土地越来越少，游牧成分增加，呈现交错出现的人文景观。农牧交错带是我国农业区与牧业区之间的过渡地带，区域内草地、林地和农田在空间上大面积交错分布，在社会经济和生产方式上表现为种植业、林业和畜牧业等多种生产方式在同一区域内并存的格局。北方农牧交错带范围是：内蒙古高原东南缘、东北西部半干旱地区和黄土高原北部。恰好处于东部湿润区与西北干旱区之间的过渡地带，处于亚洲季风尾闾区，降水年际变化较大，深受气候变化的影响，是环境脆弱地带，土地利用方式随之转变。要注意的是，自然地理环境所生成的分界线与人类活动形成的分界线并不完全重叠。人类活动所形成的农牧交错地带随着两侧人口增长、军事实力、政治实力的变化而呈阶段性摆动。例如，春秋战国时基本稳定在司马迁所述龙门—碣石一线，在燕山之南；秦汉时农耕区北拓，到燕山以北；东汉以来农耕区南偏；隋唐时农耕区北拓；宋辽夏时农牧交错带中段略向北移、东段南退、中西段保持原位置；金元时农牧交错带走向与前朝变化不大，但带内农耕比重降低，畜牧业相对增加；明代农牧交错带北界南退；清代农牧交错带大幅北拓。该地带随气候变化而游移。如果没有移动，则各方百姓安居乐业。若有移动，则两种生产方式、生活方式的民族冲突就会产生。该地带可被视为生态敏感区、脆弱区，人类社会的不稳定地带。气候的轻微变化，在这个地带都会被放大，引起全局性动荡。因为对于南侧的农人而言，气候异常，会导致粮食减产甚至绝收；而且这个地方由于粮食产量低，百姓积储少，交通不便，遇到天灾，靠自身积累难以持续生存。北侧牧民受到干旱或者严寒的逼仄，也会很容易地向内迁移，寻找生存空间（如汉武帝安置休屠王在河套地区）。森林与草原分界线一个地方有没有森林植被分布取决于降水量，年均降水量400毫米便是大多树木生长所需水量的底线。年均降水量在200～400毫米，植被以草原为主，若降水量再少，就连草也无法生长，这就形成荒漠地带。对比200～400毫米两线与400～800毫米两线之间的宽度和空间大小，游牧民族在狭长的空间内活动，向北是浩瀚的沙漠，向南则是宽广的森林地带，一直到秦岭淮河一线。游牧民族南进不成则退居漠北寒温带森林草原地带。蒙古人在明朝时为环境恶劣所迫甚至转移到青海湖以西地区。吐谷浑人的故乡在大兴安岭南段，他们被迫迁徙到河西走廊、青海一带，后受打击，有些部落又返回故乡。五代十国后期，吐谷浑人与这里的契丹人产生激烈冲突，内附北汉政权，与其他民族融合。农耕民族受到北方挤压，则向南方转移，南方恰恰提供了广阔空间。这是中国经济、人口重心不断南移的根本原因。如果要保持经济、人口重心不动，必须改善西北内陆地区的生产力，发挥资源（如风能、太阳能、石油、有色金属等）的潜在优势。胡焕庸线——人口分布东西分界线胡焕庸线是中国东南半壁和西北半壁的地理分界线，两者的分界线在全国地图上是黑龙江瑷珲（黑河市）和云南腾冲的连线。它现在广为国人所知，与秦岭—淮河和长城地理分界线齐名，是认识中国宏观地理环境、人口、经济和社会活动分布的重要分界线。那么它是怎么来的呢？与400毫米等降水量线等其他宏观地理分界线有何关系呢？瑷珲—腾冲中国人口地理分界线主题公园

今年是巴勒斯坦阿拉伯裔美国学者爱德华·萨义德（1935—2003）逝世二十周年。萨义德的父亲1947年从耶路撒冷移民至开罗，四年后，萨义德赴美学习。他擅长从社会与文化政治视角检视文学，而语言和文学研究也一直是他的武器。1978年，后来被视为二十世纪学术名著的《东方学》出版。萨义德在书中指出早期西方人文学术中对“东方”（他尤指阿拉伯伊斯兰世界）充满偏见，“东方学”是“一种学术研究学科、一种思维方式与一种权力话语方式”；西方学者以“他者”眼光看待东方，形成了一种样板化的错误认知，从而助推、支持了西方的殖民政策。“9·11”事件发生后，萨义德驳斥“文明冲突论”，认为其源于西方的东方学传统。曾经，萨义德“凭借自己的人格力量，使文学和社会批评成为下一代每个有进取心的学生都想践行和拥有的东西”（蒂莫西·布伦南）。若干年后，在急速变化的世界，他已成为一个符号，和“东方主义”“他者”“后殖民”这些学术名词绑定在一起。他发明的概念和他所代表的人文主义传统是否仍然有效？让我们一起重探他的来路。萨义德Brigitte

“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这首《登幽州台歌》一直被视为初唐诗人陈子昂的代表作，收入家喻户晓的《唐诗三百首》，也是陈子昂唯一的入选作品，可谓其经典地位的最佳证明。《登幽州台歌》很早就进入翻译家的视野。英译者先后有宾纳（Witter

明清时代，是东部亚洲海域逐渐纳入全球史的时代。过去，我们常常说东亚/東アジア/East

凡到杭州来游的人，因为交通的便利，和时间的经济的关系，总只在西湖一带，登山望水，漫游两三日，便买些土产，如竹篮纸伞之类，匆匆回去；以为雅兴已尽，尘土已经涤去，杭州的山水佳处，都曾享受过了。所以古往今来，一般人只知道三竺六桥，九溪十八涧，或西湖十景，苏小岳王；而离杭城三五十里稍东偏北的一带山水，现在简直是很少有人去玩，并且也不大有人提起的样子。在古代可不同；至少至少，在清朝的乾嘉道光，去今百余年前，杭州人的好游的，总没有一个不留恋西溪，也没有一个不披蓑戴笠去看半山（即皋亭山）的桃花，超山的香雪的。原因是因为那时候杭州和外埠的交通，所取的路径都是水道；从嘉兴上海等处来往杭州，运河是必经之路。舟入塘栖，两岸就看得到山影；到这里，自杭州去他处的人，渐有离乡去国之感，自外埠到杭州来的人，方看得到山明水秀的一个外廓；因而塘栖镇，和超山、独山等处，便成了一般旅游之人对杭州的记忆的中心。超山是在塘栖镇南，旧日仁和县（现在并入杭县了）东北六十里的永和乡的，据说高有五十余丈，周二十里（咸淳《临安志》作三十七丈），因其山超然出于皋亭、黄鹤之外，故名。从前去游超山，是要从湖墅或拱宸桥下船，向东向北向西向南，曲折回环，冲破菱荇水藻而去的；现在汽车路已经开通，自清泰门向东直驶，至乔司站落北更向西，抄过临平镇，由临平山西北，再驰十余里，就可以到了；“小红唱曲我吹箫”的船行雅入，现在虽则要被汽车的机器油破坏得丝缕无余，但坐船和坐汽车的时间的比例，却有五与一的大差。汽车走过的临平镇，是以释道潜的一首“风蒲猎猎弄轻柔，欲立蜻蜓不自由，五月临平山下路，藕花无数满汀洲”的绝句出名；而超山北面的塘栖镇，又以南宋的隐士，明末清初的田园别墅出名；介与塘栖与超山之间的丁山湖，更以水光山色，鱼虾果木出名；也无怪乎从前的文人骚客，都要向杭州的东面路，而超山皋亭山的名字每散见于诸名士的歌咏里了。超山脚下，塘栖附近的居民，因为住近水乡，阡陌不广之故，所靠以谋生的完全是果木的栽培。自春历夏，以及秋冬，梅子、樱桃、枇杷、杏子、甘蔗之类的出产，一年总有百万元内外。所以超山一带的梅林，成千成万；由我们过路的外乡看来，只以为是乡民趣味的高尚，个个都在学林和靖的终身不娶，殊不知实际上他们却是正在靠此而养活妻孥的哩？超山的梅花，向来是开在立春前后的：梅干极粗极大，枝叉离披四散，五步一丛，十步一坂，每个梅林，总有千株内外，一株的花朵，又有万颗左右；故而开的时候，香气远传到十里之外的临平山麓，登高而远望下来，自然自成一个雪海；近年来虽说梅株减少了一点，但我想比到罗浮的仙境，总也只有过之，不会不及。从杭州到超山去的汽车路上，过临平山后，两旁已经有一处一处的梅林在迎送了，而汇聚得最多，游人所必到的看梅胜地，大抵总在汽车站西面，超山东北麓，报慈寺大明堂（亦称大明寺）前头，梅花丛里有一个周梦坡筑的宋梅亭在那里的周围五六里地的一圈地方。报慈寺里的大殿（大约就是大明堂了罢？）前几年被寺的仇人毁坏了，当时还烧死了一位当家和尚在殿东一块石碑之下。但殿后的一块刻有吴道子画的大士像的石碑，还好好地镶在壁里，丝毫也没有动。去年我去的时候，寺僧刚在募化重修大殿；殿外面的东头，并且已经盖好了三间厢房在作客室。后面高一段的三间后殿，火烧时也不曾烧去，和尚手指着立在殿后壁里的那一块石刻大士像碑说：“这都是这位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广大灵感观世音菩萨的福佑！”在何春渚删成的《塘栖志略》里，说大明寺前有一口井，井水甘洌！旁树石碣，刻有“一人堂堂，二曜重光，泉深尺一，点去冰旁；二人相连，不欠一边，三梁四柱烈火然，添却双钩两日全”之碑铭，不识何意等语。但我去大明堂（寺）的时候，却既不见井，也不见碑；而这条碑铭，我从前是曾在一部笔记叫作《桂苑丛谈》的书里看到过一次的。这书记载着：“令狐相公出镇淮海日，支使班蒙，与从事诸人，俱游大明寺之西廊，忽睹前壁，题有此铭，诸宾皆莫能辨，独班支使曰：‘得非大明寺水，天下无比八字乎？’众皆恍然。”从此看来，《塘栖志略》里所说的大明寺井碑，应是抄来的文章，而编者所谓不识何意者，还是他在故弄玄虚。当然，寺在山麓，地又近水，寺前寺后，井是当然有一口的；井里的泉，也当然是清冽的；不过此碑此铭，却总有点儿可疑。大明寺前的所谓宋梅，是一棵曲屈苍老，根脚边只剩了两条树皮围拱，中间空心，上面枝干四叉的梅树。因为怕有人折，树外面全部是用一铁线网罩住的。树当然是一株老树，起码也要比我的年纪大一两倍，但究竟是不是宋梅，我却不敢断定。去年秋天，曾在天台山国清寺的伽蓝殿前，看见过一株所谓隋梅；前年冬天，也曾在临平山下安隐寺里看见过一枝所谓唐梅。但所谓隋，所谓唐，所谓宋等等，我想也不过“所谓”见而已，究竟如何，还得去问问植物考古的专家才行。出大明堂，从梅花林里穿过，西面从吴昌硕的坟旁一条石砌路上攀登上去，是上超山顶去的大路了。一路上有许多同梦也似的疏林，一株两株如被遗忘了似的红白梅花，不少的坟园，在招你上山，到了半山的竹林边的真武殿（俗称中圣殿）外，超山之所以为超，就有点感觉得到了；从这里向东西北的三面望去，是汪洋的湖水，曲折的河身，无数的果树，不断的低岗，还有塘的两面的点点的人家；这便算是塘栖一带的水乡全景的鸟瞰。从中圣殿再沿石级上去，走过黑龙潭，更走二里，就可以到山顶，第一要使你骇一跳的，是没有到上圣殿之先的那一座天然石筑的天门。到了这里，你才晓得超山的奇特，才晓得志上所说的“山有石鱼石笋等，他石多异形，如人兽状。”诸记载的不虚。实实在在，超山的好处，是在山头一堆石，山下万梅花，至若东瞻大海，南眺钱江，田畴如井，河道如肠，桑麻遍地，云树连天等形容词，则凡在杭州东面的高处，如临平山黄鹤峰上都用得着的，并非是超山独一无二的绝景。你若到了超山之后，则北去超山七里地外的塘栖镇上，不可不去一到。在那些河流里坐坐船，果树下跑跑路，趣味实在是好不过。两岸人家，中夹一水；走过丁山湖时，向西面看看独山，向东首看看马鞍龟背，想像想像南宋垂亡，福王在庄（至今其地还叫作福王庄）上所过的醉生梦死脂香粉腻的生涯，以及明清之际，诸大老的园亭别墅，台榭楼堂，或康熙乾隆等数度的临幸，包管你会起一种像读《芜城赋》似的感慨。又说到了南宋，关于塘栖，还有好几宗故事，值得一提。第一，卓氏家乘《唐栖考》里说：“唐栖者，唐隐士所栖也；隐士名珏，字玉潜，宋末会稽人。少孤，以明经教授乡里子弟而养其母。至元戊寅，浮图总统杨连真伽，利宋攒宫金玉，故为妖言惑主听，发掘之。珏怀愤，乃货家具，召诸恶少，收他骨易遗骸，瘗兰亭山后，而树冬青树识焉。珏后隐居唐栖，人义之，遂名其地为唐栖。”这镇名的来历说，原是人各不同的，但这也岂不是一件极有趣的故实么？还有塘栖西龙河圩，相传有宋宫人墓；昔有士子，秋夜凭栏对月，忽闻有环珮之声，不寐听之，歌一绝云：“淡淡春山抹未浓，偶然还记旧行踪，自从一入朱门去，便隔人间几万重。”闻之酸鼻。这当然也是一篇绝哀艳的鬼国文章。塘栖镇跨在一条水的两岸，水南属杭州，水北属德清；商市的繁盛，酒家的众多，虽说只是一个小小的镇集，但比起有些县城来，怕还要闹热几分。所以游过超山，不愿在山上吃冷豆腐黄米饭的人，尽可以上塘栖镇上去痛饮大嚼；从山脚下走回汽车路去坐汽车上塘栖，原也很便，但这一段路，总以走走路坐坐船更为合式。一九三五年一月九日摘选自：书名：中国经典文学书系出版社：北京明天远航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出版时间：2019-04

汉武帝平定南越国后，析秦置之三郡为九郡，原管辖今广西大部地区的桂林郡，分置为郁林、苍梧、合浦三郡。合浦具有得天独厚的区位优势，四周地形平坦，南面临江濒海，南流江贯流县境注入北部湾。合浦港扼北部湾顶的中枢位置，西邻钦州、防城及越南北部，东接广东的廉江、海康、徐闻，东南侧有海南岛，过琼州海峡可抵湛江、广州、香港。通过北部湾可达今马来半岛、缅甸、印度、斯里兰卡等地，是广西开拓和发展海外贸易的重要港口。自汉武帝设置合浦郡并成为郡一级的治所后，这里便成为岭南西部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合浦港也成为汉代中国南方对外交通的重要港口。大量货物从合浦港运往海外，海外的大量货物运抵合浦港销往内地，成为著名的海上丝绸之路最早始发港。汉代以来，广西利用合浦港便捷的海上交通优势，积极开拓海外贸易。据史籍记载，汉时岭南的番禺（今广州）虽是华南大都会，但还不是对外贸易港口；当时的对外贸易港口是徐闻和合浦。所以《汉书·地理志》说：汉武帝时“自日南障塞，徐闻、合浦船行可五月，有都元国；又船行四月，有邑卢没国；又船行可二十余日，有谌离国；步行可十余日，有夫甘都卢国。自夫甘都卢国船行可二月余，有黄支国，民俗略与珠厓相类。其州广大，户口多，多异物，自武帝以来皆献见。有译长，属黄门，与应募者俱入海，市明珠、璧流离、奇石异物，赍黄金杂缯而往。所至国皆禀食耦，为蛮夷贾船，转致送之。亦利交易，剽杀人。又苦逢风波溺死，不者数年来还。大珠至围二寸以下。平帝元始中，王莽辅政，欲耀威德，厚遗黄支王，令遣使献生犀牛。自黄支船行可八月，到皮宗；船行可二月，到日南、象林界云。黄支之南，有已程不国，汉之译使自比还矣。”据考证，都元国在马来半岛东岸即今泰国南部的北大年府，邑卢没国在缅甸萨尔温江入海处，湛离国在缅甸孟加拉湾沿岸，夫甘都卢国即缅甸的蒲甘城，黄支国就是印度的建志补罗，已程不国即今之斯里兰卡。当时的海外贸易，输出的主要商品是黄金和杂缯，输入的货物主要是明珠、璧流离、奇石、异物等奢侈品。广西地区汉代墓葬曾出土有玻璃、硬玉、玛瑙、水晶等物，其中仅玻璃（璧琉璃）一项就有1965颗。广西贵港、梧州、合浦汉墓也出土有玻璃、琥珀、玛瑙、硬玉等物。汉墓出土之玻璃即《汉书》所提之“璧流离”。而今，《汉书》所载之输入商品已在广西地区的汉代墓葬出土文物中找到。说明汉时的海外贸易主要为官营，所以输入的珍奇商品，均为少数统治者所占用，死后也随葬于其坟墓中。合浦文昌塔汉墓出土的琉璃器合浦望牛岭汉墓出土的部分珠饰

每学期的大学语文课，面对来自五湖四海的大一新生，我都会鼓励他们用家乡的方言读一读“国风”；秋季开学是在二十四节气的白露前后，便常常从《秦风》的“蒹葭苍苍，白露为霜”读起。这些年，仅吴语版《蒹葭》，我就听过沪语、苏州话、绍兴话、宁波话版——甚至还聆听过犹如密电的温州话版。我无意在课堂上做方言调查，对音韵学更是一窍不通，甚至个人的研究方向都不是中国古代文学。之所以如此乐此不疲地让新生用方言读“国风”，固然有一点个人趣味，但也是真心希望他们能在南腔北调中听一听“风”从哪里来、诗从哪里来。对方言诵读的兴趣始于十五年前。那时，我还是复旦任重书院的大一新生，和同宿舍的上海同学一起选修邵毅平老师的中国文学传统课。那个学期，邵老师临时起意，从最晚近的内容开始讲。讲到《诗经》，已是期末，他照旧一本正经地推荐课外读物——倪海曙的《苏州话诗经》。于是，接下来浑浑噩噩的考试季，我那可爱的室友却时不时抱着从文科图书馆借来的“宝书”，爆发出银铃般的大笑。她时而鲜格格地念叨，“河里有块绿洲，水鸭勒轧朋友。阿姐身体一扭，阿哥跟勒后头”；时而呲头怪脑，“格个十三点，俚弗搭我攀谈哉；为仔俚呀，日日我吃弗落饭”。初到上海的我不懂吴语，只觉得有趣，记住了“身体一扭”的“窈窕”“阿姐”，也记住了“十三点”的“狡童”。再后来，结束在书院的通识教育，进入中文系，我又选了张金耀老师的诗骚精读课。张老师讲课鼻音较重，我甚至疑心他和我、和闻一多先生一样，是湖北人。闻一多先生在西南联大开设的楚辞课，是抗日战争时期的美谈。汪曾祺曾专门写过散文《闻一多先生上课》，描述课上的情景——“闻先生点燃烟斗，我们能抽烟的也点着了烟（闻先生的课可以抽烟的），闻先生打开笔记，开讲：‘痛饮酒，熟读《离骚》，乃可以为名士。’”汪曾祺素来用笔坦荡，不作伪；但不知为何，我头脑中却另有一重印象，认定闻一多先生是用极浓重的湖北方言讲楚辞。电影《无问西东》里有一组镜头，是他坐在土沟里给学生讲《哀郢》（下图）。诗人背靠红土，长衫落拓，须发浓密，双目炯炯，一腔乡音，倒是意外地与我头脑中的印象符合。然而，电影终究是虚构。我翻遍《汪曾祺全集》，也没有找到闻一多先生用方言授课的记录。那闻一多先生用湖北方言读楚辞的印象，究竟从何而来呢？是我的乡愁作祟，还是与《苏州话诗经》的记忆相混淆？又或者是我翻书太潦草，错过了相关的文献？终究是不得而知。然而，无论是否用方言读离骚，闻一多先生都是当之无愧的名士。至于给我们讲《离骚》的张金耀老师，也自有他的传说。据说，有人曾在长海医院晚间的急诊室里偶遇张老师，正一边挂盐水，一边读古书——这未尝不是当代的名士风度。十几年间，我又读了几篇鲁迅先生的文章，《诗经》——尤其是“国风”——不过是古代流行歌曲的观念，更是在头脑里根深蒂固。鲁迅在《门外文谈》里，把《诗经》的第一篇“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翻译成白话——“漂亮的好小姐呀，是少爷的好一对儿！”什么话呢？——有笔如刀的鲁迅先生竟也拿《诗经》调侃。无怪心系中国文艺前途的倪海曙先生提笔就将“国风”改成苏州话。不同于鲁迅先生的白话翻译，倪海曙先生的方言改写，已近乎创作了。他在《〈苏州话诗经〉后记》里提到，自己花三年时间改写60篇“国风”，“动机主要在试验方言写作”。这篇《后记》写于1948年，算起来是七十多年的笔墨了，部分内容颇有年代感，已不符合时下中国的情形；但其中对中国文学语言的若干思考，如今读来，仍旧振聋发聩。例如，倪海曙先生认为文学应有诉诸听觉的效力，“在给人‘看’的文艺之外，还须有给人‘听’的——可以朗诵——的文艺”，“方言文学是一种可以直接给人‘听’的文艺，不但使人听得懂，而且使人听得亲切、有味”。又如，他对“人民的方言”的推崇和对“新文艺腔”的批评，他指出现代白话文“只是中国新的共通语言的雏形”，“过去一直是无条件的夹用文言字眼和机械的照搬欧洲语法来丰富词汇和增强表现力的”，这种语言策略固然有效，“但对于活语言的源泉——人民的方言，却忽略了。因此弄得非常不自然，成为一种只有知识分子才能赏识的怪腔，所谓‘新文艺腔’”，“要使中国的语言更有表现力，我们还应该去发掘人民语言的宝藏，而方言文学的提倡就是发掘这个宝藏的一件实际的工作”。其实，倪海曙先生对方言文学的标举算不上新论。早在1926年，胡适先生、刘半农先生就曾借亚东图书馆出版标点本《海上花列传》之机，推举表现“人的神理”“地域的神味”的方言文学；再往前，二十世纪初，章太炎先生也曾从民间语言入手，博考方言土语的古今音转以应现代语文之用。十几年过去，我终于能将吴语听懂个大略。但一年又一年，我的耳朵却愈加寂寞了，能“读”出声音的当代作品不多，能从中“听”见鲜活方言的当代作品更是少之又少。我无意指责当下文学语言的单调沉闷。实际上，作为在大学里讲文学课的教师，我也要为这份沉闷负责。普通读者尚且有机会回避沉闷——大不了不读呗！但我无法回避文学，更无法回避那些对文学怀有热情的年轻学生。如果只是用少数人才能赏识的“新文艺腔”去讲文学、去讲文学史，任由课堂一味地沉闷下去，任由学生在沉闷中丧失了对文学的听觉乃至全部感觉，我只会感到羞愧——愧对面前的年轻脸孔，愧对十五年前室友银铃般的大笑，愧对秦地无名阿哥被传唱了三千多年的伟大的苦恋。我一度以为倪海曙先生是寂寞的。一册薄薄的《苏州话诗经》，1949年4月初版，印数2000；再出版是在1981年8月，被编入厚厚的文集《杂格咙咚》，作为其中的一编，印数8000，没有再版。但一次偶然的检索，一部名为“民歌·诗音丛刊”的杂志（上图）赫然入目，却颠覆了我的认识——至少在上世纪四十年代末，倪先生并不孤独。这部《民歌·诗音丛刊》由诗人和音乐家共同执笔组稿，1947年2月发行第1期，不久就遭遇国民党严厉的出版审查，被迫夭折。但翻开这仅有的创刊号，细读其中的文章、新诗、方言诗、译诗、诗评、民歌乐谱，已足以感受多声部合唱般的魅力；而这些诗、文、乐谱的作者——请容许我一一写下他们的名字——郭沫若、马思聪、卞之琳、徐迟、张昊、臧克家、艾青、金克木、陶行知、李白凤、方敬、袁水拍、辛笛、杜运燮、林蒲、吴越、穆旦、姚慕双、戈宝权、杨刚、李嘉、齐坪、任钧、君樵、丽莲、宋扬、马可、张鲁，无不活跃于新中国的文艺界、学术界。他们都曾是倪先生的同路人！在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结束后，在新中国即将成立的前夜，不只有倪先生这样的语言学家以方言写作探索中国文艺的民间传统，去发掘人民语言的宝藏；还有一批文学家、音乐家也从融会诗歌与音乐的民歌传统出发，探索来自民间的、有声的新文艺。整本《民歌·诗音丛刊》，给我印象最深的是马思聪先生的文章《关于诗、歌、音乐、舞蹈》（上图）。马思聪先生早年留学法国，少年成名，有“东亚第一提琴家”的美誉。1937年东三省沦陷，他以绥远民歌为灵感，写下了代表作《思乡曲》，新中国成立后，任中央音乐学院的首任院长。他的音乐成就自然无用赘言，但他深厚的文学素养却鲜有人提及。实际上，早在留学法国期间，马思聪先生就自觉地从文学中汲取灵感。他曾写过一篇优美的散文《创作的经验》，提及寓居南法时，对文学的痴迷：“因为爱好Debussy，我对其他艺术领域内的一些具有与Debussy同等格调的作家如Millet以及Corot的画、Verlaine的诗、Maeterlinck的散文，发生了浓厚的兴趣。Rimband的诗令我兴奋，我陶醉于《醉舟》的大海洋，身边的海的景象也使我更易于接受它。《地狱季节》的烈火，也是我百读不厌的散文诗，他的过激的、粗野而又深沉的笔调，给我很深的印象。”归国后，他一方面酝酿着将中国词“改编”为音乐作品，另一方面和活跃于文坛的新文学作家、学者有着密切的交往。1936年，他第一次前往北京演出，拜访了胡适、沈从文、梁宗岱、沉樱等人。因为相通的艺术旨趣，沈从文先生更是将马思聪先生视为知己。他在1944年发表的《〈看虹摘星录〉后记》中，特别提到：“我这本小书最好读者，应当是批评家刘西渭先生和音乐家马思聪先生。”马思聪先生在1941年发表的《民歌与中国音乐创造问题》中，也曾提及1936年与胡适先生晤面的往事：诗经三百篇，可惜孔子不曾把音乐部分一同保留下来……在北平的时候，胡适之先生给我看许多民谣，那是他们一班人组成的一个“民谣研究会”所搜集的，也是省略了音乐部分。我总以为憾事。因为音乐部分比歌词方面，要宝贝得多，幸而近年来好些人把这缺憾补救回来了。显然，作为音乐家的马思聪先生对胡适等人的民谣研究并不满意，他认为胡适等人只关注歌词，未能扭转中国自孔子以降的重“诗”轻“乐”的旧传统。这样的评价显然有失公允，因为当时除了民谣研究会，还有音乐工作者、专门机构从事民间音乐的整理工作。但马思聪先生的不满却也反映了新文化运动以来民歌研究的缺憾：“诗”的研究与“乐”的研究始终是分离的，不同专业领域、不同机构的工作始终未能协调起来。实际上，不满的岂止马思聪，岂止音乐家们；在诗人群体中，在作家群体中，这样的不满也在累积——也正是因为这份不满，跨界刊物《民歌·诗音丛刊》应运而生。这篇重要的《关于诗、歌、音乐、舞蹈》没有收入2007年出版的《马思聪全集》，实在遗憾。我对着黯黄的扫描图片，逐字逐句辨识，将全文录入电子文档；其中关于“诗的节奏”的段落，被我重新排版，连同《民歌·诗音丛刊》的封面一起，制作成电子幻灯片。我希望更多人了解这些音乐家、作家们可贵的探索。于是，一次次地，在面向大一新生的大学语文课上，这本被中国现代文学史、音乐史、出版史遗忘的杂志，连同其中的文字，被放大、放大，投影在巨大的电子屏幕上，闪闪发光：（一）诗的节奏字数的多寡是形成节拍的因素。例如五言诗|♪♪♪♪♩|是三拍子的，七言诗是四拍子的，四言诗是五拍的，三言诗是二拍的。节奏是形成中国古诗的因素。这之后，词产生了，我们拿李后主的浪淘沙，再分析一下：3/4

在研究南画或以文人画样式来创作的日本画时，有必要从一个中国人的视角来重新思考几个问题。在文人画悠久的演化过程中，中国人是如何理解和创作它的呢？这些传统中有哪些方面被18世纪的日本所同化、吸收？它们又是以何种方式被转化或采用，从而因应当时的日本环境？清初雕版画谱与画论的输入，已被认为对德川时代的艺术家造成了相当大的影响，但这样的影响又是如何呈现在代表性的南画之中的呢？来自中国的黄檗宗禅寺万福寺（福州祖庙的分支）设于京都附近的宇治，它与其形成的中国文化圈子，在南画运动兴起时扮演着相当重要的角色，而这个文化圈是以何种方式来影响日本画家的呢？最后，中国的商人——画家在18世纪抵达长崎，也已被定位为初期南画形成时一个主要的刺激，但我们能在多大程度上准确地呈现出这个事实呢？本研究把南画的这个最初阶段界定在1661年至1799年之间，前者是万福寺的日本分支落成（标志着开始从中国引进文人画的诸多元素）的那年，后者则是第一位将中国文人画理论转化、融入日本社会的桑山玉洲去世那一年。万福寺的建立为人们提供了一个场所来亲炙新式的中国艺术品，而几位主要的先驱者：祇园南海（1676—1751）、柳泽淇园（1704—1758）和伟大的池大雅（1723—1776），也先后成为与此团体关系密切的成员。此外我们也会看到，由创寺长老们带进来的某些晚明作品在形式上对南画的新点描画法之发展有相当明显的影响。作为终点的1799年标志着桑山玉洲的告别人世，玉洲是池大雅的亲密追随者与伙伴，无疑是在中国与日本文人画上最敏锐的一位理论家。玉洲的著作记录了中国文人画理论的日本化，并总结了南画的最初阶段，也就是把中国的观念与技巧予以同化，融入日本的文化范畴之中，并将它们转化为日本式的表现样式。关于中国对南画的影响有一些常见的假设，在重新思考这些假设时，可以分析中国输入品中具有代表性的例子，而这些输入品在17世纪晚期和18世纪时出现于日本，曾被相当谨慎地记录了下来。本研究以德川幕府藏品中有著录的中国画为基础，着眼于对外来元素拒绝（到目前为止罕经研究的一个重要现象）、选择、转化与同化的多元过程。而此处所谓的“影响”，是被界定为那些反映在代表性南画之中的影响。因此，直接临摹中国画而未将画中典型特征同化、融入南画主要构成中的这种个别案例，就不会被视为“影响”，而是当成偶然或表面上的有趣的例子。整体而言，我就像个学习中国画的学生来追问这个问题，从文人画在自己故乡的发展和它们在国外被接受与转化的角度来探讨文人画的进程，因此本研究就局限于一种主要是属于中国人的观点。韩国文人画的影子在日本绘画里的出现比中国的南画早三个世纪，对南画的影响也相当重要，却少有人研究，不过，关于韩国文人画的问题仍然要留待将来再做进一步的探究。日本的本土琳派、德川时代的狩野派和土佐派长久以来为绘画的主题内容与品味设定了参数，也发展出了各种艺术手法，并为所有类型的画家建立了用笔的标准，而南画与这些画派间的互动虽在日本国内已有所研究，但仍为外来学者的探索保留了一片沃土。在此阶段看来，最亟待解决的，首先是对从元至清的文人画家的价值观变迁提供一个更仔细的分析；其次是去追寻它们的日本化过程；再次是去检验在17、18世纪日本的文人画原始范本的曝光度不均情形；最后也是更重要的，是去检验它们被接受度的不均等。研究过程中的发现，从一个日本背景来看，可以清楚看到，许多在中国原本彼此相关的艺术关注之事，在元代以后的文人画中已变成各自分离的议题，然而一旦到了德川时代，又获得了元代以前的共生关系。这一点在绘画的理论上尤其确实，也就是说，从某个角度来看，中国画从明代以来已从北宋的士人业余书画家理想转向世俗、物质层次，而在日本这些理想却被重新结合、滋养，并发挥到极致。若是从日本的角度来看，中国的文人画史在价值上、风格上都显示出明显的转向，但若单独从中国的角度来看，这些价值和风格大部分仍然是难以察觉的。明清时期的写作者大多试图从自己的时代和品味出发，来诠释较早期的记录；同样的，华人在17世纪以后对宋元书画、文献等的认知，往往反映出15世纪在绘画上向文人观点转变而导致的折射观点。元代以后的理论家越来越转向一种线条的美学，后者实际上几乎取代了北宋业余画始祖提倡的非线条的、无定形的“墨戏”与自发性的自由挥洒实验这一传统。我发现此一早期理想主义绘画观念的种子在中国蛰伏了数个世纪，在18世纪时宛如要设法吸取水分，然后在日本的土壤上萌芽、开花。在盛开期中，池大雅与其他人所作的典型日本理想主义者绘画，在精神上与某些水墨技巧上较接近于原本的宋代理想，而非当时同类中国作品的表现。也就是说，宋代与元代早期的绘画和文本含有许多直接来自心底的描绘性和表达性的成分，可以视为“湿的和非线性的”，而这些成分自平安时代以来也在日本保留了下来。同时，理想主义绘画的明清范例却是沿着相反的路径，变得越来越线性，也越来越干。在优秀的西方研究中，详细记载了此种传统中国观点。此处我们有个双重的目标：一，对1799年以前传入日本的中国绘画进行初步的调查，包含那些与真正文人画样式无关却真正影响了日本南画形成样貌的中国画。二，能将日本历代收藏的中国画证据，以及日本对此类绘画的传统反应中所生成的日本经验之映照，有系统地陈述出一种中国绘画史的新观点。这些反应不仅点明了日本艺术家的喜爱，也说明了日本人对中国绘画的理解，而此种理解对于陈述中国人创造的属于自己的价值与艺术创作过程，提供了一个可靠但迄今仍未受重视的相互参照。重要的是要去了解，日本镰仓与室町时代理解中国宋元范本的方式。因为各种类型的水墨画就是在此一主要同化的面向中植基于日本，我们也会看到，这个根基会影响日本艺术家后来解读和诠释明清范本时的态度。但在后来中国绘画的发展中，宋元绘画中的某些原始面貌被抛弃了。我们能发现，德川幕府时代的画家是以这些较早的得自宋元的价值来诠释明末清初的范本。了解早期日本在中国艺术品上的经验，能厘清其在后来各时代中同化过程的性质与方式。早期文人画亦即士人画的一个显著特征，是参与者未受限于设定的主题，事实上也未受限于特定的风格或技巧。有李公麟（1049—约1105）的白描、苏轼表兄文同（1019—1079）无轮廓线的“没骨”竹画风格、驸马王诜（活动于11世纪晚期）传说中的渲染山水风格、米芾（1052—1107）的可能相当无定形和非线性的水墨渲染风格（见图1a），以及苏轼自己可能比较干但可能同样非线性的风格，有些有树瘤纠结、枝干扭曲的老树，与竹、石的画被归于其名下（见图6a）。东坡运动的主要论点展现为对自发性的强调、对技巧实验的兴趣、自由挥洒的精神、风格的多变性，以及对母题神髓的追求。他们有一项共同的特征，就是全都瞧不起皇家画院里职业画家的谨慎细微，避免使用勾勒填彩的技法，以及对追求形似的蔑视。从文献记录和现存传称之作中可以发现，不论在技法还是表现上，这些文人彼此都有所差异，而且除了都喜欢水墨、纸本胜于设色、绢本外，在当时再没有能够精确定义所谓“士人画”的风格或图像了。图1a．传米芾《天降时雨图》，轴，水墨绢本，150×78.8厘米，华盛顿特区史密森学院佛利尔美术馆藏（08.171）。图6a．传苏轼《枯木竹石图》，与他作合裱为手卷，水墨，纸本，上海博物馆藏。北宋职业画家所创作的画包括以细笔勾勒填彩、被称为“工笔”的职业性人物画与青绿山水。此时也能看到被称为“白描”的纯墨色作品的兴起，以及巨幛式山水伴随着皴法的发展达到精神性艺术的巅峰。整体而言，宫廷绘画显得拘谨、繁复、注重由细心的写实带来的一种对大自然的崇拜与爱惜。水墨画的兴起标志着在属于士人的时代中，对线性的兴趣超越了早先更强调色彩并以设色、晕染为导向的风格。新的士人画带来了极为不同的走向：现存的文献和传称之作中指出的都相当简短粗率。苏轼、文同和米芾父子给人的印象就是相当的非线性。也就是说，当单纯使用墨色时，似乎就绝少使用院画家的皴法，而更依赖于使用湿墨渲染，或一种较富绘画性态度的干墨。然而，因为赵孟頫（1254—1322），中国的文人画从强调自由挥洒和创造的宋代绘画理论，转向一种明确的学者态度，将干的线性笔墨在纸上的潜能爆发出来。元代的山水和花鸟文人画在绘画方面打开了一条通往历史决定论的道路。笔墨第一次依照书法的原则来撷取形式。赵孟頫对后来中国艺术的影响是：像董其昌这样的17世纪画家和理论家，大都是经由赵孟頫的评论来了解中国绘画史。而以充满生命力的表现自然来抓住天地之能量的观念，早已随风而逝了。图1b．相阿弥《潇湘八景图》，局部，屏风，水墨纸本，京都大仙院藏。图1c．池大雅《富士十二景图》（米氏风格），十二景之一，轴，水墨浅设色，绢本，111.5×35.1厘米，东京艺术大学藏，K325—6。在这一悠久而错综复杂的发展过程中，除了元代禅僧的水墨花卉画外，就没有任何其他绘画同时被传往日本了。整体而言，董其昌在世时，这种干的线性风格已变成精英分子的标记，但直到他过世后，日本才首次注意到这种中国理想主义者的运动，特别是其在山水画上的发展，并且首次试图去寻找属于自己的此类运动——南宗画。这代表着一个四百年的延迟。到16世纪晚期，日本艺术家已能充分掌握这种艺术，以及延伸到整个画面、渐层极端细腻的渲染技巧，这种技巧由已运用数百年之久的南宋晚期风格发展而来，其风格鼓励表现辽阔空间、弥漫雾气与唤起情感的能力。从德川幕府时期的角度来看，将新进口的中国文人画划分为四种类别会比较方便。虽然它们在中国的演进未受到打断，但在日本却因进行同化与调整以适应本国人口味，显示出了明显的差异。德川幕府时代抵达日本的范本由现存于宇治万福寺的作品来看，大量书法之外，还包括诗意式的着色山水、哲思式的水墨山水、墨戏（花卉画）与逸品——高尚或是自由不拘的作品。在追寻它们的日本化过程时，我们必须问：在德川时期所藏有记录的中国作品里面有哪些类别可以显示出对南画的影响？如果有，又是如何影响的？这些范本又是以何种方式转化的？同样的，我们也必须问：如果某些新的中国元素或艺术品项并未造成明显影响，又是什么原因呢？诗意式着色山水。这类作品在日本有悠久的历史，可说与中国同步，共同植基于唐代/奈良绘画中。隋唐以来，这类富有诗意的着色山水传入日本，其唤起情感、表现诗意的功能符合日本贵族的品味。就技巧上来说，将这些不透明的颜料（用加热熔解的骨胶加以混合）施加在木质画板或绢布上，需要用画笔左右横刷，让颜料逐渐散布而产生色调变化的明暗效果。到了宋朝/平安时代，日本的青绿山水已经演化出自己的特色，形成一种新的民族风格：袄绘，一种画在能移动的木板或大屏风上的壁画。其中一件代表性的例子是宇治市平等院凤凰堂中绘于1053年的袄绘（图2）。属于本国的一些偏好展现在富有诗意的景致上，充满了一种亲切而私密的情感特色，也展现在对色调层次的强烈依赖上，离开当时中国萌芽的皴法。砖造的中国房舍在此处被茅屋所取代，棱棱角角则被温和圆浑的形式取代，这就有如唐代到了10世纪晚期，为了符合国人的口味而采用了设色的风格。在平等院的这件壁画中，高耸陡峭的中国式山峰（参见正仓院藏螺钿紫檀五弦琵琶，其年代早于756年）被大和民族起伏和缓的山峦所取代，而且人性的趣味变得弥漫画面。平安时代的手卷，包括“名所绘”（画著名景点）、“四季绘”（画四季景致）与山水绘卷，都说明此种模式同化与转化之广泛。图2佚名《春景》，

1930年3月2日，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成立大会在上海窦乐安路233号（今虹口区多伦路201弄2号）中华艺术大学秘密召开。“左联”得以在当时的中华艺术大学成立，与该校校长（主席）、《共产党宣言》首个中文全本译者——陈望道的支持以及他与鲁迅、夏衍、冯雪峰等“左联”主要成员的革命友情是密不可分的。

图片转载自故宫博物院公众号故宫位于我国北方地区，冬天温度较低，而明清两代又处于中国历史上第四个寒冷期，即“明清小冰期”，一年中约150天属于冬天，最低气温可达零下30摄氏度。即使在极其寒冷的时期，故宫的古建筑也是很温暖的，因为其有地暖、暖阁、火炕等一系列取暖设施。地暖与现代人冬季采用的水地暖（在地板下埋设水管，以热水为热媒，在水管内循环流动，加热地板）或电地暖（在地板下埋设电缆或电热膜，使之加热地板）方式不同，明清时紫禁城采取的地暖为烧火供暖，俗称“火地”或“暖地”。火地是故宫古建筑的一种地下供热系统，由位于窗户外面的地下操作口、窗户里面的地下炉腔、室内地面砖下面的火道组成。其基本原理为：宫廷服务人员身处操作口内，将柴火或木炭置入炉腔内燃烧，炭火产生的热源沿着火道路径扩散，并由地下的出烟口排出，其间加热地面砖，利用地面自身的蓄热和热量向上辐射的规律由下至上进行传导，从而保持室内的温暖。故宫火地平面示意图虚线箭头为热量传播路线，图中折断线代表窗户下部的槛墙。用地暖取暖的历史中国自古以来就有在地下烧火来烘暖地面的做法。在1999年发掘的吉林通化万发拨子遗址中，魏晋时期的房址较具特色。在挖成浅穴后，以块石或板石在房址的四周立砌成两组烟道，上铺平整的板石，形成长方形火坑，该火坑即为冬季取暖用。北魏晚期的地理学家郦道元撰有《水经注》，其卷十四记载了当时的地暖构造：观鸡水（今河北丰润区北）以东有观鸡寺，其大堂地面均为石板铺成，地下有纵横交错的通道，用于通热气；在殿外地基位置烧火时，热气贯穿于通道内，加热了石板，使得整个寺庙大堂内很温暖，产生了很好的御寒效果。这说明观鸡寺不仅拥有可容千僧的大堂，又拥有这种特殊的取暖保温结构，其地面铺设石板，板上加抹灰泥一层，板下基石垒砌为火洞烟道；室外基侧，灶口、烟突交错，东薪西火，入炎出烟。在2013—2017年发掘的吉林省长白山金代皇家神庙遗址中，其斋厅出现地下采暖系统，由南墙操作间、东墙偏南灶台、北墙独立烟囱，以及连接三者的4条地下烟道组成，是早期的皇家御用地暖系统。明清时期，紫禁城的地暖系统已运用得比较成熟。如晚明太监刘若愚著《酌中志》卷十七《大内规制纪略》有“右向东曰懋勤殿，先帝创造地炕于此，恒临御之”；卷二十《饮食好尚纪略》有“十月……是时夜已渐长，内臣始烧地炕”。由此可知，明朝的紫禁城就有地暖了。据清末民初徐珂编撰的《清稗类钞》记载：“每年十一月初一日，宫中开始烧暖坑，设围炉，旧谓之开炉节。”这里，“开炉”即开始使用炉火之意。开炉节揭开了宫中御冬消寒的序幕。尽管冬天室外寒冷，居住在宫中的帝王们在冬天则过得非常舒适温暖。乾隆皇帝在《冬夜偶成》一诗中写道：“人苦冬日短，我爱冬夜长。皓月悬长空，朔风瓢碎霜。垂帘在氍毹，红烛明涂堂。博山炷水沉，和以梅蕊香。敲诗不觉冷，漏永夜未央。”道光皇帝在《养正书屋全集》中写有：“花砖细布擅奇工，暗热松枝地底烘。静坐只疑春煦育，闲眠常觉体冲融。形参鸟道层层接，里悟羊肠面面通。荐以文茵饶雅趣，一堂暖气着帘栊。”在这里，“鸟道”“羊肠”即为地下供暖的通道。《宫女谈往录》的“手纸和官房”部分记载了清代紫禁城建筑的取暖方式：“数千间的房子都没烟囱。宫里怕失火，不烧煤更不许烧劈柴，全部烧炭。宫殿建筑都是悬空的，像现在的楼房有地下室一样。冬天用铁制的辘辘车，烧好了的炭，推进地下室取暖，人在屋子里像在暖炕上一样。”暖阁与火炕所谓暖阁，即在有火地的建筑内（尤其是内廷帝后寝宫），用木隔断将这部分区域与宫殿建筑的其他区域隔开，使之成为一个较为封闭的小空间，能够保持恒定的温暖状态。坤宁宫在明代为皇后寝宫，其最东边两间房在清代被当作皇帝大婚的洞房，改造方式与暖阁做法一致，因而被称为“东暖阁”。养心殿东暖阁内的炕故宫内的火炕则是利用火地的热源，在建筑内（尤其是靠近窗户位置的区域）设置木制的长方体台座（可在不用时拆卸），便于帝后在冬天的日常起居活动。火炕在满族一直很盛行，它既是寝息的设施，又是取暖的设施。明思宗崇祯十七年(1644)清军入关后，满族皇室将火炕大规模的运用到了故宫的内廷建筑中。关于“火墙”的传言关于故宫古建筑如何取暖，流传着一种“火墙”的说法。传言认为，皇宫内的墙壁都是空心的“夹墙”，俗称“火墙”，墙下挖有火道，添火的炭口设于宫殿外的廊檐下，炭口里烧上木炭，热力就可顺着夹墙温暖整个大殿；皇帝办公的三大殿（一般指太和、中和、保和三大殿）、养心殿以及部分寝宫的墙均是空心的，殿内地砖下面砌有纵横相通的火道，直通向殿外的地炉子。这些说法都是错误的，从工程实践来看，目前尚未发现故宫的墙体存在“火墙”。故宫某古建筑墙体断面照片墙体为实心砌筑，并不存在“夹墙”。“火墙”的说法应该是故宫“防火墙”的误传，大众把“防火墙”理解成了“火墙”，与故宫内的“火地”混为一体。事实上，故宫的前朝三大殿既没有“火墙”，也没有“火地”，皇帝冬天在三大殿举行重要活动时，主要用炭火盆取暖。当然，故宫古建筑的墙体也属于重要御寒构造之一，墙体很厚，如太和殿墙体厚度达1.45米，可起到良好的保温隔热效果。部分内廷建筑墙体的室内一面还增设了木制墙板，墙体与木墙板之间的架空层可进一步阻止外来低温的入侵，有利于建筑内部保暖。摘选自：更多相关阅读曾泰元

今日推送一篇葛兆光教授的旧文《海外中国学本质上是“外国学”》，其中谈到了获得2023中国学贡献奖的卜正民及其著作。他表示，对于海外中国学研究，我们始终要有清醒的认识，首先要明确它本质上还是“外国学”，然后要有比较明确的立场与它进行批评的对话，而不是简单地跟风。海外中国学本质上是“外国学”葛兆光（口述），盛韵（记录）刊《文汇报》2008.10.5第6版“批评的中国学”在谈海外中国学有什么变化、有什么新想法和新著作之前，我想先谈谈中国学者对海外中国学的看法和理解。我们在文史研究院成立的时候提出过一个研究方向，就是“批评的中国学”。为什么是“批评的中国学”呢？是因为在学术交流开放后的三十年里，中国学界对于海外中国学太多翻译、模仿和跟风。现在海外中国学的研究已经比较热门了，但我始终感觉到这其中有两种缺陷：第一种缺陷，是很多人会把国外学界对中国的研究跟我们自己对中国的研究等同起来，以为我们研究的是同一个中国，问题意识、研究方法、使用材料都是共同的。而这正是我们需要警惕的地方。我们应该注意，外国的中国学虽然称作“中国学”，但它本质上还是“外国学”，所以我老是说，所谓“中国学”首先是“外国学”。因其问题意识、研究思路乃至方法常常跟它本国的、当时的学术脉络、政治背景、观察立场密切相关。所以我们第一步就应该把“中国学”还原到它自己的语境里去，把它看成该国的学术史、政治史、思想史的一个部分，不要以为他们和我们研究的是一回事。第二种缺陷是我们对于海外中国学的表彰太多，模仿太多，西洋风气一来，人们就会觉得很新，有点像时装潮流一样，仿佛越新越好，一看到西方的新方法、新理论，经常会有一种震慑感，于是无法在平等的平台上彼此对话、互相批评。所以，我们提出“批评的中国学”，就是希望推动一种能够跟海外中国学真正互相理解和对话的取向。应该承认，海外中国学对于中国学界来说，它的长处在于把海外当下思考的问题、流行的新理论和使用的新方法，融会在中国具体历史、政治、文化研究中，可以帮助我们打开思路，让我们觉得历史、政治、文化还可以这样去分析、去研究。不过，尽管海外中国学有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的地方，但决不应该跟风，因为他们毕竟是外国人，他们有自己的语境、自己的立场和自己的角度。几本海外中国学新著我从近一两年出的新书里挑三本书作为例子吧。去年我们曾经邀请一位过去在加拿大、现在英国牛津大学的教授卜正民（Timothy

二十四节气的英译还处于调整的阶段。有几个已逐渐形成共识，包括雨水、谷雨、白露、寒露。有几处英译或可再行推敲，包括芒种、惊蛰、清明、小满、处暑、霜降。明·赵左《雪蕉朱竹图扇页》上海博物馆藏大雪已至。回想近两年前的北京冬奥会，于立春开幕，仪式上的二十四节气倒计时仍令人回味。不久前的杭州亚运会在日期的选择上也蕴含了节气的考虑，2023年9月23日秋分开幕，10月8日寒露闭幕。二十四节气是中国文化的瑰宝，近年来关注度大增，2016年底被正式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不过，在非遗官网上，未见二十四节气英译的完整列表，只见节气之首的Beginning

摘自朱洪《赵朴初的学缘与书缘》刊《文汇报》2005.4.1第11版“新书摘”赵朴初（1907—2000）与沈尹默诗词唱和1965年7月，沈尹默曾送给赵朴初一本他写的《二王书法管窥》和自己的书法作品。沈尹默的书序中有这样的话：“顷得京中友人书，说及马路新闻，《兰亭》自论战起后，发生许多不正当的地域人事意见，分歧揣测，仍用前韵，赋此以辟之。”“《兰亭》自论战起后”，指这年沈尹默和郭沫若争论王羲之《兰亭》真伪问题。郭沫若等人主张王羲之《兰亭》系“伪托”，沈尹默等主张“非伪”。因为康生插手，问题复杂了，不少人作壁上观，所以沈尹默说：“发生许多不正当的地域人事意见”。沈尹默知道赵朴初不会趋炎附势，所以继续和朴老诗词唱和。接沈尹默书后，朴老细读，发现虽仅仅是论王羲之和王献之的书法，却积累了沈尹默平生关于书法的心得。沈尹默认为，运腕中有辩证法，凝神憋气，其实也是养生之道。这个思想，与赵朴初一贯写书法的心得正相一致。在次韵七律复寄一诗中，赵朴初吟道：

以前在西方特别杰出的人去世后，头部特别受到珍视，面部和颅骨要用石膏翻模，可永久保存，大脑则经解剖后取出称量，所以留下了数据。当时有所谓颅相学Phrenology，认为人的心智特质能够根据头颅的形状确定。不过，曾经盛极一时的颅相学已经被证明为伪科学。1896—1899年，清末外交翻译、出身汉军旗的铁岭人张德彝随钦差大臣公使罗丰禄出使伦敦，曾经在日记里写下这样一段文字：西人谓人之灵性主乎脑之大小，即如德国首相毕驷马之脑重至一千八百六十七葛林（英分量名，每一葛林重约二厘），其他前代名人如库威尔者重一千八百三十葛林，皮陆安者一千八百零七葛林，柯安者一千六百五十葛林，石宜乐者一千五百八十葛林，单特者一千四百二葛林。总之聪明人之脑髓必重在一千三四百葛林上下也。（《六述奇》）文中的西方人名字不好懂，需做考证，加以“重译”：毕驷马，今译俾斯麦，德国有名的“铁血宰相”。库威尔，居维叶，法国科学家。皮陆安，拜伦，英国诗人。柯安，康德，德国哲学家。石宜乐，席勒，德国诗人。单特，但丁，意大利诗人。除了当时赫赫有名的俾斯麦，其他五位科学家、文学家和哲人的名字张德彝似乎都不认识，只笼统说是“前代名人”。“脑重”云者，说的是大脑的称量质量。以前在西方特别杰出的人去世后，头部特别受到珍视，面部和颅骨要用石膏翻模（当时有所谓颅相学Phrenology，认为人的心智特质能够根据头颅的形状确定），可永久保存，大脑则经解剖后取出称量，所以留下了数据。张德彝没有讲，他转述的“西人”之说来自何处。检索发现，就在张德彝于光绪二十四年十月记下这组数据的同一年1898年的9月，有一家英文医学杂志《颅相学杂志与健康科学》刊布了同一内容的报道，人物排名与张德彝这个记述完全一致。张德彝的信息来源显然就是当年的实时报道，可能来自某家英文报章对“科技新进展”的转述。而这次“脑重”在西方社会重新成为热门话题的直接起因，正是俾斯麦，他于1898年7月30日去世，解剖之后的这个数据登上名人脑重排行榜的榜首，为他的神话增重不少。居维叶是六人中唯一的科学家。他创立比较解剖学，发现器官相关律，确立古生物学，开创地史学，建立自然分类系统。他主张的“灾变论”，与进化论分庭抗礼，对哲学产生过深远影响。他享有270个以他的名字乔治·居维叶命名的生物分类定名，巴黎埃菲尔铁塔塔身镌刻题名的七十二贤人，有他的一席之地。他还主张“科学种族主义”，以肤色区分地球人类为三组：白、黄、黑，白种最优越。由体质出发，进而对三色群体的文化优劣作进一步的发挥推广，说他的结论是“种族主义科学”，虽不全中亦不远。在俾斯麦出现之前，居维叶在“脑重榜单”上位列第一，被当成了高卢人智力优越的样本。Georges

“自主的知识生产”既不是回归自我，也不是回归传统；既不是学术内卷，也不是与世界学术脱钩；既不是拒绝西方，也不是西方的替代方案。本文为《世界史与当代中国》（商务印书馆，即出）后记，原题为“正确认知的本身也是一种创造新知的过程”-·-“自主的知识生产”既不是回归自我，也不是回归传统；既不是学术内卷，也不是与世界学术脱钩；既不是拒绝西方，也不是西方的替代方案。但今日世界肯定不是资本主义扩张文化的逻辑必然，也不是每个国家都必须按照西方的模式去解释存在，去发展未来，而是根据自己的历史与现状去创造知识新形态、学术新形态、文明新形态。英国著名学者杰克·古迪断言：“欧洲人夸大自己对世界社会甚至‘西方文明’的总体贡献的倾向，这种倾向可以理解，但却扭曲了事实。这种自我膨胀不可避免地涉及到对他人的贬低；自我陶醉是一种零和游戏。”“几个世纪以来，我们发现钟摆的摆动，一个时期在一个方面前进，另一个时期则在不同的阶段前进……这是一场持续至今的悬而未决的运动，在经济领域，东方已开始主导西方。”人类文明与地球生命、宇宙生命相比是微不足道，甚至是可以忽略不计的。在西方，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之后还有奥古斯丁，奥古斯丁带之后有笛卡尔，笛卡尔之后有康德、黑格尔、马克思，还有尼采，还有胡塞尔、海德格尔……各个领域都有类似的伟大人物……中国同样也是如此，思想家、哲学家层出不穷，犹如皓月星辰一直闪烁在历史星空中。如果说1500年之前的世界，中国与西方世界在思想上、学术上、知识生产上打个平手的话，那么1500之后的世界则是知识大分流的时代，中国在这些领域似乎落后了，能进行一对一进行对决的知识领袖并不多，西方逐渐成为世界知识生产的引领者。这是为什么？背后的深层原因是什么？难道这个世界只有一个解释模式吗？只有一个发展类型吗？只有一个文明规范吗？当然不是！我们今天又处在一个知识大分流的时代。AI改变了一切，数据的集成、算法的模型、算力的能级都在改变知识形态与认知模式。当代学人不能只做旁观者、崇拜者、美食家，我们不仅要做欣赏者、赞美者、评论家，更要亲自下场，成为学术的躬行者、话语的倡导者、知识的建设者、学术的拼搏者，努力构建当代中国文化，为后人创造当代传统。“物有甘苦，尝之者识”，要想成为新知识大分流时代的引领者，不仅需要努力，有时更需要策略。长时段看历史、展未来，任何行动的力量、精神的实质在于叙事，任何知识都可以归根到叙事，任何话语、任何学术都是叙事的结晶，概念与话语的高度概括亦是不断叙事的结果。叙事造就了群体身份、造就了民族、造就了国家、造就了网络，也会成就未来。“各种叙述的目的就是话语竞争，不管全球史还是地方史，都是以普遍斗特殊，或以特殊斗普遍，意图或许都是证明自我的理想/乌托邦更有实现的可能性。差别在于作者的自我理想采取什么样的人道主义或伦理原则。这一点又涉及作者对理想社会、何谓人道主义、什么样的伦理和正义更好的理解。结果所有的叙述实践都成了社会角斗场的一次表演。有机会表演，必须有机会写作和发表。”（陈新语）人类传统为我们提供了丰富的文献与物质、经验与观念，让我们在此基础上可以继续深入理解世界、解释世界、改造世界。当然，我们也可以改造、完善甚至超越这些传统。然而，如果我们承认西方在物质与精神方面为人类提供了不菲遗产的话，如果我们要形成新文明的话，就必须研究西方世界的形成，研究西方知识生产的来龙去脉，汲取其中的经验、方法和教训。比如，1

百多年来，建设学术、扭转国运，为一代又一代学人的信仰。域外中国学的知识随着中国走向世界的进程，迅速累积，历经一个世纪之后，早已内化于我们自身。在2023世界中国学大会·上海论坛“学术的演进：代际传承与范式转换下的中国学”分论坛上，国际传播、语言文学、社会学等领域的中外学者，交流了长时段视角下中国各门学术的变革，来自图书馆与中国学研究刊物的两位学者的谈话更是形成了一种有趣的互文。中国国家图书馆：馆藏中国学文献见证了百十年学术发展史国立北平图书馆国家图书馆党委书记、副馆长陈樱感叹国图馆藏中国学文献见证了中外文化交流及世界中国学研究的兴盛，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是一部百十年学术发展史的缩影。陈樱介绍，中国学文献成为国图的特色馆藏，与老馆长袁同礼先生的远见卓识密不可分。1931年，袁同礼在《国立北平图书馆之使命》中提出：“外国文书方面，举凡东西洋学术上重要之杂志，力求全份；古今名著积极搜罗，而于所谓东方学书籍之探求，尤为不遗余力，以为言边防、治国闻、留心学术者之览观焉。”这是晚清民国以来西学东渐之下，对域外知识的密切关注，也是有感于社会巨大变革、故家藏书四散，形成的学术救国情怀在图书馆的一种回应。这一理念深刻影响了国家图书馆对中国学文献的采访。袁同礼（1895—1965）近百年后的今天，国图馆藏中国学图书语种涉及近百个，数量达15万种，拥有200余种连续性专题期刊，已成为目前国内中国学文献最大的收藏地。中国国家图书馆的馆名几经更迭。在国立北平图书馆时期，每年都编纂有大量的中国研究相关外文书目；1957年，编纂两卷本馆藏西文中国问题目录（时称北京图书馆），1989年设立中国学文献研究室，是改革开放后较早建立中国学研究收藏和研究的机构之一；2009年，国图成立海外中国学文献研究中心。国图对中国学文献的搜集、整理与揭示，为学术界与决策机构提供了重要的信息参考。国图收藏的第一部中国学著作，是1911年受赠的法国汉学家沙畹与列维的著作。由此，国图渐成海外汉学家交流的高地。劳费尔、伯希和曾任国立北平图书馆的通讯员，费正清、戴乃迭曾任馆刊《图书季刊》的英文编辑，顾立雅、李约瑟等学者利用馆藏文献收获早期研究成果。值得一提的是，1995年，由任继愈馆长主编的《国际汉学》创刊于国家图书馆，陈樱说，这本刊物现在随着张西平先生的工作调动，转到了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汉学》杂志：汉学的存在标志着中国知识具有了世界知识的意义北京语言大学特聘教授、《国际汉学》主编张西平说，世界中国学或海外汉学深刻地参与了中国近代学术的诞生。1905年中国废除科举以后，逐渐不再单以经史子集来表达自己的知识和传统。“汉学是以西学的形态进入中国近代的学术变革中，造成了非常大的影响，如敦煌学，包括高本汉的语言研究，最早都是‘他者’研究中国的学问，但却深深内刻于我们自身的学术形成过程中，因此对它的认识就成了我们自己学问的一部分。”到了上世纪80年代，西方中国学的介入也极大地丰富了我们对自己传统文化的认知。张西平以中国现代文学为例，在传统的现代文学“鲁郭茅巴老曹”之外，海外学者夏志清笔下的现代文学史，则是张爱玲、沈从文、钱锺书，是完全另一个传统。“如果你只看他们，不会知道《小二黑结婚》和《子夜》，但如果你只知道‘鲁郭茅巴老曹’，你就不知道中国文学还有另一个审美的叙事。”更有意味的是，如何结合这两种传统，中国现代文学史至今也尚未有很好的叙述，因此可以说，海外中国学的视野挑战了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叙事。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从晚明以后，关于中国的知识、思想的表达，开始具有了世界性。中国知识的范围，也不再局限于东亚一隅，而在全世界展开。因此，汉学的存在标志着中国知识的世界化，标志着它具有了世界知识的意义。”但是，中国学术界怎么消化这一份来自域外的关于中国的知识，把它纳入到一个内外兼容合并的知识体系中，仍是一项存在挑战的事业。张西平表示，在世界不同文明和学术体系中展开海外中国学史的研究十分必要，需要建立一种对话的、批评的中国学。“我们希望更多的汉学家和中国学家成为融通中外的学者，也希望在未来的中国研究中，听到更多中国学者的声音。中国式现代化形成了自己的特色，中国学者如何在吸收域外中国学的同时，重新构建中国自己的知识表达，与各国汉学家展开讨论就十分重要。”“中国学术界如果要重构自己的知识体系，就必须以全球史的观点在世界范围内展开自己的知识和中国文化的叙述，吸收其优长，批评其不足，使中国的知识真正世界化，这就是世界中国学的重要意义。”张西平说。❒编辑：spr猜你喜欢袁同礼先生诞辰120周年

20世纪初，爱国运动和维新运动在越南全国蓬勃发展。在这次运动中，有的人主张秘密准备武装抗法斗争，有的人主张提高民智，振兴工商业，成立各种团体、协会，要求政治民主化；逐渐形成了改革与暴动两种势力。潘佩珠互为补充地运用两种斗争方式，得到两派的信任和尊重。当时的爱国活动家都是年轻的儒学家，他们的斗争方式主要是写文章。潘佩珠是越南抗击法国殖民者、争取民族独立的领袖，是革命文学的代表作家。他的作品对当时的革命运动最具影响力。与以往的作品相比，潘佩珠的诗文是新式的。他的作品不仅数量、质量和作用第一，而且还是反映当时爱国文学趋势、命运最明确、最充分的。一、潘佩珠的生平与著作潘佩珠（1867—1940），原名潘文潸，越南政治家、作家、诗人，号海树，别号巢南。1867年12月26日生，义安省南坛县人。潘佩珠的主要汉文作品有《琉球血泪新书》（1903）、《越南亡国史》（1906）、《海外血书》（1906）、《狱中书》（1913）等。他的越文主要作品有《巢南文集》（1935）、《潘巢南国音诗集》（1958年邓台梅校订，未出版）、《黎太祖传》（1911）、《征女王传》（1911）等。1918年曾写有《法越提携》。潘佩珠很早就有了爱国思想。1884年法国占领河内及越南北部时，17岁的潘佩珠就创作了战斗檄文《平西收北》，张贴在各处，呼吁人们积极响应北圻的文绅运动。1885年京都顺化失守时，18岁的潘佩珠组织学生军准备起义响应义静的抗法运动，未果。法军占领义安后，潘佩珠过了10年的隐居生活，读兵书，结交朋友，为有计划有规模的抗法运动做准备，创作了很多歌颂义安抗法运动的双七六八体诗。1887年，潘佩珠到顺化执教，和一些爱国青年建立了联系。其间创作的《拜石为兄赋》使他被称为“南国文章第一人”同时结识了阮尚贤、潘周桢等爱国志士。1902年，潘佩珠到河内与黄花探联系。1903年，他又到顺化，到南圻，从北到南联络抗法力量。期间，写成《琉球血泪新书》，引起越南思想界和政界的震动。起初，他受中国维新派康有为、梁启超思想的影响较深，主张君主立宪。1904年他组成维新会。1905年，潘佩珠前往日本，在日本组织了越南青年救国会，发表《越南亡国史》）、《越南国史考》等文章介绍越南，介绍越南革命。在日本期间，他结识了日本和中国的许多政治家，写了《海外血书》、《敬告全国父老文》、《寄给潘周桢的信》、《哀告南圻父老书》等文章，号召和鼓舞越南人民，特别是青年起来与法国殖民主义者作斗争。1908年，日本政府根据法国要求，驱逐在日本境内的越南革命者。潘佩珠和其他革命者来到中国。从1908年到1925年，潘佩珠辗转流亡于中国和泰国，但他一直心系祖国。在越南国内，从1908年到1910年，越南维新运动遭残酷镇压。受中国辛亥革命的影响，1912年潘佩珠成立了越南光复会。这场运动一掀起，他便被广东军政府收监。1917年被释放后，他回到越南，计划利用法国战败于德国之机发动抗法运动。但刚到中越边境，第一次世界大战已经结束，法国又成了战胜国。潘佩珠再次开始了他的流亡生涯。俄国十月革命成功，他深受鼓舞。1924年，他到广州与从苏联取道中国回越南的阮爱国（胡志明）联系，他决定重新组织越南革命党，但不幸在1925年6月，被法国人在上海逮捕，押解回越南。越南全国掀起了声势浩大的罢工、罢学、罢市运动，要求释放潘佩珠。在声势浩大的群众运动的压力下，法国殖民者被迫释放潘佩珠，但将其软禁在顺化，日夜派密探监视。被软禁期间，他写了《男国民须知》、《女国民须知》等爱国教育读本，在《人民之声》等报刊上发表了一些诗、赋和短篇小说。1940年10月20日，潘佩珠悄然去世。二、卓越的政治活动家、诗人、作家潘佩珠从一个汉学家，逐渐成为一个政治活动家，又从一个政治活动家成为一个诗人、作家。这是他走过的一个艰难的历程。如果不参加革命，潘佩珠很可能会成为一个科举状元。但他读新书，开阔了眼界，看到了时代的潮流，自觉地走上了资产阶级政治活动之路。他撰写平西收北檄文，创作双七六八体诗歌，组建新党，留洋寻求救国道路。在国外期间，潘佩珠把文学创作与政治活动相结合。从广东监狱出来后，潘佩珠为中国报纸撰稿，任杭州《兵事杂志》编辑达三年之久。在顺化被监禁的日子里，他写了很多的诗、赋、祭文。他以自己的作品唤醒百姓的民族精神。在新诗运动蓬勃发展的时候，他还写了很多的“平民诗歌”。他的文学观念深受儒家思想的影响，文学要有教育意义，要有益于读者。不管是写诗，写剧本，还是写小说，潘佩珠最注重的都是如何唤醒沉睡中人们的觉醒意识。潘佩珠胸怀大志，从善如流，易于接受新思想。他最显著的特点是：意气风发，敢为人先。潘佩珠的家乡义安地域辽阔，地势崎岖，多丘陵山坡、河流，临海。这里人民的生活主要是打猎，捕鱼，砍伐。很多人背井离乡到外地去乞讨。但是这里的人们有一个显著的特点——学习特别刻苦，以博学的教书先生闻名。很多人常年在外教书授业。至今，义安仍然是越南人才辈出的地方。义安为越南培养了很多的优秀人才，如潘佩珠、邓泰砷、邓促许、黄重茂、陈有力和胡志明、胡松茂，陈富、黎红峰、阮氏明开、何辉习、潘登琉等。义安人有志气、有毅力，吃苦耐劳，不受束缚。虽然土地贫瘠，但义安人重情重义，对父老乡亲，对朋友兄弟，特别是对公共的事务，他们竭尽全力去做，不惜付出自己的财产和生命。潘佩珠平易近人，善于结交，自小立志科举，扬名天下，学习非常勤奋。他以文章和爱国精神闻名。他身边聚集着通晓武艺、行动果断、不受封建礼教束缚的仁人志士。他们曾多次保护潘佩珠从北到南进行革命活动。上述的地方特性和潘佩珠的个性造就了他作品的独特风格。从潘佩珠早期的诗文中，我们可以看到他是一个有勇有谋，不愚忠封建帝王，不信天命的人。他认识到民为贵的真理，以救民、救国为己任，舍身为国，不惧艰险。潘佩珠这样歌颂气宇轩昂、不惧危险的革命志士：就算风急浪高，我们仍要勉力前行，到达目的地。就算法国、日本、俄国，掀起滔天巨浪，阻挡去路，我们一样乘风破浪，驶向前方。……风急如许，惊涛拍岸，且笑且歌，永不退缩！……大海宽广，大浪无边，同心协力，众志成城！（《海湖宽》）这种精神教育了一代又一代的越南人。自“东游运动”开始，潘佩珠成了越南革命的领袖，开始了他的政治生涯。他指引着人们走向民族团结，争取国家独立的道路。在国外的二十年，是潘佩珠接受新事物，选择新道路，形成新的人生观、世界观的二十年。他怀抱一腔爱国热血，摒弃成见，积极接受集体所有权、工农阶级，无产阶级专政等革命思想。他热爱国家、立场坚定，赢得了人民的敬仰。潘佩珠的思想在当时照亮了民族前进的道路，对后世子孙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爱国是越南人民的光荣传统，潘佩珠的作品使人民振奋起来，时刻准备为了国家的独立、民族的解放而奋斗终身。潘佩珠笔下的陈兴道，黎利等历史英雄人物成了后世子孙“开山劈水”的精神力量。在潘佩珠的笔下，山河历历在目，先辈们的光辉形象也不再遥远，使读者产生了一种为国为民的强烈的责任感。潘佩珠对国家的沦丧，民众的愚昧颇有感触。潘佩珠所生活的时代，社会殖民化日益严重，到处是一片虚假的繁荣。殖民者发展交通、邮政，兴办学校，让人们感觉到一种开化、文明、进步的氛围。如果没有一个清楚的认识，就很容易被殖民者的这些表面现象所迷惑、所蒙蔽、所欺骗。潘佩珠勇敢地戳穿这种假象：“法国人疯狂地剥削越南人”，人们“每天都被无情地宰割”，“敌人就是敌人，殖民者终归是殖民者”。“政府名存实亡，学校名存实亡”，越南已经没有了发展的前途，如果越南人民还是一味的接受法国殖民者的统治，那么将会是：“仅仅害怕是熬不了多久的，财富将被掠夺，人种将被灭绝”。他认为这样下去国家将会贫穷，落后，愚昧，民族将会灭亡。他将自己的这种忧虑通过他的作品传递给读者，要求人们放弃幻想，认清真理和主权，只有这样才能争取民族独立和国家的领土完整。越南人被法国殖民者凌辱、欺负、压迫。怎样才能求得自由、平等，怎样才能在这样一个已经沦丧了的国度里追求平等和博爱，潘佩珠在《越南史记》中写道，“一个农民因为交不起官府的赋税，去向法国人求情，不但没有得到宽容而减轻赋税，反而变本加厉，官员要他卖掉土地和妻儿来还清赋税。整个村庄的人都被要求征收天税，也就是说他们头顶上的天都是法国人的，只要他们一天在法国的天空下生活，就要交一天的税。整个村庄的人都签署了协议，如果不缴税，就不能在法国人的天空下生活，不能享受法国人的太阳，也就是说‘白天不能看太阳，晚上不能看星星’。”农民没有办法，只有卖掉自己的土地和妻儿，买回属于自己的那片天。由此可以看出越南人民过着猪狗不如的生活，其艰难可见一斑。国家已经沦丧，唯一可以做的就是“用鲜血换回属于自己的自由”。潘佩珠认为“在这样一种国家沦丧的耻辱下生活，如果哪个人还感觉不到痛苦，那么这个人不再是人了。”“哪个人没有丧国之痛，不怀一颗爱国之心，那么他就是国家的敌人，是越南人民的敌人，是整个民族的敌人”。潘佩珠认为不爱国就不是人，爱国不仅仅停留在表面上，不仅仅停留在口头上，而是要拿出实际行动，是要去抗击侵略者，不能再做亡国奴，要有为国家、为民族、为人民、为独立而牺牲的爱国行动。潘佩珠认为，国家和国土是祖祖辈辈的越南人民留下来的，因此越南的主人应该是越南儿女自己，无论是皇帝、官僚，还是民众。但是，以往的官僚制度只能导致国家的灭亡。潘佩珠强烈反对旧的官僚制度，他认为旧的官僚制度，只知道如何剥削和压迫百姓，而不懂得去珍惜百姓。官僚们不管人民的死活，每天过着花天酒地的奢靡生活，他们的生活沁透了广大百姓的血和泪。百姓吃什么、穿什么，官僚都不管，他们只知道自己吃好的、穿好的。对于官僚来说，他们每天的生活就是想着如何享受，如何过得更加奢华，更加糜烂，“夏天想找个能够买到雪的地方，白天想看到夜晚的繁星”。官僚们喝着人民的血汗，把国土出卖给法国殖民者，换取高官厚禄；官僚们只懂得享受，想着自身的安危，自己的家庭、妻妾、儿女和钱财，“害民为己”不顾国家沦丧，大敌当前，不考虑如何带领人民打退侵略者。官僚们的种种作为使国家日益衰弱、人民贫穷。官僚们的种种作为迟早会受到人民的审判。潘佩珠认为，想要救国就只有一句话：“所有的越南人团结一心！”“如果全国人民上下一心，什么困难都难不倒我们，没有什么完成不了的任务，如果没有信心就什么都没有。”潘佩珠是越南20世纪初革命的领袖，爱国主义文学的代表作家，他继承了爱国主义的传统，为越南革命、越南文学的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摘选自更多相关阅读卜正民

论及中国东南园墅，苏州园林实为中国传统景观艺术之最，已成普遍共识。就其一般且共同特征而言，一座苏州园林与该地区其他园林别无二致，由此，观赏一座苏州园林，犹如领略所有同类园林。苏州园林之称最天下，其因在于历史背景、高雅品味、众多数量。远溯至公元四世纪，苏州由于拥有顾辟疆园，名闻遐迩。然而自十一世纪以往，确切园址似已湮没于历史烟云而无从辨识。是园概为江南第一座有名之私家园林。现今所存最早之苏州园林，起始日期可溯至十世纪。园林历史愈久，因其不断更迭，与原设计之景象相去愈远。今日多数苏州园林，清代始建或重修，大体都在上世纪后半叶。苏州亦为地区之工艺中心，拥有砖工、木作等精湛技艺，另加运河与道路之便利交通，农业生产与商品贸易促成繁华之经济，并为文化活动奠定基础。宜人之气候，丰富之水源，共同促进园艺事业之发展。物华天宝之地，人杰地灵之所，有钱及有闲阶层趋而往之，群英荟萃，长少咸集。园匠、诗者与画师，无不竭尽才智、苦心经营，相地构园、营厅造轩、种梅植竹，以为怡情享乐之用，进而促成繁荣兴旺之园林。基于相同原因，其他城市亦有园林发展，却在数量方面与苏州不可相比。扬州园林于数量方面仅次苏州，在质量方面并不逊色。南京亦有两座杰出园林。其他城镇，如常州、泰州、上海、南翔（上海郊区）、无锡等，均拥有古今闻名之园，值得一访。东南一隅之市镇，庙宇产业，抑或官家寓所、私有宅邸，皆有些许园林。人们常将杭州整座城市，视为一座围绕西湖之广袤园林，盖为所有城市中之最大水景。上海郊邻城镇，如昆山、松江、青浦、嘉定、江阴、太仓、吴江、常熟，更南之运河城市，如嘉兴、南浔、平湖及海盐，在其漫长历史进程中，皆因园林而添色。这些园林或幸存至今，或遗于坍毁而相继消失。除北方之北京、南方之广东等地区外，数量众多、不胜枚举之东南园墅，以园林城市苏州为典范，确立中国公共与私家园林之建筑风格。四十多年前，两位著名纽约建筑师莅临上海，开启中国之旅，将苏州园林列为必访之地：一九三五年，伊莱·

施蛰存先生（1905—2003），张香还摄于1999年11月初那一年，沈从文先生南来，住在苏州九如巷。我在他那里耽了两个半天。临别时候，他一再嘱托的一件事是去看望巴金先生，再一件事，也就是去看望施蛰存先生了。这两位前辈，在我的少年时代，产生过影响的是巴金的作品；至于施蛰存，我始终没有读到过他写的一本又一本的书，也没有翻过由他主编的有很大影响的《现代》，更不用说他编的《无轨列车》《新文艺》《文艺风景》等等的了。一次经过玄妙观的旧书摊的时候，翻到了他主编的《文饭小品》。那刊名，那开本，那内容，真是别出心裁。他的智慧，立即吸引了我。从这时起，这本刊物，它的编者，就扎根在我的心底，忘不掉了！上世纪五十年代初，我由朝鲜战场回到上海。有空的时候，到福州路的旧书店去。“反右”以后，书架上有印有“无相庵藏书”章的线装书开始流落出来。店员悄悄告诉我：“这是施蛰存的。”“无相庵”曾是施蛰存的书斋名，这，我是知道的。渐渐的，在我的心底，就很想去看一看他了。又经历了长长的“十年文革”。“四人帮”垮台后，日子似乎趋向风平浪静了。我却在沈从文嘱咐的前几天急不可待，已经先一步去探望了这一位心仪已久的前辈先生了。到华东师大校园。一位热心人，把我领到了史存直教授家里。施蛰存、史存直，两者读音确有点相近。好多年以前，我就知道有位史存直了。那是抗战胜利那一年夏天，到上海投考学校。没地方住，最后，在吴淞路上的那座小高楼——当时是国民党接收大员汤恩伯办的一家报馆，就在他们的地板上睡了两夜。报社的负责人就是史存直。最近读到一篇文章，这家报社原来是地下党领导的。眼下，这位史存直教授就为我写下了施蛰存愚园路的地址。在1977年秋天的一天，我去看望了施蛰存先生。当时，他的几间房还没落实政策。他只能在朝北的一间小小厕所接待了我。在1992年1月的一篇拙文中，曾回忆了当时的一点情景：走上楼去，我去看他。他从三楼走下来，就只能在二楼楼梯旁，那一间局局促促的卫生间里。这里变成了唯一的起居室。在这里，这位作家接待来访者，接待来自年轻人中间的求知者。说来也真难以相信，北窗下，仅一桌一椅。他让来客坐在椅子上，自己就侧身坐在抽水马桶的盖板上。这样的“厕所会客”的场面，也真是古今中外所仅见的吧！我至今都没法忘记那局局促促、尴尴尬尬的场景。也就从这一天起，一直到1995年我去国探亲为止，我们就在后来他落实政策后的那间二楼朝南的书室兼卧室的房间——一边轮换挂着上官碧（沈从文）、冯友兰、于右任的字轴，一边挂着任伯年的画——就遵照他选定的时间：“周三下午三点后，我们见见面，聊聊天。”他，真是一个极为随便的人。他的随便，来自于对人的真诚、通脱。他怀着一颗率真的心。戴上助听器，几句话，就足以使陌生人和他的距离消失。他又是一个少见的善谈的人，不像沈从文、巴金那样，说话总是低声低气。也不像叶圣陶、沈雁冰那样，始终带着一点点拘谨。他就是那样无拘无束，东西南北，侃侃而谈。有时，手头挟着一支云南生产的细细的雪茄——从中也可以给他带来一点生活的回忆。也就在这期间，仅仅短短几年，他先后出版了《域外诗抄》《唐诗百话》《北山集古录》，以及《十年创作集》，主编了《中国近代文学大系〈翻译集〉》。他经常说的一句话是：“喜欢明朗的夏天，讨厌使人瑟瑟缩缩的冬天。”但是，无论是酷暑还是严寒，他都照样工作，不停地工作。而且竟然活到了2003年，他的百岁之年……遗憾的是，他最后的几年，我们身处两地，没能在最后见到他。现在重新翻读他在那些年里写给我的二十七封信，那真是百感交集！香还先生：

沈周画中的平和，注入的是他生命的忧伤。没有忧伤，就没有沈周的平和。说沈周的“平和”，并非因他性格和易，他的画风就平和起来；并非他的身世无大波澜，他的画也因此云淡风轻。沈周的生活道路少有大起大落的冲撞，他的家境虽谈不上富有，但也勉强可以生存，一生未官，性情恬淡，省却江湖中的浮沉所带来的冲击。但我们不能因此认为，他的日子过得较顺利，他的画风也就和顺起来。如果这样理解沈周的平和，那就不是平和，而是“闲适”了，他的画成了闲来无事的随意涂抹。这不符合沈周艺术的特点。沈周以平和为绘画的最高理想境界，是因为他感到脆弱的人生实在太不平和。在中国文人画史上，沈周是个特别的人，他以一介平民，成为吴中风雅的代表，衣被后人，洵为文人之懿范。其绘画地位在明代中期以后堪与元四家相比，甚至有人将其与大痴并列（如钱牧村）。沈周的创造力量，主要源于他在儒道禅哲学滋育下形成的深厚修养和生命智慧。沈周身上体现出中国历史后期发展中士人推崇的一些精神气质：轻视物质，重视人间温情，亲和世界，乃至于一草一木，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在典雅细腻的生活中感受世界的美。沈周是具有独特“人文精神”的艺术家。文人画家一般都重视萧然物外之趣，而在沈周身上却彰显出文人画的另外一面：亲和生活。读沈周的诗文集，使我大为吃惊的是，他的文字好像是被泪水浸泡过的，这里有无尽的忧伤，主要不是由具体的人事变化所带来，多为一些“莫名的忧伤”——一个脆弱的生命偶然被推向人间、独临西风萧瑟的悲伤。这位悠然的艺术家，其实是一位感伤的诗人。友人说他“和易近物”，但在平和的外表下，却有激烈的情感冲荡；其艺术悠然的调子里，常常杂入沉重的色彩。他吟道：“盛时忽忽到衰时，一一芳枝变丑枝。感旧最关前度客，怆亡休唱后庭词。春如不谢春无度，天使长开天亦私。莫怪流连三十咏，老夫伤处少人知。”他不为人知的“伤处”，是其艺术的发动机，也是他平和艺术哲学的内在支撑力。《落花图》卷（图1），作于1506

今年是知名哲学家、复旦大学外国哲学学科奠基者全增嘏先生诞辰120周年。12月5日下午，全增嘏先生诞辰120周年纪念座谈会在复旦大学文科图书馆特藏中心举行，全增嘏先生纪念文献展在卿云书屋揭幕。推送一篇“礼赞大师”系列之全增嘏，一起回顾一下他的学术生涯。学术档案

2023年10月11日，著名语言学家、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濮之珍先生于北京逝世，享年101岁。2023年10月29日，濮之珍先生追思暨安葬仪式在上海青浦福寿园隆重举行。濮先生在2001年陆续给《文汇报

Minne）的遗嘱，在他1657年去世时，有个叫克拉斯的儿子，也就是维米尔的堂兄弟，“在东印度当外科医生”。他长女的两个儿子，也就是克拉斯的两个外甥：阿尔扬·格里松·范·萨南（Aryen

南音作为世界文化遗产，一直被认为是保留了中国古代中原特色的古乐。其实，南音在它的艺术层面上与中国其他的音乐并不完全相同，无论是命名、乐器，还是表演形式都存在一些差异。为此，我们需要援引海外汉学家施舟人先生对南音的几点研究意见。施舟人曾经对南音中的外来影响有过深入的分析，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如何理解南音这个词的概念，二是从南音的艺术形式上寻找它跟中古波斯音乐的关系。为什么产生在泉州的这个音乐形式被命名为南音呢？施舟人对此提出了四个观点。第一，在中国的各种音乐形式的命名上，有着将其同诞生地联系起来的习惯，如湖南梆子、潮州戏、江南丝竹等，都遵循了这一规律。但是，南音作为泉州或者是说闽南地区出现的音乐，又叫南管或弦管，其命名跟闽南地区的泉州、漳州、厦门等地名没有任何关系。据此，施舟人的第一个观点认为，或许对于福建人来说，南音不是福建本地的音乐，而是从南洋来的。第二，有些台湾学者认为南音的命名是因为泉州在中国的南部。北方音乐“乱弹”在清代传入福建以后被称为“北管”，为了跟“北管”相区分，把之前就存在于福建的本土音乐称为“南音”。这种说法强调的是南音作为南方的戏剧的本土的因素，而不是跟北方的中原古乐的关系。南戏是明代最流行的戏剧形式，而南音的唱词跟南戏的唱词是一样的，因此南音可能是由音乐被代替之后的南戏而来。第三，在南音这一音乐系统中，不仅南音的名称不确切，由南音演变出来的名称也值得怀疑。由南音演变出来的剧种叫作“梨园戏”，还有一些民谣叫“太平歌”，但是，梨园不过是中国人对戏剧界的另一种称呼，而中国民间所有的庙会和庆典活动所唱的歌谣都可以被称为太平歌。跟南音一样，梨园戏和太平歌的名称也都与泉州没有一点关联。第四，虽然南音历史上由泉州向外扩散，目前在泉州保存得最好，但它绝不是一种地方戏剧。基于以上四点，南音有很多在其他中国戏剧里找不到的因素，它被称为南音，是因为它是从南方的海洋上来的。施舟人还从南音的表现形式上分析了南音是外来文化的观点。他认为南音代表着一种非常高层次的文化。戏子在中国传统人群分类里属于下九流，是一个很不被人看得起的职业，在这种职业圈中，产生不出创作南音所需要的高素质人才。据此，施舟人提出，南音最早是宋元时期来到东方的贸易之都泉州进行贸易的波斯商人从家乡带来的音乐，他们在异国他乡重拣家乡的音乐，聊以慰藉自己的乡愁。为了证明这一观点，施舟人把今天在南音演奏中几个非常重要的乐器跟中古时期的波斯乐器进行了比较。南音的主奏乐器琵琶与一个叫作“瑟拓”的传统波斯乐器相类似，不是中国传统的乐器，传播路径的不同，造成了中国北方竖弹琵琶与南音中横弹琵琶的不同。敦煌石窟上的人物是横弹琵琶，可见横弹的演奏方式更接近其原生的波斯文化。文化通过陆路从A处传到B处存在一个耗散的过程——原来的属性慢慢减少，所在地的属性逐渐往上叠加，最后琵琶就从横弹变成竖弹了。而在海洋贸易的交互过程中，从一个码头装上的货物到了下一个码头仍是完整的，不存在耗散的问题，南音的原始形态也得以保存。因此，在“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港口泉州地区，还能看到跟波斯古代乐器更接近的琵琶弹奏方式。施舟人进行比较的乐器还有二弦和洞箫，它们分别同波斯的乐器卡曼查和纳乙相似。在施舟人的研究里特别提到一种乐器的流传，是一种类似西乐的双簧管的乐器，叫作“喛仔”，在元代传入中国。元代是中国历史上一个重要的时间节点。在这一时期，大量的波斯文化通过蒙古人被带到了中国，同时从一个方向传往欧洲；这是世界文明传播史上公认的事实。南音和欧洲中世纪行吟诗人所唱的音乐有很多相似之处，因为它们有共同的源头——中古时期的波斯宫廷音乐。施舟人还谈到了南音基本的乐队形式，其中有两部分值得注意。一方面是坐唱。中国绝大部分传统戏剧都是唱念做打，各种套路都有。但是，南音基本上以坐唱的形式出现，这在中国的戏剧里比较少见。而且，南音每一个坐唱的位置都是固定的，其位置又与波斯宫廷乐队的位置是基本相同的。另一方面是以管弦乐为主。南音有一个独唱的歌手，站在后部，具体位置就在琵琶演奏者的右侧，在洞箫演奏者的左侧。挨着琵琶演奏者的是三弦演奏者，挨着洞箫演奏者的是二弦演奏者。歌手在演唱的同时还要敲击拍板来指挥整个乐队。整个基本形式跟中古波斯的宫廷音乐非常相似。施舟人的这个观点开启了看南音、看中国文化的另外一扇门。长期以来，中华文化都建构在960多万公里的陆域面积里，并且一直在自己的文化中单细胞繁衍。在以前的知识结构里很难看到中国文化与世界文化的对话关系——中国文化不影响别人，外国文化也不影响中国文化。在今天全球化的时代，需要突破陆地的限制，从全球化的多元文化交流的角度来看，其带来的启发要比原来的单一视野要多得多。看待中国的每一处文化，特别是像中国东南沿海这么一个长期以来保持跟世界多元文化交流的区域，应该戴上一副蓝色的眼镜，既从黄色的眼镜来看，也从蓝色的眼镜来看，这样才能恢复中华文化多元化的、多样化的色彩。摘选自：书名：海上看中国作者：苏文菁出版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时间：2016-12更多相关阅读多面基辛格吴其尧

近日有幸，近四十年后得以重睹秋明翁沈尹默先生赠郭子杰入蜀词稿线装一册，令人回忆起一些难忘的往事，又从而勾起了一点考证的兴趣。秋明翁不愿替日本人做事，于1939年5月间自沪入渝，直到抗战胜利后次年即1946年秋才回到上海。在重庆的七年间，作词的兴致颇高，数量不少，手书编集，冠以名称，今可见者，有《念远词》《松壑词》等。秋明翁弟子戴自中先生据施蛰存先生所赠《雍园词钞》统计，《念远词》起1940年8月至1942年2月，收词112首；《松壑词》起1942年3月至1945年6月，收词73首，较他本所收为多，当为写定稿。秋明翁当年屡以两集中的词作书赠他人，今天可见者，如1942年8月，应程千帆、沈祖棻夫妇之请，用端整的簪花小楷完整抄录全部《念远词》和其时《松壑词》仅成的46首相赠，有1984年齐鲁书社《沈尹默手书词稿四种》影印本；1941至1945年间陆续书赠学生张充和62首（并有诗歌52首），2001年广西美术出版社汇为《沈尹默蜀中墨迹》一册影印出版。另有一种，即开头提及的赠郭子杰者，1985年巴蜀书社据徐无闻先生提供的原件（上图），以《沈尹默先生入蜀词墨迹》（以下称“《入蜀词》”）为名影印行世。秋明翁书写时未具年月，但用的是成都诗婢家笺谱，无闻公1964年岁末将之重装为线装一册，跋语中云，诗婢家笺谱成于1943年，秋明翁1946年出蜀，故当作于1944或1945年六十二三岁时。徐嘉令（徐无闻）重装题记巴蜀本中又有无闻公1984年5月的新跋一页，简单交代了一句“于1959年得于重庆”，经询无闻公公子、西南大学图书馆研究馆员徐正行兄，大约在是年夏秋之交的一天下午，无闻公从单位集中学习后回家，在幼儿园门口被一黄姓中学生骑车撞伤，中学生的父亲西南师范学院物理系黄教授，与无闻公本有点头之交，遂来家探视，聊到手中有一册入蜀词，是朋友郭子杰所送，因自己并不爱好书法，故尔转相赠与。郭子杰先生，名有守，1901年生，四川资中人。据巴蜀书社1997年出版的《资中县志》，先考入北京大学文学系，又留学法国巴黎大学攻读文学，回国后任教育部秘书长，1939年3月到抗战胜利，任四川省教育厅长，于发展蜀中战时教育颇有贡献。1946年初去英国筹备中国参加联合国教育文化组织工作，又移居纽约等地，被台湾当局派驻比利时“大使馆参事”，然时刻心怀祖国，终在1963年回到北京，1978年去世。秋明翁在《入蜀词》跋中云：“右入蜀以来所为长短句，子杰必欲得之，因为书此册。”郭子杰海外期间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官员身份，积极联络海外文艺人士，与张大千、常玉、张玉良等画家交往甚多，尤其与张大千为表弟兼好友，是张大千绘画进入欧洲的重要推手，大千有赠其《大千狂涂》册页三种传世。加之他是文学系出身，他与秋明翁当年交往并索书诗词，就是顺理成章的事了。秋明翁还曾为其临写《孟法师碑铭》，成册页二十五开，时在乙酉冬日，这也是两人蜀中墨缘的又一见证，曾于2009年在湖州博物馆举行的“晋韵流衍：沈尹默书法艺术精品展”中展出。《入蜀词》书写的具体时间尚可续考。秋明翁书赠程沈夫妇的《念远词》卷首有“值余来成都，出示索为题记，因志其由来如此，癸未嘉平”的题识，知秋明翁于1943年末、1944年初有成都之行（郦千明《沈尹默年谱》失载）。又据刘振宇先生《已见春生处士家——从北京画院藏南五台图看张大千、林思进在成都的艺文交往》（《大匠之门》会议论文集，2021年6月），1944年1月9日，郭子杰在成都福兴街全家福餐厅宴请沈尹默、陈寅恪、钱穆、蒙文通、徐中舒等，午宴后观赏大风堂临摹敦煌壁画，张大千亲为导览。郭子杰之索字，或即在此期耶？《入蜀词》的递藏者无闻公，在1963年7月30日与8月5日两次登门谒见秋明翁，请教书法，并终身视秋明翁为师，有诗《奉简沈尹默先生惠赐行书横幅》云：“当今喜拜吴兴翁，谁谓钟王绝后踪。鹤舞鸾翔生奇意，圆规方矩见宗风。壮年湖海忧离乱，垂老神州乐大同。笔上百花开不尽，艺林千载望衡松。”无闻公行书走的是二王一路，书风与秋明翁本相接近，当面请益后，有意无意间更相规模。正行兄除见示上举七律外，还曾惠示无闻公临写秋明翁行书的墨迹，置于秋明翁书法中，真能达到乱真的程度。无闻公自述学书历程时仅提及三人：“我学习书法的启蒙老师是我的父亲，十五六岁后又从潜江易均室先生学习，写篆书受益颇多。易先生也是沈老的朋友。三十以后，更有幸向沈老请教。”（《记从沈尹默老人学书法》）可见秋明翁之于无闻公的重要性了。无闻公与家大人刘元树是四川大学中文系的同窗好友，1954年大学毕业后的几十年间一直保持着联系和友谊。无闻公第二次趋谒秋明翁时，家大人随行，并得到了秋明翁的一件行书条幅（下图），“癸卯立秋前一日”，即1963年8月5日，条幅上的年款准确地记录下他们拜访秋明翁的日期。今岁又在癸卯，而不佞亦恰年周花甲，不禁感慨系之矣！1980年我继踵父辈，入四川大学中文系读书。无闻公其时在重庆北碚西南师范学院任教，因参加《汉语大字典》的编纂并任字形组组长，时常回成都，经常托人带信让我去见他，不仅能打一回牙祭，还能在学业上得到他老人家的指导。有一次去他暂寓的一环路南的成都军区招待所看他，他正在铺开的纸上誊写着什么，原来旁边就是秋明翁的这册词稿，准备交巴蜀书社印行，因为是行草书，担心读者不易辨识，正用楷书作释文呢。记得用的是比普通信笺略为宽大的宣纸，写的是一手清雅的禇体小楷，桌上还摆着一本四川人民出版社的《词谱简编》，应当是他在成都临时找来的。无闻公说，词是长短句的，为了断句便捷准确，有时需要翻翻词谱。之所以记得清楚，是后来我也照着买了一本，至今还在寒斋书架上呢。《入蜀词》共收词44首，前31首见程沈夫妇所藏《念远词》，后13首中之前11首见程沈夫妇所藏《松壑词》，末二首见戴自中先生的《松壑词》录文（《秋明诗词集》收入，上海书店出版社待刊），经比勘，只有九处无关紧要的异文。秋明翁在上引“右入蜀以来所为长短句，子杰必欲得之，因为书此册”跋文后又云：“聊用为析酲解愠之具，他人睹之，未必有意思也。”我还注意到秋明翁手书《涉江词》跋后钤有“析酲解愠”白文一印。按“析酲”“解愠”连用，出北宋词人晏几道《小山词》自序：“《补亡》一编，补乐府之亡也。叔原往者浮沉酒中，病世之歌词不足以析酲解愠，试续南部诸贤绪余，作五、七字语，期以自娱。不独叙其所怀，兼写一时杯酒间闻见，所同游者意中事。”晏几道，北宋词人晏殊的第八子，性孤高痴绝，专力作词，秀气胜韵，直逼温韦、南唐，与其父晏殊皆为婉约词之正调。相较二者，大晏以太平宰相写富贵生活，词作明丽雍容，风调悠然，而内蕴稍欠；小晏词则如其自序所论，既可析酲，又可解愠，即既可娱宾遣兴，佑酒佐欢，又可寓其微痛纤悲，除烦涤怨。虽亦“期以自娱”之作，毕竟多了一些“叙其所怀”的成分。秋明翁此期所作，正多取二晏，上及五季，故其自谓“聊用为析酲解愠之具，他人睹之，未必有意思”。这未必有意思的意思，在1951年10月所抄《秋明长短句》（包括了重庆期间的93首和1946年秋返沪后所作23首，有金陵书画社1983年版）末的题记中重申：“右长短句若干首，大抵曩时析酲解愠之所为，以其犹贤于饱食终日，无所用心。亦既吟成，遂复录而存之，备省览焉。由今观之，言差近而少讽，悲欢不出于一己，忧乐无关于天下，正如爱伦堡氏所讥，小熊无力得失，自啮其掌，掌尽而生命亦随之而尽者，是可愧也夫。”虽然这些一而再的表达未必没有自谦的成分，但相当程度上确可成为我们理解这些词作的基础。何况，其《念远词》之得名，当即出大晏的《浣溪沙》：“一向年光有限身，等闲离别易销魂。酒筵歌席莫辞频。

近日，“大汉雄风——上海图书馆藏汉碑善本展”在上海图书馆东馆开展。展览以立轴35件套（50件）、展柜44件珍贵藏品，展现两汉重要的刻石、碣石、石阙、摩崖、碑版、石经、画像石拓本。如展览介绍中所说，“汉人创造隶书，奠定标准汉字基础。汉碑刻立于郡邑通衢、墓葬神祠、穷崖绝谷，以文字铭功德，以贞石刊不朽”。而自宋代金石学创立以来，碑帖研读临写蔚然成风，碑帖善本累世积攒，到今天，成为中华民族独有的文化瑰宝。

碧梧栖老凤凰枝梧桐，本无节而直生，理细而性紧，高耸雄伟，干皮青翠，叶缺如花，妍雅华净，雄秀皆备。梧桐在《诗经》中就与凤凰相联系，《大雅·卷阿》：“凤凰鸣矣，于彼高冈。梧桐生矣，于彼朝阳。”园林建筑中“凤鸣朝阳”的吉祥图案中，凤凰往往都站在梧桐树下对着朝阳引吭长鸣。家有梧桐落凤凰，梧桐成为圣雅之植物，“宁知鸾凤意，远抚依桐前”、“家有梧桐树，何愁凤不至”。宋陈翥《桐谱·叙源》：“夫凤凰仁瑞之兽也，不止强恶之木。梧桐柔软之木也，皮理细腻而脆，枝干扶疏而软，故凤凰非梧桐不栖也。”陆游《寄邓志宏》也有“自惭不是梧桐树，安得朝阳鸣凤来”诗句。这成为后世园林中的凤池馆、碧梧栖凤、梧桐院等景点的文化渊源。苏州怡园的“碧梧栖凤”，正是这种意境的物化。此地环境清幽，榭北小院中植有梧桐树、凤尾竹，交相掩映。匾额题记云：“新桐初引，么凤迟来，徙倚绿阴，渺渺乎于怀也。”原有对联：“新月与愁烟，先入梧桐，倒挂绿毛么凤；空谷饮甘露，分傍茶灶，微煎石鼎团龙。”写出在此烹茶品茗之趣，表现了士大夫们闲逸超脱的生活情志。清初著名诗人王士禛论诗主神韵，他少年时作过一首《蝶恋花·和漱玉词》，其中有“郎似桐花，妾似桐花凤”二句，被他的朋友刘体仁戏称为“王桐花”。苏州的残粒园，取杜甫《秋兴》“香稻啄余鹦鹉粒，碧梧栖老凤凰枝”之意，也有自比凤凰之意。《庄子·秋水篇》中有一则寓言“惠子相梁”，说有一种鸾凤一类的鹓雏鸟，只栖息在梧桐树上，只饮甘美如甜酒一样的泉水，只吃竹子结的果实。这只高洁清白的鹓雏，正是庄子自喻，庄子视相位为“腐鼠”。梧桐这一审美意象也成为高人的环境表征。梧桐生矣，于彼朝阳梧桐，叶大蔽炎烁蒸烈，《园冶》描述园林幽境是“梧阴匝地”，“桐阴”在中国文化中染有高洁幽雅的色素，成为诗人、画家笔底的情感载体。诸如《桐阴论画》、《桐阴清梦图》、《桐阴复志图》、《桐阴刺绣图》、《桐阴观弈图》、《桐阴望月图》、《桐阴濯足图》，不胜枚举。文徵明的《桐阴立杖图》↓，碧梧两株，高耸云天，一高士正扶杖倚立，左侧陡起高冈，顺坡而下，渐见山路，一桥接连对岸，正中山峰亭立，山脚低处，相隔成曲折溪岸，虽不见山瀑，正似溪水缓缓流下。石桥上一鹤栖立，与人相呼应，解意白鹤欲伴主过石梁归去。人鹤遗世独立，与天地同化，令人俗虑顿消。唐寅《桐阴图》↓画面上桐阴下一高士斜卧躺椅上，闭目养神。题诗曰：“十里桐阴覆紫苔，先生闲赋醉眠来。此生已谢功名念，清梦应无到古槐。”无限人生悲苦尽在桐阴下消融。梧桐叶大，可以借以听雨，与芭蕉同功。如拙政园听雨轩，就是借助梧桐阔叶接受大自然的天籁之音。梧桐常与修竹、芭蕉相配，缀以山石，颇觉古雅。倪云林尝作《题梧竹秀石图》：“高梧疏竹溪南宅，五月溪声入座寒。想得此时窗户暖，果园扑栗紫团团。”张雨题“青桐阴下一株石，回棹来看雪未消。展图仿佛云林影，肯向灯前玩楚腰”。苏州有“梧竹园”，拙政园有“梧竹幽居”亭，圣洁的梧桐，楚楚娟娟的翠竹，“萧条梧竹月，秋物映园庐”，境怡神爽，心志涤荡，宠辱皆忘。“桐”因为与“同”谐音，常常作为吉祥图案与其他物体配合，如与喜鹊配合，组成“同喜”的吉祥图案，与梅花鹿、仙鹤配合组成“六合同春”的吉祥图案。桐曾是帝王封拜的信物。《史记·晋世家》记载过这样一件事情：“成王与叔虞戏，削桐叶为珪以与叔虞曰：‘以此封若！’……于是遂封虞于唐。”本来是成王与弟弟开个玩笑，为了证实“君无戏言”而实现了诺言，这就是“桐圭”。隋魏澹《咏桐》：“未求裁作瑟，何用削成珪。愿寄华庭里，枝横待凤栖。”梧桐树“有节可纪，生一年，纪一年”，树与人俱长，是草木中一部编年史。《易》曰：“观我生进退。”《花镜·梧桐》也说：“此木能知岁时，清明后桐始华；桐不华，岁必大寒。立秋是何时，至期一叶先坠，故有‘梧桐一叶落，天下尽知秋’之句。”梧桐发芽迟、落叶早的物候特性，常被文人用来渲染悲秋气氛或借以抒发自己心中的郁结。于是，伤悼、孤独、寂寞等意蕴似乎都与梧桐有了关联。“龙门之桐……其根本死半生”（汉枚乘《七发》），后比喻丧偶。宋贺铸《鹧鸪天》：“梧桐半死清霜后，头白鸳鸯失伴飞。”本来梧桐叶上无愁雨，纯在人们心境。“梧桐树，三更雨，不道离情正苦。一叶叶，一声声，空阶滴到明。”（唐温庭筠《更漏子》）“梧桐更兼细雨，到黄昏，点点滴滴，这次第，怎一个愁字了得！”（宋李清照《声声慢》）李清照将家破人亡后孤寂凄切的满腔苦水，借着梧桐细雨倾泻而出，令人动容。元明时出现《明皇击梧桐图》名画。元白朴的《梧桐雨》中，李、杨在长生殿上山盟海誓时，“靠着这招新凤，舞青鸾，金井梧桐树映”，在西宫养老的李隆基在梧桐树下盘桓，“常记得碧梧桐阴下立，红牙箸手中敲”，到如今，“空对井梧阴，不见倾城貌”，梦醒后，“窗儿外梧桐上雨潇潇”，“一点点滴人心碎”。梧叶凋零，是自然规律，“老尽秋容何足惜，凤巢吹堕月明中”（元丁鹤年《梧桐》），但峥峥本性在，“天质自森森，孤高几百寻。凌霄不屈己，得地本虚心。岁老根弥壮，阳骄叶更阴。明时思解愠，愿斲五弦琴。”（宋王安石《孤桐》）王安石高度赞美了梧桐的孤高不屈、老当益壮，纯为贞士写照。桐木轻虚，不生虫蛀，可做器物屋柱，尤以琴瑟为佳。相传神农氏曾削桐为琴，枚乘《七发》所述天下最美的音乐就是用龙门之桐做成的琴瑟演奏出来的。“工之侨得良桐焉，斫而为琴，弦而鼓之，金声而玉应。”（明刘基《郁离子》）梧桐，又名青桐，青，清也、澄也，与心境澄澈、一无尘俗气的名士的人格精神同构。“元四家”之一的画家倪瓒，工书擅词翰，性狷介，淡泊名利，孤高自许，人称“倪高士”。他一生不愿为官，“屏虑释累，黄冠野服，浮游湖山间”。元末“散巨款广造园林，筑清阁、云林草堂、朱阳馆、萧闲馆等”。清阁是他蓄古书画之所，阁前广植碧梧，蔚然成林，故自号云林。据明人王錡《寓圃杂记·云林遗事》记载：“倪云林洁病，自古所无。晚年避地光福徐氏……云林归，徐往谒，慕其清阁，恳之得入。偶出一唾，云林命仆绕阁觅其唾处，不得，因自觅，得于桐树之根，遽命扛水洗其树不已。徐大惭而出。”自此，洗桐成为文人洁身自好的象征。元末常熟曹善诚慕其意，在宅旁建梧桐园，园中植梧百本，居然朝夕洗涤，故又名“洗梧园”。据传，倪瓒不仅洗桐，还曾画有《洗梧图》。此后，绘画、雕刻中出现了多本内容不同的《洗桐图》。明末清初，与陈洪绶齐名的画家崔子忠，简陋的居室常常灰尘满席，平日喜种花养鱼，画兴大发之时，常与妻儿相互勾描点染，其乐融融。崔子忠孤高自重，凡以金帛求其诗画者，一律拒之门外。崇祯十七年明亡时因贫饿而死。其画风清刚绝俗，与以清高标诩的“倪迂”堪为同道，取倪云林令仆人取水洗桐的佚事为题材，画《云林洗桐图》：倪云林角巾褒衣，立于湖石之下，注目童仆洗树，逶迤宽博，神情悠然；一姬一鬟捧古器在侧，娟好静秀；画面布局疏朗，气息上有几分倪画的感觉，桐叶淡于背景，有如温润之玉，手法独特。王士祯亦曾画《抱琴洗桐图卷》，连康熙皇帝也有一枚“洗桐山房”的宝玺。傅抱石据倪云林传记也作《洗桐图》，令双鬟洗桐。现代画家孔祁号洗都桐居士。核雕《洗桐图》干脆雕成倪云林自己动手洗桐。苏州留园和狮子林裙板上都有木雕倪云林《洗桐图》。圆明园碧梧书院，乾隆诗序言：“前接平桥，环以带水。庭左右修梧数本，绿阴张盖，如置身清凉国土。每遇雨声疏滴，尤足动我诗情。”诗曰：“月转风回翠影翻，雨窗尤不厌清暄。即声即色无声色，莫问倪家狮子园。”中唐白居易有长诗《答桐花》，竭力推崇桐树在众多蓊郁的山木中树干“独亭亭”，“叶重碧云片，花簇紫霞英”，配以春夜浅月，“暗香随风轻”。梧桐不事张扬的个性，使它生时“无人解赏爱”，死后却“截为天子琴，刻作古人形”。作者指责那些爱其华，却反伤其生的行为，认为“花紫叶青青”的桐树，应该“当君正殿栽，花叶生光晶。上对月中桂，下覆阶前蓂。泛拂香炉烟，隐映斧藻屏。为君布绿荫，当暑荫轩楹。沉沉绿满地，桃李不敢争。为君发清韵，风来如叩琼。泠泠声满耳，郑卫不足听……为君长高枝，凤凰上头鸣。一鸣君万岁，寿如山不倾。再鸣万人泰，泰阶为之平”。白居易笔下的桐树形象随着白诗深入日本人的心理。足利将军家与丰臣秀吉的纹章均为桐叶图案。在园林中，日本人爱植桐树，天皇在宫中植桐曰桐壶，“桐壶”成为《源氏物语》中的章回之名。茶人千利休还把桐树引入了茶庭中。梧桐是经过历代文人的“情”熔炼过的，也是美的象征。宗白华解放前生活十分清苦，秋天只能在书案瓶中插几枝梧桐叶，人家说他穷也穷得美（陈从周《花边人语》）。诚如唐诗人戴叔伦《咏梧桐》所云：“天然韵雅性，不愧知音识。”摘选自：书名：静读园林（第二版）（美学散步丛书）作者：曹林娣出版社：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日期：2013-1-1更多相关阅读多面基辛格吴其尧

1993年，叶嘉莹从朱彝尊的《静志居琴趣》出发，提出“弱德之美”这一词之美感特质。一时间，朱彝尊仿佛被推崇成了“弱德之美”的代名词，令叶嘉莹先生本人都颇感讶然。叶先生曾为此特请她所喜爱和信任的《文汇报》发表声明：我所提出的“弱德之美”，只限于朱彝尊的《静志居琴趣》这一卷词。近代词论家陈廷焯所赞赏的朱彝尊的

当地时间2023年11月29日，美国前国务卿亨利·基辛格去世，享年100岁。前美国驻华大使（1985—1989）、曾随基辛格与尼克松访华的温斯顿·洛德（Winston

公元前399年，苏格拉底以身证道、欣然赴死。《斐多篇》中，柏拉图围绕苏格拉底之死，将德性与灵魂联系起来。以往的哲学家们仅将自然当作哲学研究的对象，而从苏格拉底始，哲学被带回人的当世，“德性（aretē）”被确定为人之为人的本性。苏格拉底提出“德性（美德）即知识”，认识论中的“真”与道德论中的“善”在德性伦理角度互相关联。作恶被归因于无知，当认识人的本性之后就会发现“善是人的内在灵魂”，而“无人有意作恶”，这一“人性本善”的思路为柏拉图进一步探讨灵魂不朽与德性生活的统一性问题奠定基调。苏格拉底认为“万物生成，有合有分”，灵魂不仅在身死后独立存在，还具备在肉体上轮回再生的能力。承载知识的灵魂回忆也随着灵魂的轮回再生而得以永续。学习知识被看作是在进行一种回忆，德性、智慧来源于灵魂中的记忆。“我们必然是在某个先前的时间中学得了我们现在回忆起来的东西。可是，如果对我们来说灵魂在这样一个属人的形相中出生之前并不曾在某个地方的话，这恐怕没可能。所以，灵魂由此也显得是某种不死的东西。”德性作为至善真知与灵魂一道同生同行，德性与善知以先天普遍的形式潜存于人们的灵魂当中。通过对知识不断的回忆，灵魂将会与这种善越来越接近，而越接近就会越幸福。由生前求知爱智的德性生活，苏格拉底自认窥得了关于死后灵魂世界的奥秘，认为灵魂是不朽的，并且不同的灵魂会有不同的归处与境遇。哈得斯在希腊神话中通常指称冥府或冥府之主，在《斐多篇》末尾，灵魂踏上了去往哈得斯的审判之路，坏人的灵魂与明智的灵魂将在路途中被指引到不同的地方。承继毕达哥拉斯派关于“命分（moira）精灵”的说法，柏拉图认为在哈得斯之路上这些命分精灵会分配惩处，带领灵魂摆渡到与其相配的居所。当灵魂被交付审判后，会分别去往四条河流：环河、哀伤河、火焰河、哀嚎河。在河边，“不可救药”的作恶者将会被直接惩处，只有“尚可救药”的作恶者才能拥有去赎罪、洁净自身的机会；而那些本就洁净的灵魂则会获得自由和释放，去到洁净的居所。审判程序的介入使灵魂不朽说在柏拉图哲学中的警世意味愈发清晰，其中内含灵魂对德性生活的规范：其一，追求德性不止能为现世的幸福生活提供保障，还能为灵魂的来世再次提供幸福生活的可能；其二，灵魂的不朽使人们对来世的归属产生危机感与期望感，从而使人们减少对肉体快乐的装饰和追求，更关注灵魂的满足。安顿灵魂的方法不再是满足肉体的乐欲，而是“用灵魂自身的装饰而非用不相干的装饰来安顿灵魂，亦即用节制、正义、勇敢、自由和真实来安顿灵魂……”灵魂要想洁净、免于惩处，需要依靠的不是宗教神谕而是灵魂本身，即灵魂内在的德性力量。苏格拉底之死给柏拉图留下了“灵魂”这一极具启示意义的遗产，灵魂概念由此进入了不同于宗教神话的伦理道德视域。在《理想国》中，人的最大幸福被定义为：能够抉择出善的生活模式，避免受恶之苦。德性与幸福统一对等，德性给予灵魂“去选择”的可能性。柏拉图对“人应当如何生活”这一终极问题的答复，通过灵魂不朽说将德性与幸福相统一，最终体现了“追求德性就是在追求幸福”的德性伦理学观点。❒编辑：温弟猜你喜欢张巍

伏尔泰（1694—1778）被视作欧洲的第一位文学名流。他留下了大量手稿。图为近日入藏加拿大麦吉尔大学的“杰奎琳·兰博-戴维伏尔泰手稿集”中一页。这批藏品包含了伏尔泰1760—1778年居住在费尔奈庄园时期的公私往来信函与文学、历史类手稿。麦吉尔大学图书馆是北美伏尔泰文献收藏重镇，馆员介绍说：“费尔奈是一个热闹的地方。来自欧洲各地的客人都到伏尔泰的别墅做客，包括那些在壮游的英国人。”1726年，伏尔泰得罪权贵，被投入巴士底狱，旋即被驱逐出国。这年5月，伏尔泰到了英国，在英国居留了两年多，结识了蒲柏、斯威夫特等作家。回到法国后，他在《哲学书简》中竭力推崇英国的社会政治制度，对英国的商业和文学也赞赏有加，他还向法国读者介绍了莎士比亚。1753年，伏尔泰迁居日内瓦，在此完成了《风俗论》，这是一部论述罗马帝国灭亡后的世界历史。1758年，伏尔泰在离瑞士边境不远的费尔奈购置了地产，建造了一幢小别墅，一面从事写作，一面接待各方来客，并且同欧洲各国各阶层人士广泛通信，使费尔奈成为欧洲舆论的中心。这一时期，他创作了《哲学词典》和《历史哲学》；在戏剧方面，他的观念趋向保守，企图阻止戏剧向浪漫主义方向发展，甚至想重新回到严格的古典主义，对莎士比亚戏剧在法国的影响之大感到不安，而他自己的悲剧创作都不成功。伏尔泰一生的履历和行藏远非上述寥寥数语可以概括，我之所以仅仅列出这样简单的几条，是考虑在我谈及他与同时期几位英国名人之间的关系时，有助于读者理解，因而加深印象。除了上文提及的蒲柏、斯威夫特等诗人作家外，他还与史学家爱德华·吉本、传记作家詹姆斯·鲍斯威尔、经济学家亚当·斯密有过直接接触；英国文豪塞缪尔·约翰生与伏尔泰虽然没有直接接触，但互相对彼此的作品有所评骘。晚年伏尔泰，拉莫特夫人刻，1805年印制于巴黎，法国国家图书馆藏。◆约翰生：“嘿，先生，确定他们的罪行孰重孰轻还真叫人犯难。”鲍斯威尔在《约翰生传》中记录了约翰生对伏尔泰的一些评价。总的说来，约翰生对伏尔泰的为人和作品评价都不高。约翰生向人如此概括伏尔泰：一个智力非常敏锐、文学素养不高的人（《约翰生传》，蒲隆译）。这个评价尚称得上客气，更有甚者是在1766年2月15日，鲍斯威尔向约翰生提到他与卢梭在其意大利山野隐居处度过一段时光，约翰生说：“我认为他（卢梭）是个坏中之坏；一个应当被逐出社会的无赖。……”鲍斯威尔又问他：“先生，你认为他像伏尔泰一样坏吗？”约翰生的回答则是：“嘿，先生，确定他们的罪行孰重孰轻还真叫人犯难。”约翰生对伏尔泰的恶评极有可能是因为伏尔泰对莎士比亚剧作评价不高，认为莎士比亚的戏剧违背了喜剧和悲剧不能相混的铁律，所以本质上是低劣之作；另外，伏尔泰对莎剧在法国的巨大影响也感到不满。在《莎士比亚戏剧集》的“序言”中，约翰生对伏尔泰嗤之以鼻，针对伏尔泰的一些说法，约翰生说：“这些都是小才做的小评。”针对伏尔泰的指责，约翰生犀利地指出：莎士比亚的戏剧，并非严格意义上批评者所理解的悲剧或喜剧，而是属于自成一种体裁的作品；它所展现的是凡尘俗世真实的状貌：有人受损，必然有人获益；有人在匆忙奔赴酒宴的途中，有人在把自己的亡友埋入土中（利奥·达姆罗施《重返昨日世界》）。据鲍斯威尔回忆，伏尔泰出于报复，在他笔扫千军时，有次对约翰生发起攻击。约翰生虽未正面答复，但并非没有回应。后来蒙塔古夫人在其《莎士比亚论》里驳斥了伏尔泰对莎士比亚剧作的误读，维护了莎士比亚的地位。鲍斯威尔认为，考虑到多少年轻人被伏尔泰风趣却错误的看法所误导，蒙塔古夫人的论著对某一类读者理解莎士比亚是很有帮助的，因而也是值得称道的。他相信约翰生也会承认这一点。当然，对伏尔泰的作品，约翰生并不是全盘否定的。约翰生承认法国人也许在文学各个门类中虽然不能说登峰造极，但都非常高超。他认为，伏尔泰是一位叙事高手，一大优点就在于对事件的巧妙挑选和安排；还曾说：没有一个作家像蒲柏和伏尔泰那样生前就名满天下。还有一次，约翰生跟鲍斯威尔说他最近（1768年春天）在家乡利奇菲尔德待了很长一段时间，但离开前变得十分厌倦。鲍斯威尔说：“我感到奇怪，先生，那是您的故乡呀。”约翰生反唇相讥：“嘿，苏格兰也是你的故乡呀！”鲍斯威尔不喜欢在一个地方待久，在伦敦待久了也会厌倦，所以有约翰生那句名言：“如果你厌倦了伦敦，你就厌倦了生活。”接着，鲍斯威尔谈到苏格兰在文学方面的进展，约翰生表现出对苏格兰格外强烈的偏见：“先生，你们从我们这里学了一点东西，你们就自以为了不起了。休谟永远也写不出历史（写过《英格兰史》），如果不是伏尔泰在他之前树立了榜样的话（指《风俗论》），他是伏尔泰的应声虫。”这是对伏尔泰作品的间接肯定。伏尔泰对约翰生编撰的《英语词典》十分欣赏，约翰生编撰词典时没有图书馆可供使用，却写出了四万多个词条，同时给每个词条下了定义，他还从前两个世纪以来的各个学科领域摘录了十一万四千条英语例句，以阐释这些词语在各个场合使用时的不同意义。法兰西科学院反对约翰生的做法，声称法兰西科学院的身份就是“权威”，因而不必引述其他权威。伏尔泰不同意法兰西科学院的意见，他在临终前还打算催促法兰西科学院学习约翰生的方法，以改进他们的编撰程序（沃尔特·杰克逊·贝特《约翰生传》）。◆鲍斯威尔：伏尔泰不肯说英语的原因鲍斯威尔本人应该见过伏尔泰不止一次，他在荷兰的乌特勒支大学学习法律期间，游遍了整个欧洲大陆。1763年5月16日他在伦敦见过约翰生后不久就出发去荷兰了，次年11月，他去了瑞士，在瑞士见了两位名人：卢梭和伏尔泰。得到卢梭接待对鲍斯威尔来说是一项壮举，得到伏尔泰接待则不然。伏尔泰当时居住在法国与瑞士接壤的费尔奈，住在富丽堂皇的小别墅里。鲍斯威尔和伏尔泰的谈话随意而简短。他记录的最有趣的评论是，虽然伏尔泰曾在英国度过了两年多的流亡生活，能说一口流利的英语，但已经不再使用英语了：“说英语必须把舌头放在牙齿之间，可我的牙齿全都掉光了。”这里说的是1764年12月24日鲍斯威尔第一次见伏尔泰的故事。钱锺书先生的散文《小说识小》里讲到伏尔泰的《老实人》时提及这则趣闻：昔鲍士威尔谒见伏尔泰，问以肯说英文否，伏尔泰答曰：“说英文须以齿自啮舌尖，余老而无齿。”钱先生接着写道：盖指英语中th一音而言。鲍斯威尔在日记里详细记录了这次会见过程。两人首先对基督教信仰展开了激烈争论。他们坐在客厅里，眼前摆放着一本大大的《圣经》，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伏尔泰和鲍斯威尔势均力敌。鲍斯威尔接着沾沾自喜地写道：“我的举止圆柔从容，人见人爱。我跟任何人相处，只要受得了他，就会调整自己，去迎合他的做派，这样一来，他就像与另一个自己相处时那样轻松自在，在我起身告辞之前，他都不会以为我是陌生的访客。”鲍斯威尔这些话说得过于自信了，其实无论是卢梭还是伏尔泰，对他这位访客的印象都没有那么深刻。伏尔泰对任何充满热情的年轻人都会亲切接待或者写信鼓励，但是一见完或者一写完就记不起来了，只隐约记得“那个英吉利小子”。几个月后，鲍斯威尔写信给伏尔泰，希望能够继续联系下去，却收到了伏尔泰冷嘲热讽的回复。◆吉本：伏尔泰的才智和哲学、文章和戏剧，改善了洛桑的风气在鲍斯威尔的《约翰生传》里，约翰生和鲍斯威尔都讨厌吉本，称他为异教徒。原因大约是吉本年轻时放弃了英国国教，皈依了罗马天主教；另一个原因是吉本的《罗马帝国衰亡史》第十五和第十六章引发了众怒。在当时，“一个人如果顺从了罗马教廷，或者勾引他人去顺从，其罪孽相当于叛国”。变成天主教徒后，吉本的人格备受斥责，被称为反复无常之徒。所以，吉本就再也无法在牛津大学呆下去了，于是父亲决定送他去洛桑。在他留居洛桑的几年时间里，吉本为渴求进步而勤奋学习，掌握了拉丁语和法语，法语的水平甚至比母语英语还好。吉本在《自传》里写到在被父亲从瑞士洛桑召回英国之前，他有幸见到了当代最特出的人物。这个杰出人物就是伏尔泰。在吉本眼里，伏尔泰写有各种散文韵文的著作，都很出色，而且始终是引人入胜的。他说：“当时我对伏尔泰的评价，是超过他的实际分量的。我想见到他的愿望，很容易地得到了满足。他将我作为一名英国青年，有礼貌地接待了我。但我不能吹嘘说另眼相看。我就是这样见到了这位诗人。”从吉本的这番描述可以看出，伏尔泰确实忙于接待来自各地的来访者，据说他在洛桑居留期间曾接待过五百多位来自欧洲各地的来客。吉本还提到他为了拜见伏尔泰，记熟了伏尔泰在莱芒湖畔写的一首颂歌，虽然一字不差地背诵给伏尔泰听，但他处事不够谨慎，把这首诗的抄本流传了出去，引起了伏尔泰的不快。吉本在与伏尔泰相处期间，有幸聆听了伏尔泰亲自登台朗诵自己的诗作。伏尔泰还组织了一个上流社会男女的演出班子，其中有些人颇具表演天才。伏尔泰将自己创作的剧本搬上舞台，亲自关心指导演员排演。两个冬天里，就在位于蒙雷波的地方剧场上演了他创作的三部悲剧和一部喜剧。伏尔泰还在剧中扮演了角色。吉本热心地观看了所有的演出，从此培养起了观赏法国戏剧的爱好。吉本坦承，这一定程度上降低了他对莎士比亚伟大天才的盲目崇拜，而这种崇拜心理是任何一个英国人从孩提时代就逐渐形成的。吉本认为：伏尔泰的才智和哲学，他的文章和戏剧，在一个显而易见的程度上改善了洛桑的风气，他自己也受到了这种风气的影响。五年后，吉本再次前往欧洲“壮游”：“按照习惯法则，也许还有理性法则，对于一个有身份的英国人来说，出国旅游是完成其应受的教育。”吉本这次绕道去了洛桑，而“由于某种宗教上的争吵，伏尔泰在一气之下，已经离开了洛桑，隐居到他在费尔奈的楼阁里去了”。吉本在这里再次拜访了伏尔泰，但这次的拜访，其热情已大不如前，吉本尽管具备了更好的与伏尔泰结交的资格——他发表了第一部用法语创作的作品《论文学研究》，在法国颇具影响，但他却并不想跟伏尔泰作更亲密的交往。1928年，兰登书屋出版的第一本书即伏尔泰的《老实人》，由美国艺术家洛克威尔·肯特绘制插画。◆亚当·斯密：“他对人类的贡献，远远大于那些板着脸的哲学家。”跟吉本一样，亚当·斯密也对伏尔泰充满了崇敬之情。1765年10月间，斯密来到瑞士日内瓦旅行，在此逗留了两个多月，也是跟吉本一样的“壮游”。期间结交了许多私人朋友，其中就有一位特朗钦博士极其赞赏斯密的才华，经他介绍，斯密认识了伏尔泰。斯密曾经见过伏尔泰五六次。同大多数英国客人一样，斯密肯定也在费尔奈，在这位文学泰斗的可俯瞰湖景的小别墅里受到了热情接待。据约翰·雷所撰《亚当·斯密传》记载：伏尔泰是斯密最崇敬的在世的伟人，因而斯密总是怀着激动的心情，回忆同伏尔泰的会面。但关于他们的交谈，留下的记录很少，仅存的记录是斯密好友塞缪尔·罗杰斯在斯密去世前一年访问爱丁堡时的日记斯密与伏尔泰谈到了法国的一些名人，比如黎塞留公爵；也谈到了恢复省议会或维持省长特任制下的行政管理制度等政治问题。伏尔泰告诉斯密说，黎塞留是自己的老朋友，但此人性格怪僻。伏尔泰讲了一些黎塞留公爵的趣闻轶事：他进过巴士底监狱，在维也纳借过大使馆的餐具，从未归还。伏尔泰还跟斯密说，黎塞留公爵认为英国人只有一种调味品，即融化了的黄油。斯密自己谈及伏尔泰时语气中总是充满了崇敬，“当塞缪尔·罗杰斯偶然将某个很机敏然而浅薄的作家说成是‘一个伏尔泰’时，斯密使劲地拍着桌子，对罗杰斯说：‘先生，伏尔泰只有一个！’”斯密的朋友们回忆，斯密在谈到他曾与伏尔泰有个人交往，而今仍景仰其风采时，总是带着明显的激动神情。有一天，斯密让一个朋友观看他房间里所供奉的伏尔泰的精致胸像时，慷慨激昂地说了这样一番话：“理性受赐于他之处不可估量。通过他给予一切教派的狂信者和异教徒的大量嘲笑和讽刺，才有可能使人类的知性产生真理之光，使人们作好准备，去进行一切有理智的头脑应该进行的探索。他对人类的贡献，远远大于那些板着脸的哲学家，后者写的书只有极少数人读，而伏尔泰的书是为一切人写的，一切人都在读。”伏尔泰为一切人写、一切人都在读的这些书就是《哲学词典》和《历史哲学》。斯密所言不虚，伏尔泰的小说和哲学书籍至今尚有大量的读者，包括中国读者。编辑：spr猜你喜欢吴其尧

tracking）等科学实验方法研究中文阅读的特性，沈有乾就是其中的杰出先驱。沈有乾初抵美国时，曾咨询斯坦福大学教授、著名教育心理学家刘易斯·特曼（L.

二十世纪后半期，西方史学研究发生“语言学转向”，影响及研究方式和叙事方式也发生一系列改变。文学史、文论史乃至美学史研究，不可能自外于这个潮流。传统文论范畴研究局限于字义疏证，新的理论与方法将为之开辟出更广大深远的新境界。

不久前，在“世界中国学大会·上海论坛”上，颁发了2023中国学贡献奖。本次奖项授予了加拿大历史学家卜正民、韩国历史学家白永瑞、新加坡外交官和学者马凯硕。一起来看看何为中国学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