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寿福 | 记忆、回忆和文化记忆：纪念扬·阿斯曼
“因为懂得太多，人从自然界的秩序中跌落下来。他不得已建造了一个适合自己生存的世界，它的名字就叫文化。”
——扬·阿斯曼
《古埃及人的死亡镜像和死亡仪式》
德国著名埃及学家和文化学家扬·阿斯曼于2024年2月19日去世，作为他的学生，我在这里写几段介绍他的学术经历和成就的文字，以表达我对他的培育之恩的感激和敬意。
卓尔不群的埃及学家
扬·阿斯曼（Jan Assmann），原名约翰·克里斯托夫·阿斯曼（Johann Christoph Assmann），1938年出生于德国下萨克森州的朗格尔斯海姆，父亲是建筑师。阿斯曼在德国北部城市吕贝克渡过童年，后来随父母迁居到海德堡。他先后在海德堡、慕尼黑、巴黎和哥廷根学习古希腊语文学、古典考古学和埃及学，受教于法国著名埃及学家乔治·波泽纳（Georges Posener）和埃伯哈德·奥托（Eberhard Otto）。1971年，阿斯曼在海德堡大学完成了教授资格论文，1976年成为海德堡大学埃及学研究所教席教授和所长，直至2003年荣休。2005年，他受聘德国康斯坦茨大学，担任文化学研究方向的荣誉教授。
从阿斯曼的求学经历不难看出，一方面，他对希腊语的精通和在语文学领域的造诣深刻地影响了后来的研究路径和学术生涯；另一方面，他的研究方向从希腊过渡到埃及。在某种程度上，他的这一经历犹如希罗多德，出于对希腊以外世界的好奇和兴趣，开始探索埃及的历史和宗教，以便理解和解构埃及与希腊及至后来的欧洲文化之间的源远流长历史渊源和错综复杂的相互关系。
1965年，阿斯曼在海德堡大学完成博士论文，题目为《献给太阳神的颂歌》，今卢克索尼罗河西岸国王谷和官吏墓地的墓室墙壁上刻写着这些颂歌遗迹。博士毕业以后，受德国考古研究所的资助，阿斯曼前往埃及、叙利亚、约旦和土耳其进行为期一年的田野实习。从1967年开始，阿斯曼受聘德国驻开罗考古研究所，对卢克索官吏墓进行更加深入的研究，重点是墓室墙壁上涉及新王国时期的宗教理念和来世观念的铭文。多年精细周密的抄写、整理以及专心致志的解读工作为他带来了丰硕的果实，撰写出《古埃及赞美诗和祈祷文》《底比斯墓里的太阳颂歌》《充当太阳神祭司的国王》和《拉神与阿蒙神：埃及第18至第20王朝时期多神信仰的危机》四部专著，为其进一步学术研究、阐释并与其他古代文明进行对比奠定了丰富的文献基础。
在以上田野考古和文献整理工作的基础上，阿斯曼于1978年获得了德国科学基金会的丰厚资助，对卢克索官吏墓地中拉美西斯时期的坟墓进行系统的发掘和研究。这项研究工作持续了30多年，阿斯曼率领海德堡埃及学研究所的师生先后发掘整理了15座官吏墓，获得前所未有的一手文献，来解读拉美西斯时期官吏制度和社会经济。
如此丰富和翔实的文字、图画和实物以及发掘现场的三维场景为阿斯曼阐释拉美西斯时期埃及人的王权和宗教观念以及他们的身份和文化认同提供了可靠和坚实的基础。他把颂歌、祈祷文、仪式经文等文献与考古发掘结果结合起来，把解读结果置于拉美西斯时期文化和社会经济背景之中。与传统的埃及学家不同，阿斯曼把文学和其他体裁的文献也纳入到考察和研究范围。他主张从文字入手，考察传统是如何借助文字得到沉淀的。他主张把文字和文本放置到各自的语境中进行分析和理解，而不是单纯地对文本注解和评论；其优势在于，便于了解文化在其传承过程中是如何得到建构和系统化的，文字和文本又在其中发挥了什么作用。文字和文本并非文化的全部，但是二者无疑是表达和表现文化的最佳形式。
此后，阿斯曼笔耕不辍；在其著作中，他在充分理解古埃及宗教和文化方面做了全新的尝试，形成的视角和解读模式基于跨学科的理论高度，不仅在埃及学界，而且在埃及学以外的人文和社会学领域均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这些专著包括《埃及：一部思想史》（1996）、《埃及人摩西》（1998）、《摩西的抉择》（2003）、《魔笛：歌剧和密宗》（2005）、《约瑟小说中的神话和一神教》（2006）等。阿斯曼从宗教史和文化传播学的角度讨论了人类信仰从多神崇拜向一神教过渡以及伴随这个过程的思维模式的突变、书写文化的确立和人与神之间关系的嬗变，尤其提出了一神教形成过程中的暴力倾向，认为一神教的教义在宗教史上第一次提出了真假神的命题，要求信徒对自己的神忠贞不渝，视其他神为魔鬼，不惜用暴力手段对付信奉其他神的人。
概观阿斯曼的著作，无论是翻译和注释原始文献，还是从历史、宗教、文化等视角进行阐释，其核心内容是记忆。可以说，古代埃及人的活动，大到国王建造金字塔，小到官吏们刻写墓碑，中心议题归纳起来无外乎两个，其一是如何得到后人永久的记忆和不断的回忆，其二是以什么样的形式记忆先人，这里涉及到生者与死者的互动。他不仅复原了古埃及人的记忆空间和回忆模式，而且还勾勒了古埃及文化在犹太及西方思想中的传承脉络。从以上系统的、全面的研究中，他演绎出来的文化记忆理论远远超越了埃及学领域，从而奠定了他作为文化学和文化史学者的国际地位。
《玛阿特：古埃及公正与永生之间的关系》（2006）
在他之前的许多学者抱持着这样一种态度，将古埃及视为一具僵死的干瘪木乃伊，只能为今人提供一些值得惊叹或者聊以自慰的谈资。阿斯曼摒弃了这种态度，将古埃及作为人类早期文明史中完成了从生到死全部过程的文化体，因而对研究其他古代文明和充分理解现代性的来龙去脉具有宝贵的借鉴作用和启发意义。《玛阿特：古埃及公正与永生之间的关系》就是其中的代表作，它颠覆了古典作家和《圣经》编纂者建构的、将古埃及视为典型专制和奴隶制社会的错误形象，描述了古埃及社会如何在玛阿特这个包含公正、秩序和真理等意义的原则下运转，众神、国王和民众三者又是如何依据玛阿特原则相互依赖和制约。
1998年，阿斯曼获得德国历史学家奖，这是德国历史学界最重要的奖项，对来自埃及学这个冷僻学科的学者来说，被授予如此崇高的学术奖，充分证明了阿斯曼的研究在德国学术界产生的影响。在颁奖典礼上，德国著名中世纪史学者、法兰克福大学教授约翰内斯·弗里德致辞，他明确指出，埃及学早已不是阿斯曼研究的中心，而是他演绎和验证其文化科学理论的试验场。
相濡以沫，举案齐眉
阿斯曼在海德堡大学埃及学研究所担任讲师的时候，认识了当时在海德堡大学读书的阿莱达。据说，两人邂逅于阿斯曼导师的婚礼上，对音乐和绘画的共同爱好，使他们初次见面便相互留下了很好的印象。
1968年，二人结婚，阿斯曼30岁，阿莱达21岁。1968年至1975年，阿莱达陪同阿斯曼在埃及卢克索进行考古发掘，她抄写了大量象形文字，并为阿斯曼的发掘报告绘制图画和图表，她的艺术天赋找到了用武之地。
阿莱达的父亲是研究《新约》的著名学者，她的母亲也拥有神学博士学位，结婚以后，阿莱达的母亲专注于相夫教子，在学术领域只是做一些辅助性的工作。阿莱达不想步母亲的后尘，她想在学术道路上走得更远。按照德国大学的规定，文科学生可以选择一个主修和两个副修，然后在主修的专业领域撰写硕士或博士论文，在副修的专业修满必要的学分；或者选择两个主修，然后在第一主修的专业撰写硕士或博士论文，在第二主修的专业修满必要的学分。阿莱达在海德堡大学的第一主修是英语语言文学，第二主修是埃及学。1977年，阿莱达在海德堡大学英语语言文学系完成了题为《虚构的合法性》的博士论文。因为此时海德堡大学埃及学研究所所长是她的丈夫阿斯曼，她不得已前往图宾根大学接受埃及学方向的考试。在阿莱达获得博士学位的前一年，他们夫妇有了第一个孩子。在此后的几年，又有四个孩子陆续降生。据说，两个人曾经约定要四个孩子，没想到阿莱达第四次分娩时产下了双胞胎。1992年，阿莱达在海德堡大学完成了教授资格论文，第二年应聘为康斯坦茨大学英语语言文学教授。共同追求学问的夫妇该如何应对事业、家庭和孩子，其中的酸甜苦辣，只有阿斯曼夫妇知道，外界则把它当做一个传奇故事。尽管有保姆帮忙，阿斯曼当然还是要做许多家务活。他曾经几次坦言，他可以很轻松地制作麦糁粥和意面，但在各种家务活当中，他最喜欢做的是熨衣服，因为在做这个比较简单和机械的工作时，他可以倾听古典音乐。
1978年，阿斯曼夫妇联合多位来自不同学科但志趣相投的学者，创建了一个学术丛刊，名为《文字交流的考古学》，旨在把文字和文本置于文化大背景中进行考量，不仅重视文本产生的具体社会环境，而且把视域扩展到文字和文学诞生的人类早期，以便更好地理解文字和文学对其创造者和使用者及其社会产生的影响。不久之后，这个开放性的学术圈便在德国享誉盛名，参与者当中有多位具有世界影响的学者，如拉尔夫·达伦多夫（Ralf Dahrendorf）、莱因哈特·科泽勒克（Reinhart Kosselleck）、汉斯·乌尔里希·贡布雷希特（Hans Ulrich Gumbrecht）。他们迄今联合出版的论文集有《文字与记忆》《正典与审查》《文本与评注》《秘密与启示》《大洪水与记忆》《象形文字》《孤独》等。以阿斯曼夫妇为首的学术小组又与当时颇有影响的“康斯坦茨学派”合作。该学派推崇“接受美学”，强调读者或听者接受文字信息时的思维和感情方面的投入，即文本如何、为何打动读者或者打动哪些读者。
在这些研究工作的基础上，阿斯曼夫妇共同演绎了文化记忆这个随后产生了重大影响的理论。他们认为，所谓文化记忆就是由官方机制化的、具有固定形式的集体记忆；换句话说，如同个体需要一个借以安身立命的记忆一样，一个社会借助文化记忆才得以在历史长河中完成属于自己的使命。1992年，阿斯曼出版《文化记忆：古代高级文化中的文字、回忆和政治身份》（以下称《文化记忆》），系统地阐述了文化记忆理论。该书以古代埃及、古代以色列和古代希腊三种典型的文化记忆为例，从理论层面探讨了记忆、身份认同、文化的连续性三者之间的关系。他们认为，记忆涉及有关过去的知识，身份认同关乎政治想象，而文化的连续性则与传统的确立和维系相关。在1990年代欧洲政治剧变的历史背景下，《文化记忆》这部著作不仅构成了阐释和珍视过去的理论依据，而且为正确对待当下与过去之间的关系提供了历史范例。
阿斯曼把《文化记忆》献给了阿莱达，在题献页，他引用了但丁在《神曲·炼狱篇》使用的一个词组il miglior fabbro（更加卓越的匠人）。但丁用这个词组指称法语诗人达尼埃尔（Arnault Daniel），认为他高超地运用了母语。著名诗人艾略特把他最有名的诗《荒原》献给了同样出名的庞德，并引用了但丁创造的词组，以表他对庞德的谢意。根据人称的变化，阿斯曼把il miglior fabbro变为阴性形式la miglior fabbra，称阿莱达为比他更加卓越的匠人，他对夫人的敬意和感激之情溢于言表。如果考虑到但丁对欧洲人文主义发挥的巨大作用和他创造的这种表达形式在欧洲文学史上延续了700多年，阿斯曼把这个短语用在《文化记忆》这本书，无疑是再恰当不过了。
在《文化记忆》出版之后若干年，德国国内尤其是历史学界出现了试图为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纳粹屠杀犹太人罪行辩解甚至否认的势头。阿斯曼夫妇积极参与关于在柏林建设大屠杀纪念碑的大讨论和签名运动。1998年，德国著名作家马丁·瓦尔泽（Martin Walser）获得了德国书业和平奖。在颁奖典礼上，他发表的感言中暗含了其反犹主义的立场，在德国引发了轩然大波和巨大争议。阿斯曼夫妇勇敢地站出来，以文化记忆理论为武器，就德国历史学界和德国作为国家应当如何面对和应对二战时期的罪责著书立说，在大学、研究机构、电台和电视台做演讲。应当说，阿斯曼夫妇是富有人文情怀和时代责任感的学者。
基于卓越的学术研究和社会贡献，阿斯曼夫妇被授予多个学术和荣誉奖项，仅2017年就荣获了“巴尔赞奖”和“雅斯贝尔斯奖”。2018年，阿斯曼夫妇荣获德国书业和平奖，他在获奖感言中指出，尽管文化（Kulturen）、语言（Sprachen）、宗教（Religionen）都有复数形式，但是人类（Menschheit）却只有单数。
童年的理想是成为音乐学家
在童年时代，阿斯曼最大的爱好是音乐。在中学读书时，他谱写过康塔塔、奏鸣曲，甚至还写过歌剧。阿斯曼梦想成为音乐家。然而，在进入大学后，他先是选择了古希腊语文学和古典考古学，然后转向埃及学。据说，阿斯曼的父母不同意儿子转专业，他们认为埃及学是一门“无法填饱肚子的艺术”（brotlose Kunst）。2020年，阿斯曼研究贝多芬的专著出版。康斯坦茨报社的记者采访了阿斯曼，在谈到他是如何从古希腊语文学和古典考古学转向了埃及学的时候，他用了一个耐人寻味的德语词，称自己是“滑落到”（rutschen）埃及学这个被称为“兰花学科”（Orchideenfach，稀有但无用）的。不过，阿斯曼对音乐的热情持续到了生命的终点，家里的钢琴不仅让他从紧张的研究和学术活动中得到了缓解，也帮助他更好地理解和阐释与古埃及相关的音乐作品。
值得强调的是，阿斯曼把文化记忆理论推广到音乐领域。在曼海姆音乐学院2021/2022院刊上，阿斯曼撰写了一篇讨论音乐与文化记忆关系的专题文章。在此之前，阿斯曼从效果史和接受史两个角度探讨了古埃及与欧洲尤其是德语国家音乐家之间的互动关系。2005年的《魔笛：歌剧和密宗》，2015年的《乔治·弗里德里希·亨德尔的清唱剧〈以色列在埃及〉》两部专著以及2005年的论文《阿诺尔德·舍恩贝格的歌剧〈摩西和亚伦〉中的摩西的抉择》，都充分说明了这一点。阿斯曼还有多部采用文化理论解读托马斯·曼的作品的论著，其中最重要的当属2006年的专著《托马斯·曼与埃及：约瑟小说中的神话与一神教》，在这部著作中，阿斯曼仍然把注意力集中在文化记忆上。
《魔笛：歌剧和密宗》（2005）
《托马斯·曼与埃及：约瑟小说中的神话与一神教》（2006）
2020年，阿斯曼出版了篇幅达272页的著作《祭礼与艺术：贝多芬的〈庄严弥撒〉作为礼拜仪式》，让人不禁想到了莫扎特临终前创作的《安魂曲》。至于贝多芬，他在手稿中写下了“愿它重新引发心灵感应”（Von Herzen - Möge es wieder - zu Herzen gehen）的题词。尽管贝多芬把《庄严弥撒》视为自己最好的作品，令人遗憾的是，因为篇幅巨大，这部弥撒曲不适合在天主教仪式上演奏。
或许可以说，阿斯曼真正理解了贝多芬创作《庄严弥撒》的初衷和他当时的心境。阿斯曼毕生研究记忆、回忆和文化记忆的问题，更为经典的是，他对这一主题的研究最早是从古埃及人的坟墓入手的。在题为《论伊西斯和奥西里斯神话》的论文中，阿斯曼做了如下的论述：“我们现在终于明白，为什么在古埃及人的墓碑和墓室墙壁上经常有墓主人与其妻子坐在一起或站在一起的浮雕，丈夫把一只手放在妻子的肩膀上，妻子则用一只手抚摸丈夫的后背或腰。假如我们归根结底把古埃及文化视为对死亡的一种抗议和征服死亡的一项工程，那么其中最重要的内容便是，对被死亡破坏的墓主人与其妻子、家人的关系及其社会网络进行修复。”在授予阿斯曼夫妇德国书业和平奖的典礼上，著名文艺理论家贡布雷西特引用了阿斯曼题为《古埃及人的死亡镜像和死亡仪式》的文章中的一段话：“因为懂得太多，人从自然界的秩序中跌落下来。他不得已建造了一个适合自己生存的世界，它的名字就叫文化。文化源自人对死亡及其不可避免性的认知，文化的目的和功能在于，建构一种时空框架，以便每个人都能够在其中设想自己生物学意义上的生命界限以外的世界，并设法无限延长自己为此行动、想象和筹备的线条。”
在五十多年丰富多彩的学术生涯中，阿斯曼撰写了近40部专著，学术论文625篇，为各种辞书和百科全书撰写的词条可以说不计其数。他被聘为世界许多著名大学和研究机构的荣誉教授和研究员，也被这些科研院所授予荣誉博士称号。他的学术讲座的目的地遍布世界各地，2015年12月，阿斯曼夫妇应邀来中国，他在北京大学、复旦大学、上海市社会科学院等高校和研究机构做了关于“文化记忆”的讲座，留下了令人印象深刻的音容笑貌和抹不掉的足迹。
愿他在由自己尽毕生心血建构的文化记忆的时空永驻！
本文作者在答辩后与导师阿斯曼等人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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