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清时代的中国与东亚
▍在18世纪，面对日益强盛的大清，日、朝两国在坚持各自的“华夷观”之外，也不得不重新定位盛清中国。这一时期中国的物质文化、风俗习惯受到东亚邻国的重视，由此在社会上形成了“慕华”心理以及与之相关的“雅俗观”，并于乾隆时代达到顶峰状态，从而引发日、朝两国国内强烈的反弹。
1644年4月25日，穷途末路的崇祯皇帝在北京煤山上吊。翌日，李自成大顺农民军完全占领北京。至此，统治中国长达276年的大明王朝崩溃。不久，清军、吴三桂联军与大顺军在山海关决战，李自成失败逃回北京，清军入关，入主中原，并最终统一了中国……
17世纪中叶的明清鼎革，不仅是中国史上的一件大事，而且也是东亚历史上的一件大事。对此，日本人专门编了《华夷变态》一书，其序文写道：
崇祯登天，弘光陷虏，唐、鲁才保南隅，而鞑虏横行中原，是华变于夷态也。
此处指出，崇祯皇帝自尽后，接下来成立了一些南明小政权，最早是由福王朱由崧在南京所建的弘光政权，只存在一年，便被清军消灭。接着唐王朱聿键在福州建有隆武政权；鲁王朱以海在绍兴建有鲁王监国政权。《华夷变态》之序作于1645年，当时这两个政权尚未灭亡，所以说“唐、鲁才保南隅”。但与此同时，中原的大地上已基本上是满洲人的天下了，这就是所谓的“华夷变态”，亦即华夏文明蜕变而为周边落后民族的文明。对于此种情势，朝鲜士大夫也认为，明朝灭亡，天崩地坼，胡虏犬羊入主中原，只有僻处海东的朝鲜仍然独守先王之制君臣大义，所以在实际上，明室仍然保存在鸭绿江水以东，朝鲜成了地地道道的一个“小中国”。换言之，在朝鲜人看来，原先的中国已变成“夷狄”，而朝鲜则成了“中华”……
及至18世纪，随着新政权迈入盛清时代，此一强盛的大国，促使东亚邻国对其的态度发生了微妙的转变。虽然“华夷”的确切内涵各取所需，但无论如何，中国始终都是东亚邻国不可或缺的重要参照。日、朝两国在重新定义“华夷”的同时，也都以自己独特的方式，对盛清时代的中国作了新的诠释。这使得此一时期中国的物质文化、风俗习惯受到东亚邻国的重视，由此在社会上形成了“慕华”心理以及与之相关的“雅俗观”，并于乾隆时代达到顶峰状态，从而引发日、朝两国国内强烈的反弹。
新刻梆子腔《绣像铁官图》，北京致文堂
1751年，乾隆皇帝下达谕旨，要求沿边各督抚，将各自管辖区域内的少数民族，以及所接触到的外国人之衣冠服饰绘成图像，送交军机处，并由大学士傅恒领衔，于乾隆二十六年（1761）编辑而成《皇清职贡图》。《皇清职贡图》一书共绘制有各类男女服饰图像99幅，图像后附有简要的说明，扼要介绍了各该民族的史略、生活习俗以及与清王朝的关系。全书共9卷，卷1为域外各国，卷2为西域各族，卷3至卷8基本上为清朝版图内的少数民族，卷9则为补遗。从《皇清职贡图》卷1的排列顺序来看，朝鲜被排在第一位，这显然反映了朝鲜与中国关系的密切。其后则依次列有琉球、安南、暹逻、苏禄、南掌（老挝）和缅甸，再后是大、小西洋各国以及英吉利、法兰西、[口瑞]国，然后才是“日本国夷人”、“日本国夷妇”。其中除了提及明代倭寇的劫掠外，对于清代日本的描写，基本上也颇为正面。其日本国夷人的形象，也一改明代中国日用类书中倭寇的装束。
虽然在康熙年间，清政府曾经派遣杭州织造乌林达莫尔森前往长崎，但他的主要目的是为了防止内地百姓与海外反清势力联合对抗清政府。从总体上看，中国并没有像日本、朝鲜那样由中央或地方政府组织，开展连续、详细的异域风俗调查和记录。只是在方志中，一般都有相关的外国资料。以福建为例，道光《厦门志》中专列《番市略》，提及东洋（朝鲜、日本、琉球）、东南洋、南洋和西南洋。这些描述，应当主要来自从事海外贸易的中国商人。
江户时代幕臣宫崎成身所编的《视听草》中，收录了一些由中国商人抄录的有关日本的描述。除此之外，在中国史籍中，也出现了徽商汪鹏的《袖海编》。汪鹏在乾隆年间常年来往于长崎。他所撰的《袖海编》，记录的是1764年他在长崎唐馆的观感。从中可见，汪鹏有着强烈的中华自我中心意识，他在评价日本人大批购买中国汉籍时指出：“唐山书籍历年带来颇夥，东人好事者不惜重价购买，什袭而藏，每至汗牛充栋，然多不解译读，如商彝汉鼎，徒知矜尚而无适用也。”对于日本人的文化水准，汪鹏的记录相当耐人寻味。他观察日本的方式，其实与中原人看边疆少数民族（如土司）地区并无多大的差别——汪氏是以对汉字的接受程度以及汉文修养之高低，来判断一个民族文明的高下，这自然是充满了汉文化的优越感。这与《皇清职贡图》将境外各国与国内少数民族并列的做法，如出一辙。
当然，此种文化优越感可能并非汪鹏个人的想法。康熙年间扬州人石成金所著的《传家宝全集》中就有《快乐原》一卷，其中提及的“一生快乐”中，第一条便是“乐生中华国”：
人常自想：倘生于海外遐荒之地，严寒酷暑之乡，草衣木食，野居穴处，远于王化，不齿人伦，虽生世间，却与禽兽无异。我今幸生中国，房屋饮食，文物衣冠，受福无量，快乐极矣！
这段话的意思是说：人要经常这样想，如果我生在中国之外相当偏僻的地方，不是很冷就是很热，随便用草包裹在身上，吃的是各种不要煮熟的植物，在荒野山洞里居住，而且没有接受过中国这样的文明教化，为人伦所不齿，虽然生在天地之间，实际上却跟飞鸟走兽没有什么两样。幸运的是，我现在生活在中国——有房子住，有东西吃，还享受着传统的衣冠文物，真是非常幸福，无比快乐！
康熙年间生活在扬州的石成金，自信有着无比的幸福感。当时，全国渐趋统一，扬州繁华，可以与苏州相提并论。石成金在“一生快乐”中，还有一条叫“乐逢太平世”：“我今幸遇太平世界，干戈宁息，远近安然，快乐极矣！”
在中国人眼里，日本虽然不是“严寒酷暑之乡”，也不至于“草衣木食，野居穴处”，但毕竟是“远于王化，不齿人伦”，中国有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这五伦，但日本则只有君臣主仆之义最为严密，其他的则完全没有，当然无法与“文物衣冠”的中华国相提并论。
西川如见《华夷通商考》
江户时代在日本有一首《和汉年代歌》，比较了中日历史漫长的发展进程，其中，有关明清历史的部分写道：
（汉）大明太祖朱为姓，故君宽仁起布衣，定鼎南京龙序地。成祖北京开帝闱，三百年间文物盛，能学唐诗修古辞。
（和）……四海一归丰太阁，远伐朝鲜大出师，猛威三十有余岁，浪华城郭独空遗。君不见霸业竟成天授位，开原一战太平基。……二百年来名故所，康衢击壤乐熙熙，邻国望风聘东武，远夷向化凑长崎。
（汉）何意明亡还左衽，鞑国流风鼠辫姿。
（和）看我东方君子国，人皇百卄鼎无移，二千四百四十岁，日月高悬无尽期。
全诗计162句，其间充满了大和民族的自豪之情。日本人对于明朝较有好感，认为那是个文物昌盛的时代。诗中的“丰太阁”亦即丰臣秀吉，他曾两度发动侵朝战争。丰臣秀吉死后，德川家康夺得霸权，于1603年在江户（今东京）开设幕府，开始了江户时代，维持了260多年的安定局面，故诗中约举其数，说“三百年来名故所，康衢击壤乐熙熙”。江户幕府对外实行锁国政策，于1639年发布锁国令，仅允许荷兰、中国在长崎一地贸易，断绝了与其他国家的来往。对于此一政策，日本人也用了类似于中国人中华中心主义的话语表述，说外国商船前来长崎，是“邻国望风”、“远夷向化”。
诗歌倒数第二段是说明清鼎革，中国变成了“左衽”，剃头留辫之“鞑国”风尚流行于全中国。接着，日本人洋洋自得地说——我东方君子国，天皇是万世一系，二千多年的历史从未间断，“日月高悬无尽期”，不像中国那样，历史进程时常被外夷所打断。
诗中的“鞑国”亦即鞑靼，是中国古代北方少数民族的总称，所指非一，但其作为对野蛮人的贬称，却是始终如一的。在清初，“鞑靼”是日本人对清朝的习惯性称呼。不过，此一惯称随着盛清时代的来临而发生了微妙的变化。18世纪初，长崎人西川如见著有《肆拾贰国人物图说》，该书序于1714年，全书与中国的《皇清职贡图》颇相类似，也是以图说的形式来展示世界各国人物的形象。其中首列“大明”、“大清”、“鞑靼”图。“大明”图中的男子，手上拿着一个折扇，女子则手持团扇。而“大清“图中的男子，右手亦持一折扇，旁边的童子则手捧一函线装书。此一画面极具文化意涵，从中可见，此时的清人已是从容优雅，颇具文化素养。下一幅的“鞑靼”，则仍是弯弓射大雕的形象。将“大清”与“鞑靼”列为二国，说明“清人”与“鞑子”已大有区别。
西川如见另作有《华夷通商考》，书中列有“鞑靼国”，注明其地望是离“唐土”北京百里或二百里、三百里各处。另据《日本风土考》卷首的《亚细亚大洲图》，除了中国部分标出北京、南京、福州、广东外，在北京以北注出“鞑靼”。据此，“鞑国”或“鞑靼国”应指中国的东北地区（原满洲人的发源地）。至此，日本人已将清朝分成发源地
和中国本部两个部分，将他们视作两种文明形态。
这一时期，日本不仅通过长崎的商人，而且还通过萨摩和对马，从与中国关系密切的琉球和朝鲜人那里，感受大清的繁荣昌盛。江户时代在日本曾流传着《乾隆帝江南苏州府游幸街道图》，此图的出现与传播，让日本人直接感受到盛清时代的朝廷礼仪以及江南商业的繁荣。
日本人眼中的“大清”国人
日本人眼中的“鞑靼”国人
1636年，清廷在两度征讨朝鲜之后，正式将后者列为自己藩属。此后，朝鲜王室对清廷恪行“事大”之礼，每年都派遣使者前往中国朝贡，其中的一些人将其见闻及交际情形详细记录，从而留下了卷帙浩繁的《燕行录》。个中，有诸多生动有趣的中国风俗史料。
1765年，朝鲜“北学派”先驱洪大容以子弟军官的身份随行前来中国，他在随后所著的《燕记》中，详细记录了清朝的风俗习惯。1778年，李德懋和朴齐家偕使臣入燕。其时，清朝的富庶繁华，给朝鲜人以极大的震撼，也促使他们急切地对盛清时代加以重新定位。朴齐家后著有《北学议》一书，对于18世纪的清朝风俗及物质文化，有着多方面的记录和分析。此后，燕行使者对于清俗的记录大多更为正面。1782年，洪良浩写有一首《皇都即事》：
羽畎珠崖入版图，山河万里抚庭衢，燕中自古兴王地，天下于今拱帝都，节制八旗恢远略，铺张四库盛文儒。（诗注：时皇帝大聚天下书，分经、史、子、集，名为《四库全书》，合数万卷，募士民有文笔者，给禄缮写，故云。）升平五纪超前代，只是衣裳异典谟。
诗中用了“皇都”、“皇帝”、“帝都”，这是一个重要的变化。因为此前朝鲜人多称他们前来北京是“燕行”，而不是明代的“朝天”；称北京为“燕京”，不是明代的“北京”或“帝都”；他们原先称清朝的皇帝是“胡皇”，但这里用的却是“皇帝”。这些行文措辞的改变，再加上对《四库全书》的描摹，以及“升平五纪超前代”之类的赞叹，可见在朝鲜人的眼里，此时的中国，只有清朝的服饰与前代颇有不同，其他的一切都已让自己心悦诚服。
针对以“小中华”自居的一些朝鲜人之华夷想象，洪大容、李德懋、朴齐家、洪良浩等人通过自己的亲身体验说明：明清鼎革，虽然天崩地坼、神州陆沉，但先王之法犹有存焉，在满洲人的统治下，北中国并没有完全向着夷狄方向退化，美丽山川也并未全然变作腥羶之邦。
李朝时期，朝鲜除了向中国派遣使者之外，也向日本派遣通信使。1764年随同正使出访的元重举，后来著有《和国志》，该书对日本的地理、历史、文学、宗教、衣食住行、日常器用以及医药、赋税、兵制、法律等都作了细致的描述，集中反映了18世纪朝鲜人对日本的了解。前述到过北京的朝鲜人李德懋，也著有《蜻蛉国志》（“蜻蛉国”亦即日本之代称），其中有对日本风俗、器服、物产的详细观察。此外，在《燕行录》中，也偶尔可见对日、朝、中三国风俗之比较。无论是日朝两国比较，还是中朝日三国的比较，中国风俗文化总是不可或缺的共同背景。
18世纪初朝鲜通信使的赠答诗卷
在东亚，幅员辽阔的中国是个庞然大物。从地理位置上看，相对于日本和朝鲜，中国是“西土”、“西方”。这一时期的朝鲜和日本，在许多方面都悉心向中国学习。对此，早在上个世纪30年代，日本著名学者藤塚邻就曾指出：
清代文化东渐，一由海上自水路经长崎至日本本州，一由陆路入朝鲜。其流入之方式，接受之反响，与消化之力量，在两国近代文化上所齎之结果，大相径庭。取而比较之，在近世文化史上，实为一极重要之问题。
……
当乾隆时代朝鲜诸李朝学者入燕，见其文化之伟大，均相惊讶，而于朝鲜之学术，渐觉短浅，遂各自发奋改变旧习，努力新学之输入，而尊慕当时之鸿儒硕学多与往还，以图知识之吸收，又购置大批书籍，以启发国人之智识，其影响所及，遂使乾隆学界受一种刺激，以致新学兴起，奎运日相。其尤可特笔者，伏处本国未出国门一步之学者，均已看破旧学之弊窦，而于实事求是之朴学，愿奋志研究者不少。
对不少朝鲜人而言，北京不仅是东亚最新学术信息发布的中心，而且还是各类消费文化的发源地，从某种意义上说，正是透过北京，朝鲜人看到了世界。
除了学术文化之外，中国的风俗也对朝鲜颇具影响。朝鲜燕行使者柳得恭著有《京都杂志》，其是的不少条目均聚焦于岁时风俗。该书的五月端午条就认为：“我东与燕中不甚远，故风俗往往相袭。”在这里，他用中国《宛署杂记》中的记载，为朝鲜的端午风俗作注。另外，他的《古芸堂笔记》中也有“岁时风俗”条，认为朝鲜的岁时风俗之渊源皆来自北京一带。与朝鲜相似，这一时期的日本人亦热衷于以汉文典籍考证，将本邦风情比附于中国习俗。
在广泛吸收中国文化的同时，在盛清时代，日、朝两国分别出现了《称呼辨正》和《雅言觉非》二书，对中国文化表现出强烈排拒的倾向。
在18世纪的康雍乾盛世，中国文化在东亚有着重要的影响。当时，日本人通过来舶长崎的唐船了解到中国的政治、社会和文化。1799年出版的《清俗纪闻》一书，反映了18世纪末日本人对于中国风俗的了解。而朝鲜人则通过络绎不绝的燕行使者，以及源源不断输入海东的中国书籍，了解到康乾时代中国的繁华富庶。这一时期，两国对中国文化的吸收和模仿也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清俗纪闻》的一篇序文就指出：当时日本的达官贵人子弟，热衷于追求豪侈的习尚，非常欣赏来自远方的珍玩。具体表现在，对于来自长崎的事物都悉心模仿，总是得意洋洋地认为那是雅尚韵事。此人甚至担心《清俗纪闻》之出版，或许会让此种风气愈煽愈炽。该段文字，极大程度上反映了18世纪日本社会的实际情形。
在日本，人们称中国为“西来正脉”。而在朝鲜，随着《北学议》的出现，朝鲜人对清朝的态度大为改观。对于中国文化的艳羡，使得两国都出现了对中国风俗殚精竭虑的模仿。而随着中国文化的影响，在日、朝两国，出现了一种新的雅俗观念——在不少人的心目中，凡是与中华文明相符的即是“雅”的，而本国的则为“俗”的。1754年，日本人梁田邦美就曾指出：本邦的姓氏，复姓是十之七八，单姓很少，单姓似乎很雅，而复姓则显得比较俗气。大抵说来，儒士的癖好是崇尚文雅，排斥俗气，甚至自己的面目眉发都是倭人的长相，但其内心却以在中国的齐鲁燕赵一带而沾沾自喜，在这种背景下，大家都不得不将自己的日本复姓改为中国的单姓。
除了姓氏之外，为赋诗所用的地名，也纷纷改俗为雅，套用中国的地名典故，所谓“诗用地名，铸俗于雅”，更成了普遍的风尚。这些，都引起了日、朝两国国内一些人的担忧，他们认为：改复姓与革地名，会引起身份和国家认同的紊乱。因此，在两个国家，分别出现了拨乱反正的著作，即在日本的《称呼辨正》和在朝鲜的《雅言觉非》。
留守友信是日本江户时代中期的儒者，《称呼辨正》是他的主要著作之一。该书作于1749年，卷首即曰：“盖称呼失其实，名分紊其伦，先圣既有不觚之叹，其所关系岂少哉！”所谓“不觚”之典，出自《论语·雍也》，孔子以此设喻，发泄他对社会变革的不满。留守友信笔下的“先圣既有不觚之叹”，实际上也反映了他对中国强势文化影响下日本社会文化变迁的担忧。
《雅言觉非》的作者丁若镛，号茶山，朝鲜罗州人。该书共3卷，作于1819年。他写这部书的目的，是为了纠正汉语在朝鲜误用讹传的情况。在《雅言觉非》中，丁若镛指出：朝鲜的情况与日本相似，在诗歌中，大量使用中国的历史地名典故。这当然是因为——地名本是中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地名与诗意是联系在一起的，学习中国文化自然不能将地名排除在外。在东亚，这个时期出现了大批汉诗，而要撰写汉诗，就必须使用中国的典故，必须将日、朝的地名改写成中国的地名，方能写出优美的汉诗。
不过，地名不仅只是文人的雅玩，有时也会涉及君臣名分。留守友信就曾指出：日本幕府世尊天皇，天皇有着至高无上的地位，此种君臣名分之义是不容撼动的。但一些文人却称天皇所居曰“山城”，天皇敕使曰“聘使”。根据儒家经典《礼记》的说法：“诸侯使大夫问于诸侯曰聘。”这样的遣词简直是将天皇拟作汉代的诸侯、王子，真是悖逆之贼，罪不可赦！可见，汉字中“都”、“京”、“使”等词汇看似寻常，但皆有微言大义存焉，在日本的使用，实际上触及到了天皇和幕府将军之间的微妙关系。
东亚各国的不少制度都源自中国，但也不尽相同，故而引发了诸多的问题。在18、19世纪，随着“华化”的高潮，在日本和朝鲜分别出现了《称呼辨正》和《雅言觉非》这样的著作。而无论是日本的《称呼辨正》还是朝鲜的《雅言觉非》，都将地名的嬗变列为最为重要的变化。他们不约而同地对地名称呼的雅化或汉化表达出担忧，将中国强势文化影响下地名等的变迁，视若洪水猛兽，认为那些现象都是异端邪说；如果听任这种乱象长期存在，则会引发礼乐不兴、刑罚不中之类的弊端。《称呼辨正》和《雅言觉非》二书的出现，就反映了日、朝两国学者在中华强势文化影响下的自我反省。
丁若镛的《雅言觉非》
留守友信的《称呼辨正》
汉字是维系中华文明数千年绵延不衰最为重要的因素，幅员辽阔的帝国之所以能够保持大一统的格局，汉字的传播功莫大焉。可以说，中国疆域内的不同地区（如东南、西南），是随着汉字的传播（当然还有其他相关的礼乐制度）而逐渐“中国化”的，这是一个非常漫长的历史过程。就18世纪而言，清朝人看待周边国家以及境内少数民族的文明程度，也是以对方汉字修养的深浅为依据，这从《皇清职贡图》中对东亚各国的排列次序以及徽商汪鹏的描述中，可以非常清楚地看出。
在18世纪，面对日益强盛的大清，日、朝两国在坚持各自的“华夷观“之外，也不得不重新定位盛清中国。在日本，一些人将满族统治者的发源地——东北地区，与原明朝统治的部分割裂开来，将它们分别称为“鞑子国”和“大清国”，分别予以认识。而在朝鲜，则通过将满族统治者与汉族的礼乐制度分开，认为尽管统治者是异族之人（“夷”），但在中国推行的仍然是“华”的制度。这些，便是“华夷观”在不同国家的不同表现。而之所以做出这样的解释，主要是应对新形势而做的心态调整，这是日、朝两国对于18世纪东亚政治变动的重新诠释。
讲演（2015.1.16）| 盛清时代的中国与东亚
王振忠 复旦大学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所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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