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飞 | 探寻礼乐文明的精神
在我看来，目前礼学研究最重要的任务并不是制礼作乐，而是在学术上探讨礼乐文明的精神。现在重提礼学研究，其最大的意义就在于，在理解中国传统文化的时候充分考虑到礼乐文明的核心精神，进入与西方文化更实质的比较和对话，从而能够在更深层的意义上建构现代中国的文明体系。
近几年来，随着传统文化受到社会上下越来越多的重视，也有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关注礼学的整理、研究，乃至实践。学术界的礼学研究方兴未艾，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人民大学相继成立了礼学研究中心，而政府和民间的各种祭祀礼仪活动也纷纷展开。应该说，各个层面的研究和实践对重新认识中国文化传统、面对当代中国的伦理文化危机都有一定的作用。不过，在各种声音的一片喧嚣之中，究竟如何认识中国的礼乐精神及其与现代生活的关系，已经越来越成为一个需要澄清的问题。
礼者，履也。诚然，和经学中其他几个门类不同，礼学在根本上就有很强的实践性。但在我看来，目前礼学研究最重要的任务并不是制礼作乐，而是在学术上探讨礼乐文明的精神。由于传统礼教在“五四”时期遭到了空前的打击，百年来若干重解中国传统的努力对人伦礼教往往避而不谈，但这些努力不仅无法全面理解中国文化的真精神，而且不能与西方思想展开实质的对话，对很多现实问题缺乏发言能力。对礼学的研究大多只保存在整理国故的层面上，虽然也有不少重要的成果，但未能直接参与思想的建构，礼学似乎只能栖息在博物馆和故纸堆中。现在重提礼学研究，其最大的意义就在于，在理解中国传统文化的时候充分考虑到礼乐文明的核心精神，进入与西方文化更实质的比较和对话，从而能够在更深层的意义上建构现代中国的文明体系。
礼乐精神是贯穿于六经当中的一种文明精神，最能代表中国文化的精髓。《左传·昭公四年》里有一个著名的故事：鲁昭公到了晋国，处处做得恰到好处，晋侯就问女叔齐：“鲁侯不亦善于礼乎？”女叔齐回答说：“鲁侯焉知礼！”晋侯就很奇怪，鲁侯在每个细节上都很讲究，还不算知礼吗？女叔齐就说：“是仪也，不可谓礼。”并不是所有的仪式做得恰到好处，为人处世有礼貌，就算懂礼了。孔子更是在这个意义上说：“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这种礼的精神，历代礼家称为“礼意”。《中庸》里说：“礼，时为大。”《礼运》中说：“礼虽先王所未之有，可以义起也。”只要得了礼意，礼仪都可以义起，以时为大，即要按照每个时代的具体情况，使礼意最好地表达出来。《中庸》里又说：“君子素其位而行，不愿乎其外。素富贵行乎富贵，素贫贱行乎贫贱，素夷狄行乎夷狄，素患难行乎患难。君子无入而不自得焉。”素其位而行，无入而不自得，这是一种何等通达平易的态度！在它面前，任何狂热、固执、复古的态度都会显得荒谬和可笑。在目前很多谈礼的人那里，狂热的民族主义乃至宗教化的倾向却非常强烈，这绝对不是礼乐精神的应有之义。
“礼时为大”并不是一个泛泛而言的态度，因为它要求我们不仅把握最实质的礼意，而且通晓真正的时代精神，否则就不可能知道礼乐精神在这个时代以怎样的方式实现。目前礼学研究兴起的真正意义在于，中国学术界已经有不少学者认识到了这一点，并开始努力探讨礼乐精神在当代中国可能的形态。至于这一工作将如何完成，现代中国可能会以怎样的方式展现礼乐精神，目前还没有人能给出明确的答案。当前的礼学研究还只是刚刚起步，所有相关工作都是在试错，有可能将来都会被淘汰和否定。当然，反过来也可以说，无论看上去多么荒谬的做法，都是有价值的，因为对它的否定会帮助我们向真理迈近一步；因此，我们也应该尊重所有的尝试。
在这个前提下，我们的工作虽稍有心得，同样也还只是处在试错的阶段。在此处谈谈我对礼意的一点理解，绝不敢说就一定是对的。只是在我目前看来，我们若要理解中国的礼乐精神，就应该把握住下面这几点。
礼乐文明首先是一种人伦秩序。陈寅恪先生有言：“吾中国文化之定义，具于《白虎通》三纲六纪之说。”这话是大多数现代人无法理解的，即使像熊十力、牟宗三这些所谓的文化保守主义者也不肯认同。我以为，现代中国文明最大的问题并不在于失去了哪种具体的礼仪制度，而是在于，主流思想话语已经没有兴趣和能力思考人伦问题了。大量关于家庭伦理的电视剧表明，人伦问题仍然是城乡中国人最关心的问题，但可惜，这种思考只能停留在电视剧的层面，很难进入精英知识分子的思想建构。若要深入中国文化的真精神，就必须理解伦常的价值。所谓经礼三千、曲礼三百，三礼中有那么多条目，林林总总，读起来极其繁琐乏味，其根本究竟何在？曹元弼先生说：“天道至教，圣人至德；著在六经，其本在礼；礼有五经，本在丧服。”在《仪礼》十七篇中，历代最受重视的就是《丧服》一篇，因为这一篇最丰富地体现了人伦秩序，而其他所有的礼都是按照人伦秩序来安排的。人伦秩序的基本原则，就是“爱有差等，施由亲始”，并不看重“四海之内皆兄弟”式的无差别的爱，认为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一定有个远近亲疏的不同。所以，从消极的方面来说，“不爱其亲而爱他人者，谓之悖德；不敬其亲而敬他人者，谓之悖礼。”这种差等之爱的负面结果，就是费孝通先生所批评的自私；但它的积极方面，确实鼓励人将爱亲之心推而广之，“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只有建立在人性自然的基础上的爱敬，才是真正有根基的爱敬。礼的原则，就是要基于人情，如果让人爱陌生人就像爱自己的亲人一样，那就是违背人情的，最终不会使他像对待亲人一样对待陌生人，反而会像对待陌生人一样对待亲人。当今中国之所以出现种种情感的冷漠和道德的虚无，并不是因为人们太关注自己的亲人了，以至于不管他人的利益，而是更多表现在，人们已经太不看重亲人了，以至于遮蔽了最基本的恻隐之心。
这种人伦秩序最基本的原则是“亲亲”与“尊尊”两个维度，也就是爱与敬两个方面。爱为敬之本，敬是爱之成。所谓“缘情制礼”，礼的基础是人们之间的情感，所以礼必须小心地节文人情，而不能压抑和桎梏人情；但是也不能任人情泛滥而无所限制。情感虽然重要，但情感是不稳定的、多变的，而且容易泛滥无节制，如果不加节制和引导，不仅可能变得非常盲目和非理性，甚至很容易就由爱生恨，最终走向自己的反面。只有靠了对“敬”的强调，爱才能变得严肃和厚重，成为可以依赖的秩序。孔子说：“今之孝者，是谓能养，至于犬马，皆能有养，不敬，何以别乎？”所强调的正是以尊尊之敬来成就亲亲之爱。《孝经》里面也说：“礼者，敬而已矣。”靠了敬，人们才能爱得有尊严；也是因为有爱作为基础，敬才不会是违背人情自然的；因此，礼的精神，是要在爱和敬之间寻求平衡。礼的精神使中国文明成为伟大的文明，但任何伟大的文明都有其内在的张力和问题，这是我们不能忽视的；而礼乐精神的最大张力就体现在爱和敬之间。脱离了敬的爱会泛滥，脱离了爱的敬会变得残酷，这个平衡一旦掌握不好，就可能走向这两个极端。在历史上，中国文化出现的种种问题往往就是因为走向了某个极端。比如“五四”时期对礼教的批判，我并不否定，因为它正是对无爱之敬的批判，在根本上并没有颠覆礼乐精神，反而是在礼乐精神内部做的修正；而时至今日，我以为无敬之爱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一个巨大问题。在二者之间取得一个微妙的平衡，达到文质彬彬的境界，是礼乐精神的根本所在，也是中国的礼乐文明区别于西方宗教文明的关键。
礼的精神还必须和乐的精神相配合。礼主节，乐主和，礼宜乐和，才谈得上孔颜乐处。孔子又说：“乐云乐云，钟鼓云乎哉？”“乐”当然不能简单地理解为音乐，而是体现在音乐中的和乐境界。礼并不是为了限制人，而是为了让人有秩序、有尊严地达到快乐。礼的精神告诉人，不是什么人、什么事都是一样的，因为“物之不齐，物之情也”，无视实际存在的不平等，是无法人为地达致平等的。所以按照礼必须要有差等：父子之间再平等，也不能没大没小；男女之间再平等，也不能没有分别；上下之间再平等，也要讲究主从。没有秩序，什么事情都办不成。但是区分尊卑长幼上下并不是礼的目的，这些区分有序的人们之间还要相互合作、共同生活、一起做事，那就需要和，需要快乐，这就是乐的精神了。正如只有敬才能成就有尊严的爱，也只有礼才能成就雍容典雅的乐。没有礼的乐也会泛滥无节制，没有乐的礼也会变得残酷而限制人。礼宜乐和，乃是礼乐文明所要追求的目标。
礼乐精神的又一个方面是“中庸之德”。我常常对学生说：“西方的哲学家往往是和一般人非常不一样的人，但中国的哲学家都是比一般人还要正常的人。”这是中西文明精神一个非常重大的区别。无论是苏格拉底还是耶稣，他们的做法都有与一般人极其不同的地方，这就是西方文化所理解的超越；但孟子和荀子都说，圣人是尽伦之人。即，若是能把人伦的各个方面都做得恰到好处，就是圣人了。中国文化的最高境界，不是让人超出一般人的生活之外，不是让人变得和一般人都不一样，不是一种外在或内在的“超越”，而是要去体会一般人日用而不知的道理，能够更深地讲出日常生活的理由和目的，从而更乐在其中地过平常人的生活。在平常生活中体会最高明的道理，在洒扫应对中拿捏得恰到好处，这是比蹈白刃、辞爵禄、均天下更难的一件事，当然也是一种更高的道德。我原来写过一本书叫《浮生取义》，浮生取义是比舍生取义更重要、更难做到的。所以，礼的种种规定，都是为了“节文人情”，即不是为了禁锢，而是要引导人找到最合宜的表达方式，培养出最深厚的情感，学会最恰当的做法。稍微有了一些生活经验之后，我们都可以理解，能做到这些其实是非常难的。但这些方面恰恰是中国思想最高明的地方。对礼学的研究若能帮助我们在这些方面有点收获，就算是已经有了很大的作用了。
以上是我对礼乐精神的几点概括：人伦秩序、爱敬相成、礼宜乐和、中庸之德。这是实质的礼意所在，不应该随着时代的变迁而变化，哪怕在已经非常西方化的自由平等精神之下，这些也是应该追求的。至于通过怎样的仪式，用怎样的方式来实现这几点，却是非常灵活的。
在产生礼乐文明的殷周之际，亲亲尊尊、礼宜乐和是封建宗法制度的实质精神，体现在各个经典当中。秦汉以降，封建宗法制度没有了，经学却兴起了，汉唐经师通过对各经的注疏讲出了礼乐精神；而在实践上，经过历代儒生的努力，在唐律中最终形成了准五服以制罪的成熟法律体系。到了宋代，文化和社会再次面临危机，程朱承前启后，形成了理学的经学诠释体系，同时以《朱子家礼》建构了一套新的礼制体系，一直沿用到清代。清代的经学和礼学都非常兴盛，出现了许多大师和优秀的著作，而且到了晚清，曾国藩和张之洞不仅试图调和汉学和宋学传统，而且有明确的面对西学的意识。历代学术和制度的变迁就已经很好地诠释了“礼时为大”和“可以义起”这两句话。到了今天，我以为需要在充分理解传统的基础上，尽可能自信和开放地面对西学的冲击，不是被动地被同化和殖民，而是主动地将西方的思想精华为我所用。清儒的工作，是我们首先应该充分尊重、认真整理，和努力继承的。学术上守先待后、贯通中西的工作是第一位的，任何骄矜、偏执和狂热的态度，都是不应该有的。
所以，在面对礼乐精神之时，我特别反对复古主义的、民族主义的、宗教化的倾向，因为这些都和礼乐精神相违背。复古主义的倾向与“礼时为大”的精神是完全相反的，《中庸》中也明确说：“生乎今之世，反古之道，如此者，灾及其身者也。”复古还不如博物馆和故纸堆中的学问，简直如同文化僵尸出来害人。民族主义的，是更容易陷入的一个倾向。我们推崇礼乐文明，并不是因为这是中国的礼乐，而是因为礼乐精神是一种更自然、更高明的普世价值，因此绝对不能以中国礼乐文明的名义反对一切西方的东西，反对现代生活的精神。甚至有些更极端的民族主义者对清代的成就一概否定，俨然一副反清复明的姿态，以为凡是清代的礼仪都不可用，我认为这是更加糟糕的一种态度。以人伦为核心的礼乐文明，也不是西方意义上的宗教，因为它并不追求内外的超越，而是在日常生活中寻求孔颜乐处，把它宗教化是对它的巨大误解和降格。
复古主义、民族主义、宗教化的共同结果是，培养许多固执、狂热、褊狭的文化情绪，这与礼的精神就完全背道而驰了。礼乐文明并不是中国人用来炫耀和表演的标签，而是一种和乐节制的生活方式。现在如果不深入研究礼意，盲目地制礼作乐，很容易就会陷入这三者之中。中国文化中没有这样的东西，这反而是和西方接触之后，不自觉地从西方学到的。而要清理这些情绪，首先需要我们更多、更深入地了解西方。这也是我做礼学研究以来的一个切身感受：越是深入传统文化，越需要阅读西方；在当今的世界，是不可能以闭门造车的态度来讲中国文化的。这不仅因为西方已经是现代中国人不能脱离的一个语境和参照系，而且因为，中西文明都是人类创造出的伟大文明，在最深的地方，中西圣贤所面对的问题是相通的。没有对西方文明的一个深入了解，我们已经不可能找回中国文化的真精神了。所以对西方的了解还不能肤浅地停留在对现代甚至当前的某些思潮的跟踪上，而必须深入其古典文明，理解西方文明中最高明、最精深的部分。对中国文明的认识程度，取决于对西方文明的认识程度。
当初汉高祖初建国，有一个叫叔孙通的人要为汉庭制礼作乐，到鲁地去找了三十多个儒生。其中有两个人当面斥责他，说：“礼乐所由起，积德百年而后可兴也，吾不忍为公所为，公所为不合古，吾不行，公往矣，无污我。”叔孙通为汉朝制订礼制，当然也有很大的意义；但应该有更多的儒生专心于经传诠释，否则也就不会有汉唐经学的恢宏气象了。若在今日中国谈礼乐精神，我以为最需要的正是鲁两生这样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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