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图读经，事半功倍”：中国礼图传统
中国古代礼学中有着绵延不绝的礼图传统。
顾名思义，礼图是对礼和礼学思想的图像表现。历代礼学文献汗牛充栋，其中绝大部分都是文字，而礼图则以图像为主、文本为辅，在礼学文献里独树一帜。礼图大致分为仪节图和礼器图两类，前者关注行礼仪节，后者以行礼所用的器物为主要对象。本来，礼图只是从属于礼学本经——《仪礼》的学问辅助工具，范围应以礼经为限。但《仪礼》与《周礼》、《礼记》既汇合为三礼之学，礼图中王国经野等图像比例大增，加上礼经中原有的丧服服叙内容，虽非器物，但均勉强归入礼器图这一类中。
最著名的礼器图是五代宋初聂崇义的《三礼图》，仪节图是南宋杨复的《仪礼图》，不过，礼图之学的诞生却绝非迟至宋代。
郑玄有画过礼节图吗？
有人说东汉六玉碑是最早的礼图，这不对。从文献著录上看，也许只能追溯到汉末郑玄那里。作为一代礼学宗师，郑玄将礼的升降周旋注释得如指诸掌，对礼的名物制度也是如数家珍，令人推想他作注与讲授当时，一定配有礼图。《隋书经籍志》就记载郑玄和阮谌等撰有《三礼图》，惜已亡佚，后人猜测隋代开皇年间官修礼图中提到的“郑氏”，很可能就是郑玄。问题是，郑玄礼图是礼器图吗？还是仪节图呢？
清人陈澧说郑贾作注作疏时皆必先绘图，这是认为郑玄有仪节图。然而聂崇义号称“博采三礼旧图”，或许参考过郑氏图，可所绘尽是礼器图，莫非是沿袭了郑图体例？倘若往东汉以前追溯，则仅有马王堆出土的丧服图比较接近于礼图，但性质接近礼器图。从前后源流来看，郑玄《三礼图》似乎不包含仪节。
马王堆丧服图
那么，郑玄在讲经习礼之际，难道不曾用过图示来展现古礼的揖让进退吗？却又未必。只是东汉去古不远，礼仪尚可传习，亲身实践便好，还不需要就此著书立说。而礼器，特别是其形制和名称的对接则不然。礼器图或即因此而先于仪节图诞生。倘若礼图的演进次第确实如此，那是否说明器物层面的变动有时比行为仪式的变迁更为迅猛？
经典诠释、古器古制、现实生活与图像再现
礼图在宋代繁荣，诟病也伴随而来。宋朝廷最初想用《三礼图》为范本制礼作乐，而效果不佳。随后《考古图》、《博古图》纷纷涌现，开启新的学术趋向，旧式礼器图转衰。欧阳修就讥刺聂崇义所绘与出土古器不同，有人甚至说《三礼图》“于经无据”，到后来，连同照此仿造的祭器也一同遭到批评，郑樵云“徒务说义，不思适用”。
杨复也画过礼器图，名为《旁通图》，但主要致力于仪节图，成为《仪礼图》的主体。据说当时赵彦肃绘《馈食图》，朱子很欣赏。杨氏此举即秉承乃师遗志，以为图成则义显，礼经中“凡位之先后秩序、物之轻重权衡、礼之恭逊文明、仁之忠厚恳至、义之时措从宜、智之文理密查”，都藉以“昭然可见”。
这当然太过理想化。杨复《仪礼图》虽是仪节图的典范，可是礼经仪节问题却无法获得一劳永逸的解决。我们把后世几种有名的仪节图稍加比对便能看出其间的差异。礼经只一本，而礼图却有多种，哪里搞错了……
其实，之所以存在这些差异，大致不外是因为：一、作图者对经文的解读不同，乔秀岩老师就总结过一众经学家阐释左转、右转仪节的“四种画法”，简直无异于一部具体而微的经学观念衍生史；二、作图时有无古器古制参照，或是参照了何种古器古制，肯定会反映在礼图中；三、经学家常有意无意用其从时代生活中所感知的“常识”来重解经典，这一点对礼图的影响似乎比一般文字解经更大；四、图像绘制手法也会对礼图造成影响，同样是表现士人相见的画面，黄以周无疑比吴之英形象得多，虽然普通人还是看不大懂。
《礼书通故》所绘“士相见礼”
《寿栎庐仪礼奭固礼器图》所绘“士相见礼”
同样是表现士人相见的画面，黄以周的图无疑比吴之英的图形象得多。
古器古制的介入丰富了经典诠释的资源，也改变了礼图的演变路径。后代礼器图所受《博古图》的影响比受《三礼图》的影响要大。就爵的形制而言，真正认定其形制应是一只酒杯中部夹着一只雀的经学家恐怕极少。到清代乾隆朝纂修《三礼义疏》，馆臣所绘之爵显然是《博古图》一路，因为有古物作证明，不由不信。但古器古制和经典文献也不乏凿枘扞格的例子，《博古图》画的肯定是礼经中的爵么？ 谁也不敢臆必。三礼馆臣揣度，图中所绘和当时银爵相似，却不知是否同于古爵。最终只好那么画了。
《博古图》所绘爵
《三礼图》所绘爵
《周官义疏》所绘之爵
再如《周礼·地官·牛人》提到有悬挂牲肉的架子名曰“互”，郑玄说，此即东汉“屠家悬肉格”。悬肉格作何形制，无图无真相。郑玄据其所见作判断，清代人也拿自己的生活经验当参考。三礼馆讨论时，就有一位感觉所绘之“互”很像“京中卖猪肉钩”，难保合于礼书。
礼图“互”上的三礼馆臣批语
礼图就这样一直在三礼文本、古代制度器物孑遗、学者解经的理念与绘图技术所共同形成的张力之间摇摆。
让礼图动，让礼学活
古代礼图的表现形式基本恒定，两千年来少有突破。丧服图从马王堆到现代学者，都是在纸面上调结构，很难翻新。
钱玄《三礼通论》丧服图
说到底，不论礼器图还是仪节图都是为了让人便于理解古礼。礼图不仅是拿来研读的，更是为了便于行礼，让沉默的经文呈现活态。据说沈文倬老先生当年从曹元弼学礼，曹家特设一间格局接近宗庙的房子，沈老就在此一遍遍演习揖让之仪，“陈俎豆，设礼容”。黄侃也讲，佐之以图然后能明古礼的烦碎仪文，“寻图读经，事半功倍”。
礼图较诸纯粹的文字虽然进了一步，可惜仍是静止的，这对于强调践履的礼学来说诚为缺憾。前人受条件限制，因陋就简，在所难免。如今，礼学研究的进步未必可观，但制作礼图的条件却大为改善。那些约束礼图发展的张力，转化成活力，传统礼图可能就此获得更生。从前，礼经文文本通过礼图，在经学家的脑海中活动起来；现在，借助真人演绎，应用3D数字技术，进行录影，使得一切得以在任何人眼前活动起来。“活动的礼图”，才是属于信息时代的礼图。
视界观（2015.1.30）| “寻图读经，事半功倍”
张涛 上海社会科学院信息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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