仇鹿鸣：脑中有一幅唐长安地图
出生年月： 1981年11月
学历： 复旦大学历史学系博士
目前职业： 复旦大学历史学系 副研究员
专业和研究领域： 魏晋南北朝隋唐史、中古石刻文献。
对治学影响最大的学者： 顾颉刚、唐长孺、布罗代尔
对治学影响最大的著作： 《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东晋门阀政治》、 《士大夫政治演生史稿》
题图：在“抱膝处”抱膝的仇鹿鸣
拜二十四史所赐，我有了这种见缝插针采访的经历。仇鹿鸣自1月15日赴京以来，日日忙着为中华书局点校本二十四史中《旧五代史》《新五代史》的修订本看最后校样。他每日饭后和夜里10点左右收工后才稍有空闲，可以断断续续远程回答我一些提问。这项任务时间紧张，有先见之明如他，早在赴京前就慷慨直言：“我们是有在北京过年的觉悟的。”
我认识仇鹿鸣还是在复旦求学期间。在校时既愚且钝，与他几无严肃讨论。况且，他从本科开始一路在历史系超速直升，当时又尚未通过博士论文答辩，只有一纸微不足道的高中文凭而已，不能全怪我有眼不识学霸。工作以后，我反而向他多有请益。2012年，他的专著《魏晋之际的政治权力与家族网络》出版时，承蒙不弃，获赠一本。我读政治史的书力不从心，他赠书与我大概是想启蒙我的学术体悟吧。这本书在出版后持续有一些影响力，每次不同媒介提起，我就拿出来对应翻看一下。这本书只有2000本不到的印量，出版后几年，原价56元的书在旧书网已经炒到两三百元一本。他自己不无委屈地说过：“虽然那么贵，但我也没什么好处，我现在想买了送人也买不起。”一想到书到我手里后身价翻了又翻，而我至今只是翻了又翻，便为它明珠暗投的命运有所自责，觉得必须要好好读一遍了。
仇鹿鸣曾根据田余庆先生的愿望拜访过这位魏晋南北朝史的前辈。我好奇这次“点名”见面是否有特别意义。他说：“田先生喜欢向来访的人询问学界有什么值得注意的新书与新人，可能经常听其他学者提起我吧。”而后又补充：“可能被提到的人大都出自北大，田先生都已有所了解，但对我不太熟悉，应该没有特别的深意。”
陈尚君老师在刚搬到光华楼的那个学期，开了五门课，因仰慕其一人之力完成《旧五代史新辑会证》和《全唐文补编》的宏业，仇鹿鸣每一门都去旁听，渐渐相互熟悉起来。他留校后在汉唐文献工作室当陈尚君老师的助手。点校本二十四史修订，复旦承担了《旧五代史》《新五代史》和《旧唐书》，他悉数参与。尽管修订工作繁重，仇鹿鸣每年还是发表数篇专业论文或书评，内容涵盖魏晋南北朝隋唐史和石刻文献。他主张年轻时应该多写论文，但要尽力尝试不同课题，拓展研究范围，尽量使用不熟悉的材料和不同的研究手段，争取每隔几年看到自己的进步。“现在有种舆论觉得少写甚至不写的才是有水平，可是我们看民国真正的一流学者，大都也有100万字左右的著作留存，考虑到那代人多经历过抗战和‘文革’的困厄，平均下来写得并不少。”但他又不主张写重复性论文。“比如一个会议室里有十张椅子，或许多少有些不同，但并不是每张椅子都值得去做所谓的个案研究，好的研究应该是能跳出来，从桌椅排列的调整中，发现房间的不同功用，甚至背后的权力关系。”
仇鹿鸣开过一门中古史的选修课，期末写文章考核。有个毕业班学生的文章中有一部分抄袭，他阅卷时发现，在成绩栏里填了F（不合格）。学生急于毕业，希望老师能给予一个及格的成绩。修改成绩需要开课老师写情况说明，但也告知，情况说明是不能作假的，只能如实写“严重学术不规范”。并不能说，这种看似不知变通是缺乏宽和体恤，问过一些他的同行和朋友，恰恰觉得他对学生是严格而恳挚的。几个月前我们有过一次聚餐，他在赶来的路上就告诉其他人：“快快点菜，我吃完要早走的。”原来，那天晚上6点半开始，他要给复旦学院的本科生开经典读书班，指导学生读《三国志》，而当时他手头的点校工作已经很不轻松了。那天他飞速用餐，间或解释学校开读书班的用意：“学生来参加这个读书班是不算什么学分的，短期可能也看不到任何成果，我和来听的学生讲，一生还是应该有这样一段时光，是撇开一切功利心在读书的。”这一席话可能早已说者无心，而我在读到一些谈读书人的文章时，常会想起来。
仇鹿鸣自己看书自然是可以撇开一切的。他表弟在他婚礼上致辞时讲过：我在打游戏时，哥哥在看《资治通鉴》。仇鹿鸣的阅读量和速度都是蛮吓人的。曾问其如何博览群书，言：每天睡前保证看两小时，一周就能看一本书了。平日里，买书是他最大的乐趣了。复旦边上有家鹿鸣书店。鹿鸣书店不是鹿鸣开的，但鹿鸣常逛且不止逛这家。据说在他还与父母同住时，斗室内的四面墙和地上的书，堆到了“瘦削如他，却连进去睡个觉都需要侧着身子挤”的地步。他爸爸多年前就“警告”过他：“你要买一平方书我还负担得起，不过放书的那一平方房子恐怕买不起。”几年前他搬新居，新家装修时讨论最多的问题是如何尽可能多放进一些书架。书房自不必说，客厅和走廊间，目之所及处都是一排排顶天立地的书架，只有一面墙和半段走廊的“留白”。前往参观的史地所邹怡老师抚空墙而长嗟：“迟早有一天也是保不住的啊。”由于仇鹿鸣买书素无节制，根据最新了解的情况，唯一的空墙果然也已经失守了。他在家时，大部分活动也是安静地读读书写写文章。他总是一个人霸占客厅，埋首书堆，因此被他家人封为“正厅级干部”。
只给自己买书是不尽兴的，仇鹿鸣的有涯之生里，还要代别人买书，过自己的瘾。我硕士时的室友为其学妹，她自觉学殖不深，四顾茫然，便拜托仇鹿鸣代为购买一些好书。学术类书籍大都不轻便，仇鹿鸣却买得不亦乐乎。她说：鹿鸣帮我买的都是各个学科中最经典、最前沿的书，帮助我少走许多弯路，不需要浪费时间去看不值得的书了。仇鹿鸣帮助选购的书，她都列在一张表格上，其中有一些，当时不买，现在恐怕的确一书难求了。“施坚雅的《中华帝国晚期城市》，现在的价格非常离谱，当时就是鹿鸣帮我原价买的，真是眼光独到。”室友说，“还会送些书给我，我读历史地理，他就送我一本周振鹤老师的《随无涯之旅》，让我好好看看。都是经得起时光考验的书。”仇鹿鸣常说，研究历史的人要对史料有充分的敏感。这张书单大概也能算一条不错的史料吧。
读万卷书，闲来也快意行路。仇鹿鸣很喜欢西安这座城市，他说：“走在西安的街道上，我脑中大概能对应出这里是唐代长安的哪个地方。” 有一年假期，他与人同游洛阳，在凌乱嘈杂的火车上看了一路《洛阳伽蓝记》，所谓手不释卷，大约就是如此。仇鹿鸣感到，相比长安，洛阳的研究薄弱得多，所以洛阳值得仔细考察一番。他去千唐志斋，在满眼的墓志中流连不去。他又带大家去一个汉魏洛阳故城遗址发掘现场，连黑车司机都劝他：“一个工地有什么好去的啊！”到了开封，一行人兜兜转转去找一段野城墙，打着手电筒，深一脚浅一脚，快夜里9点了才找到。仇鹿鸣规划的旅游线路往往以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为依据的，出发前和回来后都要翻一下相关的考古报告和研究著作，他觉得有些遗迹一定要赶在旅游开发前能看一点是一点。苏轼曾夜乘小舟探究石钟山得名由来，感慨唐人李渤乃“士大夫终不肯以小舟夜泊绝壁之下，故莫能知”。彼时不但有苏轼之雅兴，还比他多了一支手电筒的仇鹿鸣，夜行断壁残垣下，不知探究到了什么世人之莫能知之奥妙。
写此文间，我在他的几张近照中挑选配图。其中一张照片是，他在看上去并不优美的洛河边发呆。他笑言，这是在等洛神。等洛神不比做学问，笨功夫花下去，未必会有成果。这照片实在显得凄凉，所以未被选用。
另外一张是他在襄阳米公祠给一块碑拍照：左手要拨开覆盖其上的爬墙虎，右手要调相机焦距，自顾不暇，瘦瘦的他居然挤出一坨突兀的双下巴。为了拍张石刻照片真的也是蛮拼的。如此传神的照片为何也落选呢？因为最近有人在网上评论他的文章时，居然直呼其“仇胖”。君不见，他比起几年前“等洛神”时的确强壮了不少，但仇鹿鸣和仇胖之间，恐怕还是隔着一个杨玉环的。若不慎选了这张照片，岂不是坐实了“仇胖”的传言。
回看今日，他和他的同事在京城当苦行僧，一个月来从未离开过中华书局周围步行10分钟内的范围。别说去等洛神去访古了，连书店都未逛一次，仅仅是忍不住在孔夫子网上买过几本书而已。仇鹿鸣说：“我这叫‘从翠微校史到汉庭校史’。”上世纪60年代，为点校二十四史，来自全国各地的著名学者也曾集中住在当时位于京郊翠微路上的中华书局，度过了一段珍贵的“翠微校史”时光；如今换鹿鸣校史，日日觅食于中华食堂，夜夜落脚于汉庭酒店。我真挺担心他这个年是要在北京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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